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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琪|《我不是潘金莲》:被误导和被冒犯的幽默还能走多远?

2016-11-24来源:城市论坛 作者: 收藏

  编者按:冯小刚执导的喜剧片、范冰冰领衔主演的《我不是潘金莲》,在题材上的突破,在形式上的创新,以及在内涵表达上的深意与巧妙,于2016年岁末雪冬引发现象级热评。中国文艺评论网立足评论本体,策划编选推出此期热点“怎么评《我不是潘金莲》”。希望借助这些影评看懂中国文艺评论的一个侧面和一方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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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潘金莲 | 被误导和被冒犯的,缺乏深层悲悯的幽默还能走多远?



 

 电影《我不是潘金莲》上画当天,导演就和某院线来了一番新媒体对撕,结果让许多原本怀抱期待的影迷反倒提前伤了胃口。在我看来,这场对撕,不管是不是营销策略,其行为逻辑都跟这部片子给我的整体观感相似——有小聪明,缺大立场。或者更严肃一点说,《我不是潘金莲》的观影经验时而令人愉悦,时而甚至引人欢笑,但是整体上,它却是让人尴尬,甚至让人感觉深深被误导、被冒犯的。 

  有评论说,《我不是潘金莲》这部电影试图描绘的是一幅当代的“官场现形记”。在这部片子中,主角其实不仅是由范冰冰饰演的李雪莲,更是环绕在她身边的大大小小的官员。而从这些官员身上所折射出的,是中国官场文化的荒诞不经。我想创作者应该也是同意这个分析的。

  但是问题在于,《我不是潘金莲》的叙事动机其实非常虚弱,而这种虚弱所导致的是整个故事逻辑的摇摇欲坠。以至于两个多小时看下来,除了小段落的娱乐性和喜剧效果,我始终无法从影片所设立的叙事动机推导出任何一种真正站得住脚的社会反思框架来。  


 

  《我不是潘金莲》让我想起刚刚读过的一则社会新闻:一个女性,婚后仅仅两个月的时间里,丈夫就疯狂举债继而潜逃,导致她无辜“被负债”,她婚前购买的房屋也被法院执行。该女性因此觉得非常冤屈,写了一篇帖子,发表在新浪微博上,批判法律失良,歧视女性,保护渣男。许多“女权主义者”也纷纷挺身而出,组成同盟,替她向立法机关进行抗议。
  帖子和相关新闻上了热搜榜,不少媒体也站到了抗议者一边。此时,一篇名为《“被负债”是因为你嫁了渣人,而不是法律错了》的清醒评论出现了:从法理上论述了如果夫妻债务不具有连带责任关系,那么更容易导致的是对于大多数债权人而言的灾难,即债务人很容易通过夫妻合谋,以离婚的方式转移财产,从而逃避债务责任。而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远比“碰上渣男被负债”的概率要高得多。
  最后临近文章结尾处,作者写道,“婚姻是自由的,人是要对自由承担后果的。” 他提示我们,法律肯定不是完美的,法律很多时候只能先对更容易受损的情境负责。
  我在这里引用这则新闻及其后续评论,主要目的并不是要讨论法律问题或者婚姻问题。我想说的重点是,电影想要通过李雪莲这样一个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处于自由选择情境下的人物以及她的故事,来为千千万万的中国上访者及其背后“不自由”的遭际代言,实在是个很不合适的选择——甚至可以说,这种选择本身就包含了一种性别和阶层上的视角倨傲,当然也许是不自觉的。
  李雪莲到底可不可怜?值不值得被同情?按照影片的剧情来看,她当然是可怜的,值得被同情也应该被帮助的。但是如果仅仅按照影片的叙事逻辑来看,李雪莲的可怜显然也是因为嫁了个渣人,她从始至终都还是有着很多自由选择的机会的。这些选择包括通过离婚来分房和要二胎,包括放下执念嫁给备胎赵大头,包括在寸土寸金的北京火车站开起一家站前小饭馆。
  换句话说,李雪莲的委屈,主要存在于她跟渣男前夫秦玉和之间,而不是存在于她跟整个国家机器或者社会体系之间。这与那些存在于各种正规非正规消息中的底层上访者的经历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在影片中,中国百姓上访的坚硬现实被演绎成了一个性格偏执、不懂法理的女人“瞎折腾”的过程。由此,在深层逻辑上,它似乎要告诉我们,绝大多数的底层上访者都是由于某种性格执念而不肯罢手,他们虽然受过了些委屈,但是只要肯放下执念,都还是有幸福生活等着他们的。


 

  中国基层官场病了吗?反正通过李雪莲的故事,我实在无法有效地推导出这个结论。如果说这个故事打动了不少观众,我相信这更大程度上是基于我们的观众对现实语境太过熟悉,进而自行脑补了大量正规非正规信息所产生的错觉。

  的确,我们在影片中看到各级地方官员滑稽地上蹿下跳,从而获得了某种类似于在酒神狂欢中所获得的嘲弄权威的快感,所以我们几乎忘了,让这些官员忙得团团转的,其实是一件国家机器办的并不算理亏的事情。
  即使影片在结尾处加上了一个李雪莲离婚时有孕在身的情节,试图增加一些她的冤屈程度,为她多年的执念补充一些合理性,但这一笔却由于一直被李雪莲埋藏在心底,从而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影片叙事动机的虚弱性。
  所以,如果说影片是一个管中窥豹的象征,那我想说,这个象征的分量之轻飘,让我替那些真正尝试过从底层社会发出声音的人们感到被冒犯和被戏弄。
  事实上,在《我不是潘金莲》中,无论是“上访”还是“喝茶”都被很大程度地审美化了。它们在圆形的景框中,成了中国文人画般的被把玩对象,有情有趣却又无伤大雅,而生活真正的残酷性是被抽空了的。
  换句话说,荒诞作为一种叙事策略,它之所以能够产生力量的全部原因,一定在于其深层动机的坚硬,如果深层动机是虚弱的,那么荒诞就会沦为一种世故和油滑。所以,讽刺喜剧也好,黑色幽默也罢,形式可以戏谑调侃,但内核却必须冷冽不妥协,否则就等于是简化了现实的艰辛和苦难。
  比如多年前姜文的电影《鬼子来了》,其形式可以说非常荒诞,很多人物的语言和行为都足以让人笑出眼泪,但是其内核的冷冽却是丝毫不打折扣的。姜文并不是我喜欢的导演或者演员,但是从喜剧伦理这一点上来讲,我向他致敬。 
  《我不是潘金莲》刚刚上画两天,票房数还没有出来,口碑也还没有最终成形。一个叙事动机虚弱的故事到底能走多远?我不敢说,但是从文化上,没有深层的悲悯的幽默应该是走不远的。

  (作者:盖琪,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员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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