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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夏公:写在夏衍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之际/胡智锋

2021-01-11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胡智锋 收藏

  (点击网页如上“来源:《中国艺术报》”,查看报纸报道,链接为:http://www.cflac.org.cn/zgysb/dz/ysb/history/20210106/index.htm?page=/page_5/202101/t20210106_522330.htm&pagenum=5

 

纪念夏公

——写在夏衍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之际

晚年夏衍

  2020年是夏衍先生诞辰120周年。夏衍先生是中国电影事业公认的奠基者、领导者和组织者,也是影响巨大的电影艺术家。他超过60年的从业生涯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是留给新时代中国电影事业的宝贵理论资源,是中国从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迈进的重要思想动力。

  夏公的精神遗产主要有三点。

  第一点,“举什么旗,走什么路”。

  夏公终其一生,对中国电影要走民族化、大众化和启蒙性的道路有着非常坚定而执着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

  这一点源自于他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精神的传承者,始终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爱国、民主、追求进步、追求现代化的民族化、大众化、启蒙性的精神理念,置于电影艺术创作和电影事业发展的进程中。早在上世纪30年代,作为左翼电影的领导者,同时也是著名的左翼影剧作家,夏公就制定了以电影唤起民族自觉,以电影对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倡导民族觉醒、人民觉醒,追求民族解放和人民自由的方针,并以他的电影创作来回应那个时代的民族解放需要、民主自由追求。早在上世纪30年代,夏公就开启了高举爱国民主大旗引领中国电影走民族的、大众的和启蒙的道路。

  经历了上世纪40年代国统区的复杂变化,夏公在后期参与了更广泛的文化战线和隐蔽战线的各种重大任务。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之后,夏公又重新回到了电影领域,成为共和国电影事业的掌门人和直接的组织者、领导者。在整个新中国电影的发展进程中,夏公一方面以他的一系列经典之作——改编自鲁迅、茅盾的《祝福》《林家铺子》——这样具有鲜明的民族精神特质的新中国电影,为中国电影民族化思想和美学体系的建构作出了重大贡献。

  另一方面,他积极推动新中国电影沿着民族的、大众的和启蒙的路线不断前行。这种民族气质体现在两大类作品中。一类是体现中华民族近现代以来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幸福的各种斗争,展现反抗外来侵略,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一些重要作品。既有关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也囊括近代以来的各种仁人志士,像《红旗谱》《暴风骤雨》《甲午风云》等。另一类是展现各民族风情面貌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北到鄂伦春族、西到维吾尔族、南到云南的少数民族,这些丰富多彩的民族画卷,也是新中国电影的一个非常突出的风景,代表性的作品包括《阿诗玛》《五朵金花》《冰山上的来客》等。这些非常杰出的作品都是在夏公领导和组织下推出的,也由此逐渐建构了一个比较成熟的、有着鲜明的中国民族特色的电影美学体系。另外是大众的——就是面向百姓、面向社会,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接地气的,比如体现人民多样化生活的类型电影,包括动作电影、喜剧电影、谍战电影等等,是他大众化的指导思想的体现。

《阿诗玛》剧照

  还有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启蒙。他始终没有放弃“五四”的精神启蒙路线,唤起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独立自主的精神意识。从《武训传》开始,到《早春二月》,体现了他对国民性的反思,对于中国封建传统的落后性的批判,这种批判和反思的启蒙精神,在夏公的引领下也始终是一个非常鲜明的旗帜。

  以上三个方面构成了我们认识夏公思想的清晰线索。“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是十分清晰和明确的,也是很坚定的。带着这样一种理念,进入了上世纪80年代,虽然在十年浩劫中,夏公遭受了迫害,但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是他一如既往的清醒和坚定。这一时期,他作为中国电影的精神领袖和实际的领导者,依然发挥着巨大的推动和影响作用。夏公的民族化、大众化和启蒙性的理念,作为中国电影一以贯之的方向,通过新时期的伤痕电影、反思电影获得了新的形态和表述。此外,在很多重大场合,他仍在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

  我个人印象特别深刻的是1985年10月在京召开的中国话剧文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我有幸跟夏公相遇相识。我听到他当众表达了对于第4届金鸡奖评奖的非常特别的一种态度。第4届金鸡奖评选胡炳榴的《乡音》为最佳影片,张伟欣饰演的女主角对丈夫百依百顺,从头到尾有一句口头禅“我随你”。夏公在会上就说什么年代了,一个独立女性面对命运依然是没有反抗,只有逆来顺受。他说:“我从‘五四’就反帝反封建,强调女性解放,‘五四’都快70年了,怎么到现在我们年轻的当代中国女性还要说‘我随你’,这也太落后、太愚昧了。在评金鸡奖的时候,我是评委会主任,投出了反对票。但是大家很感动,都特别喜欢和认同这个片子,没办法,我最后只能少数服从多数。但是我要说,我反对把票投给它,因为我是‘五四’过来的,这是跟‘五四’精神相悖的。今天看来,我们反封建的启蒙任务依然远远没有完成。”

  这是夏公给我留下特别深刻印象的一个现场解读。我觉得有两层意思,第一,我觉得夏公这个人,尽管是一个大作家、大艺术家,也是中国电影的“大领导”,但是他没有那种盛气凌人的做派,有的是平等、真诚,对艺术民主自由的探讨。尽管他有自己的意见,但是能够尊重别人的意见,这体现出他高度的艺术民主的领导作风,非常宝贵的民主作风。但同时他对电影的启蒙性功能的倡导和强调,这样一种道路和旗帜的坚守是始终不变的。这一点我想今天依然是夏公留下的精神,依然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传承。

  第二点,夏公与北京电影学院。

  夏公作为新中国电影的领导者,不仅在新中国电影蓝图的绘制当中倾尽心血,同时也对新生的北京电影学院的发展给予了独特而重要的贡献。电影学院初创时期,师资欠缺、教材欠缺。夏公作为一个领导者,亲临电影学院当老师,给大家授课。他结合自己丰富的电影艺术实践经验和电影领导者的睿智大气,为大家讲授了电影编剧的系列课程。不仅做了非常精彩的课程讲授,更重要的是还把讲课内容做了认真梳理,形成了一部尽管字数不多但直到今天依然堪称经典的电影编剧教材。这就是《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这部小书到今天依然还是大家津津乐道的编剧宝典,很多电影人都为之倾倒。除了亲力亲为的讲授和编写专著教材,他也多方面地为北京电影学院发展付出辛劳,包括为北京电影学院配置师资、给予各个方面的支持。他与北京电影学院的创建者和老师们保持了密切的关系,其中一些人是其左翼电影时代、上世纪30年代的老战友,有些则是他后来的同事。

  在推动北京电影学院事业发展的过程中,夏公作出的这些重要贡献,可以说镌刻在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基因”中,也会为电影学院的师生们永远想念和感怀。前辈对学校的事业发展的关怀,我们感恩在心。直到上世纪80年代,夏公还对电影学院的很多学子表达着这种关心和爱护,其中就包括“第五代”导演。一方面是对他们在艺术探索方面的创新,给予了关注和支持。但另一方面也是提出了警醒,他专门讲到自己在上世纪20年代创办艺术剧社时,作为留学生从日本学习了很多新鲜时尚的声光电的技术和形式,他把这些用在了艺术剧社非常花哨的舞台装置中,最多的时候他的舞台有七层之多,令上海滩的中外舞台艺术从业者崇仰和仿效。但是他说所有这些今天有几人还记得,它们都好像只是过眼烟云,历史已经把这些都淡忘,留下来的只是一些严肃的、质朴的现实主义作品。早年的这些形式探索,现在已经没有几个人会记得。

  这些话语对我是一个特别深的教育,他也以此来提醒包括“第五代”导演在内的年轻一代的北京电影学院学子。艺术形式和语言的探索是宝贵的,是值得鼓励的。但是千万不要陷入“为形式而形式”这样一种表面的技术主义路线上。而应当以深刻的思想和深厚的内容为主导,来寻找最恰当的艺术形式的表达,而不能本末倒置。这一点其实对于我们今天学校艺术人才的培育,依然具有令人警醒的启示意义,这一点我们也将永远铭记。

《红旗谱》剧照

  第三点,夏公对于电影事业和电影文化建设的重要贡献。

  夏公对中国电影事业的推进,实际上不局限于电影艺术的方向道路以及电影学院发展的相关方面。其实,还有很多电影文化建设当中的独特贡献,比如说最早的“二十二大电影明星”的评选。在周总理的提议下,夏公亲自组织了新中国“二十二大电影明星”的推选。可以说,“二十二大电影明星”影响了几代人,直到今天依然深入人心,是新中国社会文化生活当中,特别是人民精神文化、艺术生活当中重要的景观和表征,也是探讨中国电影民族化道路的显性和具象体现。这一评选的理念、模式和方法,包括人物、明星的选择,考虑的不仅是艺术创作的角度,更多是整体国家文化建构的角度——既体现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同时又对新中国的文化建设,特别是电影文化的建构,具有一种导向性的重要作用。所有的入选明星,都是人品、作品俱佳,德艺双馨,他们的艺术功力、个人风范和对社会的影响,至今依然是丰碑和标杆。我想这种高度和标准离不开夏公的把关。

  此外,夏公不仅是主管电影的原文化部副部长,同时也是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作为这样一个重要角色,他在推动电影评奖、电影评审,这些产生了重大社会影响的电影文化事件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独特贡献。每届百花奖的评选都有他的重要支持,乃至后来金鸡奖的设立也是他首创的。除此之外,一系列电影机构的建立、电影理论学术的展开,他都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设计、推动和安排。中国艺术研究院(原文化艺术研究院)影视研究所电影史论的研究,也都得到了夏公的重要支持。

  我作为中国高校影视学会现任会长,要特别感谢夏公,没有夏公就没有这个学会的成立。在1983年,夏公首先提出了要让电影走进大学课堂。按照这一理念,他亲自倡议要建立专门的学术机构,组织高等院校开设电影课程,组织高等院校的老师们研究电影,在高等院校当中推动和普及电影,为电影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创造更高端的社会文化土壤。为此他倡导成立中国高等院校电影学会,这个工作就是由当时的北京电影学院院长沈嵩生具体承担和推进的。而夏公也成为中国高校影视学会的首任名誉会长。可以说,他是整个学会得以成立、发展至今的第一推手。今天学会成立37年,队伍不断壮大,已经从当时只有北京电影学院、北京广播学院少数几所专业院校,发展到今天全国几百所高校都开设了电影课程。中国电影如今已经拥有了深厚广泛、高端的文化基础和文化土壤。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在其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而这一切又是得益于夏公亲自的倡导和推动。所以中国电影能够在今天有这样的发展局面,离不开夏公当年的蓝图绘制,离不开他高瞻远瞩、富于远见的规划、设计和推动。

  所以在他诞辰120周年之际,我们缅怀夏公、纪念夏公,是为了学习夏公的精神风范,学习他高度的民族文化自觉和自信,对于中国电影发展的民族化、大众化和启蒙性道路的坚持坚守;学习他在电影艺术探索、创新进程中的孜孜不倦、精益求精;学习他脚踏实地同时又富有远见的情怀与境界。我们一定要学习他的这些精神品格,为中国电影从大国走向强国,不断作出我们新的更大的贡献。

 

  (作者:胡智锋,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北京电影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博士生导师,北京电影学院未来影像高精尖创新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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