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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南楼背后的往事》:用影像记录南粤抗战历史(周文萍)

发布时间:2017-12-25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周文萍 收藏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一段重要的历史,也是一段深深影响了中国大地每一个人的艰难历史。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日军投降,整整14年的时间,日军铁蹄一步步深入中国内地,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中国人民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无一不陷入到战争的漩涡之中。对于抗战,电影电视都有很多记录和表现,抗日电视剧更是当今荧屏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令人遗憾的是,众多影视作品表现的多是北方、上海和重庆等地区的抗日情况,南方,尤其是广东在抗日战争期间的情况却很少有影视作品加以表现。事实上,广东同样有着众多可歌可泣的抗战故事。因此,当表现广东开平南楼七烈士抗日事迹的纪录片《南楼背后的往事》出现时,便格外引人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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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楼背后的往事》是一部众筹拍摄的作品,由开平市图书馆全权委托开平市影视文化协会进行拍摄。纪录片于2017年3月在网上发起众筹,经过45天,获得了社会上235名人士近6万元人民币的众筹款支持。其中,美国西雅图开平同乡会创会主席司徒永培及其姐姐司徒婉文捐出了3000美元。6万元的数字不算太多,但200多人的慷慨解囊却充分表明了群众对于影片的殷切盼望,对于能够拍摄广东本土抗战故事的盼望。

  《南楼背后的往事》的主创人员并没有辜负人们的期望。纪录片从南楼修建和自卫队组建的背景说起,通过现场、文献、访谈等多方面的展示向人们述说了南楼七烈士的事迹及意义。

  纪录片揭露了日军在开平犯下的罪行,他们不仅在败退之际仍在中国大地上烧杀抢掠,而且在久攻不下的情况下悍然违反国际规定,向南楼施放了毒气弹。他们还以残忍的手段虐杀中毒后被俘的七烈士,挖眼、肢解、抛尸入河等,无所不为。除此而外,他们还四处抓捕群众,片中就提到日军曾在司徒氏图书馆里关押了大批群众,直到自卫队和共产党游击队前去谈判才肯收赎金放人,而此时已有十多名妇女在关押中死亡。考虑到此时距日军投降只有短短一个月,这些行为充分暴露了他们的罪恶与疯狂。

  纪录片更充分记录了南楼七烈士抵抗日军、战斗到底的英勇事迹。虽然因七烈士均已牺牲,战斗的详细情况已无法知晓,但弹痕斑斑的碉楼早已见证了战斗的激烈。令人震撼的是写在墙上的绝命书,寥寥数语,却充分表明了七烈士艰苦战斗、“尽忠为国为乡”的坚定决心。更令人震撼的是此后的事实,在决定自杀留下绝命书后,七烈士并没有自杀。他们选择了比自杀更为艰巨的道路,那就是继续战斗到最后一刻。为此,他们遭受了被俘后的残酷折磨和杀害,但他们也由此显示出了中华民族保家卫国、抗击侵略的坚定意志。

  最珍贵的是,为尽可能展示历史的真实,影片直接采访了多名南楼七烈士的亲属,由他们直接讲述七烈士的事迹。据有关报道,纪录片开拍的主要原因就是“考虑到南楼七烈士所剩至亲已不多,即使幸存于世的,也已是耄耋之年,为了呈现烈士生前身后事的真实情况,通过口述历史的方式为后人留下珍贵的影像资料”。如美国西雅图华侨、赤坎四乡自卫队总召集人司徒友白之孙司徒力就担任了片中的主要讲述人。最动人的是司徒耀的妻子的讲述,一个94岁的老人在片中回顾了1945年4月25日她与司徒耀的最后一次见面,也讲述了几个月后她从乡人那里听到噩耗的情形。这些都是相当难得的口述材料。而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讲述者们并没有在镜头前痛哭流涕,他们相当克制,静静地讲述着一些往事,从偶尔一个恍惚的眼神里流露出心底的伤痛。影片不事雕琢,将他们的这种克制的情感状态自然呈现出来,就显得分外动人。

  纪录片还展现了中国人民在战后对制造南楼惨案的日军头领的审判与制裁,制造这一惨案的日军头子田中久一被公审并判处死刑,执行枪决。这固然离不开此后不久抗战胜利、日军投降的历史背景,但从片中可以看出,如果没有中国人坚决寻求正义的决心,这些罪犯很有可能会以一些理由来逃避惩罚。这些惩罚相对日军的罪行而言微不足道,却是正义必不可少的体现。尤其在大量日军在中国制造的惨案无人受审,甚至像南京大屠杀这样举世震惊的惨案都还在被一些日本右翼分子否认的情况下,纪录片展现公审南楼罪犯不仅是告知世人惩罚了罪犯,更是将这一历史以法律的方式无可辩驳地记录了下来。

  综上,《南楼背后的往事》是记录七烈士英勇事迹的影片,也是揭露日军在南粤罪行的影片,这里有关于南楼七烈士的珍贵史料,更显示了中国人英勇抗敌、寻求正义的不屈精神。

  “尽忠为国为乡”,七烈士绝命书充分表明了他们对祖国对家乡浓烈的爱。而纪录片还提到一个神奇的现象,那就是被害后的七烈士,其遗骸都顺着河水回到了自己的村落。唯一没有找到遗骸的司徒煦,人们传言他已顺着海水回到了南洋。传言虽然真假难辨,但七烈士对家乡的爱、国人对家乡及保家卫国的英雄的爱却是真真切切的。正是出于这份爱国爱乡爱英雄的强烈情感,人们不仅要用纪念碑来纪念七烈士,也要用影像来记录和传播他们的事迹。

      (作者:周文萍,广州大学副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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