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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凡之学 平凡之人——记忆中的季羡林先生

发布时间:2017-02-08来源:光明网 作者: 收藏

  近日出版的张曼菱新书《为季羡林辩——几多风光几多愁》,为读者展示了个并未远去的季羡林,一位博学、仁厚,有风骨,有担当,耸起铁肩、张开双臂呵护学子的师长形象跃然纸上。曼菱是季老的忘年“小友”。从风雪严寒中侥幸存活下来的先生,更懂得为年轻学子遮风挡雨。

非凡之学 平凡之人——我记忆中的季羡林先生

历经“文革”后的季羡林先生。(摄于1978年)资料图片

  一

  1962年,我在河北一个县城上高中,读到一篇散文,题目是《春满燕园》。文章中的北大校园湖光塔影、姹紫嫣红、书声琅琅、春光常驻。我被深深吸引了,心底萌生了进燕园求学的憧憬,同时牢牢记住了作者的名字——季羡林。

  两年后,我如愿以偿考进北大。在东语系迎新会上,第一次见到当时的系主任季羡林教授。他和我想象的模样大不相同,瘦高身材,五十出头年纪,慈眉善目;穿着既非西装革履,也非潇洒长衫,而是一身半旧的蓝咔叽布中山装;讲话声音不高,语速不快,没有什么惊人之语,只是说,一个大学生需要十二个农民来养活,而我们的同龄人一百人才有一个能上大学,说明我们的机会难得,担子很重。要求我们热爱所学专业,刻苦学习,学成报国。总之,没有一点我所想象的名教授“派头”。

  当时,季羡林给梵文巴利文专业60级同学教课,与低年级同学接触不多。但有两件事给我印象很深——

  一是开学不久,系学生会通知,哪位同学没有脸盆,可以领一个。因为刚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不久,有些来自贫困家庭的同学,是打赤脚走进校园的,买不起两元一个的白搪瓷脸盆,只好用五毛一个的瓦盆洗脸。季先生知道了,自掏腰包买了几十个送到学生会。我虽然没有去领,但心里暖暖的。

  二是那年“十一”,我第一次参加国庆游行,见到毛主席,兴奋得不得了。晚上回来听同宿舍同学说,他们看了电视转播,而且是在季先生家里!我着实吃惊不小。要知道,那时候电视机可是个稀罕物儿。季先生叫一群刚从乡下来的大孩子到自己家里看电视,实在出乎我的意料。

  据此,我认定季先生是好人,好领导,能在这样的老师门下求学是我的福分。

  正当我们一门心思求学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狂潮来了,学校逐渐形成了相互对立的两派。季先生虽然“靠边站”了,但没有被打倒,自然就成了两派都争取的对象。

  季先生不顾个人安危,仗义执言,反对一些人的倒行逆施,因此惹祸上身,被抓进牛棚,受尽折磨和凌辱。我们同情他,去找乔冠华、去找范文澜,他们都说季先生是好人,是国宝,应该保护。可是在那个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年代,有谁能够保护先生呢?

  经过一年多炼狱的折磨,九死一生的季先生终于“半解放”了。1969年秋天,他和我们这些待分配的同学一起下放到京郊延庆县新华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一起顶着星星出早操,一起蹲在场院里啃窝窝头、喝稀粥,白天一起挖防空洞,往麦子地里挑粪。

  在寒冷的旷野里,年近六旬的季先生顶着凛冽的塞外北风,穿一件单薄的旧棉袄,腰里系根草绳,脸冻得铁青,胡子茬和眉毛上结满白霜。夜里,他和几个男生挤在一条土炕上,炕上的跳蚤不分谁是先生,谁是学生,夜夜骚扰。就在这样的冬天,我听见先生低声吟诵雪莱的诗句——

  既然冬天到了,

  春天还会远吗?

  二

  1971年9月之后,“文革”虽然尚未结束,但已成强弩之末。我毕业以后回母校进修,季先生还戴着几顶“帽子”,给我们开了两门课:英语和印度概况。

  季先生十岁开始学习英文,水平极高,印度学是他的主要专长,教我们确实是牛刀杀鸡。可是,他备课一丝不苟。英语是一种世界性语言,不同国家和地域的人们对同一个单词有不同的读音,甚至含义也有差异。为了把这些细微的差别讲清楚,他请教了当时能找到的所有外教。在讲翻译技巧时,他在黑板上画了两个部分重合的圆圈说:汉语和外语单词的含义并非一一对应,仅重合部分可以相通,所以要从上下文的意思注意词义辨析。同学们一目了然,戏称为“季羡林大饼”。

  季先生利用一个学期的时间,“捞干货”为我们讲授了两年的英语基本教材,还向我们推荐了可以用一辈子的工具书《牛津高级英汉双解词典》。

  印度学内容浩如烟海,当时没有教材,季先生利用有限的时间,提纲挈领,把印度主要历史时期、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以及民族、宗教、社会现状讲得一清二楚,表现出非凡功力。

  先生讲课形象生动,旁征博引,妙语连珠,听季先生讲课是一种享受,同学们每周都盼着听他的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季先生用诗一样的语言写就散文《春归燕园》。改革开放的和煦春风吹遍中国大地,季先生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二个春天。

  1979年夏天,季先生应新疆大学之邀西行考察讲学,同行的还有任继愈、黄心川两位先生。他们在新疆的日程安排特别满,先生让工作人员特地通知我去新疆大学一晤。

  这一晤就是一整天。

  几年没见,我发现季先生仿佛年轻了十岁,思维敏捷,精神矍铄,步履稳健,不知疲倦地工作。他没有整块时间和我谈话,就令我陪在身边,参加座谈、考察,利用活动间隙,询问我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

  得知我搜集中亚历史资料遇到困难,季先生利用鉴定善本古籍的机会,向新疆大学图书馆负责人介绍:“这是我的学生,在军区作调研工作,如果他需要查阅资料,请提供方便。”舐犊之情,溢于言表。

  季先生第二次到新疆是1985年,主持敦煌吐鲁番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在这次会议上,他高屋建瓴地阐述了人类四大文化体系,进而概括为东西文化两大体系,赢得国内外学者的普遍赞誉。

  连日的紧张会务,季先生累病了。休会时间,他没有去天池游览,而是留在昆仑宾馆接见在新疆工作的昔日学生。听学长黄文焕介绍,会上争论很激烈。有学者宣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季羡林针锋相对:“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并在会上形成了共识。

  近读曼菱新作方知,主张“让外国学者也跟着我们走”,这是季先生的志向,也是他对新一代学人的殷切期望。

  1986年,部队确定让我转业,我写信报告了季先生。先生回信说,关于工作安排,要多作几种准备,不知道哪块云彩下雨。后来有人告诉我,季先生为了我能够返校,或者能够归队,四处奔走,从学校找到市里人事部门,碰了不少钉子。我听了诚惶诚恐,小子何德何能,蒙先生如此厚爱!

  由于种种原因,我没有能够归队,被分配在档案部门工作。但能从遥远的边疆回来,可以经常见到敬爱的季先生,我已经心满意足了。有一年春节回校给先生拜年,遇到几位颇有成就的当年同窗好友,不禁自惭形秽,感到愧对恩师。先生安慰我说:“好钢使在刀刃上。事务性工作总得有人做,都当专家,专家岂不要饿死了?”

  我不敢以好钢自喻,但季先生的话如同醍醐灌顶,让我茅塞顿开。我安下心来,干过党务,搞过后勤,甘当绿叶。我认为,不管能否在先生旗下做事,只要认真学习和践行先生的为人处世之道,仰不愧天,俯不愧地,就算没有辱没师门。

  三

  季先生在北大从教60余载,几代学子受到恩泽。几年前,师弟王邦维有一篇纪念文章《师恩如父》,讲述了这样一件往事——

  1981年,我作硕士论文,其中一项任务,是对一些古代的刻本作校勘。古刻本中有一种是藏在北京图书馆的《赵城金藏》。这是稀世的文物。研究所的耿老师为我跟北图联系,那边答复,研究生不行,但如果像先生这样的学者要看,那是可以的。可是,那时先生是研究所的所长,又是北大的副校长,还有其他许多兼职,工作极其繁忙,我怎么能劳动先生为我的事一起进城去北图呢?但先生知道了这事,立即说:“那我们找一个时间一起去吧。”

  于是安排了一天,先生为此专门与我一起去了北图。以下的一切都很顺利。卷子从书库调出来,我立刻开始工作。先生先是站在旁边,看着我作记录。过了一阵,先生拿出早准备好的一摞《罗摩衍那》的清样,读自己的清样。就这样,整整半天时间,先生一直陪着我,直到我校完录完卷子。

  (摘自《永远的怀念——我们心中的季羡林先生》,第3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2001年11月19日,天气阴冷,刮着三四级北风。师兄张保胜在大钟寺现场讲解永乐大钟上铭刻的梵文陀罗尼,90岁高龄的季先生不顾众人劝阻,坚持坐在寒风里,认真听了两个多小时。那时候他已经患病,只是不动声色,在那里硬撑着,12月9日就被送进301医院。

  事后我对季先生说:“就是为张保胜站脚助威,也没有必要在那里冻两个多小时呀。”先生回答说:“有必要。因为他讲的有些新东西,有的我还不了解。”

  季先生对待学问和学生的态度,实在令人感动。在他的指导下,张保胜教授坐了十年“冷板凳”,终于将大钟上的梵字铭文考释得一清二楚。

  先生之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的爱人和孩子也非常爱戴和仰慕季先生。他们跟我去先生家中拜访,先生笑脸相迎,拿出点心、水果热情招待,告别时亲自送出大门。有段时间我爱人身体不好,先生总挂记着,每有新作出版,先生在赐赠时总是先写她的名字,知道她爱吃石榴,还特意把山东老家捎来的石榴留给她吃。小孩子不懂事,忽然想起什么问题,想向季爷爷请教,也不管是中午还是晚上,跑去就敲季爷爷的门,老先生不但不嫌烦,还夸他们“肯动脑筋,有出息”。季先生对下一代都慈爱有加,寄予厚望。

  四

  季先生认为,国家民族不论大小,都有自己的文化,都为人类文明作出了贡献。他高度重视民族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不仅为古籍整理付出了大量心血,还和费孝通先生一起,发起抢救家书活动,在学界和社会反响强烈。他关心和支持档案事业,认为保管好档案,维护历史的真实面目是利在当代、惠及子孙、功德无量的事业。当他得知国家档案局启动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时,表示坚决支持,欣然受聘担任全国咨询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还为我们编写的《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题写了书名。

  季先生一生治学严谨,偏爱考据,晚年转而兼顾义理。他关于人类文化交流、东西方文化以及国学方面的议论,关于“拿来”和“送去”的主张,经过深思熟虑,如同黄钟大吕,振聋发聩。2008年,先生授权我编辑了《季羡林谈义理》一书,出版后很快被纳入《人民·联盟文库》,反响强烈。季先生说:“(这本小册子)可能有点用途。(对哲学)我们是外行,外行有外行的优势。许多问题内行熟视无睹,外行可以一眼就看出来,而且敢讲。”

  季先生关于文化交流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观点,正如曼菱所言:“他‘清’而不排他,‘高’而见愈广。”前不久,在济南召开的季羡林作品全集启动座谈会上,印度学者狄伯杰将其概括为“地缘文化”。他发言说:世界之所以不得安宁,根子在于西方的“地缘政治”,而季羡林提出的地缘文化的观点,与之针锋相对,体现了东方智慧,代表了人类文化的未来。

  季先生晚年经常考虑关乎国家和人类命运的大问题,思维敏捷而深邃。他提出“和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精辟阐述了和谐的三个层次,并写诗“人和政通,海晏河清,灵犀一点,上下相通。”表达了十几亿中国人民内心的企盼。

  季先生晚年看起来风光无限,实际上孤独凄清,失去了自己的私人空间,身不由己。他本人却保持难得的清醒。

  曼菱告诉我,1999年在北大勺园为季先生庆祝米寿的宴会上,来宾致祝词以后,寿星致答词:“你们说的那个人不是我。”当各种不虞之誉夹杂求全之毁如同潮水般涌来的时候,他著文坚辞三顶桂冠;他还郑重申明:“我七十岁以前不是圣人,今天不是圣人,将来也不会成为圣人。我不想到孔庙里去陪着吃冷猪肉。我把自己活脱脱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见《季羡林全集》第4卷,第361页,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

  读这些文字,当时的理解是谦虚,现在看来,是季先生对神化的反抗,是他对实事求是的坚守。先生一生提倡“爱国、孝亲、尊师、重友”,将之奉为良知并身体力行。他数十年如一日,起得比鸡还早,呕心沥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我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既是学界泰斗,又是世人楷模。可是先生本人却说,自己是一个平凡的人,没有什么英雄业绩。“麟凤”也好,平凡也罢,季老就是一个集非凡与平凡于一身的人。能够得到先生数十年的教诲,是我人生之幸。在我这个老学生心中,季老是我永远的先生。

(文/梁志刚)

 

  延伸阅读:

  张世英:中西文化与美学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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