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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爱奇艺出品并全网独播的现实题材网播剧《人世间》一经问世，便掀起了2022年开年全民追剧的热潮，“热”在老百姓心里及口口相传的口碑里，从观众的饭后闲谈便可窥知一二。据CSM相关数据显示，《人世间》全集总观众规模达3.71亿人，创下CCTV-1近八年收视新高，并成功入选2021“十大年度国家IP”。在网络上，同样引发了社交媒体端的热议，相关话题在新浪微博热搜的阅读量累计破百亿。在当下短视频霸占眼球的快节奏时代，如何塑造令观众沉浸其中的影视作品是当下“泛娱乐化”时代下的一个难题。
从接受美学的视角来看，打破年代剧的传统受众结构，超越年龄层的审美差异，使拥有不同背景的观众皆能与之共情，成功实现了多维出圈，《人世间》的成功恰恰在于其情感部分的“真”。正如《人世间》的导演李路所言∶“只要创作者拿出足够的真诚，是完全可以打动每一代人的。”无论是祖辈父辈，还是子辈的年轻观众，皆能从中获得某种精神力量的感染。德国文艺理论家沃尔夫冈·伊瑟尔在《文本的召唤结构》中提出了文艺作品的“召唤性”命题，特别强调文本信息接受者对作者呈现内容的呼应与反馈，并通过对文本之外的空白地带的想象与分析，来实现文本在更大范围内的影响力。《人世间》网播剧的改编成功地实现了这一命题，即将当下被新媒体分化的观众拉回到同一块屏幕前，唤醒了三代人对于家的记忆、情感与温度。与此同时，因贴近现实生活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对观众而言，剧中人物似身边的家人、朋友、同事，在观众心中迅速建立一种熟悉、亲近的情感链接，在追剧过程中获得一种沉浸式的参与感、体验感。
对影视界而言，《人世间》的问世犹如久旱逢甘霖，以“温暖的现实主义”的审美路径对观众的审美取向给予现实关照。恰恰是细腻地描绘大时代背景下普通平凡人的生活变迁，除了表演方式的真实、服化道地写实，把生活中的家常伦理讲述得像左邻右舍的故事，强烈的代入感使观众“生活”其中，每个家庭都能从中找寻踪影，不仅仅只是戳中观众的泪点，更是引发了强烈的文化认同，让观众重新相信“好人文化”，并自觉接受感化，进而产生文化自觉。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影响力堪称媲美《渴望》。据报道，1990年在《渴望》播出后，在全国产生了万人空巷的轰动效应，全国犯罪率在播出期间下降30%，为此，公安部门专门给剧组颁发了“维持社会治安最佳奖”。其中，塑造的慧芳一角感动了全国的观众，“慧芳”（名字）便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了全国各地，以这种方式成功留在了观众心中，这便是文学作品影视化在当今时代更大范围传播其文化价值的现实意义所在。
一、以“好人文化”奠定时代新变的文明根基
自20世纪末以来，中国经济市场化的转型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空前活跃和物质财富的迅猛增长，在追求开放多元的社会背景下，集体利益至上的时代成为过去式，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不患寡而患不均”成为时代分配的新难题，亦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而努力的方向。正如剧中所表现的——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衣服色彩越发繁华，人心逐渐繁复，随之而来的是道德失衡与信仰的缺失。剧中传达的有关金钱与人性考验之间的哲学命题，令观众深思。李敬泽说：“《人世间》有力地刻画了时代变迁，尤其是时代变迁中的人物，他们一再向我们发问：人可以是什么样？人应该是什么样？”古今中外，在面对“人”的价值的命题面前人类有着共同的困惑与藩篱。
面对文化荒漠、信任危机、信仰匮乏的时代症结，透过对时代的持续观察和对社会的深入思考，剧中给出了回答——呼唤“好人文化”，或许是原著作者及剧作团队给出的消解时代病症的一剂良方。“好人文化”的回归是《人世间》自始至终要传达的主题，网播剧实现了梁晓声在原著《人世间》中所表达的思想与灵魂的视觉化。从剧中好人的命运来看，似乎与传统意义上的“好人好报”格格不入，观众常常需要为人物处境的艰辛、命运的波澜而牵动心弦，但“好人受难”被道义上的认可与支持所消解，以这种高道德感的情感补偿平衡了观众情绪。比如，周秉昆有两次入狱的剧情，第一次因姐夫冯化成的一手首诗入狱半年，其间“六小君子”自发到周家帮忙；第二次因周楠一事与骆士宾打架失手入狱9年，期间几乎所有受过周秉昆帮助的人物再次出现在屏幕上，无论是想方设法地为其减刑、求情、探望，还是默默地对郑娟周聪母女施以援手……以此，通过对周秉昆好人意义的侧面烘托替代了人物命运悲剧色彩的表达。正是这种人与人之间最纯粹、质朴的感情，使观众心甘情愿为之涕泗横流，从心底里接受这种“好人文化”的传达，极大地激发了广大观众心中的“善”，这便是《人世间》的力量。
二、以传统文化立足“好人文化”的精神内核
梁晓声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人文精神”，而儒家文化的核心“仁义礼智信”便是“人所能达到和应该达到的人生境界”。剧中“好人文化”的表达大多取自儒家文化，其中最重要的场景“光字片”由现实中的五条主街名组成，分别叫做光仁、光义、光礼、光智、光信，正是儒家文化在当今时代的缩影。这正是根植于中国人内心的深厚文化基因，无论社会如何变迁，中华民族几千年传承的文化根脉生生不息。这与《觉醒年代》中，辜鸿铭所论述的“中国人身上有其他任何民族都没有的，难以言喻的东西，那就是温良”的中国精神不谋而合。
剧中以全家福作为线索，运用了“大国”与“小家”两条交叉的故事线，围绕着“国”与“家”展开叙述，其所传达的“家国同构”模式正是构成几千年来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础。“家国同构”的情节模式根植于传统的宗法政治及文化体系，表现为大国政治命运与小家悲欢离合间须臾不可分离的紧密关系。在《人世间》中周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凝缩，周家的命运变迁是那个时代众多家庭命运的缩影，始终与时代背景下中国的命运气息相通。剧中同样传达了“家国同构”模式在塑造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民族性格与文化心态方面的重要作用，在对子孙后代“家国情怀”的教育方面，体现在周秉义临终之际给周家人的信中，“我们周家的人以后不必非要成为大家所认为的成功的人，但绝不可以成为不爱家，不爱国的人。”
剧中浓厚的“家园”意识表现在那个年代特有的信件、电报、军大衣等文化符号组成的意象，由此构建起观众艺术想象中关于上世纪“家园”空间的理想模式。梁晓声说：“自从家产生了，然后产生了最初的家庭伦理，全部人类文化的这棵大树是在家这个快根之上生长起来。”“家文化”常以儒家文化的“克己复礼”“玉成他人”来规范子女，剧中郑娟一角正是其完美化身，而周家子女对孝文化的表征除了对“善事父母”家庭伦理观念的践行，还体现在对社会伦理的道德追求上，实际上都是在“磕磕绊绊地学着做父母以及民间所认可的那种好人”，这便是家风家教传承的意义所在。剧中多次强调“好人”，周家一家是好人，周秉昆是“好人中的好人”，以传统文化搭建起来的“好人文化”构成了物资匮乏年代里的精神追求及对仁心与道义的坚守。梁晓声在《论好人文化的意义》一文中，从文明、文化的角度为“好人”定下标准∶根植于内心的修养，无需提醒的自觉，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为他人着想的善良。剧中对中国民间社会的“向善”品质和“道义”精神的传达，正是中华儿女几千年来奋斗不息精神的内核。
三、以“好人文化”呼唤时代信仰与精神依傍
匈牙利文学理论家卢卡契认为：“现实主义与人道主义有着一种必然的联系，两者密不可分。”历史的宏大叙事穿插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剧中在现实主义题材中融入了人道主义关怀，把半个世纪的中国浓缩进周家的故事里，成功刻画了半个世纪以来普通家庭在时代变迁中的集体群像。透过小人物的个人境遇与家庭关系，观众皆能从中看到自己的身影，成功拓展了这部平民视角网播剧的指涉边界。
周濂认为，“中国式的‘好人电影’所传达的，无非是些逆来顺受、小富即安、没事偷着乐的小农理想和劫后余生的幸存者心理”。《人世间》不吝向观众展示了苦难与酸楚、不屈与抗争、接纳与和解，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小人物英雄奋斗史，尤以周秉昆的奋斗者形象在命运的惊涛骇浪里勇敢沉浮为代表，兄弟有难永远第一个出头，被命运一次次打败却永远不缺从头再来的勇气，在苦难面前对信仰的坚守把中国人骨子里不屈不挠、乐善好施的韧劲展现得淋漓尽致。从被木材厂辞退到进入酱油厂最累的出渣车间，从带一家人搬进亮堂的新家到被迫重新迁回老屋，从经理到“劳改犯”，再到出狱后带领朋友为谋出路计划开搬家公司东山再起，这与《骆驼祥子》中祥子在三起三落后走向堕落形成了鲜明对比。恰恰是这种一次次跌入低谷再一次次爬起来向前的勇气让观众为之动容，因为，观众在剧中看到了那个努力奋斗、对抗挫折、普通平凡的自己。在疫情肆虐2年之时，希望一次次破灭之际，在梁晓声看来，国民心态几乎集体陷入了“人心介乎有盼头与放弃了盼头的无为的焦虑与忐忑之中”，《人世间》网播剧的问世恰逢其时，其传递的中国人生生不息的奋斗精神，无疑给当下社会带来了强有力的精神鼓舞，让观众相信，无论经历什么遭遇，无论命运走向何方，只要“向上向善”就永远有反弹的机会。与此同时，也让观众停下脚步重新审视生命的价值与意义，重新汲取祖辈、父辈奋斗的力量，寻找近在咫尺却常常被忽视的幸福。
白岩松认为，“没有哪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每一代人有每有一代人的宿命、委屈、挣扎和奋斗”。当今时代，中国的经济与科技高速发展的同时，文化的失衡带来了精神的颓衰，以致“整个民族，精神上似乎无所依傍”。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日韩文化的入侵，在中国出现了“娘炮文化”萎靡不振的社会之风，尤其在年轻一代中，与主流文化相悖的“丧文化”成为新的时代症结。《人世间》以东北“爷们”的粗犷与仗义，温情与良善，以及笃定进取的人生态度作为苦难叙事的底色，恰恰是对当下青年“躺平”之风盛行的精神洗礼。罗曼·罗兰曾言，“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仍然热爱生活”。在一代人被时代病症“社会化”的过程中，通过一部网播剧传递积极向上的时代价值∶人人都可以是“周秉昆”（好人）。剧中传达的中国民间最淳朴的良善带有一股春风化雨般的力量，使平凡之辈皆能看到希望，重获理想信念，既暗含了作者、编剧、导演以及创作团队对时代、对文明的反思，又借此向观众传达了“好人文化”的现实意义所在。梁晓声提到：“如果说人类只不过是地球上的一类物种，那么这一物种的进化方向只有一个，便是向善。”无论社会如何发展，时代如何变迁，人类永远需要这种“好”和“善”。
四、结语
人类为什么需要文学艺术？梁晓声认为，“为了让我们的生活更丰富，更是让人类的心灵向善与美进化”。在中国作协召开的“从文学到影视——《人世间》座谈会”上，铁凝表示：“《人世间》的热播，再一次有力地证明了文学与影视的亲密关系……把文学和影视的力量融汇在一起，一起走进更广大人民群众心中，这是一代代文学人和影视人共同努力的方向”。导演李路曾在自述中提到：“我想做的作品，一定是关注人、关注社会、关注时代的发展和变迁。”透过《人世间》向中国观众展示了一幅时代变迁中由平凡个体汇聚而成的浮世众生相，透过磅礴的时代画卷和真实的生活肌理向世界展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同样，亦是我国文化自信及文化输出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据导演李路透露，《人世间》播出一个月之时，便被迪士尼便买下非中国地区的所有播映权，《人世间》所表达的“中国故事”与“好人文化”也即将输出给海外观众。
在2021年的新年贺词中，习近平总书记致敬“平凡英雄”时说道：“每个人都了不起，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每一个人都是新时代的奋斗者，不管什么工作，不管什么岗位，也不管您的际遇如何，始终保持善良正直、责任担当，不屈服，不放弃，我们普通人也可以活出自己喜欢的样子，成为时代的‘平凡英雄’。”正是每一个“平凡英雄”撑起了国家与民族前进的脊梁。《人世间》亦是向世界回答了“中国为什么能”的时代命题，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人民，这样的时代底色，这样的文化根脉。随着《父母爱情》（2014）《平凡的世界》（2015）《大江大河》（2018）《人世间》（2022）等一众现实主义热剧的传播，向影视界传达了一个规律∶只有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融化为网剧的精神血脉，才能再次打造出与观众情感共鸣、与时代价值共振的“中国故事”。
作者：蒲娇 张丽婷，单位：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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