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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社会性和人文性的宏观辨析(陆贵山)

2019-10-11来源:《中国文艺评论》 作者:陆贵山 收藏

  内容摘要:文艺的社会性和人文性是一个带有母元性质的根本问题。文艺与社会历史的关系和文艺与人文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文艺的理想境界应当是把社会生活中的人和人的社会生活有机地结合起来,把时代精神和人文精神完美地融通起来。在中国,人文精神的大提振是从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动开始的。新时期后,中国思想界展开了几次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而在西方文化史上,文艺的社会性和人文性同样是相比较而存在,相竞争而发展,使学术思想呈现螺旋式上升的回归现象或钟摆现象。当代中国处于大变革的时代,大变革时代更需要强烈的变革意识,需要表现改造环境和变革世界的大手笔的文艺家。在新历史条件下,文艺家应当树立正确的人学观和历史观,努力把文艺的社会性和文艺的人文性有机融合起来,将时代精神和人文精神统一起来。

  关 键 词:文艺社会性和人文性 当代文艺 人文精神 文艺家职责 观点辨析 文艺理论

 

  一、文艺的社会性和人文性

  当代中国广泛流行着两种并驾齐驱、最有影响的文学观念:一为“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一为“文学是人学”。这两种文学观念都是正确的。这两种文学观念都具有根本性的学理依据。前者依据于文学的社会性,后者依据于文学的人文性。文学是兼有社会性质和人文性质的共同体。从其社会性质出发,可以把文学视为社会生活的反映;从其人文性质出发,可以把文学界定为人学。文艺的社会性和人文性是一个带有母元性质的根本问题。文艺与社会历史的关系和文艺与人文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因为人和社会历史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社会历史是人的社会历史,人是社会历史的人。脱离人的社会历史和脱离社会历史的人实际上是不存在的,都是不可思议的。马克思主义把人置于社会历史结构的总体框架中加以理解,说明人是社会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人,不是抽象的、孤立的、幻想的人。只有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才能对人进行科学的阐释。然而,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人的地位对社会历史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人具有社会历史的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人民,只有人民才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社会历史条件对人进行社会历史变革具有重要的刺激和诱发作用。社会历史和人的关系是辩证的,没有人的观念的更新,就不会有社会的进步;没有历史的转折和时代的变迁,也不会给人带来自由、幸福和解放。

  纵观文学史,可以发现两大脉系:一是注重文学和社会历史的关系,产生强大的社会历史学派;一是强调文学和人的关系,产生强大的人学学派,形成影响深远的历史主义和人道主义传统。这两者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对文学的界说,正是从这两个方面来阐释的。应当肯定的是,“文学是人学”和“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两个命题都是正确合理的。有的主张“文学是人学”的学者,厌烦和拒斥“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个命题,这是为什么呢?这可能是因为社会的不和谐和制度的不完善。人和社会有时处于一种矛盾和冲突的异化状态,人感到受压抑、被伤害,或精神的独立性和自由度遭轻蔑。社会历史不是空的,它的背后,站立着人。人和社会历史的矛盾可以还原和转换为人和人之间的矛盾。表面上看来,是人和社会历史的矛盾,实质上反映着社会历史中的这一部分人和那一部分人之间的矛盾。社会历史中的人,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方面,在权力和财富的分配和再分配方面,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合理和不平衡的现象,这是应当逐步加以解决的。我们应当努力把当代中国的社会制度和体制建设得更加符合广大人民的需要,更加体现广大人民的利益,更加适合广大人民的生存和发展,使广大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和美好。

  研究文艺和社会的关系,产生各式各样的文艺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社会学最为科学。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历史结构的理论把社会现象划分为两大层面,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制约和影响人们的心理、思想和精神世界。这种决定、制约和影响不是机械的,而是辩证的,是受动和能动的有机统一。普列汉诺夫标举了一些包括社会心理在内的一系列不可忽视的中间环节。俄国民主主义文学批评强调从历史主义观点去认识文学现象,别林斯基认为“文学是整个社会的所有物”。卢卡奇关于统一性的思想,把社会的生产关系视为“一个整体”。葛兰西主张把文学史作为文化史的一部分,推助建构新的社会关系和上层建筑。他在《论“国家的—人民的”概念》一文中,提出夺取文化领导权,建立“国家的—人民的”的文学主张,把文艺社会学的使命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此外影响比较大的还有实证主义的文艺社会学和文化批判主义的文艺社会学。斯达尔夫人在《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一书中考察不同的社会状况、宗教、风俗、法律,乃至气候、地缘对文学的影响,被视为第一个“文学社会学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提出了有名的“三要素说”,即认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性质面貌取决于种族、环境和时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从文化批判视阈强调文艺对社会的批判功能,对匡正社会弊端,拯救文化沉沦,具有重要意义。

  在文艺的社会性和文艺的人文性的关系问题上,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一个极端是用社会性压抑人文性,导致直观反映论和庸俗社会学;另一个极端是用人文性消解社会性,可能滑向抽象的人性论。实际上非人学的文学和非社会学的人学都是不存在的。文艺可以侧重表现人,也可以突出反映社会生活。文艺的理想境界应当是把社会生活中的人和人的社会生活有机地结合起来,把时代精神和人文精神完美地融通起来。

 

  二、当代中国文艺社会性和人文性问题的历史回顾及沉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获得了自由、幸福和解放。新中国的大地洒满了灿烂的阳光,工农大众和劳动人民拥有了历史主体地位。生活领域、意识形态领域和文艺领域中的人文性和社会性都呈现出清新的、健全的、良好的生态。“反右运动”后,正常的政治秩序遭到破坏。随后,频繁的不正常的政治运动连绵不断,造成和平生活环境的动荡不安和相当多的人的生存和命运受到伤害,人文精神趋于低迷。造成这种恶果的根源是长期延续革命战争时期的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策略。应当看到,在当时,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从整体上已经不再适合当代中国的国情,理应刻不容缓地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以现代化为宏伟目标的社会转型和历史变革。顽强的、固执的思维定势和政治传统贻误了战机,错失了历史的最佳时期。同时形成了学术的社会性和阶级性长期压抑人文性,历史理性长期统摄人文精神的严峻肃然的政治环境。

  人文精神的大提振是从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动开始的。新时期后,当代中国思想界展开了几次规模较大、影响深远的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

  第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初,人文知识分子对“文革”后果痛定思痛,对人道主义作了新的阐释。胡乔木仍然把人道主义视为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关于人的抽象的意识形态,把人道主义的适用范围限定于伦理道德的领域之内。周扬开始倡导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王若水呼吁“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汝信认定人道主义应当把人视为人,尊重人的地位,推崇人的尊严和权威,崇拜人的价值。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人本主义、人文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思想体系对反对封建专制,颠覆君权和神权,曾起到进步的历史作用。由于中国处于封建社会的时间较为漫长,肃清封建遗毒的任务并没有彻底完成。不应当把人道主义、人本主义和人文主义当作资产阶级的专利,民主、文明、自由、平等、公正、诚信、友善这些内容,经过改造和重塑,也可以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重要标准。马克思主义把解放全人类作为伟大理想,把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建构人类共同体,作为壮丽蓝图。马克思主义具有丰富、深刻、系统的人学理论,特别是具有科学地、完整地、现实地实现人的解放的理论。随后不久,北京大学成立了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所,促进了整个社会对提振人文精神的专注,推动了学术研究的人文性和社会性相互关系的深入发展。

胡乔木(左)、王若水(中)、汝信

  第二次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些负责的、敏感的包括青年作家、评论家、理论家在内的人文知识分子掀起了“人文精神大讨论”。他们以《上海文学》《读书》杂志为阵地,面对市场经济负面作用带来的困惑,发出“迷茫中的第一声”呐喊。他们著《人文精神寻思录》,并以王晓明和陈平原等人为主将。这些智者切身感受到:当时中国的文化状况非常糟糕,存在着严重的危机感,知识分子人格萎缩,批判精神缺失,人文精神不振,艺术乃至生活趣味粗劣,思维方式简单机械,创造力和想象力匮乏,等等。这种精神状况的恶化背后具有深刻的社会和历史原因。知识分子面对着“人文精神的废墟”,在这次讨论中发文超过百篇。《光明日报》《文汇报》《中华读书报》发表了各种不同的声音,也开始涌现出文化的后现代主义和消费主义思潮,上海和北京两地同时出版《人文精神讨论文选》。这是中国当代人文思想史上的重要事件,对正视和解析经济大潮下的人文精神的嬗变富有时代感的新意义。

  20世纪90年代末,我在《文艺报》上发表《铁肩担道义——文艺工作者的精神价值取向》[1]一文,童庆炳教授发文“批评”,引发了全国第三次关于“社会理性”和“人文精神”的大讨论。我提出选择和承担精神价值取向主要有三个要点:“政治良知”“文化操守”和“社会理性”。倡导社会理性时,论证与人文精神的深层关系。我认为,政治良知为人文精神提供正确的方向,文化操守保证人文精神具有独立高尚的品位,遵奉社会理性、服从历史规律,才能使人文精神发挥推动时代前进的积极作用。童庆炳教授对我主张建构新政治、倡导社会理性和人文精神的辩证统一有不同的见解。在社会理性和人文精神的关系问题上,我们的看法既有一致又有分歧。他认为当代中国文坛还没有产生表现社会理性和人文精神统一的作品,把所有的创作归纳为三种模式:即如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只抓住了历史理性维度”;如王润滋的《鲁班的子孙》、张炜的《柏慧》“只抓获住了人文关怀的维度”;再如刘醒龙的《分享艰难》、谈歌的《大厂》、何申的《年关》、关仁山的《大雪无乡》等“是历史理性和人文关怀两个维度的双重缺失”。他“希望当代文学创作的价值取向是:历史理性要有人文的维度,人文关怀要有历史的维度。在乔光朴与黄志亮之间保持张力”。[2]

  问题的关键是在社会转型和历史变革的关口,要不要尊奉社会理性,服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应当具有什么样的人文感情、人文关爱和人文精神?童庆炳教授援引前苏联作家拉斯普金《告别马焦拉》的小说情节说明历史理性和人文关爱、人文精神的“悖论”[3],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消极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

  我和童庆炳教授的论争,尽管观点不尽相同,却揭示了社会理性和人文关爱关系的完整性,达到了辩证理性的思想高度。正如我在文章中所指出的:“文艺的历史精神和人文精神、社会理性和人文情感是辩证统一的。既反对用历史精神和社会理性压抑人文精神和人文情感的倾向,也排拒以人文精神和人文情感取代历史精神和社会理性的倾向。那种非历史的人文精神、人文情感和人文关爱纯属一种虚假的人文观念。应当清除各式各样的阻碍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狭隘的鄙俗人文隋性。那种违背时代潮流、历史逻辑、社会理性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爱是不足取的。只有变革现实的伟大的历史实践和历史过程,才能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逐步实现改革开放时代的社会理性和人文情感的统一。文艺工作者们应当站在变革时代的前沿,倡导顺应和推动有助于历史转折和社会变革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爱,追求社会理性和人文情感相和谐的理想境界。”[4]在社会转型期,我们应当克服和防止人文惰性和历史保守主义。

 

  三、对西方相关理论资源的检视和分析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认真梳理西方相关理论资源,对建构当代中国文艺的社会性和人文性的优质结构和良性生态是有益的。

  西方关于文学的社会性和文学的人文性的思想和观念源远流长,两者或同时并存,或交替发展,一直贯通古今。古希腊的“摹仿说”和“再现说”强调文学的社会性;而“心灵说”和“表现说”则突出文学的人文性。西方的两大文艺根脉中的现实主义重视展现文学的社会性,而浪漫主义则宣扬文学的人文性。西方的两大文艺思潮中的科学主义注重文学的社会性,而人本主义则发掘文学的人文性。前者侧重揭示时代精神,后者侧重激荡人文精神。诚然,这不是绝对的,是相对比较而言的。研究文艺和人的关系产生各式各样的文艺人学、文艺心理学,特别是人的生命哲学。不同形态的人性理论、人文主义、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理论都是从人和人学的视阈探讨文艺的奥秘。这种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思想,提倡关怀人、尊重人,主张构建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倡导“自由”“平等”“博爱”。这作为反封建和反神权的思想武器,曾起过积极的历史作用。这方面的论述浩如烟海,应当进行系统的梳理和解析。

  必须指出的是,在理解和处理文艺的社会性和文艺的人文性的关系问题上,确实存在着企图“一方吃掉一方”的走极端和绝对化的倾向。一方面,企图用文艺的社会性否定文艺的人文性,把人和人的生命视为社会物质存在的机械的附属物,把人的思想、心理和精神世界视为经济的简单的派生物、分泌物和阶级的等同物,全然抹杀了人的生命和人的意识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企图用文艺的人文性消除文艺的社会性,把社会的物质存在完全看作是人的生命和人的生命意识的客观化、对象化和外在化。生命哲学是功过相半的,这种理论以颠倒的方式,通过唯心主义绝对化的论证,肯定了生命需求和生命冲动对创作的终极作用。这是一种发展,但又被片面地发展了。狄尔泰是最早提倡“生命哲学”的德国哲学家。他把生命视为世界的本原,认为一切社会生活现象都是生命的客观化、都是生命冲动的外化,社会历史不过是生命在时间里的延展。他认定历史事实不是因果关系,而是意义关系。人的生命意识和精神世界不是历史的产物,而历史本身却是生命的客观化,是精神世界的产物。狄尔泰用人文性吃掉了社会性,完全把问题搞颠倒了。生命哲学家齐美尔和狄尔泰一样,也把世界的本原说成是“生命”和生命的“活力”。他否认历史的客观性、规律性和整体性,只靠生命的直觉和本能来把握“生命”世界。历史是生命的外化。人类需要“生命的和谐”,革命是对和谐的破坏。法国哲学家柏格森也主张生命冲动或生命之流是世界的本质。他认为生命是一种盲目的、非理性的、永动不息的生命冲动。这种冲动被称为“绵延”或“生命之流”,像一条河那样川流不息。生命哲学以极端的和颠倒的方式凸显了生命的性质和功能,宣扬生命的创造力,倡导直觉学和解释学的思维方式,为浪漫主义、表现主义、现代主义创作提供了理论支撑,对人文科学的构建和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生命哲学对人文性的强调,完全否定了文艺的社会性,大大超越了两者辩证关系所能允许的合理界限,带有明显的生命决定论、唯心论、意志论和绝对化的倾向。

狄尔泰(左)、齐美尔

  有的学者又企图用社会性消解和取代人文性。两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文明发生了极大的变异。世道恶化,人心畸形。斯宾格勒出版了《西方的没落》一书,描绘了欧美世界夕阳西下的景象。福柯高举起反人文性和反人道主义的旗帜。福柯认为,人文性和人道主义只是文艺复兴那个时代的产物,此前并没有占据处于主导地位的理论形态,而受到神权和君权的压抑。两次世界大战撕破了古典的人道主义的伪善和罪恶,使其质态发生了根本性的蜕变。那种理性的、群体的、洋溢着激情和怀抱理想的高尚的人已经不复存在。福柯所说的“人之死”并非指所有的人都死了,只是说文艺复兴时代那些英雄式的伟岸的“大写的人”已经消失了。后现代被资本、物质和科技力量所主宰和压抑的人失去了文艺复兴时代的伟人的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强,而蜕变成软弱而又“偏形”的“单面人”。后现代主义者把对传统的理性的富有信仰的人物的解构视为一种时尚,让这些人死去,撤出历史舞台。海德格尔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说:“每一种人道主义都是形而上学的”。斯特劳斯在《野性的思维》中说:“我相信,人的科学的终极目标不是建构人,而是取消人”。福柯在《语与物》中写道:“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实质上,福柯对“现代性的人”作了后现代主义的解释。这是由于现代的人向后现代的人转型所诱发出来的。福柯指出,这种人文性主要表现为个体的、微观的、庸常的、琐细的、边缘的、底层的、欲望的、肉体的等等。这是一种“非正统人文主义”的另一种形态的“人文主义”。福柯想构建一种“人文科学考古学”,检测西方文化中的人作为知识对象的起源和演变。福柯提出一种“知识型”的新术语,并赋予语言具有指称和表达知识的深层框架的特殊功能,淡化和消解人文性,这遭到尊崇人文性,主张“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的存在主义者的不满。福柯认为这是一种新生的认识构型(confirguration)决定事物的秩序。这种秩序存在于语言所创造的网络中。整个知识领域是通过一定的秩序建设立起来的。文艺复兴之后的西方文化到19世纪初经历过一次认识型的转换,使物的存在方式和知识秩序的存在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人文科学考古学”认为伴随着19世纪初现代认识型的出现,才凸显出人的作用。所谓人文科学并非科学,只是貌似科学的假象。人作为现代认识型的产物,只是一种构思。现代认识型使人产生有限性。人虽然被种种人文科学所强化,却又受到精神分析学、人种学,特别是语言游戏的解构。人只属于知识的实证领域,而并非科学的对象。随着语言学的发展,“人”将终结和消失,陷入“人类学的沉睡”。福柯的“人之死”的理论实际上是一种伪科学。人永远活着。福柯夸大了语言塑造的知识型的造物主作用。实质上语言和语言架构起来的认识构型,都是由人决定的,而不是相反。福柯用语言架构的认识构型建立事物的秩序,遮蔽和隐匿了人的存在,消解和抑制了人文性。

  人之死,人的自我解构,人的自我消除,这些命题都是违反人性的,也是不科学的。实际上,人永远活着,人永远在建构。人随着时代的变化的发展,不断改变自己的面貌,既建构,又解构,经历在建构中解构、在解构中建构这一连续不断的过程。资本、财富、物质文明和科技成果有压抑人的一面,但它们都是人创造出来的,同时凸显出人的蓬勃巨大的生命力。理应对后现代历史条件下的人的本性、存在和生态做一些切合实际的实证研究,作出真切的现象描述。从人的传统和现状的辩证关系加以分析,既珍惜优秀的人文传统,又充分考虑到后现代历史环境下的人的新的境况,作出确定深切的理论概括。后现代社会生活中恐怕不只限于福柯所描述的表现为低俗庸常的单一类人物。这有悖于人物存在和人物结构的多样性原则和主导性原则。事实上,文艺复兴的传统不可能完全被打断。现实生活中仍然有杰出的科学家、优秀的政治家、屹立于经济大潮尖端的企业家、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化旗手和精神领袖。在发达国家的后现代社会中,防止人的萎顿、人文性的坠落和人文精神的倒退和滑坡,是人文科学应当负担的极其重要的课题。

  实现文艺的社会性和文艺的人文性的辩证统一,关键在于考察文艺对人民和历史的态度。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学实质上是人民的文学。文学为了人民、源于人民、服务人民。一般而言,伟大的作家都是具有人民性的作家。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都是贵族。他们都背叛了自己的阶级,站在人民一边。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保皇党,但他看到了自己的阶级不配有更好的命运,于是改变了自己的阶级立场,倒向新兴的市民阶级一边,歌颂圣玛丽修道院共和国的英雄们。托尔斯泰是一位笃信基督的地主,但他痛恶资产阶级的势利和贪婪。虽然他过于绵善和仁厚,不理解社会变革,但他谙熟农村的生活,热爱农民,同情农民的命运。他的思想情感与农民相通,向农民靠拢,最终成为为农民代言的思想家。他苛刻地进行道德上的自我修身,过着像农民一样简朴的生活。他拿着镰刀,戴着草帽,酷爱劳动,村民夸赞他是一个有文化的农民。他不仅同情底层劳苦大众,还在《复活》和《战争与和平》的小说中塑造了聂赫留朵夫公爵和安得烈公爵等脱离自己的贵族阶级向真正的人回归的赎罪者和复活者形象。被人们称为“法兰西的莎士比亚”的伟大作家雨果的作品,一方面使压迫者“感到畏惧”,一方面对不幸的人们充满同情。他的《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九三年》都表现出深沉的人文关爱。雨果被赞颂是“为穷人说话的人道主义作家”。这些文学大师都通过他们的创作和作品表现出浓郁的人民性和人文性,揭示出与时代精神相融合的人文精神。

雨果

  综观西方的文化史,从大视野观察文艺的社会性和人文性的存在和发展规律,可以发现这样具有主导性的现象:文艺的社会性和人文性相比较而存在,相竞争而发展,或同时存在,或轮流凸显。在一段历史时期内,或以社会性为主导,或以人文性为统领。当社会性压抑人文性时,引起人文性的反弹、社会性的没落;当人文性排拒社会性时,激发社会性的新变、人文性跌入低谷。现实主义强调社会性,浪漫主义、现代主义、表现主义和泛表现主义宣扬人文性,后现代主义又解构人文性,如此等等。这样循环往复的运动,可能使学术思想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回归现象或钟摆现象。

 

  四、当好人类历史的“书记官”和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当代中国处于大变革的时代。新历史条件下的当代中国文艺的社会性和人文性凸显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和人文精神。新时代的时代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统一集中的核心表现是现代化的变革精神或变革的现代化精神。实现现代化变革的光荣而又艰巨的历史使命是:以表现人的现代化和社会的现代化为宗旨;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社会关系、人际关系、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交际方式,将会发生巨大的相应的变化;反映摆脱孤立的、封闭的、单纯的国别经济迈向全球化的国际经济;书写从宗法制农耕社会转化为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的艰辛之路;描绘中国大地上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壮丽景象;展示现代化过程中通过文化的交流和互鉴,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大力塑造具有创新意识和变革精神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文艺创作通过反映历史大变革的伟大实践,推进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文艺创作理应表现新时代的伟大变革。我们热切期待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史诗般的精品力作不断涌现。大变革时代的人民和历史需要大变革时代的文艺。新时代的文艺创作应当表现时代变迁、社会转型和历史变革。人们明显地感受到,在中国当代的文艺创作境况中,表现历史大变革这个历史使命的鸿篇巨制还不多,与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很不相称。为了求得文艺与当代中国现代化伟大事业的协作,优秀的文艺家应当珍惜这次伟大的历史变革给文艺发展带来的千载难逢的良机,捕捉富有时代感的重大主题,努力创作一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精品力作。

  正确地把握当代中国的国情是深刻表现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前提,是创造性地揭示当代中国现代化的伟大历史变革的基础。从全世界的范围看,不同的国家、民族和地区处于三种不同的历史发展状态,即: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当代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已经开始脱离前现代,还远没有进入后现代。中国社会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可以把当代中国的国情界定为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过渡与生成。这个历史定位,以实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伟大事业为历史使命,弘扬新历史条件下的时代精神和人文精神。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解释世界是重要的。不能正确地解释世界,也不能真正有效地改造世界。但只是解释世界,纵令是正确地解释世界也是不够的。正确地解释世界,必须通过伟大的社会实践,才能实现改造世界的理想目标。马克思说的“改造世界”实质上可以理解为通过社会实践,实现历史变革。从历史发展的不同程度而言,前现代的社会结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从整体上说已经失去了历史的先进性和合理性。后现代主义对具有不同的国情和文情的国家、民族和地域来说,存在着明显的时代错位和历史反差。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后现代主义只能部分地适用于当代中国,即那些已经发展起来的地区和富裕起来的人群。从宏观、整体和全局上看,处于从前现代向现代过渡与生成的当代中国来说,更需要统一、变革和建构,更需要认知理性、科技理性和道德理性的支撑,更需要培育人文性和和弘扬人文精神。随意地超越历史和昏昧地滞后历史,都可能对人造成不同程度的伤痛。这方面,我们都曾有过沉重的历史教训。不顾历史条件,从新民主主义飞跨到社会主义,用虚假的大跃进取代社会的真正进步,给国家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害。超越历史,就可能坠入社会乌托邦和审美乌托邦。

马克思

  艺术家、评论家应当把握文艺的现实性和社会历史性,尊重社会历史规律,自觉地跟着历史老人的脚步向前走。特别是准确地、适度地驾驭历史前进的速度和程度,使社会趋稳向好地发展。

  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创作界和理论界不同程度地存在复古遗风的现象,历史倒退主义思潮有所滋长。当代中国面临着从几千年延续下来的小生产封建宗法制农耕社会向发达的现代文明社会的过渡和转型。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伟大的历史变革。小生产封建宗法制的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已经失去了历史的合理性和进步性。农村的田园生活,尽管留下了优秀的文化遗存、亲和的伦理道德和秀美的绿色生态,但作为一种历史形态和社会制度,从整体上说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每个智者,都应当认清这个人心所向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欣喜地迎接新时代的光临,愉快地向旧时代揖别。这次中国历史的大变革和大转折,必然使中国的历史结构、社会制度、政治体制、经济质态、文化质态、伦理道德质态,发生根本性的嬗变,必然给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际方式带来全新的面貌。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人们在新的历史际遇面前都应当做出新的选择。

  是推动或伴随着历史的脚步向前走,还是抱着陈腐的观念不放、把历史拉向倒退,作家艺术家通过自己的创作必须作出明确的回答。有的文艺作品不去表现社会变革的合法性,反而着意渲染宗法制农耕社会的合理性,片面地礼赞田园牧歌式的农村公社的美妙与和谐,表现一种迷恋过去的非历史主义的意向。这是不可取的。文艺家们应当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不要过于迷恋宗法制的田园生活,更不能用历史倒退主义和复古主义阻挡现代化的历史潮流。

  西方现代文学史上,工业革命后曾经出现过一种消极浪漫主义文艺思想。这些消极浪漫主义作家夸大工业化造成的负面作用,沉湎和追忆他们失去的乐园,妄图恢复他们消弥了的幸福的天堂。一种复辟倒退的情结,像梦魇一样缠绕着他们的心灵。马克思、恩格斯从维护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的主旨出发,对消极浪漫主义的复古倾向进行了严厉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说,面对社会的转型和历史的变革,“浪漫主义者为此流下感伤的眼泪是人们所不取的”。[5]他们反对“用田园诗的笔调”,“把已经在所有文明国家中成为严峻的社会变革者的先驱者的现实运动,变为安逸的、和平的改变,变为宁静的、舒适的生活”。[6]贵族阶级企图用传统的“旧善”来惩罚“新恶”,“例如在18世纪,出现了正直善良的大丈夫,出现了以停滞的田园生活来同历史的颓废相对抗的素有教养、作风正派”的“田园诗人”。[7]当社会变革的风暴即将来袭的时候,“反动势力便发出悲叹,祈求回到封建主义,回到宗法式生活里,恢复我们祖先的淳朴的风尚和伟大的德行”。[8]马克思揭露了宗法制小生产农村公社的狭隘性、封闭性、僵化性和落后性。这种社会结构中“一些不开化的人的利己主义,他们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小块可怜的土地上,静静地看着一个帝国的崩溃”;过着一种“有损尊严的、停滞不前的、单调苟安的生活”,这是一种“消极被动的生存”;“这些小小的公社带着种姓划分和奴隶制度的污痕;它们使人屈服于外部环境,而不是把人提高为环境的主宰;它们把自动发展的社会状态变成了一成不变的自然命运,因而造成了对自然的野蛮的崇拜”。[9]小农经济是一种自然经济。自然经济铸成自然化的凝固的社会组织,具有厚重的历史积淀和很难克服的历史惰性。马克思深刻指出,这种僵硬落后的社会形态,如果自身不加以改变,必然遭到列强的侵略,从外部强行推翻。这些掠夺者扮演清洁工的角色,充当“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百年多来的中国历史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具有先进思想的人文知识分子应当永远推动或伴随历史发展的脚步向前迈进。

  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发展是靠人的先进思想、创造精神和实践精神来推动的,而人文精神的高扬,人文关爱的体现,人的综合素质的培养和提升,人的信仰理想的树立和弘扬,人的伦理道德情操的优化和美化,人的英雄主义和献身精神的展现和发挥,都是通过改变环境、实现社会变革和历史转折的伟大实践来达成的。正是这个伟大的社会实践,既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又促进了人的自我完善。当代中国已经拥有大量平常的普通作家,书写大众群体的生活故事。大变革时代更需要富有强烈的变革意识,表现改造环境和变革世界的大手笔的文艺家。他们是中国的文化精英和中国精神的代表。大变革的伟大社会实践,必然催生大手笔的文坛巨匠。文艺家应当树立正确的人学观和历史观,努力把文艺的社会性和文艺的人文性有机地融合起来,尽可能完美地把新历史条件下的时代精神和人文精神统一起来。既要当好人类历史的“书记官”,展示时代精神,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又要当好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表现人文精神,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1] 陆贵山:《铁肩担道义——文艺工作者的精神价值取向》,《文艺报》1999年6月24日。

  [2] 童庆炳:《历史——人文之间的张力》,《文艺报》1999年7月15日。

  [3] 同上。

  [4] 陆贵山:《铁肩担道义——文艺工作者的精神价值取向》,《文艺报》1999年6月24日。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83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639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329页。

  [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83页。

  [9] 同上,第765-766页。

 

  作者:陆贵山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文艺评论》2019年第9期(总第4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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