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题材艺术创作中，群众视角是不变的视角。但“不变”绝不意味着僵化，从较早时期劳动人民登上舞台，到新时期凝望平凡个体，再到新时代以多元、微观和审美化的路径探向人性幽微，群众视角的内涵与表现形式在不断生长。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望红色题材艺术创作百余年历程，不变的群众视角和求变的形式探索是贯穿始终的主题，这不仅是“写谁、为谁写”的立场问题，更关乎如何处理内容与形式的本体命题。

话剧《三湾，那一夜》（图片选自“中国国家话剧院”微信公号）

从延安时期乃至更早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如何让劳动人民“登上”舞台成为戏曲改革的重要命题，这同时引出了两个递进的艺术难题：第一，在剧本内容层面，怎样使工农兵形象从简单的类型化符号走向有血有肉的戏剧人物，这解决的是人物“立不立得住”的问题。第二，在舞台呈现层面，如何借助传统戏曲的丰富程式，让现代人物获得符合戏曲审美规律的外化形态，这关乎人物“活不活得出”的舞台效果。京剧现代戏《白毛女》作出了极具示范性的回答。马少波、范钧宏对歌剧原作的改编着意刻画杨白劳被逼卖女后痛悔交加、走投无路的农民形象，深入其备受煎熬的内心世界。李少春在塑造杨白劳时不仅巧妙借鉴了传统戏《打棍出箱》中的身段动作，更将老生行当中“耍髯口”的程式动作创造性地转化为“摸胡子”的细微动作，实现了传统技法与现代程式之间的精妙化合。豫剧现代戏《朝阳沟》则在群众场面的音乐创作上作出了另一番开拓。剧中人物在田边学文化的“识字歌”，以欢快的合唱形式展开，作曲家在传统豫剧流水板结构的基础上，大胆吸收了极具生活化的音调与豫东调特有的花腔，并借鉴了“呱嗒板”明快脆生的句法，使得整段唱腔节奏爽朗、音调清脆。集体性的合唱展现出一幅有声有色的劳动群众群像，获得了带着田野露珠的集体造型。

改革开放以来，人物塑造更多地转向宏大叙事下的平凡个体，这源于文艺创作对真实人性的不断探索。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中，赵蒙生从玩世不恭到血火洗礼中的觉醒；话剧《决战淮海》融入普通士兵视角，仰望那场影响中国命运的大战；电视剧《亮剑》中的人物，其中不少是带着性格的“毛边”甚至弱点走入革命洪流，用充满生活实感的质地打破了模式化的高大全形象。这些作品让我们看到，人物的朴素情感与精神成长可以让革命历史的书写获得更多叙事温度。

进入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得到了更自觉和多元的阐释，持续以群众视角打破形式窠臼。话剧《三湾，那一夜》从宏大叙事转向微观史学，不仅呈现了毛泽东的远见与果决，更有士兵们、伤病员们、动摇者们在命运十字路口的真实心态，历史正是在这些多声部的共鸣中显出它的厚重。赣南采茶戏《一个人的长征》写的是“草根人物”的精神成长史，骡子这个边缘角色从一个只认“讨生活”的憨厚汉子，渐渐长成心怀大义的行动者，这种来自底层的、缓慢而结实的精神觉醒，极具打动人心的力量。更为醒目的是，今天的群众视角还在追求一种深层的审美连结。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正是从当下大众的审美期待出发，用舞蹈特有的写意语汇表现党的地下工作者的隐秘生涯。舞台上没有公式化的“英雄姿态”，剧中人物在伞下的轻盈错步、发报时的肢体抖动，都化作一种诗意的心跳，把信仰、温情和牺牲融化在极具现代感的身体韵律里，它进一步打破了相关题材的固化印象，让红色叙事的受众面与审美感染力大大扩展。

回顾来路，人民史观贯穿了整个红色题材艺术创作历程，它天然地决定了群众视角就是不变的视角。但“不变”绝不意味着僵化，从较早时期劳动人民登上舞台，到新时期凝望平凡个体，再到新时代以多元、微观和审美化的路径探向人性幽微，群众视角的内涵与表现形式在不断生长。当下，文艺创作坚守人民史观，恰恰意味着要不断打破模式化的束缚，创造出适应时代审美与精神需求的文艺作品。一方面，要向更加多元的“新大众文艺”敞开，这意味着群众不再只是作品表现的对象，更是创作过程的直接参与者。越来越多来自现实生活的声音与故事，正以非专业写作者之手进入文学和影视，带来清新真切的质感。另一方面，要恪守真实感的美学伦理，充分尊重现实生活的逻辑和真实人性的幽微。顺着人性的真实纹路，将信仰的生成坚实可信地书写出来，创造出更多符合文艺规律的作品，让叙事始终饱含着群众视角。

（作者：任婷婷，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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