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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电视剧《跨过鸭绿江》看战争题材剧的审美价值取向(袁正领)

2021-08-19来源:“艺术评论杂志”微信公号 作者:袁正领 收藏

  【编者按】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以此为题创作产生了一大批电视剧。这些剧集以各自的角度,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的重大历史事件和英模人物形象,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和领导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而奋斗的故事。此次创作的剧目在完成“献礼”主题的基础上,受到了更广泛的关注和传播,甚至成为青少年流行文化的一部分。这也为此后的电视剧创作树立了可资借鉴和参考的范本。

从电视剧《跨过鸭绿江》看战争题材剧的审美价值取向

  在众多战争题材影视剧中,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以下简称《跨》剧)无疑具有较强的典型性。因为抗美援朝战争是在中美国力、军力极为悬殊条件下精兵宿将之间的对决,本身就具有意义重大、背景宏阔、对抗激烈、影响深远等特点,无论是复杂程度、对抗烈度还是指挥艺术,都堪称典型战例。该剧秉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战争观和现实主义的创作观,全景、立体、完整地再现了那恢弘的历史场景,再现了从国际政治、外交斗争到军事斗争,从大规模战役、分队战斗到单兵对决,从地面运动战、阵地战到空中格斗等各个方面、各个层级、多种样式的斗争,再现了战争中的大义、友谊和亲情。该剧尊重史实、叙事严谨、制作精良,在使人心潮起伏、热血沸腾的同时,也带给人们多重的审美感受。它良好的收视率和口碑,很好地向人们解答了如何理解战争题材剧的审美价值,怎样理解战争的美学内涵。因此,从审美的角度深入研究这一典型剧目,无论是对战争美学的建构,还是对同类题材作品的创作、人们欣赏水平的提升,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砥砺沧桑、浴血前行的凝重美

  看过《跨》剧的人们,一定会被一场场激烈的战斗所震撼,因为这些场景较好地还原了战争的面貌。比如:松骨峰雪地上、铁原山坡上成堆成片阵亡将士的尸体,长津湖地区为阻击敌人而被冻僵的“冰雕连”,大战过后一个个头缠绷带、满身血污、衣服破烂、表情严肃的士兵等,都很好地反映了战争的严酷。为了让人印象深刻,该剧还采用长镜头等手法,将惨烈的场面予以反复、长时间的呈现。这样的表达,除了很好地渲染了志愿军将士的大无畏精神和牺牲的壮烈,是否还有更深层的意味呢?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战争是人类社会中最残酷的竞争,尽管能从中感受到正义、勇武、雄壮等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但对当时的世人来说,更直接的感受是灾难和死亡、痛苦和悲怆。曹操诗句“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杜甫诗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等,就是写照。既然这样,为什么战争一直以来都是艺术创作的选题,而又不乏欣赏者、甚至不少会成为“热播剧”呢?人们是在消费别人的苦难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战争尽管残酷,但“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战争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正如商周时期青铜器的纹饰被视为“狞厉的美”,是因为它表现了人类幼年时期那段“如火烈烈”的历史,表现了人类发展进程中必须要经历的苦难。“人类是踏着血与火前进的。”“历史从来不是在温情脉脉的人道牧歌声中进展,相反,它经常要无情地践踏着千万具尸体而前行。”[1]同样的道理,战争虽然残酷,呈现的却是历史前进无可阻挡的巨大力量,是通过血与火来开辟人类前进的道路。透过对战争的艺术再现,人们可以看到人类社会前进的步伐,看到自己的命运与其紧密相联,从而加深对历史、社会和人生的理解,得到心灵的触动和陶冶。比如,当人们看到一幕幕酷烈凄惨的场面,心情一定是沉重的。这沉重之中自然有悲悯之心,但是否还有更深长的思索、更深远的探究、更深度的感奋呢?是否还蕴含着更深沉的力量呢?笔者认为答案一定是肯定的,这也是某种程度的“哀而不伤”。这种历史的必然、力量的不可阻挡,以及饱含悲悯的“哀而不伤”,即构成一幅既能引发心理共振而又无法使人欢欣的凝重美,从而激发着人们向着美好生活努力奋斗而又正视残酷现实、时刻准备应对斗争的炽烈情感。这在其他艺术形式中,也有异曲同工的呈现。比如,遵义会议后不久,毛泽东在长征二渡赤水、奇袭娄山关、红军处境还极为困难时候,怀着极为复杂的心情创作了《忆秦娥 ·娄山关》:“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诗句蕴含着理性的思索、坚定的斗志、奋发的力量,正是凝重美的写照。类似的还有《义勇军进行曲》等。影视作品具有历史过程、场景的“还原”功能,应更善于表达战争的这种美感。

  这种凝重的美感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抗美援朝战争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当时的美国当局对中国采取敌视政策,借朝鲜战争之机悍然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肆意轰炸我边境地区,不但危害东亚地区和平,而且严重威胁我国家安全。为恢复地区和平、保家卫国,党中央做出抗美援朝的重大决策。经过浴血奋战,志愿军力克强敌,打出了国威、军威。此战的胜利,“是中国人民站起来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宣言书,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2],帝国主义百年来在东方海岸线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以征服一个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跨》剧再现的,正是这场战争的伟大历史意义,人们可从前赴后继的牺牲中看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阻挡的历史脚步,看到蕴藏在亿万民众中同仇敌忾、威武不屈的磅礴之力。比如,第二次战役中,东线由于第一七二团的死守,正在指挥突围的美王牌第一师师长史密思很是不解:一个小小的山头,怎么就过不去?!有的美军指挥官甚至大叫,他们不是士兵,是“魔鬼”。这从侧面昭示了中华民族崛起的坚定意志、强劲动力和历史必然。当下,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仍面临着国际强权的挑战,该剧必然会激发广大观众坚定理想信念、不屈外来压力、为实现民族复兴奋力拼搏的精神力量。

  战争尚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世界仍不太平。只有正视战争,敢于应战,才能最终远离战争。我们的战争题材影视剧创作,必须观照这一现实,采用艺术的手法,着力颂扬正义战争,鞭挞非正义战争,展现战争的凝重美,展示历史发展的沧桑和力量,传导和激发人们追求持久和平、享有平等尊严的动力。这在创作上就要坚持高立意、高格调,用高远的历史眼光看待战争,既不能一味地歌颂或反对战争,也不能拿苦难当消遣,用小情调取代大情怀,更不能片面追求感官刺激、暴烈场景、诈谋奇计,还要有相应的战争场面的烘托,否则就会削弱这种美感。比如,2017年由克里斯托弗 ·诺兰执导的电影《敦克尔克》,似乎让人感受不到那是战争;电视剧《大秦帝国 ·崛起》虽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但由于重要战争场面的缺失,也很难让人体会到崛起的力量何在。同时,应注重表达方式的艺术性,既不回避战争的惨烈,又要超越感官刺激,达到震撼心灵的精神高度。这应是优秀战争剧目坚持的艺术标准。

  二、胸怀大义、慷慨悲壮的崇高美

  在《跨》剧中,我们能看到怀抱炸药包冲向敌阵的英雄连长杨根思、挺身堵枪眼的黄继光、在烈火中潜伏不动的邱少云等为代表的英雄群像,能看到失去儿子后“老泪纵横”而方寸不乱的毛泽东、回京处理完公务不恋家庭温暖立即返回前线的彭德怀,能看到父母送儿女上前线、支前群众血洒战场、亿万人民心系前线捐钱捐物的感人景象。从统帅到士兵,全国人民上下一心,都团结凝聚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旗帜之下,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奋斗,并为此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这就是胸怀大义、慷慨悲壮的崇高美,是中华民族集体精神和意志的艺术呈现。

  与西方美学“崇高”的主要因素是“力量或气魄”[3]不同,在中华美学的词典里,“崇高”是从个体自觉服从服务于整体的“善”中产生的。由整体衍生出的集体、全局、社会、人类等词汇,都属同一范畴。在中华民族的价值体系中,向来将整体利益放在个体利益之上。这不是民族偏好,而是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比如荀子就曾说,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荀子 ·王制篇》)。也就是说,结成集体、结成社会,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前提。这一理念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产生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等人们耳熟能详的成语和典故,逐步演变成人们共同的价值观念,成为“善”的重要源头。在这一观念指引下,涌现出诸多“大义灭亲”“舍生取义”“公而忘私”“仗义执言”等典型人物和事迹,成为人们崇尚、褒扬的对象。相比之下,西方尽管更加崇尚个人自由,但每到历史的重要关头,如反法西斯战争,多数人还是能认识到整体利益的重要性,并将其放到首要地位。文艺复兴的先驱但丁就曾说,“只有服从理性,只有全心全意为实现人类的目标而奋斗,人类才有自由”[4]。对这种“善”的普遍认同,会逐渐积淀于人们的思想深处,转化成共同的审美心理,感召着人们不断强化“位卑未敢忘忧国”、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从而汇聚成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跨》剧中各类英雄人物的壮举,正是维护和平、保家卫国、胸怀民族大义、勇于自我牺牲的崇高美的写照。

  胸怀大义的崇高在军人身上有两点最为突出。一是高度的全局观念。军队是战斗的团队,不管是一个军、一个师,乃至一个排、一个班的行动,都是一个全局,必须步调一致、整体协同;相对于上一级,每一级又都是一个局部,都要随时准备为全局的利益作出牺牲。这一方面靠严明的纪律,另一方面靠高度的觉悟。相比之下,后者更重要,它是胸怀大义的具体体现,是爆发令人生畏的力量的根本动因。从剧中可以看到,进攻前排雷的、进攻时冲锋的、撤退时断后的,都是九死一生,但都慷慨赴死、一往无前,他们所想的都是所在集体作战任务的完成。同时,本剧也力避走向极端的“集体主义”,表现了从最高统帅到各级指挥员,都对士兵关爱有加,对其艰苦的战斗生活感同身受,并极力创造条件、解决困难,不作无谓的牺牲,追求整体与个体、全局与局部的有机统一,使全剧弥漫着人情的温暖、人性的光辉。这与一些西方战争题材剧崇尚个人英雄主义有着重大区别。二是高度的荣誉感。这种荣誉感是军人职业精神最醒目的标识。特别是为正义而战,即便牺牲,也是重于泰山、英气长存。人生即便短暂,也因壮烈而实现永恒,从而使人生达到超越生死的审美境界。比如在《跨》剧中,三十八军为雪前耻,在第二次战役中主动承担急难险重的任务,赢得“万岁军”称号;其中一一三师的一个战士在抢占三所里的急行军中累倒了,但不当“娘子军”的雪耻动机,激励着已处在半昏迷状态的他发誓“死也要死在三所里”。在第四次战役中,五十军在伤亡过半的情况下,军长曾泽生斩钉截铁地说:要誓死守住阵地,五十军打光了,五十军的精神永存。这就是军人的全局意识和荣誉感,其表现强度显然超出其他行业和领域,因而其审美价值的影响力也辐射更广。

  当下,无论是立足中国还是放眼全球,都能看到各种各样的风险和挑战,仍然需要弘扬胸怀大义、慷慨悲壮的“崇高美”,引导人们心向正义、胸怀全局,勇于牺牲、勇于奉献,为中国人民乃至全人类的美好未来奋力前行。《跨》剧的成功,已经充分昭示这一价值取向是主流的,是符合大众审美趣味的。有些淡化大义、不讲崇高,将看点放在“非主流”人物身上、放在刺激情节上的战争题材剧,尽管有的收视效果还不错,但相比之下,在百花齐放的艺术园地,它只能算是战争题材剧中的小情调、小支流,不会走得太远。

  三、求真应变、险中谋胜的智慧美

  前文说到,抗美援朝是中美双方精兵宿将之间的对决,其中智慧的激烈较量是一大特色。《跨》剧不负众望,对最高统帅部的运筹帷幄、前线总指挥部的多谋善断、作战部(分)队的大胆创新、普通士兵的机智勇敢,都进行了生动展现,即便是美方指挥中的可圈可点之处,也进行了客观表达。比如,第一次战役利用对方不知情,打了个伏击战;第二次战役利用对方的骄傲情绪,来了个诱敌深入;第四次战役“西顶东放”,在被动中创造条件争取主动;阵地防御时针对敌方炮火猛烈,采取“人员前轻后重,火力前重后轻”的力量配置等,都体现了高超的智慧。从美方角度看,李奇微洞察志愿军弱点后,很快推出了“磁性战术”,遏制了志愿军的攻势;在第四次战役中,他又精确计算兵力,决定死守砥坪里,扭转了东线的被动等,给人印象深刻。恩格斯说,地球上最美丽的花朵是人类的智慧。黑格尔则说,人格的伟大和刚强的程度,只有借矛盾对立面伟大和刚强的程度才能衡量出来。在双方激烈对抗的战争中,这种智慧之花更加耀眼夺目。

  战争中的智慧,有着深厚的美学内涵。美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对“自由”的感受。从本质上说,战争是敌对双方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5],根本目的都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掌握主动权,就是掌握了行动的自由权,就意味着获得了竞争优势,从而生发出满足感、愉悦感,也就是美感。孙子有句名言,“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子兵法 ·谋攻篇》)。意思是说,能够兵不血刃地使敌人屈服,就是高明中之最高明的,即达到一种成效的极致,一种智慧运用的妙境。所说的“善之善”,就是“美”。就像“庖丁解牛”里所描绘的成功解牛的感觉,“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庄子 ·养生主》),达到一种为功利而又超功利的审美境界。比如,在《大决战 ·淮海战役》中,刘伯承将战役比作吃饭,提出“吃一个、夹一个、看一个”(嘴里吃着黄维兵团,筷子夹着杜聿明兵团,眼睛看着盘子里的李延年、刘汝明兵团),似乎谈笑之间大局已定。苏轼《念奴娇 ·赤壁怀古》中“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讲的也是这种美感。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是在一定物质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智慧,认识规律、运用规律,达成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任何技艺,包括文艺,达到这种合目的性与规律性的熟练统一,便是美的创造。”[6]毛泽东也提出,指导战争的基本思想方法是“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运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7]。这就是战争中美感的实现路径。相比之下,战争是你死我活的博弈,这种追求的动机更加强烈,需要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入把握特定条件下的特殊规律,并且要因敌、因情而变,善于审时度势、险中谋胜,因而智慧的运用也更具对抗性、极致性,更具“看点”。比如:李奇微一上任,志愿军司令部已对他的经历、观念、性情了如指掌,他本人则因部下不了解战场形势大发雷霆。这从正反两方面诠释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一规律。再如,按照立足最坏可能、充分准备的思想,最高统帅部未雨绸缪,提前调兵遣将,在中朝边境进行战略预置;按照发挥优势、避实就虚的原则,志愿军注重发挥夜战优势,“白天丢失的阵地,晚上夺回来”;为破解美军火力强的优势,采取了坑道战术;停战谈判时期政治外交斗争与军事斗争紧密配合,纵横捭阖、精准施策,有选择地打击;美军为了获取主动,不仅发明了“磁性战术”,而且学会了穿插、包围,等等。这种对抗可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本身就极具艺术色彩,充分体现了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的审美特征。探索和运用规律、战胜对手的过程,就是战争智慧美的展现过程。

  通过战争题材剧展示战争中的智慧美,除了带给观众心理愉悦外,还有重要的认知和益智功能,因而具有很强的实际价值。尤其是其中的战略思想,是几千年积淀的大智慧,其思维方式已被广泛应用于企业发展、市场竞争、社会管理等领域。能从银幕荧屏看到战争中智慧的博弈,就会由悬念在心、到对高超指挥艺术的叹服,同时得到知识的积累和智慧的熏染,在潜移默化中促进思维能力的提升。在这个竞争无所不在的时代,上至国家、下至个人,都需要战略思维指导创业、应对竞争。战争题材影视剧创作,应积极顺应这种需求,注重反映战争中审时度势、谋定而动的大智慧,发挥普及战略思维“教科书”的作用。

  四、气势干云、压倒一切的勇力美

  《跨》剧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彭德怀总司令在与志愿军司令部的同志分析敌我双方的优劣、决定下一步行动时,讲到志愿军的勇敢是敌人比不了的。其中说到,“我们的战士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刺刀捅弯了,就用石头,石头用完了,就用拳头”,这是美国的士兵比不了的,他们碰到我们的战士就抱头鼠窜。这可以说是形象地描述了战场的实情实景。特别是几场穿插、阻击战,承担任务的部队伤亡惨重、所剩无几,但都战斗到最后一刻,不少战士哪怕只有一口气,也要向敌人开枪或拉响手榴弹。人们看到这里,很难不为之动容。这正是气势干云、压倒一切敌人、战胜一切困难的勇力之美,也是战争题材剧的一大特色。

  战争呈现出的勇力美,有着深厚的美学渊源。力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所依赖的基本要素,对力量的崇拜自古皆然。力的发挥需要“勇”的放大,而勇的背后则是“气”的促动。勇的异体字是“恿”,意为心中迸发的力量,即精神因素的作用,也就是一种“气”,人们通常称为“勇气”。早在《左传 ·庄公十年》“曹刿论战”中,就有“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之说,《孙子兵法》中也有“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等论述。这个“气”与“元气论”中物质形态的“气”不同,与孟子讲的“浩然之气”的“气”则属同一性质[8]。它是一种精神力量,发端于信仰、信念、情义、荣辱、赏罚等因素,是物质力量的“放大器”。特别是在正义、荣誉的感召下,这种“气”会更高昂、更持久,甚至表现出怒发冲冠、气冲云霄等高亢的精神状态,进而转化为强烈的动机、巨大的能量,使物质力量由有限向“无限”放大。比如,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在向麦克阿瑟报告自己的部队在第二次战役中的遭遇时,就提到一系列在他们看来不可思议的现象:他们的一支部队能在一夜间徒步行走140里的山路并接着投入作战,能在食物不足、并且是零下30多度的低温下埋伏10多天,等等。沃克这位“二战”时的悍将,在表述中情绪激动,似乎觉得难以形容、不可思议,言谈中对志愿军顽强的战斗意志流露出恐惧和绝望。李奇微也是基于相同的心理而谋求停战谈判的。这种义无反顾、勇于牺牲、挑战极限的精神蕴含的气魄和力量,似乎难以衡量、无法战胜,似乎怎样的形象和文字表达均不能及,因而撼动了骄傲的美军指挥官。战国时期军事家吴起曾说:“兵战之场,立尸之地,必死则生,幸生则死。”(《吴子 ·治兵篇》)有了“必死”的勇气,死可以转化为生,有限可以放大成无限,短暂可以转化成永恒。这是战场的逻辑,也是勇力之美的内涵。

  勇力之美是战争固有的,相比其他领域更具烈度和感染力。弘扬勇力之美,是战争题材剧的重要优势和价值所在。但勇力之美并不是战争领域独有的,它蕴含于各个存在竞争的领域和层面。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国家乃至全人类,在生存和发展过程总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挑战,如果没有勇气和力量,将是寸步难行。崇尚勇敢,已深深植入人们的审美价值取向中。因而通过高烈度的战争题材剧弘扬这种美,具有更为普遍的价值和意义。比如《跨》剧中毛泽东曾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就决不会再趴下。”没有这种勇气,就难以做出与世界头号军事强国短兵相接的决策,就难以树立强大的国威军威、赢得持久的和平。抗美援朝这种敢打必胜的信心和勇气,通过多种形式的影视作品熏陶了一代代的中华儿女,成为中华民族不畏强权、致力伟大复兴的重要动力。

  在平时,勇力的不断激发和培养,就逐步塑造成军人特有的气质——勇武阳刚之气,形成“阳刚之美”。这是一种不屈服于任何力量的高大人格的体现,用孟子的话说,“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 ·公孙丑上》)。毛泽东在《八连颂》中说,“解放军,要学习。全军民,要自立。不怕压,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贼。奇儿女,如松柏。上参天,傲霜雪”,表达得更为具象,也是对我们民族精神、集体人格的塑造提出的要求。中国是个大国,历史的大潮已将其推至世界舞台的中央。在这风口浪尖上,中国人民必须认清自己的历史使命奋勇向前,后退没有出路。这就需要培养勇于斗争的精神,涵养勇武阳刚之气。作为人们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影视创作更是责无旁贷,应以战争题材作品为牵引,大力弘扬阳刚之气、勇力之美,突出其震撼力、冲击力、感染力,突出典型人物、典型事件,使人们在耳濡目染中得到精神的历练、人格的提升。

  五、军旅本色、暴烈特质的真实美

  观看《跨》剧,能够清晰地感受到故事的时代感,在人物塑造、战争场面设计、服化道使用等方面,都在尽力还原历史的面貌、战争的场景。指挥部作战室的推演,战场上战斗的激烈、尸横遍野的惨状,当时所用武器装备的形制等,都给人以历史感、现场感。包括一些细节,也颇具匠心。比如,杨根思与身负重伤处在弥留之际的战士大军对话时,紧握对方的手,而他那只手上则有一个不小的尚未愈合的伤口,再加上冻得红红的脸,让人感到这就是天气极寒、交战激烈的战场。正是这种时代感、现场感和特定的质感,烘托着一种军旅本色、暴烈特质的真实美。这种真实美是战争题材剧的本色、特质,也是凝重、崇高、智慧、勇力等其他美感的基础。

  中国古代著名美学家叶燮认为:艺术创造的最高法则,就在于真实地反映客观的“理”“事”“情”[9]。人们对战争题材剧真实美的欣赏,正是出于对战争的“理”“事”“情”的高度关切。人类几千年的历史,战争此起彼伏,处在战争中的时间比持续和平的时间多得多。上文讲到,战争会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但其暴烈性又会制造很多灾难和人间悲剧,与人们的生存、生活、喜怒哀乐息息相关。何况战争的根源尚未消除,现实的各种矛盾仍在继续,什么时候会发生战争,会发生什么样的战争,都难以预测。出于对人类和自身命运的关切,人们历来对战争高度关注,即便处在和平时期的当下,仍然关注发生战争的危险,对周边安全隐患存有疑虑,从而使媒体关于国际关系、国家安全的节目都有不错的收视率。人们当然也希望通过文艺作品,形象地感知战争起因、发展逻辑、特点规律,感知战争的酷烈、血腥和对社会生活、社会发展的影响,从而提高对现实环境的判断力,增强心理承受力,减轻对未来的恐惧感,增加精神自由度。这也是战争题材作品经久不衰的内在原因之一,从而也对作品历史的真实、艺术的真实提出更高的要求。人们在看到浑身泥土、满脸血污的战士时,不会觉得“脏”;在看到指挥官下“死命令”时,也不会觉得“狠”,因为那是战争的本色、战争的逻辑、战争的审美使然。

  相比以往关于抗美援朝的影视剧目,《跨》剧在真实性上更加可圈可点,甚至可以说有诸多突破。它以战争进程为主线,对各个环节及有关各方的活动,都依据史实进行了客观的呈现、艺术的表达,不夸大战绩,不回避问题,既有大略,也有小情,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给人以真情实感,乃至回味无穷。比如,第二次战役后,当参谋长解方传达毛泽东主席“宜将剩勇追穷寇”的指示精神,彭德怀总司令却说:“穷寇是穷寇,剩勇也不缺,可拿什么追啊?”于是马上给中央发了电报:“饥无食,寒无衣。”毛主席看了心情沉重,决定行动暂缓,但又迟迟没有给彭总回电。这既是历史的真实,又艺术地表达了二人的心境。他们各自都在深入地考虑问题、评估战力,一个是考虑政治、军事、外交斗争的大局,一个是考虑战场形势的全局,充分体现了理想与现实、前方与后方、作战与保障的矛盾,让人深感战争之复杂、胜利之艰难。对敌方将领的优缺点,也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反映,基本做到了不遮其美、不扬其丑,让人深刻地领略了那场战争“两强对决”的震撼力。再比如,毛泽东在看到毛岸英的遗物后,对着照片反复端详、黯然神伤。作品又采取对比的手法,使残酷的现实与美好的回忆形成鲜明对照,这不正是千万个家庭的真情实感么?看到这里,又有谁不为之动容?可见,战争题材剧的真实性,就是其生命力。

  所以,战争题材剧应秉持现实主义创作理念,着力再现历史的真实,展现战争全局的、内在的、独特的逻辑和质感,使人们对社会、历史和人生产生更为深刻的理解,从而进入更广阔的思想空间。但是,有些创作方似乎不谙此道。比如,有的为了迎合对颜值的片面追求,给穿着军装、身处战场的女军人化妆化得光彩照人;有的打非主流牌,不顾战争本性,片面塑造“个性”,甚至肆意地、不加批判地表现“本位主义”“义气用事”“抗命”等行为;有的为了场面好看,把战壕里本应有间距的战士布置得人挨人等。这都会严重削弱真实感。至于故事罔顾事理、情理逻辑的胡编乱造、超级浪漫,把战争当儿戏似的搞笑乃至恶搞,以及“手撕鬼子”等离谱的想象,对战争题材剧来说,都是不适当的。追求反映战争本真的真实美,应是战争题材剧秉持的共同标准。

  总之,战争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深受人们关注,是影视艺术观照和表达的重要对象。由于战争承载着正义与邪恶、进步与退步、野蛮与文明的较量,伴随着现实与未来、成功与失败、短暂与永恒的思考,渗透着生与死、情与理、勇与怯的纠葛,因而相应剧作应具有高度的综合性。也就是说,应围绕既定主题,多方位、多视角地展现战争的面貌,努力提升整体性、思想性和历史感,做到内容丰富、人物丰满、故事感人,从而带给人们多重美的感受,确保高度的艺术感染力。当然,对剧目的赏析,也应有多重的审美视角和鉴赏能力。同时,还应把握由战争的激烈对抗性所决定的艺术表达的“极致性”。从某种程度上说,战争中“义”是大义,“智”是大智,“勇”是大勇,“力”是强力,并且都在暴烈的冲突中被推向巅峰,从而要求剧中的真之美、善之美、智之美、力之美、气之美等,都应追求表达的“极致”,体现战争的本色,以激发起观众更为强烈的审美感受。

  【注释】

  [1]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38-39.

  [2]参见2020年10月23日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3]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414.

  [4]〔意〕但丁·阿里盖里.论世界帝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16.

  [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90.

  [6]李泽厚.华夏美学·美学四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113.

  [7]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78.

  [8][9]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104,499.

 

  作者:袁正领,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副主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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