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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小牧:诗与真:法国作家塞利纳语言风格的形成
发布时间: 2017-03-10 11:31:14 来源:中国文艺评论网

  内容摘要:“口语化”是塞利纳文体实践的结果而非原因,是其表现而非实质。其杰作《长夜行》(1932)表达了一种异乎寻常的说真话的欲望,这一“求真意志”可以追溯到塞利纳的第一部作品《塞梅尔韦斯的生平与事业》(1924)——塞利纳的医学博士论文,该文在法国研究界被视为文学作品,但在其中文接受中还鲜有提及。塞利纳试图以一种活跃而精练、逼近情感真实和思想原貌的话语,抵达存在之真。在后来的写作中,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最终选择了口语,并将口语铸造成一种风格。以“求真意志”为线索考察塞利纳的创作,对于我们理解他的写作意图和他所营造的文体风格,是十分关键却又未曾被研究者充分展开的一个维度。

  关 键 词:塞利纳 求真意志 “塞梅尔韦斯” 真理 文体(stylistique) 口语

       1932年,《长夜行》[1]出版。这是法国作家塞利纳(1894-1961)的第一部小说。《长夜行》曾遭多家出版社拒绝,最终由颇具独立精神的德诺埃勒(Denoël)出版社出版。此书一经面世即引起巨大轰动,它彻底的口语化写作和几近厌世的叛逆风格,令整个文坛感到震惊。马尔罗、瓦雷里、莫里亚克、萨洛特等大作家对这部作品都极为重视,并迅速作出回应。龚古尔文学院院士德斯卡夫(Lucien Descaves)坚持把当年的龚古尔文学奖颁给塞利纳,但迫于种种压力未果。德斯卡夫因此而毅然辞去评委职务。

  由于塞利纳后来在二战中发表过一系列令人费解的反犹言论,[2]这位作者连同他的杰出作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有意无意被搁置了。这也极大影响了塞利纳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事实上,直至30年代末,塞利纳都被视为左翼,某犹太日报主编、研究夏多布里昂的专家布尔诺夫斯基特别指出,“那个时代的共产党人把塞利纳看作他们中的一员”。[3]《长夜行》的第一个译本就是艾尔莎·特里奥莱的俄译本。后来塞利纳表现出的激进反犹立场,与他本人及他所出身的法国小资产者阶层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有着复杂的关联,在此不详述。无可辩驳的是,今天法国文学史已将塞利纳奉为20世纪的经典之一,批评家们公认他是可与普鲁斯特比肩的文体家,虽然两位的语言风格本身极为不同。与塞利纳有过恩恩怨怨的法国文坛领袖萨特,在二战后发表的文章《为自己的时代写作》中说到:“塞利纳或许将是我们中间唯一永垂不朽者。”[4]1994年,塞利纳百年诞辰之际,法国教育部将《长夜行》定为当年法国大中学教师学衔考试的必读书。[5]即便如此,也未能改变塞利纳在整体上受到的冷遇。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是,塞利纳是除普鲁斯特外,作品在全世界被翻译最多、发行量最大的20世纪法国作家。然而对他的谈论和研究却与此远不相称。他征服了几代读者、深刻地影响了许多作家,但对于很多批评家和研究者来说,政治顾虑和道德顾虑却成为公正对待塞利纳的严重障碍,这极大限制了对塞利纳的接受。《长夜行》被贴上诸多标签:现代流浪汉小说、反英雄小说、反战小说等等。然而它的价值和意义远远未被穷尽,这可能是20世纪法国文学中最悲观主义的作品。它令人想起荷兰画家蒙克的名作《嚎叫》中那张恐怖的人脸。正如法国文学批评家加埃当·皮贡(Gaëtan Picon)所说:“《长夜行》是人类迄今所发出的最不堪忍受的嚎叫。”[6]

  无论如何,在今天法国学院派的文学研究中,塞利纳有着不可动摇崇高的地位,人们称他为“文体大师”。他以极富个性的叙事风格,探寻战争与社会历史的本相以及存在的真实境遇,这一过程如同“长夜行”这个标题所揭示的,似一场以写作去抵达真实的黑夜之旅。

  虚构中的求真意志

  《长夜行》的卷首语时常被引用。它为整部作品定下了一种虚妄而深邃的基调:

  “漫游很有用,能启动想象力。余下的一切只是失望和疲倦。我们自己的漫游完全是想象的。这正是它的力量所在。

  “这是从生到死的漫游。人、兽、城与物全是想象。这是一部小说,一个虚构的故事而已。利特雷这样定义小说,他从来不会搞错。

  “再说,每个人都会虚构故事。只要闭上眼睛就行了。

  “这是生活的另一面。”[7]

  “漫游”这个词首先被凸显出来。

  首先是它的字面意义。小说中名唤费迪南的法国青年,从一战期间硝烟弥漫的战场来到苟安一时的大都市巴黎,当了逃兵却又阴差阳错地得了勋章,打过小工、在剧院里跑过龙套,去过罪恶累累的非洲殖民地,又偷渡到新大陆的金元帝国美利坚,最终返回巴黎满目疮痍的郊区开诊所行医。

  小说主人公的姓氏巴尔达穆(Bardamu),其法语构词令人联想到“移动的行囊”。而他的名字费迪南也是作家本人的名字。这部第一人称小说的自传性是不言而喻的,主人公闯荡世界的经历与作者本人十分契合,可以视为作者在文学中的双重自我。

  其次,“漫游”也是生命历程的象征,包括生、死、爱、欲这些最基本的人生经验。一次次旅程,一次次幻灭,让费迪南身心俱疲。

  “在远处就是大海。但现在,我对大海已不再有任何幻想。我有别的事要做。我曾千方百计使自己销声匿迹,以便不再直面人生,但人生却到处出现在我面前。我总是回到自我。我的游荡已经完全结束。让别人去游荡吧!……世界已封闭起来!我们这些人已走到尽头!……”[8]

  这是费迪南失去老友罗班松后的一段独白。他仍然活着,却感到漫游已经结束,这并非生命的终结,而是对生活的渴望已经熄灭。

  最后,“漫游”还被赋予了某种形而上的意义:精神与心灵的漫游。在充满谎言、贪欲、空虚的外部世界,如何真诚地活下去?作者的回答十分独特——“启动想象力”,或曰“虚构”。这里所说的虚构有些特殊。传统意义上的虚构是作家的技巧和手段,就像利特雷对小说的定义,小说是一个虚构的故事。然而塞利纳说:“每个人都会虚构故事。只要闭上眼睛就行了。”显然另有深意。如果对全书有所了解,“闭上眼睛”其实是指如何抛开一切外部世界的喧嚣和层层谎言,在自己本真的内心中还原世界的真相。唯有这样的虚构才能够抵达真实。“这是生活的另一面”,它就在那里,我们却看不到它,需要我们用想象力去逼近它。

  小说始于作者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亲身经历,这次战争给塞利纳留下了折磨他一生的肩伤,但更为深刻的是永恒的幻灭感和虚无主义。战争在他眼中整个就是一场人人参与的谎言游戏:

  “在报纸上、布告上,在走路时、骑马时、乘车时,所见所闻全是谎言。谎言一个比一个离谱,很快就慌言满城,一句真话也没有了。[……]在一九一四年,还听得到一点真话,可现在人们却引以为耻。我们得到的一切,如食糖、飞机、凉鞋、果酱、照片无不以次充好;人们阅读的、吞食的、欣赏的、宣布的、驳斥的、捍卫的一切,无不真假难辨,到处是充满仇恨的幻影、假仁假义的伪冒、面具乱舞的人群。叛徒也披上伪装。撒谎和盲信的狂热,就像疥疮一样蔓延。”[9]

  费迪南也被裹挟进这场游戏。先是心血来潮参了军,很快,他就经历了一场血雨腥风的交战,在目睹和亲历了死亡之后,他只剩下一个愿望:逃跑。他逃离队伍游荡了许久,原指望能碰上德国人主动投降当俘虏,却总是没有机会。后来因为负伤竟然莫名其妙得了军功奖章,被荒诞地当成了战斗英雄送回后方医院疗养。这下歪打正着地回到巴黎,费迪南十分满意,只是苦于要不断扮演凯旋英雄的角色。虽然辛苦,这个角色却为他赢得了芳心,收获了与一位名叫劳拉的美国远征女士团小姐的爱情。劳拉是小说中极为鲜活的一个人物。这位有钱人家养尊处优的美国小姐,支援战争完全因为英雄主义是一种时髦,而军装是当时最流行的打扮。由于有上层关系,她的工作只是在远征团驻扎的一个舒适的大酒店制作和派送苹果煎饼。其实连这个活儿也是她雇佣厨子做的,她只是在煎饼送出去之前尝一尝。她因此而发胖了整整一公斤,这让她烦恼不已,但她仍大义凛然地坚守岗位,没有临阵退缩,因为她真心实意地相信,自己在为拯救法兰西尽绵薄之力。她只会说几句法语,句句都充满爱国口号。费迪南不得不隐藏自己对战争的极度厌恶,继续假扮英雄,以维持和劳拉的充满肉欲的爱情,内心却总在冷眼旁观:

  “在品尝过英雄主义牙碜的大杂烩以前,劳拉的贞德气概也许会激励我、感化我,但自打在克利希广场参军后,我对一切口头的或实在的英雄主义产生了反感,就如患了恐怖症一般。我痊愈了,彻底痊愈了。”[10]

  然而,不论真相怎样被精心掩饰,终究会露出马脚。为了帮劳拉减肥,费迪南开始陪她散步。一天两人来到巴黎东郊的朗乡赛马场。赛马场已经荒无人烟,引发了劳拉的无限遐想和感伤。绅士淑女云集的盛会,隆重时髦的社交场合,才是劳拉一直梦寐以求的。尤其对一位美国姑娘来说,法兰西上流社会的风雅对她有着非凡的吸引力。劳拉问费迪南是否去过赛马会,让他讲讲赛马会是什么样的。费迪南压根儿没去过,但为了博得青睐,却绘声绘色地向她大肆吹嘘。她怅然若失地问,“以后还会有赛马会吗?” 费迪南回答,“应该会吧,等战争结束以后。”这时,她陷入了深深的忧伤,并发出这样一句感叹:“战争还要多久才能结束呢?也许那个时候,我已经老了。”这句话可能是书中最动人的话语之一。这一刻,劳拉撕下了面具。与之前的英雄主义亢奋症形成强烈的对比,因前者之浮夸,此刻的话语显得如此发自肺腑、朴素真切。行文至此,作者紧接着就安排了一个场景,把费迪南的伪装也一并撕破:费迪南和劳拉漫步到了废弃的游乐场。在一排打靶游戏的假人前,费迪南顿时产生了幻觉,感到自己再次置身战场,所有的假人都在向他射击。他立刻发了疯,吓得魂不附体。直到返回城里,仍对着人群大叫大嚷。于是,他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再也无法继续扮演英雄了。过了几天,劳拉来看望他,她还是难以相信费迪南是个被吓破了胆的懦夫。一番交锋后,费迪南终于情绪激动地吐露真心:

  “是的,我是彻头彻尾的懦夫,劳拉,我不要战争,也不要战争中的一切……我不为战争感到难过……我不会逆来顺受……我也不会哭哭啼啼……我压根儿反对战争,以及战争所涉及的一切人,我不想和他们发生任何关系,也不想和战争有任何牵连。即使他们是九亿九千五百万,而我只是一个人,也是他们错了,劳拉,我才是对的,因为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想要什么:我不想死。……一万年后,我敢跟您打赌,我们现在看来是如此了不起的这场战争,会完全被人遗忘……只有十来个学者还会辩论不休,争论使战争留下名字的几次大屠杀的日期……这就是到那时为止学者们找到的所有值得记忆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只是几个世纪、几年、甚至几小时以前的事……我不相信未来,劳拉……”[11]

  引文中的省略号是原文中本来就有的。人物对话中大量使用省略号代替其他标点符号来切分语句或表示停顿,是塞利纳的标志性风格之一。这是他对口语进行模拟和记录的一种方法,除了切分语句,也表现了感情涌动的间歇和节奏。这些问题我们会在下文继续讨论。

  这段话,可以说是20世纪法国文学中最彻底、最激奋的反战宣言。读《长夜行》,我们会被作者近乎偏执的说真话的愿望深深触动。借助与自己同名的主人公之口,塞利纳向我们传递着揭开表象世界的强烈冲动。小说中的费迪南几乎一无是处,唯一让他超然独立的就是对谎言和真实的清醒意识。这毫不妥协的诚实,已不再是世俗道德意义上的,而是指向了某种形而上的求真意志,它无关幸福,却近乎悲剧。

  从尼采开始,苏格拉底以降的真理观遭受深深的怀疑,尼采率先提出了真理的虚妄:“什么是真理?一群活动的隐喻、转喻和拟人法,一大堆已经被诗意地和修辞地强化、转移和修饰的人类关系,它们在长时间使用后,对一个民族来说俨然已经成为固定的、信条式的和有约束力的。真理是我们已经忘掉其为幻想的幻想,是用旧了的耗尽感觉力量的隐喻。”[12]尼采的怀疑论开启了对本质主义真理观的批判,并引发了西方思想界对整个认识论传统的反思。福柯认为,凝聚为普遍观念和普遍道德的真理,“使整个社会实体石化和固化、停滞不前,从而维持社会秩序”。[13]真理有可能走向它的反面。在塞利纳的时代,英雄主义、民族主义、历史进化论都堂而皇之地成为不可争辩的至高理念,而它们所带来的盲信、狂热和战争,给人类造成了前所未有的重创。在这样的时代,求真意志才显得更为矛盾和艰难,更需要藐视既定秩序的勇气,也更富于悲剧色彩。

  塞利纳的写作始于两次大战之间。法兰西及其他西欧强国自19世纪末以来进入高度发达的资本帝国时代,一方面是美好年代的繁荣景象,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也不断升级,最终导致一战的爆发。启蒙所建立的理想价值遭遇巨大挑战,曾经的真理话语一点点崩溃解体。可以说,塞利纳的写作热情和焦虑都深刻地源自这种时代氛围。死亡的威胁、深重的虚无感和言说的欲望成为青年时代遗留下来的贯穿他一生的顽念。他选择了写作,并将对世界的思考和全部的创造力都灌注在一种追求中,这就是以语言达到的存在之真。

  以这种“求真意志”为线索考察塞利纳的创作,对于我们理解他的写作意图和他所营造的文体风格,是十分关键却又未曾被研究者们充分展开的一个维度。

  《塞梅尔韦斯的生平与事业》

  菲利普·索莱尔斯曾指出,塞利纳全部创作的起点和他风格的建立,不应该只追溯到其小说处女作《长夜行》。作为“文体大师”,塞利纳的第一部作品是他1924年完成的医学博士论文——《塞梅尔韦斯的生平与事业》(La Vie et l'œuvre de Philippe Ignace Semmelweis)。[14]

  很难说,这是否是历史上最奇特的博士论文或医学论文,只能说,在塞利纳的时代,医生在证明他们的学说之前,首先要证明他们的人道主义;他们所使用的工具除了生物学、数学、化学之外,还有修辞学。不应忘记,塞利纳所学的专业是卫生学和产科学,他终生的职业是医生。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这部医学博士论文完全是一部文学作品。它并没有任何科学论证、推理和分析,通篇都是紧凑充实、跌宕起伏的故事叙述,夹杂着热烈的抒情语句。它最终被收入伽利马出版社的文学丛书系列。

  这部一百多页的小书体现了精神与风格的完美统一,塞利纳以一种近乎夸张的颂歌体为他心目中的一位圣徒立传。这位圣徒也是一名医生,名叫塞梅尔韦斯(1818-1865),19世纪上半叶奥匈帝国的一位产科医生。

  塞利纳称之为“真理的传教士”[15]。在书的开头,他以史诗般过于堂皇以至于有些滑稽的口吻写到:“米拉波的怒吼使凡尔赛宫惊恐不已。自罗马帝国覆灭以来,从来还没有过这般席卷人类的风暴。”[16]塞梅尔韦斯就诞生在这场风暴余温未减时。“幸福是生活中既荒谬又巧妙的信仰,当这种信仰让位于心灵的真理,就是最悲惨的时刻到来之时。”[17]塞利纳将“真理”的首字母大写,塞梅尔韦斯的一生就是为这大写的真理殉道的一生。这位圣徒究竟建立了怎样的伟业呢?概括说来,就是他发现了外科医生洗手的重要性。这看起来有点可笑。但我们是带着现代人的卫生知识来看才觉得可笑。须知在他之后又过了50年,巴斯德才系统地发现了细菌并建立了微生物学。也就是说,当时并没有细菌的概念,多数疾病的产生和传播都是难解之谜。巴斯德是法兰西的骄傲,是可以与牛顿比肩的科学巨人,被誉为“近代微生物学之父”。而巴斯德的成就,是建立在前人不断的观察与实践的基础上的,塞梅尔韦斯就是这样一个先驱。

  “在时间的长河中,生命只是一种沉醉,而真理就是死亡。”[18]塞利纳为这部圣徒传定下了这样的基调。塞梅尔韦斯生活和工作的时代,正流行产褥热,一种导致孕产妇高烧死亡的可怕疾病。这种疾病不断蔓延,发病率高达百分之三十以上,导致严重恐慌,却始终找不到病因。塞梅尔韦斯经过反复观察和研究,写成《产褥热的病因》一书。他认为,产褥热的发病原因是医学院学生在解剖尸体后没有洗手就给孕妇做检查。接触过一名发病的孕妇后没有洗手又为其他孕妇做检查,导致了该病的迅速传播。此言一出,即刻遭到强烈抵制,因为如果承认他的说法,就等于承认医生是疾病的制造者和传播者。一些医生私下按照他的提议注意洗手后,果然停止了产褥热的传播。尽管如此,他仍然遭到可怕的报复和排挤,被医院解职,被所有人唾弃。最终他发了疯,陷入精神分裂的绝境。在一天精神病发作时,他冲进解剖室,用手术刀划开尸体,并在自己手上划了一道深深的口子。不久,他因感染而死。

  “塞梅尔韦斯来自一个希望之梦,长期恶劣的环境从未使他气馁,相反,所有的不幸促使他成了胜利者。极富同情心的他,一直生活在如此令人心碎、连一条狗听到都将嗥叫而逃的人世的哀鸣中。然而正是这样,混乱搅扰了他的梦,使他进入一个发现的世界,使他能在黑夜中明察事物,也许还能迫使世界进入他的梦。”[19]

  塞梅尔韦斯用生命换来了一个伟大的发现,这一发现对近代卫生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为巴斯德提出细菌学说奠定了基础。细菌的发现解释了众多疾病的发生与传播,并找到治疗它们的方法,比如对狂犬病疫苗的研制。细菌学的产生也纠正了众多人类对自然界理解的谬误。如曾经流行的“自然发生论”(génération spontanée),认为生命可以由没有生命的物质中自然产生,腐烂的木头可以生出蛆来,腐烂的肉可以长出苍蝇。而事实上,这都是微生物形成生物链的结果。

  真理在发现之初总是有违公论、不合时宜的,这是所有求真者悲剧命运的根源,他们被迫害、被孤立、被当作疯子加以隔离。真理的入口,就是地狱的入口,真理是死亡的另一面。求真者的不幸和伟大皆在于此。为了说出真相,塞梅尔韦斯不惜以死相搏。在序言中,索莱尔斯引用了一句帕斯卡尔的话:“我们都住在一所巨大的疯人院里。在这个悲剧的狂欢节中,有谁曾始终清醒?他会因此而受到惩罚吗?会不会因为只有他一个人避开时代的盲目和偏见而作出理智的观察,他反而将变成疯子?”[20]

  当塞利纳写到,“要么说谎,要么死去。我还没能把自己杀死。”[21]他无疑是将自身投射到了塞梅尔韦斯身上。在这位同行身上,他看到了自己所渴求的精神气质和理想。“塞梅尔韦斯”这个名字,如同查拉图斯特拉之于尼采,成为塞利纳本人的化身。作为医生的塞利纳,对不久之前战争的噩梦仍记忆犹新,对疾病和腐烂的躯体仍心有余悸。这一切激起了他的文学冲动,一种将历史视为病症,并试图理解它的无望的努力。他试图以医生最冷静的生物学方式,以解剖刀式的笔触去划开这个疯狂而混沌的世界。

  医学博士论文《塞梅尔韦斯》的奇特之处,并非只在于它的纯叙事性,更在于它的语言风格,这一语言风格体现出塞利纳的文体探索。我们常以“口语”来概括塞利纳的文体特征,然而在“口语”的表象之下,隐藏着更为内在的对文体效果的思考。《塞梅尔韦斯》的语言并非口语,但其文体效果与塞利纳之后的所有写作是高度一致的。塞利纳本人在《塞梅尔韦斯》的序言中写到:“我们和这出悲剧合作得如此默契,是渴望把它写得强烈、简洁和尽可能实在。”[22]“强烈”(intense)、“简洁”(bref)、“实在”(substantiel),可以说是塞利纳始终想要达到的文体效果,这一追求从更深层来说,联系着他的文学观,他认为只有激情能抵达存在的核心,而文学,就是要将这种瞬间即逝的激情言说出来,并捕捉进书面写作中。[23]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一直在寻找一种情感充沛、言简意赅、具有爆发力和速度感、带着铿锵的节奏的语言,有时好似一种激动的“呼喊”。《塞梅尔韦斯》的赞歌体,就是这样一种尝试,《长夜行》和之后的口语写作,是这一探索的延续。我们试读《塞梅尔韦斯》的几个段落:

  “在圣埃田教堂的侧影中?……在多瑙河畔……让我们来寻找这所房子。今日它已不复存在。无影无踪……让我们继续寻找吧,某个能将我们引向真理的事物……在世界之中……在时间之中。寻找吧!也许在那里,在那远去的疯狂的时间之环中……”[24]

  “可是音乐熄灭了……围观的人群散去了……略感疲惫的歌手在寻觅他的午餐。人们都饿了。甜美的神秘消褪了……充满惋惜,在每个人的心里。街道又变回肮脏卑贱的样子。内心的教堂关闭了,管风琴陈寂无声,这景象比以前更加凄凉。只有那些注定为无限之爱的永恒弥撒而生的人留了下来。他们在空间和时间里形成的,只是一个光明的小礼拜堂。”[25]

  “在两个产科楼里,产褥热稍微被遏制,又再度爆发……它杀人不眨眼,想杀就杀,想在哪里杀就在哪里杀,想什么时候杀就什么杀……在维也纳……十一月份死亡率28%……一月份40%……圆舞曲环绕着世界展开。死神指引着舞蹈……丧钟随之而鸣……巴黎的杜布瓦诊所……18%……柏林的舒尔德诊所26%……辛普松诊所22%……在都灵,每一百个产妇有32人死亡。”[26]

  这三段引文,已经显露出塞利纳的标志性风格。其中最醒目的就是省略号。引文中的省略号全是原文中就有的。首先,省略号有着标点符号基本的切分作用,将长句切分为短句,使得句子变得简短,节奏感增强。此外,省略号在语感上和视觉上又不同于逗号或句号,它追踪着思绪的断续,包含着意犹未尽的话语,同时又充满起伏不定的情感,有时好似一种情绪激动时喘息着的呼喊。在视觉上,省略号的出现使得文字出现空缺,有一种充满留白的未完成感,显得开放和不确定。省略号在《长夜行》中大量使用,在《死缓》(Mort à Crédit,或译《慢性死亡》[27])达到顶点,成为塞利纳最突出的风格标志。

  除省略号外,这三段引文都是短句构成,适于朗诵。第一、第二段蕴蓄着强烈的情感,第一段的祈使句和感叹句极具感染力,第二段鲜明的意象和营造出的氛围则带着诗歌的神秘和抒情色彩。第三段更为奇特,将上述写作技巧用来罗列原本作为科学论据的、冷冰冰的数字,彻底解构了论文的体例,把论文的语式变成了诗的“圆舞曲”。

  书写口语,文体家的劳作

  我们通常以“口语化”来概括塞利纳的写作风格。事实上,“口语化”是塞利纳文体实践的结果而非原因,是其表现而非实质。在“求真意志”的驱动下,找到一种活跃而精练、有利于表达情感真实和思想原貌的话语,才是塞利纳写作的根由。文学之于塞利纳,是一种语言实验。他反复强调,他的创造与印记,是他的“风格”,是“有特色的声音”,而阅读他的作品,首先是语言上的经验与品味。[28]他的第一个文本《塞梅尔韦斯》,并没有使用口语,但已经奠定了他的文风。从《长夜行》开始,他自觉投入了文学创作,为了达到他的上述写作目的,他找到了口语,或者说选择了口语。

  皮埃尔·马舍雷曾指出的,塞利纳坚守着虚构和文学语言的自主性,他不再在所陈述的话语背后追寻另一个话语,因为所展示的陈述的话语或许本身会构成一种变形的表达形式,其中可能就包含着真正的意义。如果塞利纳在文学中谈的是真理问题,那么这个真理除了文学赋予的价值之外并没有其他价值,这就是其风格的真理:这不再是形而上学,而确实是文学所呈现的一种深层文体学,并且这种深层文体学几乎独自代替了哲学的地位。[29]如同塞利纳自己所说的:

  “没有什么比理念更庸俗的了。理念、启示,这些不是我的领域。我不是传播启示的人,我不是宣讲理念的人。我是风格之人。而风格是那么难,所有人都在风格面前畏惧不前……一个时代,不会出现多少风格。一代人中可能有三四个——应该实话实说。”[30]

  在《与Y教授的访谈录》中,塞利纳讲到了自己的修辞立场,他认为自己的语言具有一种狂欢节模式。这种语言像疾速的地铁驶入黑暗的顶点,并贯穿到底,它清晰地显现出文学的影子,一种关于虚无的语言。[31]

  出于上述反本质主义的、符号学意义上的真理观念,也出于塞利纳对语言的现象学还原式的直指人心效果的追求,塞利纳越来越倾向于使用口语来写作。他有时将口语称作“被说的语言”(langue parlée),有时称之为“大众法语”(français populaire), 这是一种城市中下阶层的日常语言,充满俚俗的生活气息。

  选择这种语言来写作,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涉及塞利纳对文学本身的思考,即文学的边界问题。他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已不能像巴尔扎克和左拉那样写作。由于电影的出现、报刊的繁荣和人文科学的迅速发展,小说已失去了文献的价值。而随着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建立,在小说中进行种种心理分析也逐渐失去了价值。文学的地盘越来越小。这样看来,以前作家所写的小说都不能算是小说,而只是小说的提要,真正的小说不应作任何描述,而应当是一种以节奏时缓时急的声调回顾往事的谈话。塞利纳强调说:“激情只能极为困难地在‘口语’中再现……激情只有在‘口语’中才能为人们所感受……”[32]从《长夜行》开始,塞利纳并不打算描述人物和事件,而是讲出一种话语,发出一种声音,通过这些语句来表达人对于世界的思索与体验,他的愤怒、兴奋和痛苦,以此汇合成他的生活。

  然而,捕捉口语是极为困难的。只保留对纯粹声音的记录远远不够,它不可能自然成为可读的、有价值的语言,更遑论文学。如果既想让它具有文学价值,又要让它保持口语的样貌,不失其力量与趣味,就必须找到一种特有的技巧,必须要通过勤奋的转写工作去重新复制声音,使得粗糙的陈述通过轻微的改变和整合变得精练、准确、富于韵味。像说话那样写作,或许并非是抓住口语,而是努力将易变的激情从口语中解放出来,并通过再度加工,将它更为贴切地融入口语中去。这样才赋予了口语更高的真实性。塞利纳在谈到自己的技巧时,曾作了这样一个著名的比喻:

  “如果你拿一根木棍,想让它在水里显得是直的,你必须事先把它折弯,因为光的折射使得木棍在水里好像是折断的。必须在插入水里之前把它折弯。这是一种真正的劳动。这是文体家的劳动。[……]用某种方式迫使句子轻微脱离它们的惯常意义,脱离它们的铰链,或者说,把它们移位,同时也迫使读者自己变动他的理解。但要非常轻微!因为所有这些,如果做得太用力,就很蠢……这要求拉开远远的距离,要求极度的敏感。”[33]

  塞利纳并非记录了口头语言:他书写了口头语言。因此而制造出独特的“口语”效果,并建立起极具个性的语言风格。通过这种口语风格,塞利纳不断趋向精神与形式的统一,以一种狂欢节式的、抵达情感真实和思想原貌的话语,还原存在之真。

  重读塞利纳

  塞利纳在中国的作品译介自90年代开始,进展十分缓慢,直至2016年,只出版了上文所述两版《长夜行》(《茫茫黑夜漫游》)和一本沈志明先生主编的作品选集。塞利纳大量的叙事作品、书信,特别是战后的小说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仍是一片空白。2016年,漓江出版社推出了塞利纳的另一代表作《死缓》的中译本,可以说,沉寂多年的塞利纳译介终于又迈出了一步。《死缓》的口语化实验比《长夜行》更为彻底,也体现了塞利纳一以贯之的风格追求。

  《死缓》的翻译出版势必对塞利纳研究有所推动,尽管这一个过程仍将漫长而艰难。除去政治原因,塞利纳本身是一位十分复杂的作者,真实与谎言、人性与罪恶、观念与语言在他的作品乃至生命历程中虚虚实实、交错生辉,我们似乎很难接近这位作家的思想内核,其中掺杂着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托洛茨基、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他是一个混乱而惶然的时代中最特立独行的声音,它以最贴近生命的鲜活口语,讲述了这个时代痛苦与分裂,以一种另类的方式参与到两次大战期间法国作家的思想对话中去,这些作家包括巴塔耶、布朗肖、雷蒙·格诺、让·热内等,他们以各自不同的写作表达了似曾相识的经验。今天,对塞利纳的阅读,应该放到20世纪法国文学史和思想史研究的整体脉络中去,利用已有的译介和研究成果,对塞利纳做出更具参照性和互文性的解读。

  在《与Y教授的交谈》中,塞利纳坦言他的思想观念没什么作用,他只是在语言风格方面达到了某种真实。或许,唯有语言,才是作家的真理。这一思考在语言符号学和结构主义主导的20世纪法国文学中成为共识。如同皮埃尔·马舍雷所指出的:“如果说在文学中谈的是真理问题,那么这个真理除文学赋予的价值之外并没有其他价值,这就是其风格的真理:这不再是形而上学,而确实是文学所呈现的一种深层文体学,这种深层文体学几乎独自代替了哲学的地位。”[34]

  [1] 小说有两个中文译本,徐和瑾先生的《长夜行》(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和沈志明先生的《茫茫黑夜漫游》(山东文艺出版社,2000年)。两个译本各有千秋,本文对两者都有所引用。小说标题文本统一用《长夜行》。

  [2] 主要集中在塞利纳于1938年至1941年期间发表的三个论战小册子:Bagatelles pour un massacre(《屠杀琐事》,1937), L’Ecole des cadavres(《僵尸学园》,1938), Les Beaux draps(《窘境》,1941)。但至今,对于作者真实的政治立场,学界仍有争论。

  [3] 参见刘晖编译:《塞利纳与以色列文学》,载《外国文学评论》,1994年第2期,p.139。

  [4] 原文为:“Peut-être Céline demeurera seul de nous tous.” :Jean-Paul Sartre: « Écrire pour son époque », Les Écrits de Sartre, Gallimard, Paris, 1970, p.675-676.

  [5] Jean-Paul Sartre : « Écrire pour son époque », Les Écrits de Sartre, Gallimard, Paris, 1970, p.138.

  [6] Gaëtan Picon, Panorama de la Nouvelle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Paris, Editons Gallimard, 1949,p.71.

  [7] Louis-Ferdinand Céline, Voyage au bout de la nuit, Paris, Le Livre de Poche, 1952, p.2, 本文作者译,以下所引法语资料的中文译文,均为文本作者译。

  [8] 塞利纳:《长夜行》,徐和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第572页。

  [9] 塞利纳:《茫茫黑夜漫游》,沈志明译,《塞利纳精选集》,山东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51-152页。

  [10] 塞利纳:《茫茫黑夜漫游》,沈志明译,《塞利纳精选集》,山东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48页。

  [11] 塞利纳:《长夜行》,徐和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

  [12] 尼采:《哲学与真理》,田立年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06页。

  [13] Michel Foucault, L’Ordre du discours, Editions Gallimard, 1971, p.20.

  [14] 《长夜行》(1932)和《催命》(Mort à crédit, 1936)出版并获得成功后,塞利纳于1936年将他的医学博士论文整理出版,几乎没作什么修改。该书多次再版,1999年,伽利马出版社将其收入L’imaginaire丛书,书名简化为《塞梅尔韦斯》,由菲利普·索莱尔斯作序。

  [15] Louis-Ferdinand Céline : Semmelweis, Editions Gallimard, coll. « Imaginaire » , 1999, p.53.

  [16] Ibid., p.20.

  [17] Ibid., p.18.

  [18] Ibid., p.33.

  [19] Louis-Ferdinand Céline : Semmelweis, Editions Gallimard, coll. « Imaginaire » , 1999, p.98.

  [20] Philippe Sollers : « Naissance de Céline », préface à Semmelweis, p.6.

  [21] Semmelweis, p.97.

  [22] Semmelweis, p.17.

  [23] Louis-Ferdinand Céline, Entretiens avec le professeur Y, Editions Gallimard, 1955, p.35.

  [24] Semmelweis, p.24.

  [25] Ibid., p.28-29.

  [26] Ibid., p.55.

  [27] 塞利纳:《死缓》,金龙格译,漓江出版社,2016年。

  [28] Henri Godard, préface aux Œuvres Complètes de Louis-Ferdinand Céline, Romans Tome I, Editions Gallimard, coll. Pléiade, 1981, p.23.

  [29] 参见皮埃尔·马舍雷:《文学在思考什么?》张璐、张新木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67-168页。

  [30] Louis-Ferdinand Céline, Lettre du 16 avril 1947 à Milton Hindus, Cahier de l’Herne: Céline, Le Livre de Poche, 1988, p.385-386.

  [31] Entretiens avec le professeur Y, p.98.

  [32] Ibid., p.110.

  [33] Louis-Ferdinand Céline, Lettre du 16 avril 1947 à Milton Hindus, Cahier de l’Herne: Céline, Le Livre de Poche, 1988, p.386.

  [34] 皮埃尔·马舍雷:《文学在思考什么?》,张璐、张新木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68页。

  *程小牧: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副所长

  *责任编辑:韩宵宵

 《中国文艺评论》2017年第2期 总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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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品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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