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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诗的地理名词技术与新诗建构(师力斌)

发布时间:2018-11-19来源:《中国文艺评论》作者:师力斌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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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艺评论》2018年第10期目录与摘要

 

  内容摘要:打破新诗古诗二元对立,杜诗对新诗有诸多启发,地理名词的运用即是其一,它相当于杜诗建筑学中的钢结构。百年新诗不乏运用地理名词的优秀之作,但潜能远未释放,运用效果高下不一。其中的南方想象存在唐宋化倾向,造成的束缚尚需打破。

  关 键 词:杜诗 新诗 地理名词 诗歌建筑学 南方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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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诗是古诗的宝藏,也是新诗的宝库。如果打破新诗古诗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破除格律迷信,在诗的意义上讨论新诗现代性问题,就会发现,杜甫为新诗准备了丰富而珍贵的藏品。除去杜甫思想、境界、人格方面的天赋和修炼,单他在诗歌技术方面的成就和经验也极其丰富,比如句法、章法、动词技术、名词技术、时空营造技术、意象建构技术,对语言精致的严苛自律,在形式上的创新追求等,都足以为新诗提供营养,本文从地理名词技术入手,对此加以讨论。

 

  一、杜诗中的地理名词和诗歌建筑学

  考察新诗与古诗,一个突出的差别是地理名词的使用。地理名词在古诗中比比皆是。彭程《当地名进入古诗》一文对古诗地名在符号化、审美化、象征化等方面的功能进行了探讨。[1]略为遗憾的是,关于杜甫这方面的运用只提到《望岳》。事实上,地理名词是杜诗的重要构件,人们熟知的《望岳》《春望》《春夜喜雨》《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蜀相》《三吏》《诸将五首》《秋兴八首》等诗都是如此。地理名词是杜诗建筑的钢结构,特别能体现诗歌建筑学的意味。如果抽掉这些词汇,或者换作别的词,这些诗歌的意义大厦会立刻蚀损,甚至轰然坍塌。

  来看《绝句三首》其二:

  水槛温江口,茅堂石笋西。

  移船先主庙,洗药浣沙溪。

  短短四句诗,地理名词占到四个,每句都有,妙处全在地理名词。

  杜诗中,地理名词的用法丰富多变。常用于开篇,交代诗歌发生的地点,像电影开篇的全景镜头,如《得舍弟观书自中都已达江陵》:

  尔到江陵府,何时到峡州。

  乱难生有别,聚集病应瘳。

  飒飒开啼眼,朝朝上水楼。

  老身须付托,白骨更何忧。

  《喜观即到,复题短篇二首》其一:

  巫峡千山暗,终南万里春。

  病中吾见弟,书到汝为人。

  意答儿童问,来经战伐新。

  泊船悲喜后,款款话归秦。

  再看《宿府》:

  清秋幕府井梧寒,独宿江城蜡炬残。

  永夜角声悲自语,中天月色好谁看。

  风尘荏苒音书绝,关塞萧条行路难。

  已忍伶俜十年事,强移栖息一枝安。

  “幕府”“江城”“关塞”这些地理名词,既是空间上的坐标,也是历史在诗人精神上的区划,外在地理和内在精神完美融合。《诸将五首》其二的名句“岂谓尽烦回纥马,翻然远救朔方兵。胡来不觉潼关隘,龙起犹闻晋水清”,其气度和蕴含主要在连用的“回纥”“朔方”“潼关”“晋水”四个地理名词。《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则将“西岭”“东吴”经典化了。此外,像“岱宗”“齐鲁”“锦官城”“丞相祠堂”“巫峡”“成都”“塞上”“曲江”“夔府”等,都是此类手法。《三吏》组诗使“石壕”“潼关”“新安”三地名闻遐迩。

  “剑外”是屡用的地理名词,以军事地名的短短两字,带入当时具体而阔大的历史感,收到了言近而旨远、辞浅而意深的审美效果。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恨别》:

  洛城一别四千里,胡骑长驱五六年。

  草木变衰行剑外,兵戈阻绝老江边。

  思家步月清宵立,忆弟看云白日眠。

  闻道河阳近乘胜,司徒急为破幽燕。

  《逢唐兴刘主簿弟》:

  分手开元末,连年绝尺书。

  江山且相见,戎马未安居。

  剑外官人冷,关中驿骑疏。

  轻舟下吴会,主簿意何如。

  再看《春远》:

  肃肃花絮晚,菲菲红素轻。

  日长唯鸟雀,春远独柴荆。

  数有关中乱,何曾剑外清。

  故乡归不得,地入亚夫营。

  这首诗如果没有“剑外”“关中”,就是一首普普通通的隐逸诗,完全没有现在沧桑、深邃的历史感。又如《巴西闻收京,送班司马入京》:

  闻道收宗庙,鸣銮自陕归。

  倾都看黄屋,正殿引朱衣。

  剑外春天远,巴西敕使稀。

  念君经世乱,匹马向王畿。

  “剑外”与“春天”的搭配,加上“巴西”与“敕使”的连接,放在“陕”“王畿”所标定的政治空间里,“安史之乱”中诗人渴望天下安定、期冀社稷统一的心情被清晰表达出来。

  《登楼》的空间感,完全由“锦江”“玉垒”“北极”“西山”等地理名词来创造:

  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

  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

  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

  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

  杜甫诗歌的空间营造也相当程度依靠地理名词。送别诗中,地理名词是常用手段,以交代地点环境,营造情绪,就像电影中的远景镜头,如《送李卿晔》:

  王子思归日,长安已乱兵。

  沾衣问行在,走马向承明。

  暮景巴蜀僻,春风江汉清。

  晋山虽自弃,魏阙尚含情。

  《送王十六判官》:

  客下荆南尽,君今复入舟。

  买薪犹白帝,鸣橹少沙头。

  衡霍生春早,潇湘共海浮。

  荒林庾信宅,为仗主人留。

  上述诸诗中,地理名词与情感状态水乳交融,似乎“长安”“巴蜀”“江汉”“魏阙”“荆南”“潇湘”本身有人的情感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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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观杜甫诗歌,“长安”“蓟北”燕赵”“剑外”“关西”“荆南”“崆峒”“曲江”等词,构成杜诗的政治格局,将当时的政治地图描绘出来。地理名词既是诗歌空间坐标,也是诗歌骨胳肌理。如果抽掉名词,换成别的词汇,杜诗的时空感、气象、格局、力度、历史感,甚至那种特定的、公共性的历史情绪,都会大打折扣。比如《月夜》:

  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

  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

  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

  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如果去掉地理名词,将本诗改为如下版本:

  今夜天上月,闺中只独看。

  遥怜小儿女,未解忆故园。

  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

  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原诗“鄜州月”“忆长安”在此所标定的确凿的地理感,以及在此基础上所蕴含的历史感完全消失了。“长安”在此不仅负责标定地理空间,还负载唐王朝繁华生活的历史,正如现代中国“西安”和“延安”分别代表“国统区”和“解放区”这样完全不同的历史内涵一样。

  阅读杜诗,能体验到石头般的硬度,有一种宏伟建筑的确定性。它的底座坚定不移,而其建筑的顶端,则上薄云天,甚至腾云驾雾。杜诗的核心特征是正大,地理名词的巧妙运用,即为其正大作出了贡献。杜诗飘逸而不失沉稳,正与其名词、特别是地理名词的基座作用密切相关。地理名词的功用远超对仗一途。

  这种诗歌的硬度,也是杜诗建筑学的重要原因。地理比人事远为长久。地理名词在变动和行进的时光中,收藏着比其他名词更为稳定的历史含义。随着时光的流逝,人非但物是。这是杜诗重要的词汇选用秘诀。众多主题放在地理名词构成的框架中,便获得了一种永恒的生态环境和历史语境,尽管时事移易,这个诗歌生态环境和历史语境的形貌、性质、状态、气质、氛围、特点、规律,甚至某些变化,都可以为后人所感知。

 

  二、百年新诗中地理名词的使用

  那么,新诗如何使用地理名词呢?试看一首新诗:

  高楼,窗,落日,

  巨臂塔吊,梁溪河,

  几何形街区,树木和高过

  人类的屋脊,远山的轮廓。

  这一刻,仿佛,全在走动,

  仿佛它们,是我用孤独请来的贵客。

  它们目睹的一切:自然的

  衰亡和新生,尘世的爱与

  欢愉,一代人的梦和悲观。

  ——徐立峰《一种安静的秘密生活》

  这首诗的空间并不小,“高楼”“落日”“塔吊”“河”“远山”“人类”“自然”“尘世”,梯次构成的空间逐渐扩大,像杜诗一样,营造了一个人与宇宙共处的宏大空间。然而,读此诗的感觉很难产生历史感。仅有的一个地理名词“梁溪河”,因不具备“剑外”“长安”那样的历史内含,审美作用并未得到有效发挥。

  类似的新诗非常之多,他们共同的阅读效果就是缺乏确定的空间感和历史感。换句话说,缺乏地理名词意识。一首诗没有地理名词,就会没有地理感。设想一下,“非洲”“北极”“科罗拉多”“西藏”“天山”“天坛”“紫禁城”,当这些名词在诗歌中出现的时候,读者会获得相应的地理信息,这些信息构成诗歌的前语境。杜诗的地理名词,即是这样的前语境,成为我们阅读杜诗的旅游指南。在大的范围结构上,杜诗有一个大致的、公共性的地理轮廓,不至于有太大偏差。明确的地理空间,既是杜甫诗歌建筑的结构性材料,也是诗歌公共性的重要支撑。

  据我有限的阅读,百年新诗当中不乏运用地理名词的优秀之作,但这方面的潜能似乎远未释放,已经释放的,审美化程度还较低。来看当代诗人汤养宗《人有其土》的几句:

  人有其土,

  浙江,江西,安徽,湖南,广东,江山如画

  更远更高的,

  青海,云南,西藏,空气稀薄,天阔云淡

  北为水,南为火。

  我之东,是一望无际的太平洋

  祖国是他们的,我心甘情愿。

  这首诗具有明确的地理名词意识,如果苛求,在词汇典型性、审美性的选择上多少有些粗放。

  杜诗表明,把地理名词审美化,就像把政治名词审美化一样,会大大增强诗歌的审美效果和艺术感染力。现实的坚硬石块,如何打造成诗歌的珠玉之石,使其成为浑然一体的镶嵌之物,需要功夫。越高明的诗人,越懂得诗意化处理地理名词。于新诗而言,地理名词的运用是一片有待开发的新大陆。像“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艾青),“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贺敬之),“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余光中),“好望角发现了,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北岛)都传诵一时。

  当代歌曲的歌词常常注重地理名词的审美运用,如人们熟知的歌曲名字,《黄河大合唱》《东方之珠》《外婆的澎湖湾》《万里长城永不倒》《我爱北京天安门》《北京欢迎你》《人说山西好风光》《冬季到台北来看雨》《莫斯科没有眼泪》《南海姑娘》》《one night in北京》等。

  百年新诗中,一大批诗人运用过地理名词,效果高下不一。

  郭沫若早期诗歌中,地理名词服务于颂歌式的抒写。他学习惠特曼风格,开创了新中国颂歌式的抒情方式。地理名词于其中起到重要作用,烘托其浪漫抒情,配合五四革命解放的心境,表达一种澎湃的力量。《晨安》《立在地球边上放号》《黄海中的哀歌》等都是例子。来看《晨安》的第三节:

  晨安!雪的帕米尔呀!

  晨安!雪的喜玛拉雅呀!

  晨安!Bengal的泰戈尔翁呀!

  晨安!自然学园里的学友们呀!

  晨安!恒河呀!

  恒河里面流泻着的灵光呀!

  晨安!印度洋呀!红海呀!

  苏黎士的运河呀!

  晨安!尼罗河畔的金字塔呀!

  啊啊!

  你在一个炸弹上飞行着的D' annunzio呀!

  晨安!

  你坐在Pantheon前面的“沉思者”呀!

  晨安!半工半读团的学友们呀!

  晨安!比利时呀!比利时的遗民呀!

  晨安!爱尔兰呀!爱尔兰的诗人呀!

  啊啊!大西洋呀!晨安!大西洋呀!

  再看《黄海中的哀歌》的几行:

  我本是一滴的清泉呀,

  我的故乡,

  本在那峨眉山的山上。

  山风吹我,

  一种无名的诱力引我,

  把我引下山来;

  我便流落在大渡河里,

  流落在扬子江里,

  流过巫山,

  流过武汉,

  流过江南,

  一路滔滔不尽的浊潮

  把我冲荡到海里来了

  这些地理名词表达了全新的意象和澎湃的激情,但基本上属于简单罗列,缺乏提炼,不够节制。

  卞之琳的一些诗涉及地理意象,如《距离的组织》中“罗马衰亡史”。用得最好的是《春城》中的一句“北京城:垃圾堆上放风筝”:

  北京城:垃圾堆上放风筝,

  描一只花蝴蝶,描一只鹞鹰

  在马德里蔚蓝的天心,

  天如海,

  可惜也望不见你哪

  京都!——

  倒霉,又洗了一个灰土澡,

  汽车,你游在浅水里,真是的,

  还给我开什么玩笑?

  ……

  这首诗就这一句抢眼,扼要形象。诗歌有时候就需要武断,需要专制,需要单刀直入地截取,需要直截了当的定性。这首诗用口语对话方式写就,描绘1930年代沙尘暴肆虐下的北京城糟糕的环境,仅“在垃圾堆上放风筝”一句,就把当时尘土飞扬的景象生动地呈现出来。

  臧克家《生命的零度》写上海的贫富分化,从一则新闻报道里得知当地气温降到零度,死去了800儿童,“前日一天风雪,昨夜八百童尸”,诗中有两句提到地名:

  大上海是广大的,

  温暖的,

  明亮的,

  富有的,

  而你们呢,

  都被饥饿和寒冷袭击着,

  ……

  让你们的身子

  在那三尺土地上

  永远地停留着吧!

  ……

  让这些尸首流血,溃烂,

  把臭气掺和到

  大上海的呼吸里去。

  大上海的“温暖”“明亮”“富有”与800童尸的“寒冷”“溃烂”“臭气”形成强烈对比。如果将这首诗和杜甫《悲陈陶》相比,臧诗明显不够节制,意象选取不够精致。出现两次的“大上海”除了地理意义上的作用外,其审美功能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再看杜诗《悲陈陶》的地理名词: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

  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

  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

  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军至。

  “陈陶”与“血作”的“泽中水”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审美意象。就像卞之琳“北京,垃圾堆上放风筝”、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等意象一样,这些地名被高度意象化、审美化了。在诗人们眼中,“陈陶”的特点即是“血作泽中水”,“北京”的特点即是“垃圾堆上放风筝”,“大堰河”的特点即是“她是我的保姆”。我们发现,单纯罗列的地理名词并不能真正发挥作用,只有当它与作者的思想感情化为具体意象,才会产生审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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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其芳写于1938年的《成都,让我把你摇醒》运用了地理名词,下面是相关的几节:

  一

  成都又荒凉又小,

  又像度过了无数荒唐的夜的人

  在睡着觉。

  ……

  虽然一船一船的孩子

  从各个战区运到重庆,

  只剩下国家是他们的父母,

  虽然敌人无昼无夜地轰炸着

  广州,我们仅存的海上的门户

  虽然连绵万里的新的长城

  是前线兵士的血肉。

  二

  从前在北方我这样歌唱:

  “北方,你这风瘫了多年的手膀,

  强盗的拳头已经打到你的关节上,

  你还不重重地还他几耳光?”

  ……

  于是马哥孛罗桥的炮声响了,

  疯瘫了多年的手膀

  也高高地举起战旗反抗,

  于是敌人抢去了我们的北平,上海,南京,

  无数的城市在他的蹂躏之下呻吟,

  于是谁都忘记了个人的哀乐,

  全国的人民连接成一条钢的链索。

  何其芳不愧为有才华的抒情诗人。相隔80年再来读此诗,仍然能感觉到强烈的情感和优良的技术。“成都”“重庆”“广州”“北方”“马哥孛罗桥”几个地理名词,和特定的历史、情感、事件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独特的、富有历史意味的审美意象:“又荒凉又小”“睡着觉”的成都,“一船一船的孩子”运到重庆,“广州,我们仅存的海上的门户”“北方,你这风瘫了多年的手膀”“马哥孛罗桥的炮声响了”,这些意象构成了抗战期间北方沦丧、人民流离的整体情境,富有杜甫咏史诗歌的韵味。

  郭小川是1960年代政治抒情诗的代表诗人。《乡村大道》从题义上涉及地理空间,然而诗人的目的在于抽象出一种乡村大道,回避了现实对应。到底是哪里的乡村大道,诗中并无交代。在当时社会主义建设热潮的语境中,这或许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然而时过境迁,今天的阅读却会产生困惑。郭小川式的颂歌现实主义,在流逝的时光中产生阅读疑问。《甘蔗林—青纱帐》也是如此,“南方的甘蔗林”“北方的青纱帐”,两个概括都不甚具体,不是广州的甘蔗林、广西的甘蔗林,也不是山东的青纱帐、河北的青纱帐。这或许可为我们当下的政治抒情诗提供借鉴。《祝酒歌——林区三唱之一》使用了地理名词“朱仙镇”“小兴安岭”“汤旺河”,基本属于罗列使用,唯“朱仙镇交战哟,锤对锤”一句呈现了审美意义:

  三伏天下雨哟,

  雷对雷,

  朱仙镇交战哟,

  锤对锤;

  今儿晚上哟,

  咱们杯对杯!

  ……

  小兴安岭的山哟,

  雷打不碎;

  汤旺河的水哟,

  百折不回。

  林区的工人啊,

  专爱在这儿跟困难作对!

  洛夫《香港的月光》,“香港”一词属于典型的审美化运用,带有明显的洛夫风格:

  香港的月光比猫轻

  比蛇冷

  比隔壁自来水管的漏滴

  还要虚无

  过海底隧道时尽想这些

  而且

  牙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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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青

  艾青和余光中是现代诗人中地理名词运用较多且出色的两位。艾青在早期诗歌中就显露地理名词意识。如《芦笛——纪念故诗人阿波里内尔》:

  我从你彩色的欧罗巴

  带回了一支芦笛,

  同着它,

  我曾在大西洋边

  像在自己家里般走着,

  如今

  你的诗集“Alcool”是在上海的巡捕房里,

  我是“犯了罪”的,

  在这里

  芦笛也是禁物。

  “我从你彩色的欧罗巴\带回了一支芦笛\同着它\我曾在大西洋边\像在自己家里般走着”,这几句十分惊艳,意象的明朗新奇和具体豪放,都是少见的。这些早期带有浓郁感伤色彩的诗歌,并没有他后期《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那样成熟精练,但在百年新诗运用地理名词方面,也已经特别令人瞩目。《春》一诗的运用更加精到、讲究:

  春天了

  龙华的桃花开了

  在那些夜间开了

  在那些血斑点点的夜间

  ……

  这些血迹,斑斑的血迹

  在神话般的夜里

  在东方的深黑的夜里

  爆开了无数的蓓蕾

  点缀得江南处处是春了

  人问:春从何处来?

  我说:来自郊外的墓窟。

  这首诗如果从整体上看,控诉的意义大于审美的意义,有些铺张。最抢眼的是首尾两个地理名词的运用,“龙华的桃花开了”“来自郊外的墓窟”,“龙华”和“郊外的墓窟”两个地点的强烈对比,使这首诗充满了美与丑、和平与暴力对峙的张力。

  艾青长诗《光的赞歌》有几处地理名词,“一切运动中的变化\一切变化中的运动\一切的成长和消亡\就连静静的喜马拉雅山\也在缓慢地继续上升”“光从不可估量的高空\俯视着人类历史的长河\我们从周口店到天安门\像滚滚的波涛在翻腾\不知穿过了多少的险滩和暗礁”“现在我们正开始新的长征\这个长征不只是二万五千里的路程\我们要逾越的也不只是十万大山\我们要攀登的也不只是千里岷山\我们要夺取的也不只是金沙江、大渡河\我们要抢渡的是更多更险的渡口”。“金沙江”“大渡河”等几个地名可看作新的典故,负载着新的历史语境,正如杜甫的一些典故一样,有着特殊的历史含义,需要放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理解。《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是艾青的名诗,有种种好处,但最好的,是这标题中地理名词的运用。诗中用了几个表示地域性的名词,如指代北方的“草原”,指代南方的“乌篷船”,这些词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地理名词,如果改成锡林郭勒,或者浙江,或许更接近杜甫意义上的名词。而在《乞丐》一诗中,“在北方\乞丐徘徊在黄河的两岸\徘徊在铁道的两旁”,“乞丐”与“黄河”的并置就产生了杜甫意义上的名词效果,如杜诗句“岂谓尽烦回纥马,翻然远救朔方兵”中的“回纥马”“朔方兵”,“两行秦树直,万点蜀山尖” (《送张二十参军赴蜀州,因呈杨五侍御》)中的“秦树”“蜀山”。

  地理名词的使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艾青与杜甫历史意识的差别。杜甫号为“诗史”,有强烈的历史意识,而艾青则相对弱些。艾青诗中,“北国”“中国”“乡村”“旷野”“土地”“战地”等地理性名词是常用词,但相对抽象,如在《北方》中,“它们厌倦的脚步\徐缓地踏过\北国的\修长而又寂寞的道路”“北方的土地和人民\在渴求着\那滋润生命的流泉啊!”“北方是悲哀的”“而我\这来自南方的旅客\却爱这悲哀的北国啊”。杜甫的地理名词多是具体的。可以穿越地设想一下,如果艾青的诗换作杜甫,杜甫很可能会用“蓟北”“河洛”等地理名词来取代“北方”“北国”这样的地理指认。和现代诗人一样,艾青经常会用较大的地理名词指代“中国”“世界”,视野更大,但更抽象,离诗人自身更远。如在《向太阳》这首长诗中,“在太平洋\在印度洋\在红海\在地中海\在我最初对世界怀着热望\而航行于无边蓝色的海水上的少年时代”,以几个空间异常广阔的地理名词代表世界。连具有实指性的历史地名,艾青也作抽象处理。一定程度上表明,艾青更多地倾向于抒情诗,而非“诗史”。比如长诗《我的父亲》:“一九二六年\国民革命军从南方出发\ 经过我的故乡\那时我想去投考‘黄埔’\但是他却沉默着”,诗中写到革命军从“南方”出发,而非从“广州”出发,显然更倾向于抒情。如果是杜甫,很可能使用“从广州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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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

  余光中在地理名词的运用上颇为出色。比如《当我死时》:

  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之间

  枕我的头颅,白发盖着黑土

  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

  我便坦然睡去,睡整张大陆

  听两侧,安魂曲起自长江,黄河

  两管永生的音乐,滔滔,朝东

  这是最纵容最宽阔的床

  让一颗心满足地睡去,满足地想

  从前,一个中国的青年曾经

  在冰冻的密西根向西瞭望

  想望透黑夜看中国的黎明

  用十七年未餍中国的眼睛

  饕餮地图,从西湖到太湖

  到多鹧鸪的重庆,代替回乡

  诗中的地理名词的运用明显属于浪漫主义路数,讲究而精致。“在长江与黄河之间枕我的头颅”,“睡整张大陆”,大与小的直接对接,产生了新奇的诗意,有一种超强的概括力。与前述卞之琳诗句“北京,在垃圾堆上放风筝”一样,“多鹧鸪的重庆”将地名与特点嫁接,实现了地理名词的审美化。

  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许多新诗,一涉及到国外,所使用的地理名词就很具体,一涉及到中国,就比较抽象。比如多多《玛格丽和我的旅行》,该诗的A节出现了巴黎、加勒比海岸、英国、西班牙、黑海、夏威夷、尼斯、土耳其、阿拉伯、波斯湾、加尔各答、印度12个外国地名,琳琅满目,眼花缭乱。诗人罗列这些地名可谓兴致勃勃,如数家珍,不厌其烦,目的其实仅仅是营造一种异国情调。B节中,地理名词一个都没有用,全部用抽象的“乡下”来代表。同一首诗,同一个作者,前后两节的差别竟然如此之大,真令人费解。多多《1986年6月30日》一诗,描述一封“爱人”从美国传来的信,充满了异域风情,短短18行出现了“太平洋”“美国”“曼哈顿”“费城”“辛辛那提”“旧金山”六个地理名词,可谓密集。同样的情况出现在王家新的诗《送儿子到美国》,诗中只有“北中国的寒霜”属于审美意义上的地名,其他几个如“美国西海岸”“中国东海岸”“旧金山湾”,只是旅游指南意义上的罗列。王家新《伦敦随笔》回忆在伦敦的生活,全诗15节, 出现了“伦敦”“大本钟”“唐人街”“索何红灯区”“移民局”“莎士比亚酒馆”“伦敦西区”“玫瑰花园”“查特莱夫人的白色寓所”“帝国拱门”“美术馆”等十余个地理名词,而涉及中国的则很少。黄斌《昔日同事老章谈在伦敦的留学生涯》跟王家新《伦敦随笔》相近,同样将伦敦的地名一一交代。

  可以发现,地理名词在新诗中地位不平等。似乎有一个潜规则:写中国,不在乎具体性,写外国,则一定要详细罗列。进一步推测,这些诗人在叙述中国时,默认人们对诗中的地理十分了解,或者默认这些地理是诗歌的前文本;中国的地名没有多少文化含义,而西方的地名则必不可少。

  在1980年代以来的诗人当中,多多的地理名词意识较为明确。《蜜周》是一首关于男女感情的诗,叙述暧昧。第一节写男女二人的亲密,第二节写二人之间带有微妙感觉,尾句运用了地理名词,力度陡升,为全诗的光彩处:

  第二天

 

  山在我们面前,野蛮而安详

  有着肥胖人才有的安详

  陌生闪了一个回合

  你不好意思地把手抽回

  又觉得有点庸俗

  就打了我一个耳光

  “要是停电就好了

  动物园的野兽就会冲破牢笼

  百万庄就会被洪水冲走!”

  “百万庄”作为北京动物园附近的一个地点,与“动物园”并置,产生了奇妙的互换效果,互相指代。在另一首诗《在英格兰》中,地理名词的运用同样出色,特别是这句,“是我的翅膀使我出名,是英格兰,使我到达我被失去的地点”:

  是我的翅膀使我出名,是英格兰

  使我到达我被失去的地点

  记忆,但不再留下犁沟

 

  耻辱,那是我的地址

  整个英格兰,没有一个女人不会亲嘴

  整个英格兰,容不下我的骄傲

  多多《阿姆斯特丹的河流》运用意识流手法,创造了奇特的意象:“秋雨过后\那爬满蜗牛的屋顶\——我的祖国\\从阿姆斯特丹的河上,缓缓驶过……”我推测,很可能诗人将阿姆斯特丹河上驶过的一条船和祖国“那爬满蜗牛的屋顶”联系起来了。

  海子的多首诗运用了地理名词。《麦子熟了》中有句“那一年兰州一带的新麦\熟了”。《敦煌》有句“敦煌石窟\像马肚子下\挂着一只只木桶\乳汁的声音滴破耳朵”。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亚洲铜》这个标题句,将“亚洲”和“铜”古怪地并置,再经过诗中感伤而浪漫的烘托铺陈,“亚洲铜”在当代诗歌史中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意象,散发着奇妙的美学气质。

  食指《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的核心是对地理名词“北京”的烘托:“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片手的海洋翻动\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声尖厉的汽笛长鸣”“一阵阵告别的声浪\就要卷走车站\北京在我的脚下\已经缓缓地移动\\我再次向北京挥动手臂\想一把抓住她的衣领\然后对她大声地叫喊:\永远记着我,妈妈啊北京”。将北京母亲化的同时,突出了北京的几个形象:“手的海洋”“告别的声浪”“缓缓移动”。

  当下一些年轻诗人的诗中,地理名词的运用颇令人称道。来看小布头《广青公路帖》:

  从广汉,往北,你想不到,

  眼前繁星般散落的家园,曾经满目疮痍,

  山崩地裂后,生死时速。

  救灾的队伍,用挖掘机、用双手,

  开出一条八十公里长的生命线。

  十年援建,大地已被春天接管。

  油菜花之后,

  遍野是黄色蒲公英、白色野鸢尾。

  洛水边的竹林最壮观,

  它浩荡的剑气,御风而行,

  像一条碧水河,翻蓥华山,过红白镇

  最后汇入清悠悠的青牛沱。

  这首诗写于汶川地震十周年之际,地理名词与主题感情完全融合,且无可替换,比如,不能把“广汉”换成“成都”或者“重庆”,也不能把“蓥华山”换成“峨眉山”。这些名词构成一个具体、确定的地理空间,标示出作者在灾区的行迹。另一方面,这些名词又成为抽象的地震灾区的能指,像杜甫诗歌一样,充分发挥了地理名词的审美作用。

 

  三、新诗中的南方想象及意识形态问题

  像杜诗的“剑门”一样,新诗的一些地理名词出现频率非常高,百年来反复吟咏,比如“北方”“南方”“沙漠”“草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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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江南”是极为常见且极为持久的地理名词之一。不禁要问,从20世纪初的“五四”到21世纪的今天,时代发生了巨大变化,江南早已是市场化的江南,城市化的江南,为什么“南方”依然如此田园? “唐宋化”是其重要原因。一些经典的唐宋诗词依然束缚着新诗的“南方”想象,如白居易《忆江南》,杜牧《江南春》,柳永《望海潮》,姜夔《扬州慢》,韦庄《菩萨蛮》等。烟雨空濛,江枫渔火,小桥流水,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千里莺啼,水村山郭,烟柳画桥,风帘翠幕, 画船听雨,这些古典想象所蕴含的柔婉温润、秀美安宁、超逸空灵的气质,顽固地攀附在现代诗人的身上。时代变了,“南方”想象未变,这就是意识形态。新诗人们不顾现实变迁,顽固依恋于山水田园式的江南图景,其实是思想的守旧。“五四”以来的新诗人,康白情、戴望舒、何其芳、冯至、徐迟,概莫能外。这些诗人有的出生在江南,童年的江南记忆深刻,有的并非江南人,如康白情、何其芳是四川人,但他们对江南的想象同样落入了唐宋诗词的窠臼。

  康白情《江南》一诗三节,描绘了三幅雪后江南的田园画:“只是雪不大了\颜色还染得鲜艳\赭白的山\油碧的水\佛头青的胡豆”“赤的是枫叶\黄的是茨叶\白成一片的是落叶\坡下一个绿衣绿帽的邮差\撑着一把绿伞——走着”“茅屋都铺得不现草色了\一个很轻巧的老姑娘\端着一个撮箕\蒙着一张花帕子\背后十来只小鹅\都张着些红嘴\跟着她,叫着”。这是1920年代的田园生活写照,安宁、自足、祥和。

  冯至《南方的夜》是静夜相思中凄寂陶醉却又美妙热烈的南方,“我们静静地坐在湖滨\听燕子给我们讲讲南方的静夜。”“芦苇蒸发着浓郁的热情\我已经感到了南方的夜间的陶醉”,“这时的燕子轻轻地掠过水面\零乱了满湖的星影。\请你看一看吧这湖中的星象\南方的星夜便是这样的景象。”“总觉得我们不像是热带的人\我们的胸中总是秋冬般的平寂\燕子说,南方有一种珍奇的花朵\经过二十年的寂寞才开一次\这时我胸中觉得有一朵花儿隐藏\它要在这静夜里火一样地开放!”

  戴望舒是浙江人,对南方应当有深切的记忆。1942年写于狱中的《我用残损的手掌》,尽管身在囹圄,处境艰难,诗中仍不乏对田园式江南的想象。全诗总体上是对残酷现实的描绘,比如“手指沾了血和灰,手掌沾了阴暗”,但诗中包含着浓烈的江南记忆,美丽而富有生机:

  这一片湖该是我的家乡,

  (春天,堤上繁花如锦幛,

  嫩柳枝折断有奇异的芬芳,)

  我触到荇藻和水的微凉;

  ……

  江南的水田,你当年新生的禾草

  是那么细,那么软……现在只有蓬蒿;

  何其芳《预言》中呈现了一个温馨馥郁、如梦如痴、充满爱情甜蜜的女神般的南方:

  你一定来自温郁的南方,

  告诉我那儿的月色,那儿的日光,

  告诉我春风是怎样吹开百花,

  燕子是怎样痴恋着绿杨。

  我将合眼睡在你如梦的歌声里,

  那温暖我似乎记得,又似乎遗忘。

  何其芳写于1932年的《脚步》是甜蜜而凄恻的江南:

  你的脚步常低响在我的记忆中,

  在我深思的心上踏起甜蜜的凄动,

  有如虚阁悬琴,久失去了亲切的玉指,

  黄昏风过,弦弦犹颤着昔日的声息,

  又如白杨的落叶,飘在无言的荒郊,

  片片互递的叹息犹似树上的萧萧。

  呵,那是江南的秋夜!

  深秋正梦得酣熟,

  而又清澈,脆薄,如不胜你低抑之脚步!

  ……

  徐迟有两首《江南》,写于1949年。第二首后面讨论。第一首是杏花春雨的“唐宋化”的春雨江南,选其中两节:

  火车车窗是最好的画框,

  如果里面是春雨江南,

  那就是世界上最好的画。

 

  清明之后,谷雨之前,

  江南田野上的油菜花,

  一直伸展到天边。

  百年新诗中关于南方最典型的意识形态想象,恐怕要数1980年代丁芒的《江南烟雨》:

  这被雨水浸融了的江南,

  哪儿是桃花,哪儿是杨柳?

  绿叶儿都淡成了烟雾,

  笼罩着远处依稀的红楼。

 

  只有燕子像遗落的墨点,

  在蒙蒙细雨中来往穿梭。

  翅上驮着湿漉漉的春天,

  为她寻觅个落脚的处所。

 

  呵,燕子,你别再啁啾,

  春已随稻谷播下了回畴,

  你不见秧苗的连天翠色,

  已经把乳白的云幔染透!

  典型的丹青式描绘,正如李元洛在该诗的鉴赏语中所言,“丁芒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讲究绘画美的传统,充分发挥中国文字摹形绘色的功能,刺激读者的有关色彩的审美联想。” [2]这首诗的江南想象如此与人们的想象合拍,如此与唐宋诗的想象合拍,美得如此顺利、舒服,让人容易接受,显然迎合了人们流行的江南想象。

  同样气质的江南想象一直延伸到当下。路也《忆扬州》不仅忆江南,还老实引用了忆江南的原本“十年一觉扬州梦”“烟花三月下扬州”,“杜牧诗”更是毫不避讳与唐宋诗词之间的亲缘关系:

  ……

  这是在梦中,有你的梦中,

  十年一觉的梦中

  窗外千年的绿水悠悠

  积压发霉的诗词生成砖缝中的苔痕

  历经无数个烟花三月的

  是那些阁那些寺那些亭

  我说,我想把弹琴当功课,把栽花当种田

  而你呢,就去做一个文章太守

 

  当微醉之后摇晃着走在石板路上

  我相信这个夜晚的明月是从杜牧诗中

  复制并粘贴到天上去的

  哦请告诉我,

  告诉我哪是黛玉离家北上的码头

  我们这样沿着运河走,在到达宾馆之前

  会不会遇上南巡并且微服的乾隆

  百年之中,存在南方的另类想象。徐迟写于1949年的第二首《江南》,完全打破了“唐宋化”的意识形态思维,与他同时所写的第一首《江南》简直判若两人:

  千万个帆已经升起,

  春夜江面,平静如镜,

  快快,快快打过长江去,

  让春风吹上江南土地。

 

  夜深突破了江防线,

  信号弹飞上黑暗的天,

  黎明里,漫山遍野解放军,

  游击队出山来相迎。

  解放的红旗插上了江南,

  工农兵群众打下了江山,

  正是春光好,秧苗初长,

  江南好,人人喜洋洋。

  “黎明里,漫山遍野解放军\游击队出山来相迎”,这两句诗的历史画面感极强,在百年新诗当中有着独特的美学特色,使人想起陈逸飞的油画《占领总统府》,或何孔德的油画《秋收起义》《井冈山会师》。这几个文本的共同点,就是将“红旗”形象与“江南”联系起来。当然可以说,“红色江南”也是意识形态化的结果,但它显然有助于突破单一的“唐宋化江南”的文化叙述,为新的江南想象提供美学空间。徐迟“江南”想象的新旧转换,恰是新诗意识形态转换的一个经典例子。

  并非仅有革命叙事才促成这样的文化想象。王统照在抗战期间写过一首《正是江南好风景》的诗,反弹琵琶,反杜甫《江南逢李龟年》诗句而用之,现在读来与众不同,弥足珍贵:

  正是江南好风景:

  几千里的绿芜铺成血茵,

  流火飞弹消毁了柔梦般村镇,

  耻恨印记烙在每个男女的面纹,

  春风,吹散开多少流亡哀讯?

  正是江南好风景:

  桃花血湮没了儿女的碎身,

  江流中,腐尸饱涨着怨愤,

  火光,远方,近处高烧着红云,

  春风,再不肯传送燕雏清音。

  正是江南好风景:

  到处都弥满搏战尘昏,

  一线游丝粘不到游春人的足跟。

  朋友,四月天长还觉春困?

  你,卧在你的国土,

  也有你的家乡,你的知亲?

  正是江南好风景:

  遍山野一片“秋烧”春痕,

  谁的梦还牵含着水软山温?

  祭钟从高空撞动,滴血红殷,

  你,听清否?这钟声——

  可还为旧江南的春日晨昏?

  另一首魏钢焰的《江南》,写于1962年,也是“红色江南”:

  江南啊,

  我没见过的亲娘!

  我穿过你缀红缨的草鞋,

  我戴过你画红星的斗笠;

  我唱过你兴国的山歌,

  我饮过你带血的乳浆!

 

  革命从南方走来,

  怀抱着整个北方:

  江湖女儿,

  纵马跃漳河!

  珠江男儿,

  放歌在太行!

 

  从江西政委的眼睛,

  我见过井冈红旗舞!

  从湖南旅长的战令,

  我听过滔滔长江浪!

 

  啊,江南!

  谁说我没见过你?

  我也是呵,

  你亲生的子女!

  这是一首社会主义革命年代的政治抒情诗,对于今天年轻的读者可能会有障碍。换言之,读者能否产生共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的思想感情。对一个抽象的政治性主体的书写,往往会受到历史因素的巨大制约。歌颂的主体越宏大,写作的难度越高,这是政治抒情诗的历史经验,也是杜甫对新诗的启发。

 

  [1] 彭程:《当地名进入古诗》:《光明日报》2018年1月18日。

  [2] 公木主编:《新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年,第829页。

 

  作者:师力斌  单位:《北京文学》编辑部

  《中国文艺评论》2018年第10期(总第37期)

 

  《中国文艺评论》主编:庞井君

  副主编:周由强(常务) 胡一峰 程阳阳

  责任编辑:胡一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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