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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艺评天地>年度推优>第二届“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年度推优(2017)

年度优秀文章 | 于文秀:《论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萧红书写》(全文)

发布时间:2017-11-09来源:中国文艺评论网作者:于文秀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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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届“啄木鸟杯”年度推优活动:为切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全国十次文代会和《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关于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的精神,按照中央《关于全国性文艺评奖制度改革的意见》《全国性文艺评奖改革方案》中关于“做好文艺评论工作激励”的要求,为有效激励广大文艺评论工作者,推动文艺评论更加有效地引导创作、推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中国文联、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决定从2016年起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中国文艺评论年度推优活动。

  2017年9月26日,中国文艺评论传播联盟成立仪式暨第二届“啄木鸟杯”年度推优发布会在中国文艺家之家举行。

  本届“啄木鸟杯”共征集作品一千余份,经各推荐单位初步筛选,向中国文联和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报送了398份作品,其中著作95部、文章303篇,最终评选出40件优秀作品,包括著作10部、文章30篇。

 

论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萧红书写

  终评专家推选意见:该文通过对萧红评价先抑后扬的考察,试图扭转对其评价的片面化、政治化、非文学化,作者选取的角度独特,有启发性,理性睿智,逻辑清晰,对同时代作家历史地位的评述具有参考价值。

 

  内容提要: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萧红书写有60余年的历史,先后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萧红书写基本注重从文学救亡的视角,对其以《生死场》为主的前期创作进行重点解读,对其他代表性作品关注不够且批评多于肯定,没有真正诠释出萧红创作的内涵和价值。随着《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问世,萧红的文学史书写出现陡转,一反以往30余年不变的状况,定位和评价急转直上,上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使萧红书写在文学史上呈现出先抑后扬的走势。本文认为,从实际情况看,萧红文学史书写在实然与应然之间还存在一定的距离,一些深层次问题仍需考量和辨析。对作家进行妥当的文学定位,处理好文学史写作中的关键问题,是决定文学史能否成立和流传的决定性因素。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史 萧红 先抑后扬

 

  近年来学界对萧红的研究一直较热,著述颇丰,从数量上看高于丁玲,仅次于张爱玲。回顾萧红研究80余年的历史,总体来说呈现先抑后扬的轨迹,而对已有的文学史中的萧红书写进行考察,情况大抵相同。具体来看,随着时代语境变换,中国现代文学史[1]中的萧红书写大体经历了两个大的历史时期,文学史成果的区域分布包括大陆和港台[2]。第一个阶段是1950年代到新时期初期即1980年代中期之前,受制于文学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一部分的文学史观影响,此时期的萧红书写基本注重从文学救亡视角,对《生死场》为主的前期创作进行重点解读,对其他代表性作品关注不够且批评多于肯定,没有完全呈现和诠释萧红创作的文学内涵和价值。第二个阶段是1980年代中期直至当下,萧红的文学史书写洗尽政治的铅华,回归文学,从现代性与文化启蒙视域来分析和阐释萧红的创作及文学史意义。总体看来,萧红的文学史书写经历了先抑后扬的演进轨迹,从中也反映了文学史话语范式的发展变化。

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文学史中的萧红书写

  20世纪50年代萧红被正式写入文学史。在50年代文学史中,萧红作为左翼青年作家和萧军一道崛起文坛,她的创作虽然稚嫩、不乏弱点,却勇于在国难当头之际愤怒书写民族苦难和抗战,文学史对萧红的这种书写和定位一直延续到80年代初期。这种走势在大陆和港台乃至海外的文学史中大体一致。在第一个大的阶段的文学史中,萧红和萧军大多是同时出场,顺序是萧军在前,篇幅一般也多于萧红,而且对萧军的评价要高于萧红。在第二个大的阶段的文学史中,对二萧的书写出现了大调换,萧红在文学史中不仅评价越来越高、内容越来越丰富,而且她的出场顺序已在萧军之前,且有单出头的个别情况,而萧军在文学史中的书写却越来越萎缩。

  大体看,在1949年之前的文学史写作中几乎找不到萧红的影子,20世纪50年代后萧红开始出现在正式出版的文学史中。在50年代号称“三部半”的文学史中除张毕来的文学史外,其它三部皆有对萧红、萧军的书写,并且基本处于相同的章节结构中,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或左联成立前后十年),1927-1937年这一时段,这样的章节安排在60余年的文学史中变化不大。

  受制于现代文学学科初建时受政治“提携”的学科特点[3]、时代政治要求语境,加之文学史写作者主观的政治真诚,50年代的文学史皆将中国新文学史看成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如王瑶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下文简称《史稿》)绪论中开宗明义指出的新文学的定位和属性,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文艺方面的“斗争和表现”。50年代出版的文学史都在此指导思想下完成,用阶级分析方法考察文学历史现象,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对萧红的创作多作政治化的解读,都重点关注她的成名作《生死场》及其中的抗战内涵,在肯定其抗战意义和价值的同时又对其思想和情绪弱点进行批评,对其他体现萧红创作特色及贡献的文学文本很少提及。王瑶的《史稿》堪称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新文学史著述,开创了文体分类的写作体例,而且可以说在新文学史中,王瑶的《史稿》第一次写到萧红。王瑶的文学史涉及萧红的作品虽然有限,重点介绍了《生死场》,未论及《呼兰河传》,但较有亮点的是率先注意到了萧红作品艺术上呈现的特点和不足。王瑶的文学史受到蔡仪的尖锐批评,认为它有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的交织倾向,要求文学史向政治倾斜。[4]蔡仪的主张影响了同时代的丁易、刘绶松等人。丁易、刘绶松的文学史牵强地对萧红的创作进行过度的革命化、政治化阐释,对其作品的文学性、艺术性几乎未涉及。受制于“苏联模式”影响,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基本贯穿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主流论”这一红线,论述了《生死场》在抗战方面的现实意义和鼓舞人民抗战的价值后,随即指出它没有突出中国共产党在东北所起的领导作用,只是写了人民自发的斗争。同时还批评萧红“继《生死场》之后写出的《马伯乐》和《呼兰河传》,似乎是在走下坡路了。个人的悒郁代替了战斗的气息,……那种不健康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又经常把她拖进苦闷深渊的原故”[5]。正如研究者指出的,留学过苏联的丁易为了彰显政治倾向的进步性而套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理论来整合新文学,以致把理论产生的时间提前了,不顾新文学历史发展的基本事实。“这种思维方式的简化症后来在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中发展成一套可以更熟练操作的程式”,把文学史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已经很难见到“文学”。[6]

  1976年10月后大陆文学史写作重见天日,再次出现热潮。本文只列举80年代中期前出版的较有代表性的文学史。按出版时间有田仲济、孙昌熙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九院校”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林志浩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后来还有孙中田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黄修己所著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等等。较之1950年代的文学史,这些文学史评论重点依然是《生死场》,评价基调基本相似,对《呼兰河传》几乎都以批评为主,只在个别作品的提及上稍有不同,总体变动很小。

  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作为新时期初期权威的文学史,从出版时间看似乎算不上最先出版,但实际上早在1961年教育部统一组织编写文科教材会议之后就开始编写,到1979年末才出版,此间社会环境变化已翻天覆地,它也试图吸收新思想、新成果,但结果新旧参杂,正如学者指出的那样:“既有老干,又有新枝,……正因为如此,‘唐弢本’出版后,既成为新文学史著中水平最高的一部,又让人觉得新鲜感不足。”[7]这句话同样适用于表达对唐弢本文学史中萧红书写的感觉。唐本文学史主要还是对《生死场》进行了重点评介,结论是“真实地写出了东北人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的深重灾难”。对萧红代表作《呼兰河传》的评价则是“在过去生活的回忆里表现了作者对于旧世界的愤怒,但也流露出由于个人生活天地狭小而产生的孤寂的情怀”。较之王瑶的《史稿》中没有涉及《呼兰河传》,唐本有所涉及。较之丁易的《史略》的论调大同小异,都对其作品因个人处境和生活的狭隘而出现的忧郁、孤寂情绪作了批评。

  50-80年代港台地区出版了林莽编著的《中国新文学廿年》、李辉英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周锦的《中国新文学简史》四部有代表性的文学史。前两部由于皆由一人编写,内容基本相同,对二萧介绍相当概略且评价不高,认为《生死场》不够修炼、结构散漫,强调“端木蕻良的文学才具,是驾乎其他的东北作家之上的”。[8]

  香港的司马长风本《中国新文学史》于70年代中后期陆续出版,相比港台地域学者的文学史还是首屈一指且有分量的。这部文学史写了四年多,边写边出版,虽有争议但在海内外产生了一定影响,尤其是他对萧红及萧军的评价在同一时期的两岸三地文学史中自成一家。他基于“打碎一切政治枷锁,干干净净以文学为基点写的文学史”[9]的写作理念,认为《生死场》是“一部平常的作品”,并认同从纯文学观点看这本小说“相当平庸”的论断,以此逻辑对《呼兰河传》赞赏有加,认为“正因为创作的心灵自由了,一切类型化、观念化的要求退隐了,《呼兰河传》才透出了鲜烈的个性,成为战时长篇小说的重大收获”。他将《呼兰河传》的成就和魅力置于鲁迅和沈从文、老舍之上,这种评价不乏个人的情感偏好,难以服众。司马长风的文学史虽不是严格遵循“论从史出”的原则,但与大陆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的文学史相比,有超前感,读来很清新。

  相比司马长风,台湾周锦著述的《中国新文学简史》规模篇幅不大,时间跨度却不小,对从1917到1979年之间的大陆和台湾60余年的文学史做出概览。此本文学史受大陆文学史编撰模式的影响较大,虽三处章节写到萧红,但总体看内容上无甚新意,评价观点上亦较陈旧,且对萧红小说批评多于肯定。只有一点值得一提,它将萧红的散文创作写入文学史,并且认为她的散文创作水平在小说之上,虽字数很少,点到为止,但在当时的两岸文学史中应该是首次。[10]

  总的看来,从50-80年代,除司马长风的文学史外,大陆和港台地区的文学史中的萧红书写变化不大,缺少质变,特点几乎是共同的:一是几乎皆列入左联新人新作(或成长期);二是主要肯定和评介《生死场》,顺带提及《呼兰河传》,且批评性的文字居多;三是“大约占五百字的篇幅”。[11]

80年代中期之后文学史中的萧红

  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在反思、重写文学史的呼声越来越高的情势下,文学史写作迎来了第三次高潮,统编和自行编写的文学史写作不计其数。本文只列举几部在时间和内容上有代表性的文学史,主要有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等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下文简称《三十年》),冯光廉、刘增人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发展史》,程光炜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朱栋霖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丁帆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史》等。随着《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问世,萧红的文学史书写出现陡转,一反以往30余年不变的状况,定位和评价急转直上,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甚至不乏过分拔高之嫌,使萧红书写在文学史中呈现了先抑后扬的走势。

  《三十年》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中特色鲜明、在当前影响最大的一种,从其创新的勇气和探索看具有里程碑意义,是“新出的新文学史著中最有当代性的”[12]。就萧红的书写而言,不论是1987年的初版本还是1998年的修订版,在萧红的文学史出场顺序、作品的阐释、文学史地位和贡献评价等方面,皆出现大胆而全新的变化,一改以往肯定中有批评,甚至批评多于赞扬的状况,对萧红评介由抑到扬,甚至采用极致化的评价语言,将文学史中的萧红及其创作推至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目前所见的无论大陆还是台港、海外文学史中,1987年版的《三十年》第一次将萧红列在东北作家群之首,同时也将萧红放在萧军和端木蕻良之前(此版二萧的篇幅相差无几),在对萧红的具体介绍中,开始便肯定她“是一个极富才情的女作家”,这也是文学史写作中第一次对萧红给予如此高的评价。1987年版中对《生死场》的阐释也一反以往牵强挖掘抗日主题的单一模式,还原作品本色,认为《生死场》并非正面写抗日斗争,而是“写出北中国农村生活的封建性的沉滞、闭塞,以及由此造成的对民族活力的窒息”,首次挖掘出《生死场》的文化批判和文化启蒙方面的主题。对萧红代表作《呼兰河传》和《小城三月》也作了简单评介,指出《呼兰河传》所蕴涵的国民性批判和旧文化反思的主题意蕴。尤为可喜的是,一改萧红作品被批结构松散、人物不突出等缺陷,首肯其小说的艺术特质,认为“萧红创造出一种介于小说与散文诗之间的新型小说样式”。

  在1998年修订版《三十年》中,对萧红的书写创新幅度非常之大,不仅在篇幅上有了较大扩展(增加了近一半的篇幅,由1987年版的约530余字增加到1998年版约980字),而且评价上进一步提升:一是,由87年版的“极富才情的女作家”,到1998年版本中进一步提升为“文学创造力特出的天才的女作家”,在此已将萧红拔高到了“天才的女作家”。1987年版和1998年版的《三十年》中对其他女作家的评价都没有高出这个定位,比如对丁玲的评价是“‘五四’以后第二代善写女性并始终持女性立场的作家”(1987年版与1998年版评价一致);对冰心评价更是不高,“属于以旧文学为根基的早期新文学作家”[13]。对张爱玲的评价,1987年版受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束缚,显然尚未放开手脚,因此是“这个女作家有很好的艺术素质,却被她的政治立场所蔽”[14],所给篇幅也短,与萧红相差不多,1998年版中不仅篇幅扩展,多于萧红,评价也更高,“张爱玲40年代的小说成就,有她本人的天才成分和独特的生活条件,也是中国20世纪文学发展到这个时期的一个飞跃”[15],显然对萧红与对张爱玲的评价是相似的,都用了相同的字眼,即“天才”,同被认为天才作家。但我认为张爱玲的确有些天才的成分,这从创作和生活行为怪僻皆有反映;而萧红则是有些天分的、有别致风格的女作家,“天才”则评价过高。二是,1998年版的《三十年》对萧红作品的内涵阐释有所深化,对艺术创新的评价则又有一定的提升,指出“从创造小说文体的角度看,萧红深具冲破已有格局的魄力”,认为其小说文体有创造性的突破,打开了小说与非小说之间的壁垒,“创造出一种介于小说与散文及诗之间的新型小说样式”“她的文体是中国诗化小说的精品”。[16]

  1998年版对萧红的评价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大胆和魄力,用的是近乎极致化的语言“天才”“创造”,而不是“天分”“创新”这样有弹性的语汇。这在文学史写作中对萧红的评价是巅峰性的,且峰值已在最高点。不仅对以往文学史有着巨大的质的飞跃,后来的文学史也恐难超越。《三十年》关于萧红的评介的确立论新颖,思想深刻,不乏洞见,吸收了当代最新的研究成果,敢于表达写作者的个人见解,令其在众多文学史中脱颖而出,给文学史带来新气象。但如果从史论结合的标准看,《三十年》中关于萧红的书写,“论”的主观色彩较浓,“史”的客观性不足,在一定程度上有以论带史的倾向,有文学史的性质,更有文学评论的色彩。正像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三十年》修订版有些地方用的是“论”而不是“史”的写法。所以《三十年》中的萧红书写依然不能作为终极版,依然有待考量和省思。

  80年代中期后出版的其他文学史,在对萧红个人才气的定位、作品内涵的解读及艺术贡献等关键性评价语汇方面,大多按《三十年》的评价口吻和路径进行,只不过有的是原样承续,如“萧红是位历经坎坷、英年早逝的天才作家”[17],有的则进行适度的微调,如萧红“是个有特殊文学天分的女作家”[18]。当然,90年代以来也有将二萧放在整个东北作家群或东北文学发展流脉中书写和评价,而不是单独列出章节评介,如程光炜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许道明著的《中国新文学史》等,它们的优长在于史实的丰富。

  至1987年版《三十年》的问世,大陆对萧红的评价可谓穿过了山重水复的政治化取向,迎来了柳暗花明、还原本真的文学化评断,即从文学文本的原旨和价值展开评述和阐释,结束了50年代以来文学史书写的政治-进化型话语为主导的强势支配范式,实现了以强调文学的本体性为主导的文化-审美型话语范式的转型,终于从政治-进化型话语宰制下的“政治斗争编年史”和“作家政治履历”两个参照系统中松绑[19],轻装上阵直接进入文学史的书写与评说。

反思与探索

  文学史关于萧红的书写在60多年里虽经历了较大的变化,但从实际情况看,实然与应然之间仍未统一,一些深层次问题仍需考量和辨析。对于影响萧红的文学史书写的主要话语资源、文学史中萧红被置于的时期及章节的安排是否妥当、如何将萧红从政治化的分期与归属中松绑并回归应有的文学审美属性与定位,以及如何在文学史写作中客观真实地展示萧红创作全貌等等,本文希望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尽可能地还原萧红文学史应有的面目与地位。

  应该说萧红能够在30年代崛起文坛并得到推重,在文学史中获得地位,与鲁迅、胡风、茅盾三位大家撰文推介和评论是分不开的,而且这三位大家的观点一直或显或隐成为文学史萧红书写的话语资源。他们分别撰写的三篇文章《萧红作<生死场>序》《<生死场>读后记》《<呼兰河传>序》对文学史中萧红的书写影响最大,他们的观点和评价深深地左右着文学史。鲁迅对二萧的提携推介不遗余力,对萧红的成名作《生死场》充满了文学长者和前辈的包容,在为其作序时尽力发掘和褒扬优点,讳避不足,对鲁迅关于《生死场》褒扬话语的引用成为文学史萧红书写的非常普遍的模式。如王瑶的《史稿》,在萧红评介的有限篇幅中有近一半的字数是引用鲁迅的序文,后来的文学史几乎都或多或少引用了鲁迅此篇文章的观点。

  胡风的文章是在鲁迅嘱咐之下完成的[20],也被文学史直接或间接地引用,尤其在对萧红创作上的女性特点和艺术不足之处的评价,都可以看到胡风观点的痕迹。胡风肯定了萧红《生死场》中体现了“女性的纤细的感觉”,也指出了她的弱点,“题材的组织力不够,全篇现得是一些散漫的素描,感不到向着中心的发展,不能使读者得到应该能够得到的紧张的迫力”“人物的性格都不凸出”“修辞的锤炼不够”等等。对此,王瑶的《史稿》在指出《生死场》艺术上的不足显然也借鉴了胡风的观点:“文笔细致是女作家的长处。全篇组织略嫌散漫,缺少紧张集中的力量;人物写得也不够凸出,但严肃而动人的情感是从头一直贯彻在作品中。”[21]其他文学史包括港台著述的文学史中都有胡风影响的痕迹。

  晚于鲁迅、胡风文章11年问世的茅盾的《<呼兰河传>序》在萧红的研究和评论史上也有重大影响,鲁迅、胡风影响的是文学史对《生死场》的评价,茅盾影响的是对《呼兰河传》的评价。茅盾结合当时自己失去爱女的“感伤的心情”含蓄地写出了与萧红身世的共鸣,文章不仅篇幅长,而且情感投入,因此对萧红作品的解读更有深度,其观点诗意审美,更体现了文学评论的本体论特征,影响更为深远。例如冯光廉、刘增人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中关于萧红《呼兰河传》的评价定调基本是承续了茅盾的精神和论调,“萧红以优美的富于才情的笔调,叙述着一个寂寞的小城那和历史一样古旧的现状,展现的都是作为民族精神、民族心灵之一角的北国风俗画,正如茅盾所说:‘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俗画,一串凄婉的歌谣。’”[22]茅盾的文章对第二阶段文学史的萧红书写乃至整个萧红研究影响更大。

  鲁迅和胡风为《生死场》所做的序和跋,出于作家和知识分子的时代责任感,也是为二萧作品的顺利出版,偏重和放大了抗战内涵和意义的阐释和发掘,这不乏权宜之计的推介却奠定了几十年来对萧红作品的文学史评说基调。对《生死场》的主题集中进行抗战解读在现代文学史第一阶段的萧红书写中几乎千篇一律。对于《生死场》真正的主题应该是什么,它是否是真正意义上的抗战小说,这种质疑在80年代中期就已出现,后来也偶有文章谈及此问题。最早出现且论据充分是葛浩文的质疑,他在1985年出版的《萧红传》再版中指出,《生死场》是中途转变主题的小说,它在结束前约三分之一的篇幅中写到了日本侵略和国人抗日。的确,《生死场》起到了抗战作用,但它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抗战小说。它不仅在篇幅上涉及到抗战的部分很小,而且从未正面写个体对抗,也没有双方的硝烟战火,甚至小说中写到的有关抗战的内容也是道听途说的,不是亲身经历的,此方面的积累严重不足。[23]的确,从《生死场》问世一直到80年代中期前,文学史对其主题思想的抗战论观点与实际主题有出入、有偏离,这不能不说是存在误读。这种误读在当时有其历史的可然性,这不仅因为二萧逃离东北流亡南方与东北沦陷有关,这种身世背景加之作品的部分内容也涉及抗战书写,做抗战论解读也在情理之中。加上“奴隶丛书”的冠名更容易望文生义,产生抗战意义的联想。还有鲁迅和胡风等的权威导读,尤其胡风的文章不仅篇幅较长,而且也着重进行抗战意义的发掘,认为“这本不但写出了愚夫愚妇底悲欢苦恼,而且写出了蓝空下的血迹模糊的大地和流在那模糊的血土上的铁一样重的战斗意志”,在当时国族危难的语境下,救亡是时代统一的主题与使命,即时代的共名状态使然,是知识分子主动自觉的选择。事实上《生死场》于1935年发表,而真正传播、推广并产生影响是在抗战爆发后。抗战主题的解读和论断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并引导着文学史的写作。任何的观点和论说都离不开历史的语境制约,但我们在对历史同情地理解的同时,还需要还原性的反思和澄清。历史的天空变换了布景,人们的思维也回归了冷静和理性,以往“抗战说”的单一主题阐释显得勉强,萧红作品中显然更多的是对人与文化的启蒙和批判,重心无疑是“对着人类的愚昧”,在对恶劣蛮荒的自然条件下北方农村人们的低等次的生与死看似作了原生态的书写,实际上文化批判意味强烈。可喜的是,在萧红的文学史书写的第二阶段已经突破第一阶段抗战论的单一格局,基本客观理性还原了《生死场》启蒙兼及救亡的思想蕴含,在肯定“阶级性、民族性等因素的考量虽然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同时,强调其最有价值处在于“超越时代的对人的精神状态与生命意志的关注”。[24]《生死场》最动人之处是萧红对农民与农物的特有情感:“萧红能把握住农业社会的特征和农人所崇奉的道德价值观念,这些都是《生死场》最成功的地方……”[25]

  正因为将《生死场》解读为抗日小说,才有将萧红放在左翼文学分期的理由和逻辑。现有的文学史几乎都将萧红放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二个十年”中的左联作家群中,之所以放在这个时段和板块,主要是因为二萧皆在此时期崛起文坛并发表成名作,加之1951年中央教育部组织起草的《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作为国家标准和指令将二萧写入“第三编 ‘左联’成立前后十年”这一章节。这样的安排和编写体例受制于意识形态和时代氛围,并非完美和可以成为终极版的文学史写作依据。事实证明,这样的文学史章节安排对于萧红是不妥的,无法合理恰当地包蕴萧红的全部创作,更影响对萧红的文学史准确定位和精准阐释。

  萧红创作的重头戏即代表作恰恰不在她被文学史安排的那个时段,而是1940年以后发表的《呼兰河传》(1940年)、《马伯乐》(1941年)、《小城三月》(1941年)等,检视文学史不难发现,萧红被放在1927-1937年间的文学史章节中,她的所有创作皆显得十分蹩脚,不仅文题不相扣,而且有削足适履感。50年代至80年代中期前的文学史看重萧红的前期创作,对后期的创作基本忽略或一带而过,80年代中期以来则相反,注重对后期代表作的评介、解读,但萧红所在的时段和章节的位置无大改变,如《三十年》仍然把萧红放在现代文学的第二个十年,但也将萧红不在此时段创作发表的后期代表作《呼兰河传》和《小城三月》放在此节作了评介。1987年版和1998年版的《三十年》皆采用在相应章节设年表的体例,但在萧红的相关章节年表中没有1937年以后的创作记录,仅将其1937年以后的作品附在第三编的第三个十年中没有萧红出现的相关章节之后。[26]这种章节内容与年表内容的不完全匹配,体现的正是萧红被放置章节和时段的不妥贴甚至不合理。还有,由于萧红的后期创作既不属于解放区,也不属于国统区,大多数文学史都将萧红的作品全部放在30年代的小说创作中去评介。80年代中期以来的文学史都在写作体例和分期方面寻求创新,尽量淡化政治化分期的影响,但实际上看难以做到真正去政治化,皆有若隐若显的痕迹,在章节标题和具体内容上都多少有“国统区”“沦陷区”“解放区”等直接或类似的字眼,萧红在文学史中的位置依然尴尬。

  由于萧红被文学史安置在左联的麾下太久,以致见怪不怪,加上萧红是抗战时期东北作家群的一员,故很少有人对此反思、质疑,即使是学界提出“重写文学史”后,对萧红也没有达到真正的全面重写。

  通过潜心细致地考察,不难发现,文学史两个阶段60余年的萧红书写,尽管不断丰富完善,日趋向好,但尚有继续完善的空间,尤其在萧红的文学史时段处理上还有明显的问题。要处理好这一问题,需要调整的是分期的内在逻辑,将萧红从政治化分期和归属中松绑,回归文学本体,全面、完整、独立地考量和分析萧红的创作,将萧红创作全景式还原呈现,既有小说,也有散文和诗歌,后两者所占比重也不能小视,更不能无视。从总体看,萧红应该分属乡土作家,她的创作应该归于乡土文学范畴。她的作品皆为回首故土乡人、反思风俗文化而写就,承继了五四以来的乡土文学传统,在情感的眷恋与理性的剖析中生发出文采别致、蕴蓄丰厚、历久弥新的文学文本。对萧红的文学归属,冯光廉、刘增人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发展史》做出了较为成功的探索,它以文学主题为切入点,兼及思潮、流派、社团及文体的综合考量,将萧红放置在了“乡土文学:乡恋乡愁情怀的寄托和民俗美感的多重意蕴”这一章节中,认为富于诗人气质的才女萧红,将鲁迅与20年代抒情型乡土文学型范推向了新的高峰。

  对作家进行妥当的文学定位,处理好文学史的关键问题,也是决定文学史能否成立和流传的决定性因素。建构恰切而有涵容性的文学分期虽在短时间内还难以做到,但不能因此放弃思考和努力。中国现代文学史百年在即,应是对百年文学史中作家作品进行理性回望和反思之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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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文秀:教授 黑龙江大学

  *本文原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从刊》2016年第10期

 

      注释:

  [1] 本文的考察范围划定在1950年代后出版的有代表性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原则上不包括专门史。

  [2] 海外较有代表性的是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和顾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夏志清的著作属小说的专门史,顾彬的著作影响较小,故皆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3] 参见温儒敏:《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与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文学评论》2003年第1期。

  [4] 蔡仪:《<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座谈会记录》,《文艺报》1951年第20号。

  [5] 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第322页。

  [6] 参见温儒敏:《“苏联模式”与1950年代的现代文学史写作》,《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7] 黄修己、刘卫国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下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37页。

  [8] 林莽编著:《中国新文学廿年》,香港世界出版社1957年6月出版,第115页。

  [9] 司马长风:《答复夏志清的批评》,台湾《现代文学》复刊第2期(1977年10月)。

  [10] 参见周锦:《中国新文学简史》,台北成文出版社1980年5月出版,第229页。

  [11] 参见王观泉:《探讨文学史编写的一个问题——萧红研究得失谈》,收入《萧红研究》,哈尔滨师范大学北方论丛编辑部编,1983年内部印行,第234页。

  [12] 黄修己、刘卫国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下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48页。

  [13] 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9、153页。

  [14] 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586页。

  [15] 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16页。

  [16] 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10页。

  [17] 丁帆主编:《中国新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327页。

  [18] 朱栋霖、朱晓进、龙泉明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1页。

  [19] 参见朱德发、贾振勇:《评判与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史学》,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9页。

  [20] 参见胡风《悼萧红》中:“后来她将她的中篇小说给我看了,还告诉我它没有名字,又希望我能写序,我当时辞谢了,要他们仍请鲁迅先生写。但是鲁迅先生和我闲谈时,也叫我写,说他一人写两本书的序不太好,也实在没什么好说的,你来一篇吧。我就答应了写一篇读后记。”载《艺谭》,1982年第4期。

  [21]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新文艺出版社1955年版,第253页。

  [22] 冯光廉、刘增人主编《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31页。

  [23] 葛浩文:《萧红评传》,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54页。

  [24] 丁帆主编:《中国新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327页。

  [25] 葛浩文:《萧红评传》,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56页。

  [26] 分别见87版《三十年》的第489页和98版《三十年》的第5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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