电影工业美学是基于中国电影产业发展、工业化升级的现实问题以及新导演的创作及新美学而于2018年最早提出的。笔者首次提出该理论术语的论文《新时代新力量新美学——当下“新力量”导演群体及其“工业美学”建构》（《当代电影》 2018年第1期，曾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在最近的中国知网资源总库统计的近10年“高影响力论文”艺术学类排名中排第8位，在近年受到学界和业界比较广泛的关注，引发较为广泛的争鸣、呼应与探讨。

记得在2021年时，电影工业美学就得到《中国艺术报》的关注。记者乔燕冰女士敏锐地发现了这个学术热点，约我做了一次非常深入的访谈：《电影工业美学的理论自觉与中国电影学派的学术探求》（《中国艺术报》2021年8月5日）。

前不久，电影工业美学入选由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人文编辑部组织的2023年度“人文学科十大学术热点”。这十大热点是：1、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2、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研究；3、新兴科技的伦理审度；4、哲学论域中的规范性问题；5、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6、全球史视域中的中国式现代化；7、出土文献与先秦秦汉文学研究；8、文明互鉴视域中的世界文学；9、人工智能技术与艺术的融合、电影；10、电影工业美学。

这十个热点涉及文化、哲学、伦理学、文学、历史学、民族学等多个人文学科领域。电影工业美学是唯一入选的电影领域的学术热点。值此之际，有必要作点总结和反省，以利于下一步的继续建设。

《长津湖之水门桥》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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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而言，电影工业美学理论关注中国电影现实，尊重电影的多元化复杂特性，以兼顾历史与当下，融合理论与实践的开阔视野以及超越工业/美学、艺术/市场、文化/传媒、传统/现代的开放立场，回应电影生产与理论建设中亟待解决的诸多问题，试图建构起一套关于电影全产业链生产的理论框架，一种阐释新媒介语境下电影生产的学术话语和知识体系。

我是从中国当代新诗研究进入电影研究的。诗歌界谢冕、孙绍振、徐敬亚三位先生的三个“崛起论”对我们这一代即上世纪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大学生之砥砺和浸润是非常深的。发现新美学，并大胆为这些处于边缘的青年文化张目、呼喊，这种精神的绵延无疑也是五四精神、北大精神、八十年代精神的具身。与此相似，我在中国电影的新导演中，发现了某种新美学，某些新的美学原则。

这些被称“新力量”的一代青年导演，他们与曾经作为中国电影重要主力军的第六代导演明显不同，与欧洲现代主义艺术大师的追求和表现也非常不一样。他们中的一些导演明显表现出游戏思维、游戏美学的强大影响。他们中更为先进者还因为进行“影游融合”式电影生产，体现出“游戏一代”的思维特征和审美特征而被称为“游生代”导演。而且他们都重视市场原则，尊重观众，不再把电影视作纯个人化的艺术创作，兼容容纳了电影的工业生产、技术特性和市场原则。

那么，如何去概括他们的“新美学”？于是我“折中”了工业/美学这样一对二元对立，合成了“电影工业美学”这样一个新术语。

美国电影理论家路易斯·贾内梯在《认识电影》中提到“折衷主义”方法，这与中国古代文化的“中庸”哲学不谋而合。我认为这种思维特征或方法骨子里体现了一种宽容、开放、多元、辩证的世界观和心态，更体现了一种人生智慧和思维智慧，也是一种与中国思维更亲近的中国智慧。的确，电影生产中必须面对与处理例如工业/美学、体制性/作者性、商业性/艺术性种种颇为复杂的“二元对立”。电影工业美学的主体精神、重要原则实际上都是基于对这些“二元对立”的思考面对，以及辩证超越，乃至“折衷”的努力。毫无疑问，我们应该从“一元论”和“二元论”开始，走向历史与现实的“多元决定论”。

电影有其工业生产特性和商业性，这种特性一定程度上与电影艺术品格、作者性的追求相矛盾。工业与美学，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一对永恒的“二元对立”。但抵消并非水火不容，而是可以折中甚至共赢。因此，“电影工业美学”既尊重电影的艺术性要求、文化品格基准，也尊重电影技术水准和运作上的“工业性”要求，追求“理性原则”，在电影生产过程中制约“个人风格”和自我体验，代之以理性的、协同性、规范化的工作方式，力图达成电影的商业性和艺术性之间的统筹协调、张力平衡和美学的统一。

总之，一种兼容、宽容、折中、互补、多元融合与共赢的良好愿景，正是“电影工业美学”理论所孜孜以求达成的最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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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影视学界继续电影工业美学“接着讲”。这一年度关于电影工业美学研究的论文达到百余篇，在几个方面有了新的拓展。

其一是在理论本身的丰富、专业性深入和体系性建设方面，一些论文总结该理论的方法论，在艺术学、电影学的学科背景上思考其位置。如笔者《论电影工业美学的学科体系建构与方法论意识》《电影工业美学：当代中国特色电影理论体系建构的思考与实践》，赵卫防、杨洲《理论旅行与理论的再生产：再探电影工业美学的建构》，李焕征《电影工业美学：学科边界、历史延展与逻辑起点——兼与陈旭光先生商榷》等。

其二，一些学者致力于“接着讲”和“理论扩容”，自觉把电影工业美学与伦理学、高概念等经典电影理论相“遇合”，面对和解决技术美学、算法美学等具体的新兴电影问题，尤其关注人工智能等高科技对电影的巨大影响，探索电影工业美学在算法、虚拟制作等维度“接着讲”。如笔者《伦理承诺、道德宽容与电影人的“工作伦理”精神——电影工业美学伦理道德之维思考》，袁智忠等《电影工业美学的伦理命题》，韩贵东《“以道驭技”：电影工业美学的技术伦理路径》，笔者与孙茜蕊《“高概念”与电影工业美学的遇合——电影创意生产体系思考》，周星等《电影工业、技术美学与电影审美质地的再认识》，张明浩《电影算法工业美学：生成语境与理论资源》，张立娜与笔者《“算法作者”的创作思维与美学原则——算法时代电影工业美学的伦理转向》等。

其三是理论的批评实践方面，继续加大电影工业美学“理论批评化”即进行务实的批评实践，不少论文在电影工业美学的视域、理念下对科幻、动画、系列电影、影游融合、互动电影等新形态，及玄幻魔幻片、文艺片等进行研究。如笔者等《论电影工业美学视域下系列电影的品牌建构与“再生产”》、陈紫琼《流浪地球2：电影工业美学中不平衡的真实性》等。还有对新主流电影、中美合拍电影、玄幻魔幻电影、文艺电影等的研究，如笔者与刘祎祎《“新主流”视域下中国电影的类型创新与工业美学探索——以〈长津湖〉与〈长津湖之水门桥〉为个案》，张立娜《中美合拍片的“电影工业美学”建构：叙事结构、文化模式与意识形态取向》等。

其四，立足中国特色电影理论体系建设全局，探讨电影工业美学理论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中国式学术话语、中国电影学派、电影共同体美学、国家电影理论、想象力消费理论等的关系。如张经武与笔者《“电影工业美学”与“电影共同体美学”：交集、分野与拼图》，陈犀禾等《中国电影学派理论建构的几种思路和比较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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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当下热议并希望共建的中国式学术话语体系或影视理论领域的中国电影学派，其一个重要标准是理论话语源于中国实际需要，切实为发展中的中国问题提供解决思路和方法。具有某种“阐释的有效性”而非自说自话，要避免一种“阐释的危机”现象——理论与对象不对位甚至错位，阐释脱离经验对象而成为某种“阐释的阐释”“阐释的循环”“能指的漫游”和“话语的游戏”。

毫无疑问，中国式电影理论必须接中国现实之“地气”，植根本土，是对中国电影创作、产业所暴露出来的新问题的直面和思考，也是对电影人新的电影观念、生产原则、美学追求的总结和提升。电影理论建设要基于中国电影发展的现实问题及电影人创作、生产和工业、产业状况而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理论建构则应该具有开阔的学术视野，悠久的学术史背景，以及丰富多元的中外理论资源的广泛参照借鉴。

而电影工业美学理论源于中国问题的“接地气”品格，务实求实的“中层理论”定位，本土化、开放性、受众本位等特征，都暗合理想中的关于中国电影学派的理论指向和建构原则。就此而言，电影工业美学是影视学界立足现实，建构中国特色电影美学理论体系的努力，是学术界建设中国电影学派、中国式学术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的重要成果之一。

但是，电影工业美学的理论建设才刚刚开始，任重而道远。尤其在一个后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时代。当下，人工智能与虚拟技术等带来虚拟拍摄、虚拟制作、算法制片管理等新的电影生产方式，带来了电影技术和艺术的深刻变革，也带来“虚拟美学”和“想象力美学”的媒介革命，引发电影工业升级和美学革命等前沿话题，我们需要在一个电影行业步入人工智能高新科技的新时代，探讨未来人工智能赋能下电影工业美学的与时俱进、变通扩容。

中国影视在高新技术的赋能下发展无限，理论思考与探索也将为之“保驾护航”，永远“在路上”。

（作者：陈旭光，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视听艺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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