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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幕记忆里的中国教师形象(陶赋雯)

2020-09-11来源:光明网 作者:陶赋雯 收藏

  中国有着悠久的尊师重道传统。《荀子•大略》中提到“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贵师而重傅,则法度存”,把尊师重道放在与治国安邦同等重要的地位。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与人们思想观念的变迁,教育渗透到生活的各领域,地位越来越重要,教师形象也愈发受到关注。在第36个教师节到来之际,我们以银幕记忆为观测点,可以发现中国教师形象独特的银幕书写与流变。

《老师•好》剧照

  圣化塑像:银幕上的“人类灵魂工程师”

  中国教师形象,一般是在儒家传统文化思想的基础上塑造的。儒家把教育尊为上位,重视教育的目的性作用和道德修养。“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教师也一直位列道德制高点,成为受他人尊重、不可亵渎的社会角色。但在一段时期内,教师的银幕形象显得平面单一,多以敬业辛劳为固定模式,被塑造成一种集正统的道德观念、自强的人格修养、渊博的文化学识、清贫的物质生活于一身的崇高形象。

  从早期影片《朝霞》(1959年)、《春催桃李》(1961年)、《园丁之歌》(1974年)等强调教师的红烛精神、无私奉献,到《苗苗》(1980年)、《泉水叮咚》(1982年)、《烛光里的微笑》(1991年)等影片歌颂“园丁”品格、传播高尚师德,它们延续了中国文艺传统的“苦情叙事”模式,其中的教师形象多以正面宣传为主。有时,甚至附加“非死即残”“非残即病”等古怪的苦难逻辑。这引发了观众对教师“身体美学”圣化的诘问,体现出公众对教师职业的道德诉求,即教师在观众心目中应是职业楷模,只求奉献,不求回报。

  这种单一化的塑像方式,更多地被认为是一种宣传教育的媒介工具,忽略了教师谋求正当利益的需要及个人发展。与此同时,城乡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也造成了城乡教师形象的差别。乡村教育资源匮乏,当地教师生存艰难。为了帮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无差别地接受教育,他们不得不在艰苦的环境中奉献青春。例如电影《凤凰琴》(1994年)讲述了以余校长为代表的民办教师,在恶劣条件下坚持教学的感人事迹;《一个都不能少》(1999年)刻画了一个信守承诺、执拗倔强的农村代课教师魏敏芝的形象;《美丽的大脚》(2003年)表现了一个竭尽所能让村里的孩子接受好教育的民办教师张美丽等等。

《凤凰琴》剧照

  这些影片,主要反映的是人民教师将知识传递到偏远山区的故事,歌颂了他们崇高的职业道德、人格品质。这是早期教育类影片的主旋律,也是对贫苦地区教育、文化、教师缺失现象的社会反思。

  形象祛魅:从职业化到个性化的变迁

  随着社会发展,教师银幕形象开始偏向城市化形态,更多新颖的教学方式和师生关系迭代演进,充满个性且“去圣化”的教师形象开始出现。原先高高在上的形象逐渐被打破,而更注重与学生的平等交流,融入了更多的社会现实与个人情感生活。这折射出整个社会环境和民族心理对教师形象认知的改变。

  首先是教师的外在形象逐渐告别刻板化,涌现出一批外形时尚、性格不羁、多元复杂的教师形象速写。《十八岁的天空》(2002年)中打扮前卫、酷爱作秀的班主任古越涛,《花眼》(2002年)里为适应学生审美倾向而刻意减肥的小学体育老师,《八节课》(2005年)中“另类”的音乐老师毛利,《青春派》(2013年)中走冷艳风的严厉班主任撒老师,《老师•好》(2019年)中外形滑稽、与学生“斗智斗勇”的苗宛秋老师等等,这些造型别致、另类新颖的角色设计,使得教师外在形象走下圣坛,变得愈发充满魅力、幽默风趣,也更为贴近现实生活。这无疑是对教师角色转换、重构的有效尝试与突破。

  其次是内在蕴理层面,银幕上对刻板的教师形象,从顺从心理到个性化心理转变。“麻辣+搞笑”的教师形象开始塑成,“个性老师”逐渐在荧幕上出现。电视剧《十八岁的天空》仿制根据日本漫画家藤泽亨的人气动漫改编而成的《麻辣教师》,男主角个性张扬、青春阳光,用独特的方法将素质教育诠释得淋漓尽致。他是学生们平等交往的大朋友、知心伙伴,也是以科学教育观掌握自我教育、善于合作的新型探索者与创造者,而非高高在上的严师或单纯的教书匠。从而,打破了银幕上温柔敦厚、注重师德等固化模式的“霸屏现象”,也迎合了观众对教师形象固化的逆反心理释放,实现了求新求异的审美期待。

《十八岁的天空》剧照

  多元个性:银幕上教师形象发展新动向

  近年来,教师形象的银幕书写在造型设计、人物关系等方面个性化创作的基础上,也逐渐深入到对教师内心的塑造。电影《夏天的拉花》(2013年)中,刚毕业的马长力从乡村中学辞职之后陷入迷茫,不知道自己的理想应该如何实现。直到遇见学生周向阳,这个残疾少年让马长力重新找到满怀斗志的自己。在陪伴周向阳走向高考的三个月里,两个人一同成长,各自追逐梦想。

  马长力这类教师形象,成功逃离了教师一味奉献于学生、教育事业的银幕创作思维壁垒,教师在教育学生的同时,也在不断成长、提升自己。从早期影片中对教师崇高形象和道德品质的塑造,到现代教师的银幕形象风格逐渐趋向个性化,相关艺术创作不再一味追求无休止的牺牲和奉献,而是更加注重个人的价值和诉求。这些教师,成为被大众更为认同的平凡人,也成为更加真实的艺术形象。

  除此,随着国家对支教项目的大力支持,优质教育资源逐步向中西部倾斜,支教类电影成为记录这段历史、记载人性美好故事的亚类型影片。《我的教师生涯》(2007年)、《天那边》(2007年)、《志愿者》(2008年)等,不断丰富着教师的银幕形象。过去,银幕上的教师形象常常以理想替代现实,忽略了教师个性,使得教师成为一种不带任何物质因素、无条件付出、超凡脱俗的“理想符号”。这种符号堆积的影像“现实”,构成了教师职业形象的道德枷锁。

  要改变这一状况,需要重新定位教师地位,让教师形象的影像建构从典型化走向个性化,性格刻画从单一性走向多元性,寓意从单一清晰的表层化走向复杂丰富的深刻性,给予教师形象塑造更为松软轻盈的培育土壤。同时,避免“眼球经济”时代为满足商业需求,而用低级趣味、媚俗煽情手段贬损教师形象。这样,才能帮助教师形象从神坛走下,引导公众舆论消除偏见。同时,适当引入商业电影的制片与类型模式,探寻更加生动饱满、立体鲜活的教师形象,为大众对教师的认知开拓更加多元的视野。

 

  (作者:陶赋雯,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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