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应该是与诗人、与诗歌关系最密切的传统节日了。此时谈一谈新时代诗词，应该也是最恰当的了。

可以确定的是，新时代诗词正经历深刻的变革，面临大量的机遇，拥有宏远的前程。一方面，众多新事物特别是新思想、新情感不断为其输送着鲜活的题材和新颖的主题；另一方面，大量旧传统尤其是旧文化符码、旧格律形式依然为其提供着深厚的底蕴和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新兴的人工智能和发达的互联网科技为便利、规范的创作和迅捷、广泛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但在具体创作时，新内容和旧形式之间常出现抵触，导致审美不太匹配甚至难以协调。不过，这很可能是暂时现象，因为在精神文脉上新内容和旧形式实为辩证统一的整体，而当下诗词创作的关键在于能否真正实现守正创新、达成融会贯通。这绝不是简单一句“旧瓶装新酒”就能诠释的。从历代经典作品来看，它们无不既反映现实、回应时代，又承载历史、延续文脉，是新内容与旧形式的统一体，是经过长期探索、艰辛磨炼、不断攀越而达到的一座座高峰。

诗词既是中国古典文学皇冠上的明珠，又是人们喜闻乐见进而写作的日常，时至如今，依然拥有广泛和深厚的群众基础，是新时代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中华美学精神的一个重要领域。于此文化背景之下，笔者认为新时代诗词创作明确核心要件与创作路径意义重大，以下试谈几点。

（图片来源：影像中国网，摄影：朱明飞）

第一，有生活。无论历史题材还是现实题材，无论日常小事还是国家大事，“生活”都是创作的唯一源泉。这里的“生活”是指全部的生活，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两个层面，若失衡，则易出现皮毛浮表和筋骨干瘪的问题，不是文学创作之道。所谓“歌诗合为事而作”，便要求同时反映时代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尤其是经历见闻所兴发的思想观念、情绪感受，通过个性化的表达展现出来。当“生活”在创作中得到实现时，作品便自然具有了时代性并给人以时代感。至于作品质量优劣，则是文学性深浅和艺术性高低的问题。一段时间以来，受“小众文化”“私密写作”等影响，部分诗词创作被视为小众化写作、个体化写作，号称与生活无关、与时代无关。但以全部的“生活”来看，当一个诗词创作者真诚地通过作品袒露自己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时，那就一定意味着真诚地接受和理解别人的生活、面向并拥抱社会和时代。因此，从主观意志到文学规律，绝大多数诗词创作者都有从个人走向社会、从历史走向当代的内在要求，这与党和人民对文艺创作的要求是同向度、共指归的。明乎于此，诗词创作者才更有可能走出个人生活的小悲欢，融入人类生命的大境界，用更深沉博大、更多元多样的生活来源为自己的创作提供养料、培养底气。

第二，见性情。所有文艺创作都注重性情的流露，而以诗词创作为最。诗词自古就以抒情为主，性情的表达是创作的动力与技艺指归。所谓“情志说”，“情”主要为感性思维，“志”主要为理性思维。由于崇尚抒情，故而“情在志先”。“情志”来自物质生活，本身属于精神生活，属于诗人从观察、感受客观生活所提炼的主观生活内容，这对高于现实生活的文艺创作而言，最可珍贵。优秀的诗词正是创作者的“性”和“情”通过构思设计、技巧运用、剪裁修饰的结晶，其间始终蕴藏着理性的思考、闪耀着哲思的光芒。

第三，立本体。任何事物都有其本体属性或本质规定性，失去本体便意味着失去自我。当代诗词的本体包括内在与外在两方面。内在是5000多年来一贯传承和弘扬而来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当代诗词创作理应“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外在则是不断发展并稳固下来的诗词体裁形态，主要为格律的规定性所生发的形式美感。对于诗词的形式美感，有学者作了高度的概括——均齐美、节奏美、音乐美、对称美和简洁美，认为诗词将独体方块、单音多义、象形传神的中国文字之美与简洁精练、流畅动听、意在言外的中国语言之美发挥到了极致。上述内在与外在的规定性，正是当代诗词创作必须坚持的本体。与此同时，对古诗韵的改革或改良，对白话词的添加或介入，都是顺势应变、与时俱进的要求，必须开展；但应以坚持本体为原则，经过通盘衡量、科学论证后，作有限的变化和审慎的创新。这些衡量和论证、变化和创新，若能为诗词创作更好地适应社会变化、时代发展，获得大众认可，则是值得赞赏和推广的，反之则需重新考虑。

第四，行普及。诗为心声，其初衷是“我要写”而非“要我写”。不过，绝大多数诗人在实现了“我要写”之后，就会自然而然地延伸为“给人读”，希望赢得尽可能多的感情共鸣和理性认同。换言之，诗词的传播和普及是创作者由内向外的要求，必然要创造尽可能多的“给人读”的条件，那就是通俗易懂或雅俗共赏。作为文言文语境下的产物，当下的诗词创作正努力适应并融入白话文语境，若再一味追求深奥晦涩，岂不与传播和普及背道而驰？因此，当代诗词创作既承担着守文言文之正，又肩负着拓白话文之路的双重任务，需要在“立本体”的基础上用通俗性以扩群，包括创作的扩群和接受的扩群。白话词、新语汇入诗，只要不伤本体，进而适度巧妙，甚至有助于营造新结构、新意境，都是值得鼓励和支持的。正有越来越多的诗词创作者秉持互联网思维，除了运用网络时尚语言，还将作品与“万物互联”“创意文化”“谷子经济”融合起来，推动创新传播和转化普及，更为可喜。

第五，兴评论。诗词的兴盛和发展，与评论的兴旺和发达呈正相关的联系。从《毛诗序》《文心雕龙》到《诗品》《诗式》，古代诗歌理论评论之脉未曾断绝，保证了创作的持正纠偏、持续繁荣。宋朝以降，大量个性鲜明、通俗易懂的诗话、词话问世，总结前人经验，评价时人得失，阐发理念观点，与各自时代的诗词创作现象和问题大致相对应，呈现清晰的评论与创作“双轮”“比翼”关系及轨迹。当代诗词创作首先要挖掘并运用这些古代理论评论成果，同时借鉴和引用世界优秀诗歌理论工具，加以比较、融合，在学理准备充分、创作实践需要的前提下尝试创造新的理论工具和评论范式。可以说，当代诗词不缺精品力作，缺的是理论构建和评价体系，缺的是审美的、学理的批判精神。要真正地褒优贬劣，真正地做到引导创作、引领风尚，评论之兴可谓任重而道远。

第六，可互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曾对世界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古典诗词对周边民族和国家的影响可谓广泛而深远。在亚洲不但有大量熟悉中国古代名诗的百姓，且不乏能熟练读写汉字、写作汉诗的作家、学者。因此，在国际文化的交流互鉴中，诗词创作自然成为彼此加强了解、促进沟通、提升友谊的桥梁和纽带，成为当代诗词创作、传播的责任和使命之一。当代诗词创作不仅要讲好中国故事、展现可爱形象，而且要更多、更好地表现人类的共通思情，探讨人类的共同命运，以包容性、和平性的特质释放，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进行诗意诠释。

（作者：胡晓军，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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