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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平:“红星”照耀中国芭坛

发布时间:2019-02-22来源:艺术评论杂志社公号 作者:于平 收藏

  观看芭蕾舞剧《闪闪的红星》,突然联想到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这倒不是因为舞剧的上半场是在“行走”中开启并在持续的“行走”中展开,而是想到《西行漫记》的英文原名“RedStarOverChina”——直译是“红星照耀中国”。上海芭蕾舞团创排《闪闪的红星》,让人看到的是“‘红星’照耀中国芭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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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任该剧编导兼编剧的是著名舞蹈编导赵明。场刊上赵明对自己身份的确认,就是将“编剧”放在“编导”之后。或许在他看来,舞剧的“舞”编着编着,“剧”就自然而然地有了——更何况这“剧”本身就剪裁自四十多年前的同名电影。其实不要说同名电影,掀开本世纪帷幕的首届“荷花奖”舞剧、舞蹈诗比赛,获唯一金奖的舞剧便是赵明的《闪闪的红星》。

  那部舞剧不是“芭蕾舞剧”,但也不是“民族舞剧”。从其自称“革命现代舞剧”来看,不只是对舞剧题材的某种强调,也意味着舞剧语言的“非类型形态”。

  舞剧“前奏”奏响的是我们那个时代耳熟能详的旋律。我们出生于五十年代(至迟包括六十年代初)的一代人会情不自禁地伴着旋律在心中吟唱:“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红星是咱工农的心,党的光辉照万代……”在铿锵、激昂的旋律中,头戴红军帽、身着儿童装的潘冬子踏着“红星”的节拍向我们走来,他的身后是一支红军小队——队列整肃,步履矫健,意志坚定,神采飞扬……虽然我们知道将要展开的故事同样是耳熟能详的,但这种“行走”中的展开仍会引起我们由衷的期待!

  这个“期待”当然是针对编导赵明的。我们迫切地想知道赵明为何要在近二十年后重新编创《闪闪的红星》?为何要将这“红星”情结由“非类型舞剧”向类型化的“芭蕾舞剧”延展?场刊上“编导的话”提示道:“这是我第二次以舞剧导演的身份与《闪闪的红星》对话,这两次之间相隔二十年在切身领教了生命的脆弱与坚韧后开始重新看待这个世界……于是,我构建了以成年后的‘潘冬子’的视角去回忆过往,讲述其心路历程的表达方式。情感上,我将自己的很多思绪,包括对生活、对艺术、对革命的感悟放在‘潘冬子’身上;创作上,我凭借自己对舞剧不断深化的认知与经验,力求以一种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段,实现淳朴刚毅的中国军人形象与经典芭蕾舞裙的邂逅与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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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芭蕾舞剧《闪闪的红星》,你会看到一种极强的“形式感”的建构:这种“形式感”一是由一支始终在行走着的“红军小队”构成,二是由一抹不断在闪现着的“映山红”(即“杜鹃花”)构成。前者是实体的舞剧人物“群象”,后者是幻化的舞剧人物“心象”;在许多情形中,二者间又构成某种“隐喻”的关联,即前者是这种关联中的“喻指”,而后者是这种关联中的“喻象”——作为“喻象”的“映山红”有时又隐喻着“红星”(黑暗中的亮色)和“翠竹”(疾风中的韧性),舞剧故事就在这种“形式感”中逐层逐级地展开……

  与二十年前“非类型舞剧”的“无场次结构”不同,芭蕾舞剧《闪闪的红星》将上、下两个半场分为两幕,外加“序幕”和“尾声”。“序幕”首先亮相的是与一个红军小队同行的潘冬子。这个亮相并不仅仅因为潘冬子是舞剧独一无二的“首席”,更在于他是将要展开的舞剧故事的讲述者——是潘冬子“记忆”的影象连缀体现出“故事”的叙事策略。那么,作为故事讲述者的潘冬子,其所处语境的定位及展开就十分重要了。前述舞剧“形式感”的建构,其实就是建构潘冬子“故事讲述”的语境,是为那些闪念式的、片段式的、跳跃式的“记忆”建构一个逻辑的框架,是通过特殊的“故事讲述”来呈现讲述者的情志取向和性格成长。

  舞剧的两幕各由三个情境构成,分别是一幕的《觅》《忆》《火》和二幕的《誓》《行》《战》。《觅》作为潘冬子首发的“记忆”影象,是苏区明媚阳光下穷苦人翻身的欢愉,是父母忘我的革命工作以及家庭温馨的骨肉亲情;当“记忆”的影象出现《忆》,意味着情势的陡转——红军主力的转移与土豪胡汉三的复辟,欢愉和温馨只能凝结在父亲随队转移前交给潘冬子的一颗“红星”(应该是红军的帽徽)中了;《火》作为上半场的终结,对于潘冬子的“记忆”而言是最为刻骨铭心的——母亲在黑暗势力的血雨腥风中坚持发动群众反抗,但也在黑暗势力的纵火焚烧中壮烈牺……其实,母亲壮烈牺牲的这个“记忆”在“序幕”中就率先出现,编导赵明将这个“率先出现”(或者说“久久萦绕”)的“记忆”取象为“凤凰涅槃”——虽然“取象”未必确切,但其精神指向却切中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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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二幕的三个情境中,《誓》是潘冬子在目睹母亲的“浴火”后,从“妈是党的人,我就是党的孩子”到宣誓成为“党的一员”,宣誓甘愿为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赴汤蹈火;或许不想让“记忆”之弦紧绷,《行》取的是电影镜头中“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的镜象,是在这一镜象中蓄积“红星闪闪亮,照我去战斗”的志向;作为这一幕、也作为全剧终结情境的《战》,是潘冬子与战友一起投入歼灭胡汉三及其走狗的战斗——这个情境似乎不像“记忆”而是潘冬子的“当下”,这个“当下”的情境只是当他感觉母亲在另一个世界注视着自己的成长时,才成为“幻化”的而非“记忆”的影象!这样做,是舞剧开始为“尾声”过渡,而“尾声”作为全剧的主旨喻示,是通过潘冬子的“使命在身,责任在肩”来申说“经历”对于“成长”的意义!

  虽然就具体的舞剧叙述而言还有不少需要改进之处,比如潘冬子“叙述的语境”和“记忆的叙述”如何既清晰又有机?比如实体的“红军小队”和幻化的“映山红”如何既交融又相衬?比如“红军小队”作为舞剧“形式感”的建构如何既“动机鲜明”又“织体丰富”?还比如作为舞剧唯一“首席”的潘冬子如何进入自己“记忆”的影象并在影象中展示“记忆”中的生活?质言之,既便有不少观众对这个高度提炼的“故事”有所了解,我们也不能满足于将其放在一个具有一定“形式感”的讲述结构中;如何使舞剧的“讲述”更具“语言”的华彩和“风格”的别致,是《闪闪的红星》作为“芭蕾舞剧”还需切磋琢磨的。

  说实话,看芭蕾舞剧《闪闪的红星》,不是去看那个耳熟能详的“潘冬子”,而是去看“切身领教了生命的脆弱与坚韧后开始重新看待这个世界”的赵明。赵明所说的“领教”,是他在大病初愈后对舞剧事业一如既往的执着与投入。在又一次创排《闪闪的红星》之前,他刚刚在内蒙古艺术学院完成舞剧《草原英雄小姐妹》的创排。一个有意思的比照是,这部舞剧的故事来自现实生活的馈赠,并且曾经被芭蕾舞剧《草原儿女》所讲述;赵明除还原故事的“真实”外,为舞剧创排了一个“讲故事”的故事——“小姐妹”的故事作为发生在半个世纪前的故事,在剧中就是被结构在当下学校的“开学第一课”中。《闪闪的红星》由“非类型舞剧”而成为“芭蕾舞剧”,赵明此次创排的仍是一个“讲故事”的故事,只不过是通过剧中“首席”潘冬子的“记忆”,让他自己来讲自己的故事。我们注意到,赵明在“领教”人生后的这两部舞剧创排,从形态而言是精心谋划“‘讲故事’的故事”,从内容而言是通过致敬“小英雄”唤醒自己的生命韧性和情感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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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芭蕾舞剧,自20世纪60年代中叶创排《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后,就以“革命现代舞剧”奠定了芭蕾“中国学派”的基础;80年代初创排《祝福》《家》《雷雨》等现代文学大师鲁迅、巴金、曹禺的作品,深化了芭蕾“中国学派”的内涵;90年代末以来创排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梅兰芳》《二泉映月》《风雪夜归人》,强化了芭蕾“中国学派”的民族风范……近年来,辽宁芭蕾舞团的《八女投江》、上海芭蕾舞团的《闪闪的红星》、广州芭蕾舞团的《浩然铁军》相继“亮相”,共同描绘出芭蕾“中国学派”的新想象——这就是“‘红星’照耀中国芭坛”!

  本文图片来源于网络。

 

  (作者:于平,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南京艺术学院中国当代舞蹈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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