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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诗歌应去伪饰求余味

2020-03-05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艾超南 收藏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疫情防控成为全社会的第一要务。战“疫”主题文艺作品如雨后春笋。作为源远流长的文艺体裁,诗歌的创作数量尤甚。《中国艺术报》从2月5日起,特别推出“战疫·诗苑”专版,2月5日与2月21日第三版整版刊发古体诗、现代诗达20首。这些精挑细选的作品,饱含诗人的真挚情怀,读后触动心灵。《诗刊》社、中国诗歌网发布《同舟共济,以诗抗疫——全国抗疫诗歌征集启事》,并标明“至疫情结束(截止时间待定)”。各省市县的文学类报刊网等媒体也先后推出“抗疫诗歌”专栏。其间,确实产生了许多佳作,用文艺的正能量鼓舞人心。与此同时,鱼目混珠的也不少。观其大要,我认为,从美学角度来说,优秀抗疫诗歌除了具备社会功用外,至少还应具备两种审美品格,即“自然”和“余味”。

无人机航拍的武汉黄鹤楼和与长江大桥(摄影:新华社湖北分社记者熊琦)

  抗疫诗歌中被人诟病的作品最致命的缺点就是不自然、不真实。一方面,因为此次疫情的特殊性,大多数作者不便去到一线,缺乏深刻体验,很难感同身受。另一方面,有些地区本身疫情比较轻微,有的作者为了蹭热点,急于求成,急于“高产”,便只能“为赋新词强说愁”,与“自然”背道而驰。

  “自然”一词被用于文学批评是在魏晋以后。它原本是道家哲学的范畴,老庄思想的核心概念。道家的自然观深刻而久远地影响了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在创作上,启发人们要自然真实,不矫揉造作,不因袭模仿,其中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主张“诗贵自然”。

  “诗贵自然”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对诗歌的基本审美要求。南朝梁代刘勰在其不朽巨著《文心雕龙》中反复强调“自然之道”,认为“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差不多与刘勰同时的钟嵘也提倡“自然英旨”,倡导自然真实的诗风,反对过于用事用典、苛求声律的形式主义诗风。唐代司空图提出“妙造自然”。宋代陆游诗云“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稍晚一点的姜夔提出“自然高妙”的诗论。金代元好问评陶渊明诗“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明代李贽强调“童心”,而所谓“童心”,又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他用“童心说”来反对当时的假文、假道学。清代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元剧之文章”一章中指明“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他甚至认为“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可以说,鄙视矫情与伪饰,推崇真实自然,是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在中国古人看来,精彩诗文的创作,要义在于自然天成。当然,文学创造的“无为”法则不是要求作家放弃熟练与精思,而是主张创作者以自然真朴为度,使匠心在不知不觉间流露,看上去好似信手拈来、全不经意,浑然天成。抗疫诗歌创作更应去矫情、去伪饰,表达真情实感。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有一部分抗疫诗歌确实也具有真情实感,但流于口水,平铺直述,辨识度低,尤其是意象贫乏,削弱了艺术性。这类诗念在嘴里,像吃了个烧糊了的卷子,总觉得不是滋味,缺乏“余味”。

  以“味”论诗、以“味”论艺是中国古典文艺理论的普遍现象。刘勰在《文心雕龙·隐秀》中明确提出“深文隐蔚,余味曲包”。自刘勰标举“余味”后,诗歌是否有含蓄之美、深长之味,便成了古人诗歌高下的一条重要标准。它是司空图说的“味外之咸酸”,欧阳修说的“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与此类似的说法还有“滋味”“情味”“韵味”“神味”“兴味”“意味”等。受这种诗学传统的影响,中国古代诗歌创作讲究“象外有象”,景外有景,追求“言有尽而意无穷”。

  然而,要创作出“余味”无穷的诗歌并非易事,因为“言”与“意”常常发生矛盾,“言不尽意”的现象普遍存在。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它的指称功能给人带来极大的便利,但是它在描写一些特殊的对象时往往又显得无能为力,如果用它来表现作家的审美体验和审美追求就更困难了。要解决这个问题,有两个关键,一是作家的才能问题。如果一个作家具备了丰富的学识,有很强的表现能力,能娴熟地把握艺术表现技巧,那么就有助于他克服言不尽意的苦恼。二是尽力缩小言意之间的差距。怎么办呢?《易传》指出,“立象以尽意”。通俗地说,可以借助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利用语言所能表达、可以直接描绘出来的那一部分,去暗示、去象征语言所不能表达、难以直接描绘出来的那一部分,尽可能地扩大艺术表现的范围,并且充分调动读者的想象能力,来补充、完善“言不尽意”的缺陷。这便建立了言-象-意的表意模式。在这一模式的指引下,中国古典诗词中产生了浩如烟海灿若星辰的名篇佳句。如温庭筠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元好问的“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晏几道的“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抗疫诗歌虽然题材比较特殊,属于灾难文艺,又具有很强的时政性,但也完全可以采用“立象尽意”的方式。比如李白的《子夜吴歌·秋歌》,也是有关当时社会大事的诗:“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全诗以月起兴,月照长安万户、风送砧声、化入玉门关外荒寒的月景,丰富的艺术形象营造了意味深长的诗境。现代诗歌中,也不乏这类好作品。比如戴望舒的《雨巷》、食指的《相信未来》、北岛的《回答》、舒婷《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等等。这些优秀诗作或朦胧婉约,或深刻优美,或悲愤冷峻,或荡气回肠,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用丰富的意象或意象群来营建抒情空间,传达内心情感,耐读耐品,余味绵长。此次抗疫诗歌中的佳作,大多也善用意象。

(图片来源:新华网)

  概言之,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是诗歌具备“言外之意”“味外之味”的关键。恰如袁行霈先生说的,“让读者通过自己的艺术联想和想象领会其中的深意,这正是中国诗歌艺术的妙谛。”

  实际上,中国的文学艺术不仅对“自然”审美品格的倡导源远流长,而且自古就有以含蓄蕴藉为艺术追求的审美倾向。因此,抗疫诗歌如要经得起时代检验,在文艺史上抒写下厚重的一笔,可以也应该具备“自然”和“余味”两种审美品格。

 

  (作者:艾超南,中国文艺评论新媒体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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