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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如磐:油画《启航》的图像叙事

2021-04-22 阅读: 来源:《文艺报》 作者:郑工 收藏

  (点击本页标题下方的“来源:《文艺报》”,查看报纸文章,链接为:http://wyb.chinawriter.com.cn/content/202104/19/content59490.html

风雨如磐

——油画《启航》的图像叙事

  乌云压顶,风雨如磐。云开处,一抹光芒照亮湖面,水波荡漾,而停在湖中的画舫却不动声色地迎接渐次登临的一群仁人志士。画面将时光一下子推到了100年前,为我们重现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参会的情景。正式代表有13位,分别来自上海、武汉、长沙、济南、北京、广州及旅日的共产主义小组,时间在1921年7月下旬。7月23日,会议先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秘密召开,后因法国巡捕搜查,7月31日转浙江嘉兴南湖继续开会。画面表现的就是他们在南湖登船的那一瞬间,画题《启航》,作者是中国美术学院教授何红舟与黄发祥。

  中共“一大”在上海的会议时间长,人员齐,而最后的决议却在南湖形成。显然,嘉兴的南湖比上海的胡同更容易入画,有诗意。1961年,上海的国画家朱屺瞻画了《南湖留胜迹》;1964年,杭州的油画家颜文樑也画《南湖》,而江苏的钱松喦则画了南湖上的《烟雨楼》,均是风景画,未见人物。至1977年,上海的油画家陈逸飞、邱瑞敏合作画了一幅主题画《在党的“一大”会议上》,画面的环境就转为上海胡同内李氏兄弟的住宅,在长条餐桌旁,意气风发的青年毛泽东成为会议的主角,未见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出现在画面的只有6位,不及出席者一半。历史画创作是历史的再叙述,其中对历史材料的选择性比较强。不同时期的创作,主题也不尽相同,虽然也强调再现历史的原境,尊重历史事实,可依然透露出创作时特定的社会政治对历史文化的诉求。早期不少革命历史事件,由于处于地下时期,难以保存相关的图像资料。回到遗址,别说物是人非,就是那些摆放的“物件”,也多是根据文献资料重新复制,原件几乎不可寻。出场的人物,其服饰还有所参照,而动作与表情则全靠创作者的想象。

  象征与叙事,是写实性绘画两种主要的修辞方式。陈逸飞和邱瑞敏的油画《在党的“一大”会议上》,偏向于象征性的表达。象征性中的人物心理因素比较突出,动作与情节并不被强调。何红舟和黄发祥的油画《启航》,则偏向于叙事性的表达,强调人物的动作,关注起承转合的陈述关系。13位代表全体出场,从起始句渐次推向高潮,尔后回转收笔,留下韵味深长的尾声。因为他俩同时承接了浙江省和国家两级同一主题的美术创作,故推出两套方案,从不同视角表现这一历史事件。这两套方案的基本立意不变,画面语境不变,表现手法不变,变化的只是观察视角与叙事结构。如方案一:从小船上大船(图1);方案二:从码头踏板上大船(图2)。显然,叙事的起点不同,场景设置也有变化。前者依据李达夫人王会悟(1898-1993年)的回忆,当时参会代表是由烟雨楼前的码头,乘坐小船(拖捎船)上了停在湖中的画舫。王会悟不是党的“一大”正式代表,但却是大会的会务人员,全程参与会议,而两次开会地址都是经她提议并具体落实的。这一方案可称“口述版”。后者依据现在南湖革命纪念馆复制并停靠在湖边的画舫实况,其陈设的理由可能是为了方便游客参观,可称“现实版”。作者曾到现场写生(图3),感受南湖的天光水色并遥想当年境况。历史在画家的想象中出现,画面的形象总是挥之不去,而构图则是最先被考虑的因素。为什么选择“现实版”?作者以为这样的安排可以将一大代表较为轻松地安排在画面中,而且容易体现出会议的庄重。那是一字展开的布局,利用人物正侧背反的各种面向,勾连出一幅跌宕起伏的历史画面。

图1 启航(之一) 何红舟、黄发祥 作

图2 启航(之二) 何红舟、黄发祥 作

  若论画面叙事结构的变化,两幅作品最大的差异,就是对于毛泽东形象的历史性陈述。首先是毛泽东的位置安排,其次是他的形象描绘,包括动作、表情与气质的表达。在与会的正式代表中,毛泽东和董必武一直处在革命斗争的前列,尽管其中有过不少曲折反复,但在人们的记忆和历史的评价中,二者都是突出的。

  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毋庸置疑,而董必武的历史影响也不容忽视,从上海到武汉,再到中央苏区并经历长征到延安,他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是元老级的人物。同时,作者也明确地意识到这是历史画创作,必须尊重当时的现状。他们翻阅了党史文献,依据2002年中共党史新编中的排序,调整李达、李汉俊、陈潭秋与董必武和毛泽东的位置关系。参加中共“一大”时的毛泽东,年仅28岁,是湖南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而李达在中共“一大”会议闭幕时被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是三人核心组(陈独秀为总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成员之一。此外,李汉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之一,是中共“一大”会议的组织者之一,也是中共“一大”党纲的起草人,是中共初创时期最有影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陈潭秋和董必武都作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参加中共“一大”,曾领导各地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兵运工作,后到中央苏区工作,红军长征后,坚持在当地开展游击斗争。这五位人物的位置构成了两幅画叙事性结构的主体,其前后穿插的身影也决定了画面叙述的整体节奏。

  如何“将历史事实与人们的‘普遍记忆’恰如其分地结合在一起”(何红舟《谈〈启航〉的创作过程》)是作者反复思考的问题,而在两个方案中又做了不同的处理。如“口述版”的《启航》,毛泽东、董必武为一组,李达、李汉俊、陈潭秋及其他两人为一组,在参会代表人群先后上船的顺序中,毛泽东和董必武都处在后段,其位置却是画面的视觉中心,尤其是毛泽东,在深色的船舱背景中,头部的暖色十分醒目,与前面董必武的黄色长袍下摆构成画面最跳跃的色彩。这是两位贯穿中共党史半个多世纪的领导人物,而将他们返回到1921年那个历史的起点,我们便能看到李达在船头回首一望的瞬间,似乎在招呼着后来者。这一身姿动作,将前后两组人物联系在一起。作为叙事结构的连接指示,在人物动作之外,作者还充分运用了人物的视线,以投射的方式扩展画面的意义空间。在“现实版”的《启航》中,这五位人物还是处于画面的主体位置,但前后次序发生了变化,毛泽东后退了,董必武向前了,与同从武汉来的陈潭秋站在一起,李达依然转身回望,风流倜傥,李汉俊隐在他身后,看着风云变幻,不动声色。身着白衫的毛泽东,步履坚定,其眼神凝视着远方,似乎望穿了历史。无论是现实版还是口述版,总有一个青年女子在后面照应着,或许就是担任会务的王会悟。

南湖画舫 何红舟 作

  画面各个造型元素的强弱,受制于人们对图像的知觉。不仅一举一动牵动你的视线,而且一笔一画的叙事性,也只是对你而存在,其读解程度取决于观赏者对绘画的认知。写实性油画描绘的形象都是可经验的,但在各个形象以及造型元素之间建构相互关联的路径,却依赖于想象。历史是用事实说话,而历史画创作则需依靠合理的想象。

  中共“一大”是划时代的历史事件,表现这一题材的美术作品也不少,且角度各不相同,风格手法相异。而何红舟、黄发祥的油画《启航》,不论主题立意,还是绘画形式与技艺水准,均为上乘之作,堪称经典。

  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第一,能引领时代风范;第二,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第三,在于作者对主题有着独到的阐释方式。阐释本身就是思想的开启,以其独特的视角与言说方式对既有的现象给予明示,有内涵有深意。尤其对于重大历史题材的绘画创作,其题材的重复率高,主题多为人知,独出不易。只有深入研究历史文献,并在美术创作理论上有自己的思考,才能自出心机,独领风骚。

 

  (作者:郑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美术研究所原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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