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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鸿:新媒介 新批评

发布时间:2018-10-23来源:中国文艺评论网 作者:丁莉丽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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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金句

新媒体跟传统媒体相比,最核心的差异是什么?

没有交互性就没有大数据。

IP这个词极具互联网气质,具有三个众筹特点。

亚文化是互联网时代带来的新挑战,需要我们寻求理性的方式解决。

提倡建设性的现实主义,《我不是药神》是优秀范例。

今天文艺评论遇到了一个黄金时代,因为你有价值、你有用。

评论有口碑,口碑决定评论者的生命力。

专业性要靠更强度的学习和更好的训练才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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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网络文艺委员会主任 尹鸿

  2018年10月17日,在首届全国文艺评论新媒体骨干培训班上,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网络文艺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尹鸿为来自全国省级以上文艺评论媒体与研究机构的50位学员作了一场“新媒介环境下的文艺评论”教学讲座。尹鸿教授从当下的新媒介环境特点入手,用理论化的梳理和生动的案例分析了我们当下的数字化生存现实以及互联网作为新媒体的特征,阐述了新媒体环境对当下文艺创作与传播以及文艺评论的深度影响,并对今后文艺评论的发展、如何更好承担评论责任等问题做了前瞻性的探讨。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主任、文艺评论中心主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文艺评论》杂志主编庞井君主持讲座。

互联网新媒体的特征

  尹鸿教授认为新媒体最核心的特点是交互性,新媒体传播形态具有点对点、网状传播的特点。传统媒体时代是点对面传播,无法了解接受者的个体差异,依靠覆盖决定效果。但新媒体点对点的网状传播不是由覆盖决定的,而是由用户决定的。点对面的传播对点的门槛要求非常高,专业媒体才能达到要求。但新媒体领域中点跟点之间相对等级差异变小了,任何一个点都可能成为信息的推送点,只要他的信息足够有价值,都可能让信息穿透全网。因此新媒体环境是多中心,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中心,诸如当前网络上各种播主、答主。此外,大数据、云计算都是建立在点对点交互性数据基础上,世界的信息秩序和信息空间完全被颠覆,传统媒体时代的传播规律和传播手段被彻底改变。

新媒体影响文艺创作传播

  尹鸿教授认为,互联网时代用户至上变成了现实,当下信息使用者拥有前所未有的话语权,而信息传播靠的是圈层和跨圈层影响力。新媒体环境中,一个网就是一个圈,但是圈套圈。所有现象级的观点、作品,都会跨圈层。当然,在网状圈层中,不是所有的点都有同样平等的传播力,比如大V就代表着拥有更大传播力的节点。但大V不是固定不变的,大V也会掉粉。在新媒体领域,没有谁是绝对的权威,信息的传播也不再是由传统的看门人决定的,而是由过滤机制确定和完成的。自动过滤机制是如何深刻影响到网络信息的生产呢?尹鸿教授通过当前互联网三大动向描绘了这一内在机理。

  一是信息生产UGC和PGC交互混合,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中又形成了部落化趋势,同人文化兴起。

  UGC:用户将自己原创的内容通过互联网平台展示或提供给其他用户;

  PGC:拥有专业身份的专业内容生产者,往往是出于“爱好”,义务贡献自己的知识,形成内容。

  二是IP的兴起。尹鸿教授认为IP这个词极具互联网气质,具有三个众筹特点:第一是众筹文本。所有人都是一边写一边跟用户交流,整个文本形成过程中大家投入了自己想法、情感、选择,创作者根据这些反应来形成创意。第二是众筹情感。所有文本形成过程当中和它建立联系的人,也注入了和它一起成长的情感,比如原著粉。第三是众筹用户。使用过程中用户慢慢聚集,这群用户成为铁杆用户。

  三是民间文化、草根问题占据越来越强的主导性。自动过滤机制导致底层文化话语权得到巨大的扩张,但这些文化形态毕竟没有经过专业化加工,带有粗鄙性和草根文化原生的欲望感,与文明的进程之间存在着冲突。

新媒体影响文艺评论

  新媒体的出现,导致当下文艺评论场被分为两个场域:主流媒体和新媒体场域,而两者之间存在信息鸿沟。尹鸿教授认为当下专业评论和业余评论的界限已被打破,评论标准、方法、形态、目的更加多元化。专业评论工作者占据信息控制力的优势也已经丧失,如果缺乏很好的理论素养和快速的信息收集能力,就会被业余评论者夺走话语权,如同当下新媒体抢夺了专业主流媒体的话语权一样。

  新媒体评论已经直接作用于文艺创作和消费。过去评论在创作和读者之间只是一个中介,对市场影响不那么直接,但今天评论直接介入文艺创作和消费流通过程,有些评论者甚至介入到文艺创作的前期策划过程当中。这也意味着评论受到商业利益的复杂干预更多。但是,互联网时代,电影有口碑,评论同样有口碑,口碑决定一个评论者的生命力。评论者只有忠实于自己的价值体系、专业态度,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新媒体环境下的文艺评论走向

  正确认识当下的互联网文艺,有助于把握正确的评论方向。一方面,我们要尊重互联网原生性、民间性,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互联网民间性上有粗砺、逆反、低俗的一面,因为民间文化中包含着对底层原始欲望需求的满足。但文明永远是对人原始欲望的驯服,文明的进程就是原始欲望和社会道德要求之间形成冲突,最后形成蕴有社会理性的价值观选择。因此,我们在评论时不能够一味迎合纯民间性,我们需要构建一个真善美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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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尹鸿教授PPT课件

  这也包含如何看待亚文化的问题。尹鸿教授曾专门撰写《面对亚文化:客观看待 积极转化》一文阐述。他认为亚文化满足被主流文化忽略的需求,有其合理性,但亚文化对主流价值、主流秩序和主流体系有一定的挑战性。我们一方面需要尊重这些欲望、需求,另一方面不能让它成为主流文化。这是互联网时代带来的最大挑战,需要我们寻求理性的方式解决。

文艺评论的理论思考与时代使命

  如何让评论更有力量?尹鸿教授结合他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植根现实 胸怀世界 面向未来》,阐述了对文艺评论的理论思考。当下我们需要妥善处理三组关系:中国和世界,传统和现代,现实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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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尹鸿教授PPT课件

  在处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问题时,不能把中国和世界对立起来;面对传统和现代的关系问题时,要警惕国粹主义和复古主义趋向,必须站在今天的立场看待传统、继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面对现在和未来,我们不能让文艺作品仅仅停留在粉饰现实的基础上,要提倡一种建设性的现实主义,而不是把批判作为目的。《我不是药神》就不是悲观的、绝望的现实主义,而是建设性现实主义作品的优秀范例。

  文艺评论担负着复兴新主流文化的使命,《红海行动》《湄公河行动》《我不是药神》等优秀作品中主人公所有的使命、担当都是建立在“尊重个体”这一基础上的,也是为了让更多个体获得自由和平等。而一个优秀评论者必定体现出对评论准则的尊重和坚守。评论可以包容或批评一部作品,但不能用戴政治帽子、打棍子的方式做文艺评论,这是改革开放四十年带给我们最大的经验。评论家只有通过说理、讲常识、讲人类真善美标准的方式从事文艺评论,才能为更好建设中国主流文化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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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鸿授课(右)庞井君主持(左)

  一直以来,尹鸿教授活跃在理论批评界,同时也参与影视和新媒体产业实践,这使得他的授课内容既有理论高度,也带着现场感。他对新媒体传播特征的理论梳理、对当下互联网环境所面临的问题、挑战、方向等现实问题的思考,有助于学员全面到位地认识、理解新媒体环境下的文艺评论。同时,尹鸿教授授课中所闪现出来的人文关怀和现实关切,对批评方向、批评立场的把握和坚守,也生动诠释了评论家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对学员们具有思想启迪和精神引领意义。正如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主任、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主任庞井君在总结时所指出的,“一个真正的学者,拥有深厚的理论积淀和广博的知识是不够的,尹鸿老师讲课当中透露出深厚的学养、广博的知识,非常扎实牢固的分析框架,同时也透露出一种品德、一种价值、一种指向,有正义感有良知,有对人类文明进步的深深关照。这也是我们做好文艺评论工作、培养优秀文艺评论骨干不可缺少的东西。”

附录:互动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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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文艺部编辑 任飞帆

  《人民日报》文艺部编辑 任飞帆:尹老师您说观众是成长的,现在无论做电影还是做视频都是用户思维,但以后会不会观众群分越来越严重,出现两头多中间少的情况?

  尹鸿:现在经济和文化上确实出现了分化的倾向,我们面临着创造文化的中产阶级的使命。我曾经针对《无问西东》做过研究,该片当时大城市票房占比17%、18%,四五线城市只有7%。《前任3》四五线占比40%,大城市只有20%不到。所以文化分野确实存在。但我认为底层向上流动和文化流动、经济流动一样,只要通道是开的,只要保持引导,一定会有普遍性提升和向上流动的机会。当然,我们确实需要一套文化管理系统来保持文化多元性,保证文化上升通道的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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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歌剧研究员副研究员 李长鸿

  北京大学歌剧研究员副研究员 李长鸿:《娘道》导演曝出买“收视率”问题和崔永元揭开“阴阳合同”问题,您如何看待这个现象及发展趋势呢?

  尹鸿:这些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非常快,导致市场、行业规范性不足。比如“收视率”问题,反映出我们管理体制当中面临很多复杂性,央视索福瑞公司没有执法权,广电总局也没有执法权,都解决不了。改革正是要通过个体突破推动体制性反应。所以我觉得这很正常,有些体制性障碍一个部门解决不了,必须各个部门协调发展。从无序到有序,是中国文化行业、文化创意产业从早期粗放发展到升级优化的必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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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报》记者 丁晓晨

  《今晚报》记者 丁晓晨:今年中国选送参评奥斯卡奖的影片,能代表中国内地电影吗?

  尹鸿:奥斯卡奖的特点是,最佳外语片通常不是选最主流的商业电影,但是导演要有国际知名度,作品要有一定创新性,是对奥斯卡奖的补充。今年中国选送的《邪不压正》至少是最近五年当中最接近于可以参与竞争可能性的。因为导演姜文获得过A级电影节大奖,有影响力;电影风格上确实比较能够识别,大家觉得看不懂,但是很怪,有特点、有爆发力、有足够影像冲击力;也不是那么商业,又不是那么艺术,也不那么接近主流电影。所以我觉得今年选的影片是这几年中最接近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品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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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美术学院影视动画系教师 刘森

  西安美术学院影视动画系教师 刘森:印度电影最近很火爆,用最主流的电影语言讨论本国问题,我们要学习和参考吗?

  尹鸿:第一,印度是英语作为官方语言的国家,印度电影走向国际在语言上有天生优势。第二,宝莱坞和好莱坞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宝莱坞主流商业电影大部分都有好莱坞的投资和参与,国际化特点鲜明。第三,用印度的国情写普遍人性成长、普遍人性面对的困境,因此沟通性比较好,国际传播力比较强。但是不要拿印度最好的电影判断整个中国电影。这不合理。印度一年生产600到800部电影,真正好的电影一年不超过10部。

  中国有多好,电影就有多好。中国方方面面进步到多好,电影才能有多好,电影不可能超越国情之外走很远。中国文学艺术进步是全方位的,必须要各个环节一起,推动整体性结构逐渐优化,才能解决根本性问题。中国电影有机会成为世界主流电影强国,这取决于未来五到十年中国整体的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

 

中国文艺评论新媒体总编辑:周由强

供稿:丁莉丽,浙江工商大学教授,培训班班委会委员与学术组组长

供图:中国文艺评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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