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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狗十三》:世界的祛魅

2018-12-24 阅读: 来源:中国文艺评论网 作者:明朝 收藏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用“祛魅”来描述现代社会的理性化过程。随着宗教信仰的崩塌,传统的单神社会为现代多神社会所取代,一度确定无疑的价值被摔得粉碎,多元和纷争成为了新的时代表征,人们转而从理性主义和科学精神中寻求寄托。

  通俗地说,祛魅就是褪去附着在事物表面的神圣外衣,任由其俗世的内核毫无遮拦地裸露出来。在这一过程中,迷信与神学的统治不断衰退,科学和理性的地位不断上升。

  不过,韦伯所讲的祛魅是一个宏大的概念,是对现代性的一次叙事尝试。如果把目光收回到作为社会主体的个人身上,我们每个人的成长也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祛魅的过程。

  天真蒙昧的童年期,我们总是对生活抱有各式各样的幻想。正像古希腊人创造神话来征服自然,幻想也是孩童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通过观念化出一个事事如愿的成人世界,相信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范围之内,无处安放的年轻灵魂被赋予了一种基于确定性的意义。

  在《狗十三》的片头,李玩对着镜子露出牙套,满脑子都是关于平行宇宙的想象。天文学连同小狗“爱因斯坦”,一起构成了这个心事重重的少女的精神依靠。天文学指向尘世之上的浩瀚星系,小狗代表的则是迥异于人类的另一种生命形式。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李玩与现实世界的疏离,以及希望在心灵上超越世俗社会的美好愿景。

  然而,正像兴趣班可以被父亲强迫更改,小狗也可能因为爷爷的疏忽而走丢,建立在天真幻想上的朴素世界观,一旦与外部世界发生冲突,容易变得脆弱不堪、无所适从,引发一次又一次的痛的领悟,甚至是血的教训。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单纯朴素终将成为过去,它注定要被更加复杂理性的世界观所取代。

  成长的无奈往往就在于,总有一天你得放弃天真烂漫的生活幻想,去主动拥抱生活的平庸和琐碎,并用更加世俗和理性的眼光来看待世界。成长绝非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它注定要在持续的祛魅中来实现。在演讲比赛结束后,李玩对主动示爱的高放轻描淡写地说“这样的事儿以后还多着呢”,或许表明的就是这样一种觉悟。

  因此,与其说《狗十三》是一篇针对家长制权威和填鸭式教育的檄文,不如说它最终指向的是关于成长的全部真相。通过一个小女孩和两只小狗的得而复失,它勾连起在一个中国式家庭中成长所要经历的方方面面,最终教你认清光鲜亮丽的粉饰下成长的残酷本质,并学会同不尽如人意的成人生活和解。

  小狗“爱因斯坦”走丢以后,一家人平静的生活被打破。起初,李玩也不是没有抗争家人,毕竟她骨子里有着孩子一贯的较真劲儿,又从科学中受到了怀疑精神的熏陶。她拒绝接受家长们强加的是非善恶观,然而在闹得爷爷奶奶相继出事之后,李玩受到了父亲的家暴。肉体上的苦痛尚可得到时间的治愈,精神上的幻灭却难以平复如故。发生在这里的,与其说是幻想与现实的冲突,不如说是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两种价值观的碰撞。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理想主义在复杂化的世界中逐渐丧失了位置,世界的理性化则在所难免。

  为了避免无止境的家庭争执,李玩最终向强硬的家长们服软。在适当的时候放弃抗争,选择妥协,也就意味着接受成人世界的处事法则:以工具理性和实用主义为本位的行事作风,虽然有些冷漠苛刻、不近人情,充满着市侩的投机味儿,但相比儿童天真朴素的世界观,能够随机应变、自我改良,更容易应对社会生活中的各种挑战。根据这种价值观,适时的妥协绝不意味着失败,反而是一种跳脱的睿智。周作人在《沉默》里就曾说过,沉默有一个好处是省事:“自己想说服别人,或是有所辩解,照例是没有什么影响,而且愈说愈是渺茫,不如及早沉默,虽然不能因此而说服或辩明,但至少是不会增添误会。”

  正是基于李玩的人物弧光,许多评论者指出,中国式家长通过强迫和暴力给孩子灌输成人世界虚伪谄媚的处世法则,庸俗化了原本纯洁美好又富有人性的花季少女。李玩扔掉了年轻气盛的执着和倔强,不再为自己的理念而抗争,逐渐学会精明和世故,沦为了屈从于权威的奴才,甚至在演讲比赛上也没有了坚持自我的勇气。这些评论者进而得到结论说,《狗十三》是对“中国式成长”的批判,李玩理应拥有更美好的成长环境。

  在我看来,这个论点是站不住脚的。《狗十三》中呈现的中国家庭生态,只是千千万个中国家庭中的一个。中国式家庭的教养方式之所以如此,其背后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渊源。李玩不该任性,父亲不该打人,爷爷奶奶不该欺骗孩子。的确,每个人都有做得不对的地方,但我们不能因此否定这个家庭。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站在他们的角度来看,都是在做自己认为天经地义、合乎情理的事情。即使是头天打完女儿,后天就用“打你是因为爱你”来道歉的父亲,难道没有他自己的苦衷吗?仅仅因为一部作品写实地呈现了某种客观存在的社会事实,一路这样长大成人的我们胸怀怨气、与之共鸣,就因此去指责父亲的道歉并非真心,甚至给所有家长都贴上“伪善”的标签,是不是未免也太过于激进和偏颇了?仅把《狗十三》视为一部社会问题片,文本的多义性无疑就被大大窄化了。

  为了论证以上观点,评论者常常把电影剧情简单化为一个“碎女子”与环境为敌的故事,检视外部压力是如何创伤并永久改变了李玩的纯洁心灵。问题是,李玩同她所置身的世界,其实是一种相互共生的关系。她始终同外部世界保持一种张力,能够较为灵活自如地进行自我调整,化解不如意的家庭环境引发的矛盾冲突。她通过音乐排遣内心的悲伤,也能欣然接受父亲诚恳的道歉。对生命的关怀和对弱者的同情,让她最终接纳继母买来充数的爱因斯坦,并同它建立起真正友谊。而且这些丝毫没有影响她学业上的进步,她的英语成绩有了长足进步,物理比赛还得了市一等奖。要是按照前面的逻辑,李玩作为“中国式教育”的牺牲品应该就此沉沦才对,怎么可以在绝境中完成这样的逆生长?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狗十三》所呈现的远比单纯意义上的教育批判要复杂得多、深刻得多。影片更加难得可贵的地方在于,它揭示了何以称之为“成长”,或者说,成长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平行宇宙中,错误的选择或许可以得到更正;然而在某个既定时空中,成长只能是一个不可逆的线性发展过程。正因如此,无论是否存在平行宇宙,自我认知一旦复杂化,你就再也不会回到从前了。正如阿多诺在评价勋伯格的无调性音乐时曾说:一旦它发生了,就无法回头了。尽管作曲家可以继续写有调性的音乐,但已经丧失了曾经的那种不假思索的直接性。李玩在狗丢了之后也可以再养一只新的,但你知道它永远也不可能是过去那只爱因斯坦了。

  在影片的结尾,李玩曾被给予一次选择的机会,能够重新寻回丢失的爱犬。然而面对先前苦苦寻找的、脑袋上长着白毛的真正的爱因斯坦时,她却选择头也不回地离开,即使她知道迎接她的将是没有爱因斯坦陪伴的生活。在这里,李玩既不是出于对无端纷争的回避,也不是担心小狗会受到家人的伤害,而是在这个过去和现在两个自我的临界点上,果敢地扬弃自己的旧世界。

  当李玩终于能够放下执念,领悟释怀,学会同生活和解时,她才真正的长大了。换句话说,成长不是机械地习得成人世界的交际法则,或者领略人际关系中的阿谀奉承、尔虞我诈,而是一种发自心底的心智上的成熟,一种对不完美的生活和残缺的世界的接受,以及在这“祛魅”的世界里负重前行的勇气和决心。这样一种改变,并非消极被动地屈服于世俗的奴役,或者物极必反地走向悲观或虚无,而是以开放大度的胸怀去包容一切不完美,并在此基础上实现自我的人格超越。

  卡尔·曼海姆说过,每个人的一生中都有一个“悬置”的时期,它摇摆不定,顾东盼西,青春期尤其是如此。当我们逐渐步入成熟,生活也随之安定下来,屈从于某些确定性的统率。对于尚处在“悬置”过程中的人来说,偏激、倔强、反动都是成长的必经阶段,然而最终我们还是要学会同生活和解,承认现实的不完美。毕竟,平庸的生活本身并不可耻,拒绝承认它才是天真的愚昧。

 

  中国文艺评论新媒体总编辑:周由强

  责任编辑:何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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