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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世家,与古为新(刘勇刚)

2021-06-16来源:光明网 作者:刘勇刚 收藏

江南世家,与古为新

——评《十七世纪江南文化世族与文学》

  地分南北,文化亦有南北之分野,呈现出不同的地域特质,体现在文学上,则有南北文学不同论。诚如《隋书·文学传序》所说:“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这是宏观之论断,不失为允当。那么,南北文学的生存状貌如何?地域文学以什么为支撑?如果没有名门望族集群的存在,地域文学能否繁荣兴盛?名门望族与地域文学、文学流派又有何关系?

  其实,探讨名门望族与地域文化、文学关系的著作不少,如李浩《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吴正岚《六朝江东士族的家学门风》、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吴仁安《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等,但有关明清江南世族与文学生态关系的研究仍有不少空白。姚蓉教授的《十七世纪江南文化世族与文学》(广东教育出版社2020年版,下文简称“姚著”)以十七世纪一百年的断代江南为抓手,阐释了江南文化世族与文学生态,局域中具整体之意义,断代中寓通史之价值。

  十七世纪,即从公元1600年到公元1699年的一百年时间,也是从明万历二十八年到清康熙三十八年。何谓江南?依据宋征舆的《江南风俗论》,即环太湖流域的八府:应天(江宁)、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杭州、嘉兴、湖州八府合成的地区。江南八府既是自然地理的概念,同时具有人文地理的意义。十七世纪这一百年,既有万历中后期繁荣与危机的交织、崇祯时期的内忧外患,更经历了明清易代的历史巨变。作者选择了这一百年里的江南文化世家与家族文学作为考察对象,探究江南文化、文学的生存状貌,具有高度的典型性,也不乏当下意义。

  中国古代的文学与家族关系十分密切。名门望族诗礼传家,子弟大抵如芝兰玉树,雅擅吟咏。如东晋王谢家族,宋代眉山苏氏家族,明清时期太仓琅琊王氏家族、吴江叶绍袁氏家族,近代德清俞氏家族等,均在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龚自珍诗云:“天下名士有部落,东南无与常匹俦。”(《常州高材篇,送丁若士履恒》)说的虽是常州一隅之地,却蕴含着中国文学史中一个带有共性的原生态命题,即文学创作有鲜明的家族特点、地域特色及流派意识。“名士部落”体现在文学活动上就是文学集群的集体呈现。既称“部落”,就必然涉及家族、地域问题,而所谓乡邦文学正是以家族关系、地域人文为基础。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指出:“家族是中国文化一个最重要的柱石”,可称笃论。家族是文化的载体,处于一种特定的时空之中。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论及魏晋南北朝文化指出:“盖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气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复限于地域,故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虽说概括的是魏晋南北朝的断代文化特点,但断代中透现通史之意义。换言之,“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复限于地域”,在文化史上有着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具体呈现,尤其在明清时期。

  江南经济发达,这为文化教育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文化教育的普及又带动了科举的兴盛。科举的成功,为名门望族的纷纷涌现创造了条件。名门望族的兴盛和广通声气,又营造了活跃的人文生态。吴仁安在《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一书指出,明代中后期上海地区世家望族的形成,主要有两种途径:一种是通过科举做官;另一种则是靠经商或行医等起家,以金钱买得官品,再培养子弟读书应考,走上前一种途径。由此可见,江南名门望族的形成固然有赖于经济和文教的兴盛。换言之,文化教育与资本的原始积累,是造就文化世族之本。

  江南文化世家绵绵瓜瓞,靠的是教育和科举,如苏州昆山徐乾学家族,徐氏昆仲三人老大徐乾学和老二徐秉义是榜眼,老三徐元文是状元,在江南传为美谈。徐乾学深知文化教育对于门祚兴盛的重要性,在家族中建起一座藏书楼,取名“传是楼”,传的不是金银财宝,而是文化典籍。昆山徐氏成为江南百年望族,靠的是非凡的见识和实践,即文化教育和科举的成就。值得注意的是,江南名门望族重视文教,绝非个别现象,而是有着普适性的认知。因名门望族的创始者或杰出代表人物重视文化教育,便形成了良好的家学门风,一门鱼鱼雅雅,弦歌不断。所以清人薛凤昌《吴江叶氏诗录序》有这样的总结,名门望族“一世其官,二世其科,三世其学”。

  文学流派的家族特点十分显著,可以说,家族文学是乡邦文学、地域流派的中流砥柱。明末的云间派、虞山派、吴江派、娄东派等文学艺术流派发展壮大,一方面,得益于江南世族内部的切磋琢磨,风雅相承。诚如姚著所说:“克绍家声的文化传承意识、耽于诗书的日常生活方式、泛化于日常生活的雅致审美情趣,是十七世纪江南文化世族最突出的文化性格。”另一方面,地域文学绝不是单个家族的单线传承,而体现为群体家族的整合。江南八府世家望族之间的联姻和延师课读,互通声气,宛如“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唱和不断,鼓荡风雷,造成声势。这种同气连枝的亲和力,既使地域流派的文学创作充满生命力,同时也起到辐射全国的作用,在十七世纪的特定时期形成了特定的审美思潮。

  《十七世纪江南文化世族与文学》立体地呈现了江南世家和文学,有群体有个案,有宏观有微观,有文化有文学,重文献梳理,以实证说话,不为凿空之论。书中涉及较多江南望族与文学的重大问题,如文学与地理、科举与望族、科举与文学等理论问题。在具体论述时,既有形而上的知性思维,亦有细致入微的文学感悟力,如太仓琅琊、太原王氏两大家族及其文艺创作。为了证实江南究竟有哪些文化世家,姚著充分体现出乾嘉学派的实证精神,即以第一手文献为根本,用数据和事实说话。

  《诗经·大雅·文王》云:“周虽新邦,其命维新。”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说得好:“如将不尽,与古为新。”一句话,阐旧邦以辅新命。经济支撑,教育兴国,科举兴家,堪称永恒的主题。再则,明清时期环太湖流域的江南八府是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而今天所谓的“江南八府”更是江浙地域的核心经济带,经济繁荣活跃,文化底蕴深厚,如何使环太湖流域经济文化在当下实现持续双赢,这是一个充满时代精神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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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刘勇刚,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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