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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和我》中重温曹禺的创作意蕴(杨庆祥)

2021-04-22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杨庆祥 收藏

  (点击本页标题下方的“来源:《光明日报》”,查看报纸文章,链接为:https://epaper.gmw.cn/gmrb/html/2021-04/19/nw.D110000gmrb_20210419_1-15.htm

 

真诚·真情·真爱

——在《你和我》中重温曹禺的创作意蕴

  万方的《你和我》是一本非常优秀的作品,也是最近几年我个人读到的最好的传记作品和非虚构作品之一。正如作者所说,她不仅仅是写曹禺先生,也不仅仅是写方瑞先生,她写的其实是一代人的群像。在某种意义上,这本书的所叙时间一直往后延展,不仅涉及曹禺先生那一代人,还会涉及作者、读者等等几代人。这本书重新回归了文学一个非常基本同时又很重要的质素,即共情的能力。现在很多小说、诗歌、电视剧,其实并没有足够的共情能力。文学和艺术最基本的向度是要打动人、感染人。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是要真诚。真诚是这本书贯穿始终的情感向度,也是作者万方写作的出发点。万方通过这本书不仅是在真诚地反思曹禺先生那代人的命运,同时也是在反思自己这代人的命运。

(图片来源于豆瓣)

  这本书的开篇就显示出了其真诚的特质。开篇写的是母亲去世,女儿在外地根本就不知情。这是一个非常富有悲剧性的场景,很有代入感。但是作者在处理这个场景的时候非常克制,她没有局限于悲情或者控诉,而是反思是什么样的历史、文化、机制造成了这种悲剧,每一个具体的个人在这个机制里扮演了什么角色。真正的知识者和文化人,一定要有自我反思的能力。如果只是一味地指责别人而不是反思自己,那一定是有偏颇的。很多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后就开始丧失自我反思的能力,常常被生活的旋涡和流行的观念裹挟。但是《你和我》这本书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自我反思的精神,万方不停地反思自我,质疑自我,由此来抵达曹禺先生那一代人的精神高度和精神困境。

  曹禺先生那一代人是非常了不起的。“五四”已经过去了100多年,听起来好像特别遥远,其实并非如此,作为现代中国最重要的精神资源,“五四”依然活在当下。“五四”那一代人和我们最大的不同点在于,他们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因此也见识了中国传统文化里最黑暗最不人性的一面。曹禺先生小时候在天津的小洋楼里面,看见自己的父母躺在那里抽鸦片烟。他父亲发怒时,一脚就把他哥哥的腿踢断了。我们现在已经很难想象那种旧式家长的权威。所以那一代人的核心主题是离家出走,因为家代表了一种压迫性的体制,中国传统文化因此成为那个时代需要祛除和革命的对象。那一代人又是最了解西方的人,曹禺先生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出国留学,认识到了现代文明的进步和重要。后来的几代人,包括出生于1980年代、1990年代的年轻人,相对于曹禺先生那一代人来说,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的了解都太少了,在文化综合性的养成上欠缺很多。

  《你和我》里面还写了那一代人热烈的爱情,读者们最喜爱的应该就是里面的情书,既有方瑞先生写给曹禺先生的情书,也有曹禺先生写给方瑞先生的情书。我个人认为,方先生的情书写得比曹先生的更好,女性的爱的力量、爱的爆发力,比现在很多爱的表达要热烈得多、奔放得多、有高度得多。他们那一代人对于爱情的追求和想象也和现在不太一样,他们非常天然地把个人的情爱和对家国的热爱结合在一起,儿女情长也是家国情长。个人的爱、个人对自由的追求,与个人对国家的爱、对民族的爱、对文化的爱,能够天然同一起来。曹禺先生和方瑞先生在热恋中,不仅仅是说我爱你,他们也在交流最近有没有读马克思,有没有读《静静的顿河》。他们也会探讨对哲学的理解和对世界的理解。那一代人的爱情与自我的革命、社会的革命连接在一起,越恋爱越革命,越革命越恋爱,非常了不起。

  我们都知道,曹禺先生的作品中塑造得最成功的几乎都是女性形象,比如蘩漪、陈白露等等,这与他对女性处境的深切观察有关。谈到女性的处境,我们可以上溯到历史的深处。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女性的生存状况是非常多元的,唐代女性的社会地位很高,社会化程度也很高。我们所说的中国女性的非社会化的历史,主要集中在明清以后,理学作为一种官方哲学不仅仅影响到贵族妇女,也影响到了社会底层的妇女。比如裹脚在明清以前并不普遍,慢慢地通过社会想象和审美想象的推进而变成了普遍的压迫性的制度。

曹禺全家福(图片选自《你和我》)

  “五四”时代的女性追求自由和解放的热烈和深刻,前无古人,后是否有来者,也很难说。我想用一个词来描述她们,那就是光芒万丈。走在时代最前列的女性,都是光芒万丈的。正应了那句诗歌——伟大的女性引领我们上升。第一个投身于追求现代民族国家解放运动的那个女性——秋瑾,是伟大的。秋瑾当时结了婚,生了两个孩子,然后离家出走,女扮男装到日本去留学。据说有一天一群中国留学生在酒馆里喝酒买醉。秋瑾握着刀闯进去,把刀往桌上一拍,斥责这些人懦弱、无知、昏聩。根据张承志《鲁迅的路口》里面的描述,当时鲁迅就坐在那个酒馆里面。于是这一幕就变成了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之父的鲁迅,在面对秋瑾这样一个现代之母的时候,他在想什么?他为什么沉默?秋瑾后来在浙江起义,失败被处决的时候,她说我非常爱我的孩子,但为了千千万万个像我的孩子一样的孩子能够活得幸福,我愿意献身。这就是视死如归。

  无论是曹禺先生还是方瑞先生,他们都活在“五四”时代的大潮里面,他们会受到那些时代灵魂的召唤并与之互动。曹禺先生给方瑞先生的信里面有一句话写得特别好,他说我们都是有灵性的人,所以我们才能够感知到那种巨大的爱。没有灵性怎么能感知到爱呢?我们现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文化被物质生活所束缚,没有灵性,没有心灵,没有灵魂。我们这代人是被外在物质生活严重限制的一代人。但是曹禺先生、方瑞先生那一代人不是这样的,尽管外在的文化制度和观念上有一些束缚,但是他们有强大的内在的灵性,所以他们能够冲出去。曹禺先生是一个天才式的人物,那一代人共同缔造了中国现代文化的开端,但是我们现在把这个开端忘记了。我们应该回过头去认领这些灵魂的力量,这样才能重启我们的当下生活。

  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们会注意到一个现象,曹禺先生这样一个天才式的人物,在1950年代以后就没有写出特别杰出的作品了,以致一度有很多人用“江郎才尽”来形容他。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其实并非“江郎才尽”这么简单。有时候一个天才坐在我们面前,我们并不知道他是天才,我们很多时候并不知道自己和一个伟大的人物生活在一起。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是常常发生的。肖洛霍夫写《静静的顿河》的时候,很多人都怀疑不是他写的,直到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很多人还是到处找证据试图证明这一点,因为他当时太年轻了。所以文学和艺术有时候特别残酷,只承认第一,不承认第二。一个像曹禺先生这样有追求的剧作家,他如果写不出《雷雨》《日出》《北京人》《原野》这样的作品,他是不会再写作的,因为已经没有意义了。托尔斯泰晚年的时候也不创作,有一天他看《安娜·卡列尼娜》,大吃一惊,说这本书写得太好了——他已经忘记了这是他写的作品。所以我觉得这里并不存在江郎才尽的问题,有些作家一开始写作就是高峰,曹禺先生就是这样的作家。有些作家可能是大器晚成,像《鲁宾孙漂流记》的作者笛福,60岁的时候才开始写作。在1949年以后很多现代作家都遇到写作的转型问题,比如沈从文、巴金、张爱玲等等,沈从文去做文物研究了,张爱玲到美国后的写作也逊色了很多。一个人的创造力与时代的语境息息相关,曹禺先生已经到达了他所能够达到的最高峰,同时也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话剧艺术的最高峰。

曹禺和万方(图片来源于网络)

  最后需要再强调一点,作为一部非虚构的传记作品,《你和我》这本书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和研究。这几年的非虚构创作非常热,但是真正让我们觉得写得特别好的非虚构作品并不多。现在有很多的培训机构去教大家怎么写非虚构作品,包括一些媒体也在发起类似的写作营活动。实际上,写作是不太能直接教会的。写作需要自由,需要天性。一个基本的前提是写作者要去读那些最好的作品,取法于上,仅得其中。看一遍万方写的《你和我》,可能对非虚构写作会有一个全新的认知。同时,这本书也是一本关于曹禺先生的研究著作,它对研究曹禺先生、理解曹禺先生及其作品价值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关于曹禺先生的研究著作有很多,比如田本相的传记研究在学术界的影响非常大。但是如果给本科生、研究生或者普通读者推荐一本书,我首先推荐的肯定是这本《你和我》,因为我想让年轻的学生们首先去记住曹禺这个人,并且爱上他。先爱上他,再去读他的作品,在这个过程中读者会更加理解他。《你和我》的重要价值就在于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能够激起我们共情的、亲切的、有起落、有爱憎的曹禺先生和方瑞先生的整体形象。他们是人,而不是神。他们既不是高高在上,也不是匍匐在地下,他们就是在人世间行走、生活、爱恨的人。这样的人,才最值得我们去感知、理解和热爱。

  (文中图片已注明来源,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作者:杨庆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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