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现在30岁左右的年轻人而言，他们成长中最重要的十年，一定是过去的十年。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生活片段、什么样的艺术方式，记录这十年的变化和经验，描述这十年的感受？

这就是“新时代首都原创剧本创作及选题孵化项目”想做的事。

我们会感觉到这几年北京的公园、绿道越来越多，生活在天通苑的年轻人，也会感觉到通勤确实方便了一些，下班以后的文化生活丰富了一些；我们可能会忽然发现，看戏曲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游戏《原神》里的人物云堇居然伴随着戏歌从中国走向了世界；年轻海归越来越多，而自己毕业后要找工作也并不那么容易了……

国家与社会层面的变化，具体到个体的生活经验可能是潜移默化的——它悄无声息地伴随着年轻人的成长，点点滴滴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没有轰轰烈烈的故事，也没有太强的戏剧性，反而让创作者并不那么容易寻找到适合的题材。而如何超越原来实验戏剧的表达方法，确立新的戏剧语汇，那就更难了。但我们还是看到年轻戏剧创作者在寻找生活的点滴变化，并努力寻找新的表现方式。

新题材

题材上的创新，是“新时代”项目展现的最直观的特点。

《不可辜负》的编剧敏锐地发现社区生活的变化——社区食堂的出现，为社区里生活的老年人、每天忙碌没有时间做饭的年轻人，带来了新的生活气象，自然成为生活在同一社区、不同年龄段、不同经历背景的人们互相碰撞的新舞台。在作者笔下，社区工作者不再是“婆婆妈妈”；年轻大厨就是爱做饭，会用西蓝花与菜花做出“花花世界”的创意菜；帮厨的小妹妹毕业于大学法学院，却害怕当众说话；还有儿女在国外没有人照顾的大妈，跑网约车的大叔，租房子做直播的年轻夫妻……他们在社区食堂里相遇，本来的各自孤独，也就因为这短暂的相互照看而多了一些趣味。

《后海八爷》叙述的是生活在后海的一群老北京人，他们因为各自的原因在什刹海蹬起了三轮。他们从小就生活在这里，对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充满了感情。因为有了这感情，他们一边蹬着三轮参与到北京旅游市场的建设中，一边就自觉成了什刹海的保护者。这些人已经在什刹海活跃了三十年，近十年来，在这群人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新北京人成为“后海八爷”这个群体中的一员。新北京人与老北京人共同打造着什刹海的文化魅力。

《父亲的猪宝宝》直面都市生活中因为失业而暂时陷入困境的年轻人。“码农”小林失业了，几年如一日地写代码让他身心疲惫。失业后他很迷茫，每天躲在出租屋里睡觉。再粗心的父母也能感觉到孩子的不开心，养猪的父亲老林只好从家乡来到他完全陌生的北京。面对突然到访的父亲，小林以各种方式掩盖自己的失业，更不希望父亲知道自己曾经低血糖晕倒住过院。父亲呢，看破不说破，只是以自己的方式，力所能及地带着孩子准时吃饭、按时睡觉，带着孩子去跑步、爬山。小林虽然总觉得父亲不能理解自己，但终于在这每日的陪伴中、在这质朴的真情中，寻找到自信。

新笔法

更进一步，在这些具有时代特色的新题材中，能从创作者的笔法中感受到一些新的气息。

比如“社区食堂”“后海八爷”的写法都带有一点散点式的特点，而且人物形象也不同于以往。他们可能做着和之前一样的工作，但对工作的认知已经发生了变化；即使如小林这样暂时失业，他其实真正难过的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是需要确立新的生活目标。

孵化作品中有一部叫《望星河》，讲述的是中国清代女天文学家王贞仪短暂的一生。我相信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王贞仪都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但这确实是一位奇女子。在她短暂的29岁的生命中，给我们留下了关于数学、天文学的若干著作，一颗小行星以她的名字命名。两位女编剧出于个人兴趣而创作，用叙述体的方式讲述王贞仪传奇一生的同时，也是在与这位奇女子进行一场心灵对话。有着戏曲功底的演员很好地呈现出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气质，也很好地推动着作品节奏的抑扬顿挫。

在这样优美的舞台呈现中，我们还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丰富的面貌。现代科学是从西方传来，但我们自己传统的内部其实一直有着对于数学、天文学的研究方式，中国人对数学与天文的好奇从来没有中断过。明末以来，伴随着徐光启引入现代几何学、天文学，传统士人也是在不断学习西方，丰富自身对宇宙的认识。《望星河》无意之间就把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的丰富面貌呈现给了大众。而整个作品在叙述中洋溢着的热情，传达出的正是一份立足于当下生活的自信。

新模式

新时代项目的前身，是由北京文化艺术基金发起的“培源”剧本孵化项目。项目运行几年来积累了人才和经验，而北京市文旅局在此基础之上，敏锐及时地发起“新时代首都原创剧本创作及选题孵化项目”，把更多优秀的人才和内容组织起来，参与首都原创剧本的创作。这些原创剧本说不上千挑万选，但也是精选而来——不仅仅重视剧本评审过程中的专家评审环节，还让出品机构对这些作品再进行判断。

在2022年底举办的剧本推介会上，经专家评审出的55部作品，再去面对国有院团与民营机构的检验，寻找作品与市场的契合点。创作者通过出品方了解观众的需求，出品方直接面对创作者，感受创作的新潜能。在这期间，文化职能部门也可以协调推动好作品与出品机构的对接，创造更为广阔的市场运行空间。

近几年来，在疫情等不确定性因素的困扰之下，仍然有很多年轻的创作者以及具有市场口碑的作品从这里走出来，比如朱虹璇的《春逝》、顾雷的《水流下来》、田晓威的《威廉与我》和胡铭帅的《我这一辈子》等等。这或许证明政府这种以剧本为源头、面向演出机构推广剧本、与演出机构合作参与孵化的模式，是推动戏剧创新的有效方式之一。当前，我更为看重这样的平台在年轻创作者当中可能起到的引导作用。

新主流

一定程度上，主流戏剧的确存在“主题先行”的问题。“主题先行”并没有错，但有时候也确实让戏剧缺少戏剧性。“新时代首都原创剧本创作”显然也带有“主题先行”的意味，但这不一定意味着就被主题所限制，只是希望戏剧作品更好地回应当下，回应人们日常的生活感受。

其实，近年涌现的优秀影视剧如《觉醒年代》《山海情》就已经体现出，无论是革命历史题材还是扶贫题材，创作者只要能体会到当前的时代变化和观众的心理感受，就能够用影视艺术语言创造出被年轻观众接受的主流作品，开创出属于新时代的新主流。在戏剧领域，朱虹璇的《双枰记》也是这样的新主流作品。舞台上的陈独秀既有桀骜不驯的个性，又真心面向大众传播革命新思想。这样的早期共产党人的形象，因其饱满而让人信服，也会带动更多观众对革命历史真诚理解。

因此，主流的导向并不意味着热爱“实验”的年轻创作者要绕道而走。主流，意味着更为广阔的接受面，也就蕴藏着更为广阔的市场；意味着在剧场里，可以和更多的观众交流思想与情感。青年人的戏剧创作很容易只从自己的经验与感受出发，为其寻找具有特色的表现形式，这无可厚非；但“新主流”却是对戏剧创作者提出的更高要求：创作者不只关注自身的经验与感受，还将自身融入到社会发展的潮流中，在广阔的社会舞台上理解自己的感受与经验，理解历史的过程与社会的变化。因此，回应这一新要求也是年轻创作者超越自身局限，扩展创作新方向的机遇。

供图/宽友

（作者：陶庆梅，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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