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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大众文化视觉主体的现代人格建构(李健)

发布时间:2019-04-03来源:《中国文艺评论》作者:李健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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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作为当代中国的主导性文化形态之一,大众文化的表意实践过程不仅越来越依赖于视觉形象符号,而且推动了一种带有典型社会转型意味的“镜像化”视觉主体的形成。这一主体形态作为反思中国当代社会转型问题的落脚点之一,又与现代人格建构构成了一种互为表里、相互作用的逻辑关系。从这一维度出发,当代中国人的现代人格建构不仅深受大众文化表意实践的影响,又可以通过“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以及“虚构与现实”三重张力关系得到更为明确的揭示。无论大众文化视觉主体及其现代人格建构,还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及其现实问题,均可由此得到批判性与建设性并重的说明。

  关 键 词:大众文化 视觉主体 现代人格 表意实践 社会转型

 

  一、问题的缘起与研究路径

  众所周知,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伴随着媒介技术和传媒生态的变迁,大众文化已经逐步成为最能体现当代社会转型的主导性文化形态之一。在这一过程中,大众文化不仅越来越倚重视觉形象符号的表意实践,而且在各个方面都深刻影响了当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从社会转型的角度来看,这其中最值得注意的现象之一,便是人们正日益习惯于通过大众文化所提供的视觉经验,来确证自己的主体身份。这也直接导致了一种主要依据大众文化视觉形象“生产—消费”活动进行自我身份建构的视觉主体的出现。作为一种深受消费行为和方式束缚的“镜像化”主体形态,其身份建构过程既包含着视觉主导性所带来的深刻局限性,又成为反思中国当代社会转型问题的一个不容忽视的落脚点。就此而言,现代人格建构作为社会转型的核心议题之一,无疑是考察大众文化视觉主体最恰如其分的视角之一。二者可谓互为表里、相互作用,共同反映了中国当代社会在个体维度的深刻转型及其现实问题。

  具体来说,人格作为“前后一贯的行为模式”[1],反映了个体身处特定时代语境和生活环境所形成的个性特征。所谓现代人格,强调的则是一种与现代社会转型相“匹配”的个性特征以及行为方式。对于中国人而言,由于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代体验,其现代人格形成过程中所遭遇的张力关系无疑更为复杂。有观点认为,现代中国人实际上具有一种区分于西方人的双文化自我特征:

  个人传统性是指传统社会中个人所最常具有的一套有组织的心理特征;个人现代性则是指现代化社会中个人所最常具有的一套有组织的心理特征。如此一来,华人传统型应该包含了经由中国文化传统传承下来的核心价值观、态度、感觉和行为倾向,而华人的现代性则应该包含了经由引进与学习西方文化传统的核心价值观、态度、感觉和行为倾向。[2]

  在这一论断中,隐藏着两个层面的基本张力关系,一是传统与现代;二是中国与西方。这也正是我们基于大众文化考察现代人格建构问题的两个基本面。其中,传统与现代所形成的张力关系,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迁所面临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理论层面对此所进行的考察,需要充分意识到:传统既始终是我们进行理论建构与在理论上反叛必须依靠的资源;又很难被“反”掉,正如解构理论要借助理论的武器一样,反传统往往也要借助于传统。[3]在实践层面,霍布斯鲍姆以“发明的传统”对传统与现代的复杂关系所进行的解读,尤其具有启示意义。[4]基于大众文化表意实践所建构起来的视觉主体,一方面需要借助源自传统的各种视觉形象符号来明确身份,另一方面又通过前者对“新情境”的“发明”,以视觉经验的方式逐步建构起适应新的社会状况的现代人格。中国和西方所形成的张力关系,则集中反映了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外来强势文化所带来的巨大冲击力。通过大众文化表意实践,这种冲击力不仅得以渗透在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也对当代中国人的主体身份和现代人格建构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与此同时,大众文化对视觉形象符号系统的过度依赖,还带来了另一个维度的紧张关系,即虚拟与现实之间的张力。众所周知,作为文化产业形态的大众文化,围绕所谓“眼球经济”形成了一个由消费活动所主导的文化产业链。与此相互印证的则是传媒生态系统的深刻变化。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一个以“全媒体”或“跨媒体”为特征的大众传媒平台的形成,为大众文化视觉形象符号的“生产—消费”活动提供了开阔的文化空间。具体来说:

  跨媒体和全媒体的多元链接和相互转换,彻底改变了图像生产与传播的形态,使得图像的影响力超越了以往任何时代,并由此形成一种独特的跨媒体和全媒体的接受经验。再加上文化产业的集团化和整合浪潮,有线电视网、互联网、手机通讯网和平面媒体网高度融合,这就重新绘制了大众文化的生产、传播和接受的地形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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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高度融合的媒介生态系统,不仅为大众文化表意实践提供了更为灵活和多元化的符号生产和传播路径,而且也极大地拓展了文化消费的现实可能性。这其中,对大众主体身份建构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后果之一,便是现实生活越来越依赖于各种虚拟的形象符号才能得到充分显现,才能借由大众的消费行为得到“镜像化”的视觉还原。这种主要以视觉形象的文化消费方式凸显出来的虚拟与现实之间的张力关系,同样在大众文化的视觉主体及其现代人格建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概言之,从视觉主体的建构维度出发,大众文化表意实践既为现代人格的形塑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又在这一过程中至少受制于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虚拟与现实三重张力关系。这是本文需要深入剖析的核心议题。

 

  二、传统与现代:现代人格形塑的张力之一

  就传统与现代而言,大众文化表意实践如何处理“现在”与“过去”的复杂关系,并立足现代对传统予以合理有度的继承与改造,已经成为视觉主体建构现代人格的要件之一。有研究表明,相较于现代人格,传统人格往往具有如下特征:被动地接受命运,缺乏效能感;害怕革新,不相信新事物;同外界隔绝,对外界发生的一切毫无兴趣;信赖传统的权威,接受长者、宗教与习俗领袖的劝告;只关心个人的特别是家庭的事务,对社区的事务很冷漠;只同纯属地方的群体认同,因而远离并且畏惧较大的区域和全国性的大群体;为适合狭隘的目的而形成或降低自己的志向,培养谦逊的、为自己的一点收益而感恩不尽的情操;同下属和社会地位较低的人具有的关系是严厉的,有阶级性的;对凡是同维持自己的日常生计的事务无明显实际关系的教育、学习、研究,都不重视。[6]尽管这些特征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社会之前的状况,但在总体上这种谨小慎微、狭隘保守的特性,仍可作为现代人格建构的参照依据之一。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成果,便是摆脱了这一对社会发展带有明显滞后效应的人格特征。这其中,传统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值得深省的。

  具体对于大众文化表意实践来说,传统绝不是一个可以任意回避、无关紧要的东西。事实上,在其视觉形象符号的生产/消费过程中,“传统”始终是大众文化不断加以“征用”的核心资源之一。在这种“征用”中,我们能够深刻地体会到霍布斯鲍姆对传统实质的揭示。在他看来,传统所标榜的历史连续性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传统作为对“新情境”的一种回应,以某种准义务式的重复来确立自己的过去,因此不过是我们根据需要不断发明出来的:

  在传统被发明的地方,常常并不是由于旧方式已不再有效或是存在,而是因为它们有意不再被使用或是加以调整。[7]

  传统的现代发明不仅有迹可寻,而且也是社会转型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参照系。事实上,现代人格的确立,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各种经过传统面目伪饰过的当代视觉形象符号为依据的。

  一方面,原本属于传统文化的形象符号,不可避免地遭到大众文化表意实践的再编码。比如中国古典小说经典《西游记》,在当代大众文化语境中被视觉符号化的次数便不可胜数。其中即便是看上去忠实于原型的改编之作,如1986年版电视剧《西游记》,也在情节设置、人物造型和主题思想等方面进行了诸多提炼;更不用说《大话西游》(1995)、《西游降魔篇》(2013)、《西游记之大闹天宫》(2014)等徒有《西游记》形象符号空壳的戏仿式电影或动漫作品了。2015年受到热捧的3D动画片《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便生动地借助《西游记》外壳,讲述了一个好莱坞式团队协作的励志故事。其中以孙悟空为代表的一系列视觉形象,与原著之间的关联度并不紧密。如果我们囿于来自传统的惯习,将很难真正领会这一形象所建构起来的当代性。进入当下语境,大众文化对于传统的“戏谑式”视觉再生产,其实是当代中国人越来越具有包容精神的一种体现。传统在这里则更多被视为一种文化财富,而不是一种负担。无论是对传统的怀旧还是滥用,都不过是贴上“传统标签”对现代精神的一种“再发明”。《大圣归来》的海报宣称:“这是一个需要英雄的时代”,其实重要的并非需不需要“大圣”,而是他可以给当代人带来什么,又真的带来了什么。换句话说,如果这个故事讲述的不是一个重新“发明”之后的传统故事,将很难产生如此出色的投资回报率。

\从左至右依次为:《大话西游》(1995)、《西游降魔篇》(2013)、《西游记之大闹天宫》(2014)

  另一方面,传统观念又会以各种不同的面目藏身于看似极具当代性的视觉形象之中,左右我们的主体身份建构,甚至会干扰现代人格的形成。比如大众文化视觉形象符号中的女性刻板印象,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传统观念在当代社会中的重新发明。无论电视广告、时尚杂志,还是电影、电视剧,随处都可以发现一种源自于传统的不平等关系。仅以电视广告来看,其中不仅充斥了“男主外、女主内”和“女为悦己者容”的隐性观念,而且男女有别的社会角色定位、看与被看的权力关系,往往都“隐藏在充满诗情画意的‘现代叙事’之中”。[8]很显然,在这一过程中,大众文化及其媒介平台系统也成为传播这种“女性气质的刻板化的、父权制的和霸权价值观”[9]的主要工具。

  以此观之,中国当代大众文化虽然孕育了现代人格应当具备的现代精神和意识,却又与这种现代精神和意识之间存在某种悖论关系。简单来说,一方面当代中国人在视觉主体建构过程中日益形成一种此前所缺乏的包容精神。这种精神不仅是现代人格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反映在个体身上的重要转型成果之一。另一方面,平等意识的缺失又导致了这种现代精神的不彻底性。一种缺乏平等意识的包容精神,最终在社会层面导致的后果必然是虚假的宽容和理性的泛滥。这也可以理解为当代中国犬儒主义价值观,以及各种精致的利己主义思潮盛行的一个生动的注脚。正如有学者所揭示的,“一旦社会主体逐渐觉醒,将理想主义作为一种压迫性的力量而反讽和抗拒,加之物质主义的发酵和蔓延,犬儒主义必然乘虚而入,取代理想主义的精神空间,成为一种日益严重的精神病症。”[10]很显然,主体身份的建构,如果无法在与传统的张力关系中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精神和意识,是很难形成符合当代社会转型需要的现代人格的。尤其当这种主体身份主要依赖于大众文化的视觉形象符号来建构时,情况更是如此。大众文化对于传统的视觉化“再编码”过程,作为表征这种“病症”的实践维度之一,对于当代中国人的现代人格形塑具有举足轻重的现实意义。

 

  三、中国与西方:现代人格形塑的张力之二

  就中国与西方而言,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始终都以“西方”作为最重要的参照系之一。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断将各种积极的、深刻的文化性质都归属于西方文化,而把那些丑陋的性质留给自己,从而形成一种自我折磨的自身认同。[11]随着全球化的进程,身份认同在这一参照系下,越来越表现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锋和融合的问题。现代人格建构同样需要立足于此。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要了解自己如何从传统中来,而且更要认清自己会在文化的交锋中走向何方,并且“会成为谁”。此乃视觉主体建构现代人格的要件之二。

  可以说,在文化层面,中国与西方始终处于一种张力结构之中。在这种关系中,中国当代大众文化不仅对于西方文化的引入是全方位的,而且其文化认同也逐渐形成了新的规定性。毋庸讳言,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发展如果没有西方文化的介入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在全球化背景下,后者所提供的文化资源和理念必然会对我们的文化发展轨迹产生影响。以电影为例,随着境外电影——尤其是美国好莱坞“大片”的批量引进,中国当代电影的生态系统也在悄然发生改变。一方面,在一个更加开放的视野下,中国电影近年来的创作水平不断提升,并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开始走出国门,投资国外电影市场。另一方面国外电影所提供的各种视觉形象又极大地丰富了本土电影对于形象符号的想象力,并以一种更开放的心态应对各种挑战。无论在哪个角度,这种中西张力关系中的开放心态,都为当代视觉主体现代人格建构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内容,即开拓精神。再以体育传播为例,“在一个全球化的语境下,所有具备一定人气的体育明星都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资源共享了。尤其是那些中国体育受众所钟爱的体育项目中的明星级运动员,更是传媒倾力追逐的资源。”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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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这样一个高度开放的大众文化生态系统,构筑了明星符号系统的“国际纵队”,也培养了一大批追随者。

  中西文化之间的张力关系背后的社会开放度,以及由此所形成的开拓精神,同样是彰显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在个体层面的重要成果之一。没有这种开拓精神的滋生和发展,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进程将会更加艰难。但同时,由于不同的文化环境、政治氛围和社会结构,西方文化对于现代人格建构的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内容却没有在中国得到充分发展,这就是规则意识。规则意识的缺失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开拓精神如果离开规则意识的约束,便会很容易滑向“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不计后果境地。对于一般个体来说,对规则的蔑视,还导致了一种以民族主义面目出现的民粹主义思潮的兴起。民粹主义所宣扬的“大多数人”的直接民主,再以民族主义的面目出现时,其背后所隐藏的反智主义倾向和“多数人的暴政”意识,便都隐藏在可以令特定人群的成员成为一个“共同体”的那些符号之中。[13]

  毫无疑问,现代人格在这样一个时代环境中将很难建构起来。尤其是在当下“微时代”语境下,“微传播”借助其开放性、交互性等特性在解放人类主体性的同时,又与民粹主义宣扬的直接民主不谋而和。价值观念、生活模式和需求愿望一致的人们通过网络聚集起来,以集结的状态存在,并且因为人数众多而“占据着优越的地位”。“网络民粹主义因此滋生,其特征表现在三个方面:主体上人数众多,方式上非理性加剧,效果上群体性显著。”[14]根据政治学和传播学中的“沉默的螺旋”理论,大多数个人会力图避免由于观念或立场的不同而产生的孤立状况。其结果是少数人的观点不再重要,仍然坚持己见的人则会遭到更严重的孤立甚至人身攻击。更为严重的是,以网络媒体为主要载体的民粹主义思潮的兴起及其规则意识的缺失,还在客观上带来了正义感、契约精神、公正意识的“败退”。一个社会越正义、越具有契约精神,社会中的人就越会有利他行为。反过来说,社会中越多的人有助人为乐的利他行为,也就越具备鼓励其他人同样助人为乐的整体环境条件。这是良性循环的状态。一旦这样的契约精神和公正意识遭到灾难性的全面破坏,人人都变得胆小怕事、谨小慎微。最终,“人和人之间充满了恐惧、戒备和猜疑,生活在一个与利他、信任和社会公正相陌生的世界里”。[15]对于视觉主体的现代人格建构来说,开拓精神与规则意识这一组悖论结构,无疑是需要重点考察的现实问题之一。

 

  四、虚拟与现实:现代人格形塑的张力之三

  就虚拟与现实而言,以“消费”为关键特征的大众文化促使我们以一种更加个人化和相对化的虚拟方式,削弱乃至替代各种现实维度的民族、传统、阶级、性别和政治等方式的自我认同。如何在“消费”之上找到基于现实的合理认同方式,可谓视觉主体确立起现代人格的要件之三。在当代社会,由于大众传媒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全面掌控,已经让我们生活在一个完全由形象符号所建构的超真实世界之中。唯一真实的则是“消费”活动本身。这是我们得以亲身体验现实世界的基本方式。当前正如火如荼发展中的主题乐园,便非常具有代表性。主题乐园作为一种特殊的大众文化景观,不再是一个只供观看、欣赏的单一视觉形象,而是一个人们可以身处其中尽情享受的由形象符号体系营造出的“享乐世界”。在一个虚构出来的“真实”三维空间中,个体得到完全不同于日常生活的视觉体验,从而将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无缝嫁接在一起。在这里,所有与现实相关的身份信息都被遮蔽在各种需要亲身体验的景观之中,认同由此转化为一种以单纯的视觉享乐为依据的消费活动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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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以视觉主体的现代人格建构来看,一方面个体在这一特殊的亲身体验过程中,不仅可以获得更丰富多元的自我认同的可能性,而且逐步孕育出一种区别于过去的独立精神;另一方面这种身份认同的确认方式又缺乏足够的现实依据,它对消费行为本身的过度依赖在事实上造成个体很难形成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自我意识。因为这种自我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消费所带来的“镜像化”投射的结果。所谓主体,因此只能是一种有限度的“消费主体”:

  在占有的消费方式中,商品符号价值直接移植到消费主体身上,消费者用所占有的商品来证明、确立自我,将自己等同于所占有和消费的一切,同时也通过所占有的商品作为中介将自己与他人联系起来。[16]

  作为消费主体的个人想要确立自己主体身份,必须在特定的消费品中寻找对象化的商品。与此同时,商品又总是以或隐或显的方式传递着特定的趣味、价值和意识形态,“因此作为消费品的物本身就具有区隔和表明身份的功能”。[17]正是在此意义上,中国当代大众文化一方面不断通过对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宣扬,帮助个体摆脱了各种政治、阶级、出身等的身份约束,并形成一种现代人格所需要的独立精神;另一方面又无法帮助他们真正获得这种独立精神所赖以充分发展起来的自我意识。

  这种缺失了自我意识的独立精神,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同样带来了一系列的个人问题和社会挑战。其对于主体建构的直接影响,便是总体性的丧失。因为个体既无力也无意为自己作为独立主体的身份负责。在这样一个主体形象日益“碎微化”的时代里,人们已经越来越习惯于在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的产品链中寻找原先需要在“仰望神明”的过程中得到确证的“自我”,进而成为微时代的“网络闲逛者”。之所以如此,一个核心因素便在于:今天的人们必须通过向别人传达信息来定位自己,而这种信息的传达则是通过他们加工、展示的物质产品和所进行的活动实现的。人们对自己进行熟练的包装,由此创造并维持自己的“自我身份”。[18]在这一维度,当代中国实际上也正处于社会化的后现代阶段:个性化进程正在演变为一种新形式的社会控制,这种控制不再因循“大众化—物化—压制”的进程[19];这一个性化进程以独立精神的滋生为起点,并在自我意识的消费符号化“编码/解码”过程中完成对自我的压制。

  总之,作为身处大众文化主导的时代语境下的视觉主体,当代中国人必须立足于这三重张力关系,才能逐渐建构起自己的现代人格,进而准确把握自己在中国当代文化实践中的身份位置。也正是这些关系结构,在客观上造成我们在身份建构过程中需要不断进行重组和整合,才能摆脱一种过于“碎微”的视觉化身份认同方式。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0世纪艺术哲学语境中的空间思想研究”(项目号:16BZX117)阶段性成果。

 

  [1] [美]B.R.赫根汉:《现代人格心理学历史导引》,文一等编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

  [2] 杨国枢、陆洛编:《中国人的自我:心理学的分析》,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2-193页。

  [3] 阎嘉:《“马赛克主义”:21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基本走向》,《文艺理论研究》2005年第1期,第68页。

  [4] 参见[英]E. 霍布斯鲍姆、T. 兰格:《传统的发明》,顾杭、庞冠群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5] 周宪:《当代视觉文化与公民的视觉建构》,《文艺研究》2012年第10期,第31页。

  [6] [美]阿列克斯•英克尔斯、戴维.H.史密斯:《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人变化》,顾昕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54页。

  [7] [英]E. 霍布斯鲍姆、T. 兰格:《传统的发明》,顾杭、庞冠群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

  [8] 周宪、刘康主编:《中国当代传媒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89页。

  [9] [荷]范•祖伦:《女性主义媒介研究》,曹晋、曹茂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7页。

  [10] 刘宇:《论中国社会转型中的犬儒主义及其扬弃》,《理论与现代化》2015年第6期,第79页。

  [11] 参见赵汀阳:《没有世界观的世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1页。

  [12] 周宪、刘康主编:《中国当代传媒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9页。

  [13] 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等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

  [14] 王路坦:《微时代的躁动——民粹主义嬗变探究》,《天府新论》2015年第5期,第22页。

  [15] 徐贲:《在傻子和英雄之间:群众社会的两张面孔》,花城出版社,2010年版,第203-204页。

  [16] 伍庆:《消费社会与消费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39页。

  [17] 周宪:《视觉文化的转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0页。

  [18] [芬]尤卡•格罗瑙:《趣味社会学》,向建华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19] [法]吉尔•利波维茨基:《空虚时代——论当代个人主义》,方仁杰、倪复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页。

 

  作者:李健 单位:南京大学艺术学院

  《中国文艺评论》2019年第3期(总第4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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