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师力斌的文学评论集《新媒体时代的文学书写》时，突然想起了黑格尔的一个非常有启发的说法：熟知非真知。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序言中说：“一般说来，熟知的东西所以不是真正知道的东西，正因为它是熟知的。有一种最习以为常和自欺欺人的事情，就是在认识的时候先假定某种东西是已经熟知了的，因而就这样地不去管它了。”之所以产生这样的联想，是因为师力斌的评论集真切地反映了熟知与真知的辩证关系。黑格尔并非反对熟知，而是反对沉溺于熟知而不自知，影响向真知跃迁，即熟知只是认识的第一步，真知才是认识的更高阶段。师力斌的评论集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认知的跃迁过程，而他能够实现这种跃迁，还有一个更深的原因：对诗歌、文学的热爱。

我是师力斌的老同学、老朋友。2001年春天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参加硕士研究生复试时，我们俩一见如故，那时他就体现了这种热爱。在短暂地交流中，我知道他那时在太原的某单位工作，就是因为热爱诗歌、文学，才辞职报考北大中文系。我们俩有幸被录取成为同学后，他的这种热爱体现得就更充分了，见面不久，他就把自己诗集的打印本送我，请我“指正”。同学3年，他跟我谈的最多的，就是他自己的诗歌和诗歌理想。毕业工作后，见面机会相对少了，但一见面，他谈的还是自己的诗歌和诗歌理想。20多年过去，他的热情不但始终如一，而且愈益炽烈，谈论的焦点也更加集中了，那就是杜甫及其诗歌。熟悉的朋友都知道，一起聚会时，他的保留节目就是背诵杜甫的诗歌。当然，他不是为喜欢而喜欢，他是在杜诗中看到了理想的诗人形象与诗歌形态，故借杜甫谈新诗道路、新诗理想，这都凝结在他的专著《杜甫与新诗》中了。这部评论集中也有两篇专论杜甫诗歌对当下诗歌启示的文章，可供我们窥斑见豹。

正是由于热爱，使他熟知诗歌，特别是中国诗歌，而且他还由熟知而真知，达成了探究真知的理论自觉和行动自觉，就像他在《如何评价新诗大众化》一文中所强调的那样，讨论新诗需要相当多“专业化的要求”，“它需要讨论者对百年新诗的阅读量、需要对诗歌史的掌握、需要诗歌理论的储备，甚至还需要一定时间的诗歌写作训练”。

正是由于由熟知而真知，他提出了一些极具价值的见解和观点。比如，他的《新诗如何取标题》一文，不但深入浅出地论述了新诗标题的重要性、新诗标题的类别、新诗标题的要求，而且通过标题探查中国新诗现代化的一些深层次问题，颇有见地。他的《新诗的音乐性及形式创造》一文也有异曲同工之处，他认为“好诗不一定非要音乐性，音乐性不等于格律。好诗不能单纯依赖某一种形式或技巧”。再如，他认为格律论已经进入一个死胡同，“以格律为核心，期待一种定型化的音乐性模式，其结果只能是走向新诗自由的对立面”。这些论断看似聚焦于具体的诗歌问题，其实关联着新诗道路的大是大非，所以，虽然只是短短的几句话，却蕴蓄着作者长期的苦思，很有分量。

这部评论集中，对我启发最大的一点是作者对新诗大众化评价标准的构建。我个人认为，诗歌界之所以长期存在话题多、争议多而真正建设性理论观点较少的现象，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缺乏清晰且具共识的大众化评价标准，这也正是师力斌多年来深感忧虑的根由。为此，师力斌提出一种辩证的思维，“既在文化上全面考量新诗大众化的成就，也在审美专业上认真面对新诗写作的问题”，并依据这个总的原则提出三条标准：“首先，合理评价新诗大众化，应当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正视新诗能量，考量其成就”，这样新诗大众化在文化民主、文化公平等方面的贡献就不会被忽视乃至无视。“其次，合理评价新诗大众化，要区分大众化和专业化两个问题”，这样，诗歌的文化功能问题与美学标准问题就得以呈现，“诗”和“好诗”得以区分，可以相对有效地解决讨论中盲人摸象、各执一词的问题。“再次，合理评价新诗大众化的成就，既需要平等民主的文化态度，还需要广博精深的专业眼光”，这样，就可以避免厚古薄今或厚今薄古等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问题，中国新诗的“历史想象力”得以确立。

师力斌不但这样思考，而且也这样实践，这在这部评论集中有鲜明的体现。他长期关注“北漂诗歌”，编选诗集、撰写评论、力推力荐，一个核心动因是关注中国新诗的文化功能与社会功能，关注这些不被注意的诗人诗作中蕴含的文化潜能、社会潜能、美学潜能，期待通过这样的努力拓宽中国新诗的河床，让中国新诗能万流竞奔。他对杜甫念兹在兹，对一些经典诗歌如数家珍，是因为他既在其中获得了美的享受，又在其中看到了“好诗”的精髓、写“好诗”的门径。

这两者，一则大众化，一则专业化，看似南辕北辙，但在师力斌笔下却十分自洽、自如，这得益于他的“辩证思维”。其实，大众化与专业化又何尝是截然对立、水火不容的？“恰恰相反，专业化的写作常常需要大众化的养育，大众化的潮流拓宽专业化的河床。”

往深处看，师力斌讨论的不仅是新诗大众化的标准问题，更是文艺民主化和美学专业化的对立统一问题。一般而言，文艺民主化为美学专业化创造环境、培育土壤，而美学专业化则拓展文艺民主化的维度、途径和方式方法，二者虽有分野，却彼此依傍、互促共进。明了这个问题，守住这个原则，新媒体时代的文学书写方可百家争鸣。我以为，这就是师力斌在这部评论集中奉献给我们的文学真知。

（作者：鲁太光，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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