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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崇古诗词的同时,请不要忘记新诗
发布时间: 2017-02-16 来源:腾讯文化

  在号称新诗诞生一百周年的2017年,写这么一个题目,未免有点儿“为诗一辩”的尴尬。最近的“中国背诗词大会”热潮下,赞美古诗词之高超者,往往会顺便表示一下对新诗的轻蔑,比如景凯旋教授的《诗歌是个人朝圣,与集体无关》就有一段这样的话:

  “直到今天,我还是对现代诗存有偏见,背诵得很少。文学的最终标准是时间,我怀疑,今天的诗歌几百年后是否还有人记得。在我看来,首先,诗歌应当具有音乐性,要能背诵,现代诗大多是分行散文,只能看,不能读。其次,诗歌永远是读给自己听的,不是读给大家听的,因此现代诗似乎只适合年轻人写,到了一定年龄,如果缺乏哲理,再写下去就难免矫情,而旧体诗直到老年仍然能继续创作。”

新闻图:因“中国诗词大会”而走红网络的高中生武亦姝

新闻图:因“中国诗词大会”而走红网络的高中生武亦姝

  这段话,可以说代表了中国的一般古典文学爱好者对新诗的偏见。但一个人对新诗的偏见,其实暴露了他对诗本身也存在偏见。“今天的诗歌几百年后是否还有人记得”——杜甫的同代人当年也是这样轻蔑杜甫的。杜甫自己也说“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南征》),在几本唐人所选的唐诗选里,几乎都没有选杜甫的诗,直到杜甫去世九十年后,《唐诗类选》和《又玄集》才选进了一些现在看来并不能代表杜诗最强音的诗篇,虽然当时韩愈、李商隐、杜牧等大诗人都已经很推崇杜甫了。

  从诗歌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杜甫的诗就是唐朝的新诗,和大众的想象不一样,李白是复古派,杜甫才是不断实验的先锋派。但很明显,无论是唐朝的时尚还是今天对李杜的印象式判断,大众还是更倾向于李白,因为李白的诗人形象更接近读者期待。

资料图:网友PS的先锋派诗人杜甫(图源网络)

资料图:网友PS的先锋派诗人杜甫(图源网络)

  其次,景教授人云亦云地用音乐性去质疑新诗这一点(换做市井小儿都会挂在嘴边的说法就是“不押韵那还叫诗吗?”)——且不说古诗的音韵和今天的普通话发音距离有多远,还有几个古诗词爱好者能唱出一首本来可以唱的诗词?——新诗到底有没有音乐性?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分出了两派,一派是从闻一多、徐志摩开始,到卞之琳、林庚、吴兴华这些极致的新格律实验者,他们吸取东西方格律诗传统,讲究音步、顿挫等,以在白话上复活文言诗对形式的追求,所谓“带着镣铐跳舞”;另一派是戴望舒、废名等自由派,戴望舒的名言是:“诗不能囿于固有形式和韵律。诗之韵律抑扬存在于诗情而且文字语音之间”(《诗论零札》),他提出更深刻的内在韵律说以求超越传统诗歌已经教条化的格律,这一点已经在他之后七、八十年的新诗写作者处得到了实践和成熟。

  简言之,新诗不是没有音乐性,而是创造了新的音乐性,并不拘泥于旧诗的格律。前述两者的主张和实验都成为了今天新诗的财富,隐藏在许多不为大众周知的诗人的诗篇深处。

  “现代诗大多是分行散文”亦是大众对新诗的粗俗玩笑,一个大学教授的认识竟然也止于此,挺遗憾的。对于散文化,八十年前的诗人废名早有高见,他的《谈新诗》系列文章,其中一个重要主题就是新诗与旧诗的关键区别,他说:“我以为新诗与旧诗的分别尚不在于白话与不白话……旧诗的内容是散文的,其诗的价值正因为它是散文的。新诗的内容是则要是诗的……”。

  废名认为旧诗已经成为一种抽象的调子一样的东西,用“诗的”形式掩饰实际上散文可以表述的内容而已;而新诗却要回归到真正的诗的自由的生发方式中去,“用韵不用韵都没有关系……新诗所用的文字其唯一的条件乃是散文的文法,其余的事件只能算是诗人作诗的自由了。”真正的好诗不靠“诗的”修饰也能传递强烈的诗情。

  这一点在林庚所向往的“自然诗”处又得到深化,后者期待一种“如宇宙之无言而含有了一切,也便如宇宙之均匀的,从容的,有一个自然的,谐和的形体”的诗。最终他也走回自由诗,但他重新思考了自由诗之“自由”:“许多人仿佛觉得自由诗不过是形式自由的诗而已,这尤其对写诗的人们,实是今日自由诗的危机。”

  林庚担心的,就是日后无数写作肤浅的诗体散文的诗人的“自由”,他们给不假思索地鄙夷新诗的读者造就了大量攻击新诗的例子。自由诗的自由在于诗情运行的自由,分行只不过是诗人给读者感受其内心节奏所提供的方便而已,新诗最优秀的几本诗集中,鲁迅的《野草》、商禽的《梦或者黎明》都是散文诗,不分行也毫不妨碍一个认真的读者感受他们内心的波澜曲折。

  “自由诗所以永远予人以新的口味,而更因其整个都是新的,其不易为一般人所接受乃也是当然的事”——林庚对新诗遭遇的责难早有预见。接受新诗与否,考验一个人对语言的认识,在于他期待语言是一种活的、不断更新的思维方式,还是认为现有的语言已经足够乘载他的思维。

  所以就有了景教授“旧体诗直到老年仍然能继续创作”这句有趣的话,我不厚道地联想到一个笑话:“老干部体诗歌”。为什么中国盛产“老干部体诗歌”?不只是因为老干部比较多,很多见识新、广的知识分子,提笔写旧体诗仍然难逃“老干部体”的滥调,这正揭示了旧诗形式所纵容的偷懒是如何直接影响诗质的。旧诗的套路太多,平庸的思想易于安置(大量“计算机作诗软件”都能作过得去的旧体诗,就是一例),不平庸的思想也往往需要削足适履被套路化,只有充分自觉警惕这一点的旧体诗创作大师才能多少避免。

  景教授的文章强调诗歌要回归个人,这点无可厚非,实际上诗的发展就是不断回归、深入个人内心的过程,但是光这样并不够。回归个人与参与公共议题,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都是不断循环、后浪前浪地轮替着的诗歌追求,个别大诗人能够兼之。

  上世纪末大陆的新诗逆集体化需要而再生,一度对政治、入世的写作有着洁癖般的回避,但这种回避又不可避免带有政治隐喻。而古诗呢?群、兴、怨都和集体有关,学习古诗中的诗人与世界之关系,才是新诗的当务之急,处理内心朝圣,新诗有更灵活丰富的方式,面对集体,它却欠缺古诗的从容。

  为什么公众乐见的诗都是套路?或者说,为什么经典与套路的分野如此模糊,大众无从分辨、也懒得分辨?这涉及到审美心理的习惯问题,一般读者会顺应自己的审美积累去寻找适合自己局限的作品,只有高要求的读者和创作者会寻求超越自身审美局限的作品。后者常常落得“难懂”、“疏离”等等评价,但正是后者的不断破和立,为后代读者开拓更广阔的审美空间,经典的诞生之初都是前卫的。

资料图:小学课本上的古诗

资料图:小学课本上的古诗

  而说回种种媒体上的诗歌大会、竞技PK,本质上是反诗的,董仲舒云:“诗无达诂”虽然说的是诗经,实际上也可以指大多数的好诗——诗与其它文学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的开放性,没有固定的解释,越好的诗越是众说纷纭。但竞技需要标准答案,需要规矩,反而扼杀了诗为读者所培养的想象力。

  景凯旋教授的文章,最后一句我最为认同:“诗歌从来都是流淌于生活之流中,润物无声。它改变不了我们的生活,但却能改变我们对生活的理解。”既然如此,我们生活在二十一世纪,就必须创造二十一世纪的审美,让新的诗去深化我们对这个骤眼看毫无诗意的时代的理解。

(文/廖伟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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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品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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