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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照着讲”“接着讲”到“自己讲”“讲自己”——访中国人民大学资深教授张立文(韩宵宵)

2019-03-28来源:《中国文艺评论》作者:韩宵宵 收藏

 

  张立文简介:1935年生,著名哲学史家和哲学家,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院长,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著有《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人道篇、天道篇)》《周易帛书今注今译》《朱熹思想研究》《宋明理学研究》《传统学引论》《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新人学导论》《和合学》《和合哲学论》《和合生生论》《中国哲学思潮发展史》等。

 

从“照着讲”“接着讲”到“自己讲”“讲自己”

——访中国人民大学资深教授张立文

  一

  韩宵宵(以下简称“韩”):您作为我国著名的哲学史家和哲学家,思想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过程,首先想请您谈一谈您的治学经历或者受教育经历、成长经历。在这些经历中,有没有哪些印象特别深刻、特别有趣的事儿,能对青年学者有更多的启发性?

  张立文(以下简称“张”):我出生在浙江温州永嘉县永强普门桥北的一座面前有旗杆、堂屋里挂着“明经”匾额的屋子里。我们那里大都是明嘉靖初年首辅张璁的后裔及亲族。在我五岁那年,家人便把我送到“罗山小学”读书,当时教我们语文、算术、常识、劳作等课的老师都是有名望的,大多思想进步,知识丰富,学生们很是崇拜、敬仰他们。父亲怕我不好好学习,小学、中学寒暑假都叫我去私塾念书。先读《三字经》《千字文》《幼学琼林》,后念《古文观止》《论语》《孟子》,坚持了六年之久。我1948年参加党领导的进步青年群众组织,1950年15岁初中毕业就参加了土改、剿匪等工作。

  1956年,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并允许在职干部考大学,这使我看到了继续学习的曙光,后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想来,到人大读书是我生命历程的又一次大转折,它基本上决定了我的人生命运。我当时读的是历史系,那时上课没有现成的教科书,也没有讲义,只能靠笔记。一到考前,我的笔记本就轮流被同学们借去对笔记、抄笔记。我本来只对历史感兴趣,但在学了哲学、经济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四大理论课后,我对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它符合我爱思考、爱追根到底、爱问个为什么的思维方式。在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梁启超和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夏君虞的《宋学概要》等大量著作中,我读出了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深邃思想和高远价值理想。很幸运的是,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梦寐以求的人大哲学系哲学史教研室工作,这成为我学术道路上最值得纪念的大事。

  在哲学系工作后,我被分配重点研究宋元明清理学。在那个年代,中国哲学史界把冯友兰的“新理学”作为批判重点,连同宋明理学也被当作禁区。但在我看来,宋明理学作为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个高峰,不研究它是不行的。宋明理学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没有一位宋明理学家不研究《周易》。为了读懂古代经典文本的原意,我到北京大学选修了魏建功教授的“文字音韵训诂”课。那时人大到北大选修课程很简单,只要向北大中文系办公室报个名就可以了,不用交任何钱,每次上课还发给我们讲义。后来依据魏先生的授课,我开始了《周易》全书的注译工作,但注译之后仍然意犹未尽,于是又写了《周易思想研究》。沿着这种治学路径,我遵循求真、求善的原则,写成了《周易思想研究》《朱熹思想研究》《宋明理学研究》《走向心学之路——陆象山思想足迹》《李退溪思想研究》《正学与开新——王船山哲学思想》《戴震》等。可以说,这些著作是代古人发言,画古人思想之画,再现古人精神之风采,而不是借古人思想之题任意发挥。

  后来,我的学思历程发生了改变,如果说前半段是照猫画虎式“照着讲”“跟着讲”“接着讲”,是对“是什么”和“所当然”的求索,那么转变之后的学术生命则是匠心独运式地“自己讲”“讲自己”,是对“为什么”和“所以然”的求索,以期构建个性化的、独具生命智慧和智能创新的理论思维体系。我的《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传统学引论》《新人学导论》,就是度越中国传统哲学理论思维形态的探索。哲学是时代精神的体现,必须要追求世界的前沿问题,必须要直面那个时代所普遍遭遇的核心冲突和危机。在我看来,21世纪人类普遍面临五大矛盾、五大危机:人与自然的冲突,即生态危机;人与社会的冲突,即社会人文危机;人与人的冲突,即道德危机;人的心灵冲突,即精神信仰危机;文明之间的冲突,即价值危机。为此我提出了化解五大冲突和危机的五大原理——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以此为理论基点,写成了《和合学概论》《和合与东亚意识》《和合哲学论》《中国和合文化导论》《和合生生论》等,旨在重建伦理价值、安顿价值理想、营造精神家园、落实终极关切的根基上,进入和合生生道体的天人和乐的美的境界。

 

  二

  韩:您对当前文化、艺术、美学发展以及中西方文化融合都有独到见解,能否结合您自己的学术背景,谈一下对中华文化的基本看法呢?

  张:我原来写《和合学》的时候用专门一章来论述这个问题,后来写《和合哲学论》也有专门一章讲艺术。谈及对中华文化的基本看法,我写过一本《传统学引论》,当中专门讲了文化和传统的问题。我给文化下了一个定义:“文化乃是人类在实践中所建构的各种方式和成果的总和。” 传统文化是指文化精神。什么是精神文化呢?一种物质,比如桌子板凳,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会被淘汰,消失了。但传统文化作为传统是不会丧失的。所以我们一直讲继承传统文化,继承的实际上是精神文化。比如盆景本身是自然性的东西,经过人类智慧的赋予,按照人的智能创造变成了艺术品。盆景体现了人的情感、志趣、意境、精神、智慧和神韵,是人与物游,人化物、物化人的结晶,而流传下来。传统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不同形态的特质经由历史凝聚而沿传着、流变着的诸文化因素构成的有机系统。文化和传统还是有区别的,文化是包罗万象的,各层面都有。例如,桌子、椅子、房屋建筑,甚至琴棋书画都是文化,是整个人类智慧所赋予的对象物。传统这一精神性的精华能沿传下来,但文化产品有时候在历史流传过程当中就消失了。

  传统文化的生命在于创造。特别是在信息化智能时代,整个社会的变动不居为我们提出了很多新的问题。从五四运动以来,很多人提出中国传统文化是落后的,是保守的,是封建的。西方文化是积极的、进步的、科学的。中国要向西方学习,以西方文化的标准为标准,以西方的真理为真理、规范为规范。我们现在国内的哲学分科基本上是照着西方的。对此,哲学家金岳霖就提出,“哲学在中国”还是“中国的哲学”?“哲学在中国”是说中国本没有哲学,现在我们要转变文化自卑为文化自信、自尊。为此我们对中国文化应该有全面的认识,所谓爱国主义是爱什么呢?实际上是爱文化。如果认为中国文化是落后的,要打倒的,那有什么可爱的呢?不爱中国文化如何唤起爱国心。为此,我们要:

  一是转文化自卑为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应该建立在正确、全面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简单讲,中国文化位列世界第一的有几点:第一,中国有七千年的文化传承。在甲骨文之前就有了契刻文字,然后有甲骨文约15万到二十多万片,这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没有的。不管是埃及还是古希腊都没有中国那么久、那么多的文字记载。我曾经到希腊考察过,发现很多地方都没有文字记载,包括地下发掘,像甲骨文那样的契刻文字更没有看到。关于这一点,我很疑惑,苗力田先生曾经翻译过《亚里士多德全集》,有三百万字,这些文字最初究竟写在什么地方呢?比如说写在竹简上或者泥板上,或者刻在石碑上,还是刻在钟鼎上?得有这个载体。《亚里士多德全集》是1831年经由德国柏林科学院历时40年整理出来的,没有最初具体的文体、书写工具和载体。苏格拉底最初的文字也没有留下来,都是据后人记载的。第二,中国古代有非常多的著作,如《论语》《老子》《庄子》《荀子》《孟子》《韩非子》,还有《孙子兵法》等。这些书对当时的思想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促进了各种思想的互相融合。这个时期所创造的著作数量之多是古希腊所没有的,也是古印度所没有的。即使被认作是卜卦之书的《周易》也是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式著作,是世界少有的。第三,中国自古以来有完整的历史记载。每个朝代都对前一个朝代写志立传,比如《史记》中的本纪、世家、列传等,都完整地将思想历史传承了下来。印度就没有历史的记载,很多地名都是依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记载的地名,甚至“印度”这个词儿也是《大唐西域记》里定下来的。第四,中国古代的治国理政经验有系统的总结和记载,如《左传》《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和《续资治通鉴》等,皆为后世所学习、借鉴。第五,中国的四大发明在世界发展中产生了重要的推动力。第六,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实行文官制度的国家,是通过科举考试而获得官职的,而不是西方的封建割据。第七,纸币的使用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如两淮的交子、东南的会子、四川的川引等,各种纸币可互相兑换。此外中国的琴棋书画、笔墨纸砚传到了韩国和日本,深深影响了他们的文化。从以上诸多个点来看,我们自然对中国文化有崇敬之心,有文化自信。

  二是转民族国家意识为人类意识。文化的创造应该超越民族国家意识。熊十力、马一浮、冯友兰的时代是中华民族到了危亡的时候,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我国,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当时哲学家和思想家所关注的是中国怎么样救亡图存的问题。现在同冯友兰他们那个时代不一样了。现在是互联网、物联网、智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交互运用的大智能时代,整个世界连通了。我们应该有一种人类意识,而不仅仅局限于民族国家意识。我们应该关注人类所共同面临的冲突和危机,并提出我们的理念和相应解决办法,也就是提出中国方案。其实中国古代就有世界的观念,比如说“协和万邦”、“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四海之内皆兄弟”、“民胞物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等。荀子、朱熹、王阳明,都有一种天下的观念,认为世界是一家,中国是一人。这是中国的“天下观”,就是一种人类的意识。中国古代不局限于一个国家,大同世界的设计是具体和系统的,比如货不必藏于己的公有制度,男女分工、老幼残疾皆有所养的福利制度,选贤与能的官吏选拔制度,讲信修睦的人际国际关系原则以及高度道德礼仪制度。这些制度设计在当时比柏拉图的《理想国》要具体得多,《理想国》比较抽象。

  三是转“我注六经”为“六经注我”。从汉代一直到唐朝,这段时间基本上是我注六经。汉人对五经作注,到了唐代不能作注,只能做疏,疏是对汉人的注作解释,如《十三经注疏》。连作注的资格都没有了,不能违背师法或家法,完全是“我注六经”的方法。尽管王弼重义理之学,重“六经注我”的方法。但唐代仍遵守“疏不破注”的原则。到了宋代,张载、朱熹打破了师法和家法,以自己的思想注六经。朱熹很厉害,《大学》里的“格物致知”没有解释,自己来补传,把格物致知的传补起来。他敢于补,敢于打破过去整个注经的办法,由我来注。朱熹注解《中庸》中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天命之谓性”的“性”是什么?朱熹就讲“性即理也”。他把“性”直接解释为理,以自己理体论的思想解经,这就是六经注我,不是我注六经了,这点很重要。文化创新的关键就在这里。现在一些写的文章基本还是属于注经的方法,对经典文本作些解释,六经注我必须有自己的哲学思想,摆脱原来的框架,以自己的思想来解释,这才是六经注我,构建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现在讲文化创新就是要超越注经的方法、解经的方法,以体现时代精神之精华的哲学思想,对经典文本作出创新性的阐发。

  四是转“照着讲”“接着讲”为“自己讲”“讲自己”。过去我们是照着西方讲,比如蔡元培在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序》中说:“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所以非研究过西洋哲学史的人,不能构成适当的形式。”中国搞汉学研究的人没有研究过西方哲学,所以写不出系统的哲学史,应该是既有汉学功底、又受过西方哲学熏陶的人才能写出有系统的中国哲学史。哲学这个词本来中国没有,是从西方传来的,所以我们应该把中国古代学术当中符合西方所谓哲学的选出来叙述之。当然,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按照实用主义来讲的,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是按照新实在论讲的,基本上是照着讲。后来冯友兰在《新理学•绪论》中说:“我们是‘接着’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而不是‘照着’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 什么叫“接着讲”?他解释道,“接着讲”就是把原来不明确的概念明确起来,解释清楚。我们深究一下,冯友兰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接着讲?他的《新理学》是在抗战时期写成的。当时他从北京到湖南的南岳基本就写完了,基本上是接着理学讲。而朱熹的朱子学在日本曾经作为一种官方哲学和主导意识形态。在冯友兰看来,这个时候接着理学讲,是要用中国的思想来抗衡日本的文化侵略。所以我们不要小看了这一点,包括马一浮的《宜山会语》、熊十力的《新唯识论》都用理学来批判日本军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这在当时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

  在今天的信息智能时代,我们不再是照着西方讲,也不是接着讲,而是要根据中国现在的实际情况,根据世界共同面临的冲突、矛盾和危机,自己讲。怎样自己讲?就是要讲出中国自己的思想体系。我讲了和合学,来应对生态危机、社会危机、道德危机、精神危机和价值危机。具体怎样用和合学来应对化解冲突和危机呢?我提出了五个原理:一是和生原理。人与自然界都是生命体,都应和谐地生长,“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二是和处原理。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尽管有不同,但我们可以和而不同,和平共处;三是和立原理。孔子讲“己欲立而立人”,我们自己的国家站起来了,自己成功立业了,也是帮助了别的国家和民族;四是和达原理。孔子讲“己欲达而达人”,我们自己发展了、发达了,也帮助别的国家和民族发展发达起来;五是和爱原理。以上四点都基于爱,没有爱会受到损害。和爱是人类之所以不毁灭,之所以得以延续的生命力所在。

  五是转解释意识为问题意识。我们应该有问题意识,要抓住核心问题,抓住主要矛盾和冲突,提出中国自己的方案。我们一再说中国文化是魂、是根,怎么讲?第一,民族精神的生命力是民族生存发展的根本;第二,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源远流长,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文明没有中断过的国家,其根源在于中国文化根深叶茂;第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人克服千难万险、奋勇前进的精神动力;第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各个民族互亲互敬、和睦团结的凝聚力。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国家没有分裂,最根本的在于中国文化强大的感召力。第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世界华人认祖归宗、落叶归根的向心力和亲和力的所在。第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激励民族独立,反抗外来侵略的生命力。

 

  三

  韩:刚刚听了您对如何面向世界实现中国文化的创造性发展提出方案,特别是转“照着讲”“接着讲”为“自己讲”“讲自己”,转解释意识为问题意识,这些都是建立在对现实密切关照和准确把握的基础之上的。近年来,您对人工智能特别关注,并用自己的和合学理论框架来分析人工智能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能否简要介绍下您最新的研究成果呢?

  张:AlphaGo战胜世界围棋冠军柯洁,震动了世界,引起了人们对人工智能越来越广泛的关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为什么能联通?怎样联通起来?从哲学上和中国传统文化上有没有什么根据?这是我主要关注的问题。为此,我专门写了《和合交感联通论》与《和合智能相应论》来论述这个问题。何为“交感”?《周易•泰卦》讲:“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周易•否卦》讲:“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无邦就是国家不存在了。天地阴阳相交感,万物就通了;上下相交,志向和思想就共同了。交才能通,反过来,不交就不通,甚至要亡国。量子通讯中有个“纠缠”的概念,就是交感的理论。从这点来看,人类无一例外地生活在交感联通的网络当中,每个人、每件事情、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是大网络中的一个点,就像渔网上的一个纽结,千千万万个纽结连接起来,才构成一个网。这个结就是交感,把千万个结交感在一起才能联通,才能构成大网络。世界整个网络就是这样构成的。

  之所以联通,不仅有交感,还要有智能相应、感应。“智能”这个词不是西方来的,中国先秦《韩非子》中讲“今世皆曰:‘尊主安国者,必以仁义智能’”。 “今世皆曰”是指儒家讲的,“尊主”是尊敬主人、主公,“安国”是安定国家。智能是指主体人的智慧、聪明才智与实践客体的能力和才能,构成智能相应的价值系统。与智能相应的是开放包容的精神和胸怀,以仁义智能实现更快更好更美的发展。智能作为互联网、大数据和物联网时代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也是一种新的理想境界。现阶段是跨越整个世界,万物联通。未来,还将会以网络方式万物融合,人机和处,互发互创,交融联通。那么,怎样才能实现智能联通,跨界交感呢?一是智能相应,奇思妙想。只有如庄周梦蝶式的奇思妙想,才能异想天开,超越现有的思维框架。奇思才有创新的思想,妙想才能有更好的思想火花出现。奇思妙想实际上是文化创造、智能创造的关键所在。没有奇思妙想思想就停滞了,保守了,而奇思妙想才能创前所未有。二是美好生活,前程似锦。一切生活方式都将纳入智能领域,前景无限美好。三是思维方式,智能相应。科学家的灵感、艺术家的思想妙境都深植在中华民族的土壤当中,以科学思维方式做出科学决策。四是天使粒子,阴阳相资。这在科学上也得到了论证。“上帝粒子”(希格斯玻色子),发现每个粒子都有其相对的粒子,一个正粒子对应一个反粒子。而“天使粒子”的发现则证明同体里也有正反粒子,即马约拉纳费粒子。这一理论从中国的“太极图”中也可以找到答案。“太极图”的同体里有阴阳、正反的阴阳鱼,阴阳鱼当中还有阴阳,相反相成,相互包容,打破了二元对立的思维,这是智能相应,交感联通思想的体现。

  关于人工智能,霍金曾经预言,30年以后很多工作都将被机器人所代替。到那时人还有什么用吗,人的价值在哪里?这个问题是目前为大家所普遍关注的。关于这个问题,主要存在两种观点——悲观论和乐观论。悲观论认为机器人是要代替人,抢了人的饭碗;乐观论则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是大势所趋,它给人类带来新的职业,创造新的工作岗位。工业和农业革命的结果都使一些人失业,但又创造了更多的职业。对此,我以为,人类价值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既体现为传统性、历史性和文化性的存在,又体现为日新性、体贴性的存在。人工智能的发展将为人类带来福祉。一是人生机生,并育并长。人的生命和机器人的生命共同发展,并育并长是人类未来的美好前景,如同《中庸》里所讲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二是人运机运,共建美好。《论语》讲“死生有命”,命是一种必然性。道家讲人的命是自然而然的过程。人的运气是偶然性的。人的命运和机器人的命运应该是共建美好。三是人权机权,共造平等。沙特阿拉伯授予机器人索菲亚公民身份,索菲亚的公民权利甚至要超过沙特阿拉伯妇女的权利。索菲亚被授予公民身份以后说非常荣幸能成为公民。人的权利和机器人的权利应该是平等的。我们应该看到将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国家赋予机器人公民身份,这样来看人权机权的平等。四是人机价值,共享尊严。为什么?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并颁布了《世界人权宣言》。《宣言》称:“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相对待。”所以人的价值和机器人的价值应该共享同样的尊严。

  既然赋予了机器人公民权利,将来人类就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存在者,而是会跟机器人,甚至克隆人一并存在。应该怎么样相处呢?就产生道德问题,相互的关系问题,按中华传统文化来讲应仁者爱人。汉字中的“仁”是人字旁加两横,即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以后可能有三横、四横。人与机器人、甚至克隆人互相之间要有爱。于是我提出《和合伦理道德论》。和合学视域下的伦理道德是指和谐、协调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之间共生、共处、共立、共达、和爱的原则与规范的和合。其一,价值引导,道德教化。人工智能机器人也应该遵循人类基本的道德观念,比如仁义礼智信、恭宽信敏惠。这就要求人类设计制造的机器人必须有崇高的伦理道德素质,而避免人工智能算法被非道德的利益和价值所取代。其二,自觉“公民”,改恶迁善。作为公民就必须遵守和履行公民的基本伦理道德的义务和职责,即使现在并非是公民,但作为人工智能机器人的“人”,亦应有其最底线的伦理道德责任。其三,监管控制,安全建设。比如说要禁止制造、使用杀人机器人,建立安全治理体系,建构可被普遍认同的法律法规,以及建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既要遵循伦理道德,又要控制机器人情绪,因而我提出《和合情绪中和论》。随着神经科学的发展,将来人的脑袋和机器人的脑袋将会同体。有人提出人脑和机器人的脑袋可能要互相联通,实现脑——机接口,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和机器人的情绪能不能控制也是个很大的问题。微软小冰的诗集《阳光失去玻璃窗》中有妙处横生的意象,也有妙语连珠的话语。机器人的作品既有情感,也有意境,对人类提出了很大的挑战。据报道,韩少功曾经将秦观的诗和机器人的诗进行对比。其中,秦观的诗是这样写的:“西窗楼角听潮声,水上征帆一点轻。清秋暮时烟雨远,只身醉梦白云生。”IBM公司的软件也作了一首诗:“西津江口月初弦,水气昏昏上接天。清渚白沙茫不辨,只应灯火是渔船。”韩少功将这两首诗拿给30个中文系的硕士生辨认,结果这些富有阅读经验和鉴赏能力的专才们,也犹疑不决、抓耳挠腮。由此看来,机器人也可以通过深度学习作出诗来,也可能会富有感情。因此,它的情绪能否达到中和状态,就是个很大的问题。

  人工智能带来的网络安全问题,如网络诈骗、黑客攻击、杀人机器人等,造成的失业、安全、金融及价值观危机等,都凸显了管控的重要性。和合网络管控对于重塑生活方式、重塑公共空间、塑造和合生活境界是至关重要的。必须通过共商、共治、共建管理机制。为网络公平、公正、合理、合法、健康发展服务。中国古代管控思想为我们提供了参照:儒家讲仁义中和,崇尚德性,是德政论的管控;道家讲无为而治,取法自然,以自然论的管控;法家主张严刑峻法,势、法、术相融合的管控论;兵家主张奇正变动,贵在权变,百战不殆的管控论;农家是因地制宜,不违农时,敬畏天时地利的管控论;墨家是兼爱、交利,善立表率,爱利相容,天命非攻的管控哲学;纵横家是连横合纵,唯利是从,纵横互济的管控论,可为学习、借鉴。然后是和合生活境界论,不同的学说都有它的理想境界。比如,佛教以成佛为最高理想境界,道家以成仙为理想境界,墨家以夏禹为最高理想境界,儒家以成圣为最高理想境界,这是人的生命的自我度越和圆融。中国传统价值理想的人生境界可供借鉴的很多。

 

  四

  韩:您刚刚讲到微软小冰的诗集《阳光失去玻璃窗》,并就人工智能对艺术的影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能否请您谈下对当前文艺理论评论的见解?

  张:“艺术”这两个字在甲骨文和金文上都未见,《说文》《广韵》作技术、才能讲,是聪明才智或多才多艺的意思。我在《和合学》中写有《艺术和合与和合美学》,在《和合哲学论》中写有《和合艺术哲学》。按照中国传统美学和艺术理论,艺术是指通过塑造形象,表现生活,交流思想,情感需要等对世界进行精神掌握的特殊形式。和合艺术美学是以审美情感为中心,以审美活动关系为纽带,以艺术和合的范畴为框架,构成的审美艺术体系。该体系分为三方面和六层次:一是和合生存情感。我们要生存,生存情感就是一种心境、心理,包括审美生态学和审美心理学;二是审美意义情感。人应该有价值、有意义、有心性、有心命,包括审美人格学和审美教育学;三是审美可能情感。其中,心道是审美的哲学,心和是审美境界学。我把它分成这样几个层面。在第一个层面和合生存情感中,审美生态学是指特定的审美人文氛围。比如《红楼梦》中写到林黛玉正欲回房,刚走到梨香院墙角外,听到女孩子们在那儿唱戏文,“原来是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 ,又唱“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 “只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林黛玉听到这里不觉心动神摇,仔细体会那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不禁潸然泪下。“谁说花季两无情”,这时林黛玉就自觉不自觉地进入了审美的生态境界,境和人、景与情相沟通,激起了其作为审美主体对环境回应的情感,引起了情感的回荡。审美心理结构是把艺术看作对生命的领悟,也就是说神与物游。孔子讲“游与艺”,“游”是审美情感依物而得以呈现。比如,庄子《庖丁解牛》,眼睛完全都不看就把牛解开,这已经是神游了。中国的绘画书画都是心绘心书,书法者,心法也。审美的愉悦是生理情感与精神感官的融突和和合。

  第二类是审美意义情感。其中,审美人格学是将人格作为审美主体的内在精神,核心审美的心性、道德心性的情感。朱熹主张诗的艺术表现形式与义理精神的融合,欣赏诗要得诗的言外之意,而不是诗本身的东西。诗实际上是人的心灵的流出,是一个人人格的呈现。诗的言外之意就是诗中所流露的人的性格、神韵、精神等的外在表现。审美意义情感的第二个层次是心命即审美的教育学。教育是改善人的必然之命和生命呈现的状况。诗是人的意识感受万物激发起来的一种心,也就是一种灵感,而表现为言辞。

  第三类是审美可能情感。心道,也就是审美的哲学。审美究竟是什么?水是美的,山是美的,但什么是美?我们要诠释山水背后美的根据。美之所以为美,就是和合、和谐,也就是和合之道,这就是心道。《文心雕龙》从《原道》开章,即追究美的根据。审美的哲学包含了审美的道德。《聊斋志异》中有一篇《妾击贼》,讲的是四川的一个富商娶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小妾。小妾经常受大老婆的欺负,但她一点也没有怨言,逆来顺受。有一天,一群盗贼来到她家抢东西,这时候富商和大老婆惊慌失措,躲起来了,但妾抄起一根桃木棍子,把一群贼打的落花流水。书中描写小妾叉着腰将窃贼训斥了一番。邻居就问你有那么大的本事,大老婆虐待你的时候怎么一点都不反抗,还逆来顺受?她说,这是名分的关系,我只是小老婆。又如,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原是1945年日本投降后,受美国情报局的委托对日本社会进行研究的报告。里面说了这样一件事,有一个叫做弁庆的浪人,他栖身寺庙,砍倒每个路过的武士,夺取他们的刀,以支付费用。最后他向一个纤弱浮华的贵公子挑战,这个贵族公子,是日本人热爱的英雄源义经,弁庆向义经奉献了由衷的“义理”。一次他们从敌人的包围中逃出来,装扮成巡游日本的游方僧。为了躲过敌人的检查,弁庆打了义经一巴掌。在日本,家臣是绝对不能违抗或侵犯主人的。过了关卡后,弁庆跪下来请求义经,说你杀了我吧,虽然最后义经宽恕了他,但这是义理名分。从这两个故事里可以看出,审美哲学追求什么是美。山水之美、冰雪之美都是美,其背后的精神、智慧、神韵、气魄才是真正的美。所以美是各种因素的和谐与和合。心和,是审美境界论。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指出,“有我之境”是常人所在的悲欢离合境界,“无我之境”是审美主体超越了自我的生命情感,以我观物,以物观物。到了无我之境就是自由之境,也就摆脱了物执、我执,达到无物、无我之境界,即完全超越自我、超越物境、也超越了一般情感之境,即达自由之境、和合之境。

  最后讲一下自己关于艺术创作的想法。第一是弘扬中华优秀艺术。中国有很多伟大的艺术家。书画有书画匠,从书画匠到书法家、画家,再由书法家、画家到书圣、画圣,中国如王羲之的书法就到了圣的境界。这些优秀的中华传统艺术应该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扬。比如服饰,中国从先秦到唐宋元明清,有非常光辉灿烂的服饰文化,但现在好像没有中国特色的衣服穿了。1982年,我到美国开会,政府发置装费给订做了西装。我说,光做西装不行,于是又做了中山装。但会议期间要穿正装,正装应该是正统服装,我们穿的是西装。服饰是一个民族的标识,是一个国家的符号。服饰在中国古代是一种制度。《二十四史》专门讲《舆服志》,规定服装应该是怎样做、怎样穿的。比如清代上朝穿官服,回家可以穿便服。怎样继承中国传统服饰元素,并同现代美好生活结合起来,创造一种美好的、正式的服装。中国的服饰都是有丰富文化内涵的,应该保留中国的传统文化元素。从建筑来看,现代建筑城市就像火柴盒一样,这是欧洲一战后经济困难时期简易的建筑样式。中西传统建筑理念完全不同,西方以哥特式为主,中国追求自然的园林式为主。怎样把中国建筑和现代的建筑元素结合起来,建构一个很美的建筑样式也是需要我们去探索的。第二是提升和合人文精神。艺术作品所体现的是人文精神。《周易》讲“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是指正义、合理、合法、自由、民主、礼仪、秩序等精神,以化成天下。中国是把人文和文明融合的,以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恢复礼仪之邦。第三是胸怀智能创新使命。创新是艺术的生命,艺术就是一种自由创造,一种自由精神的体现。整个世界、整个人类,应该有“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的胸怀和精神。统摄天地于形内,在笔端上表现出万物,达到天地万物自由的艺境,如果没有这样的境界就没有自由。第四是构建人民美好生活。现在人们对精神生活的需求越来越高。艺术创造有了广阔天地,我们在这个广阔天地当中怎样满足人们的需要,给人民创造出一个美好精神生活的感受,提供丰富的精神享受,构建人们美好的生活,这是艺术家的职责,也是历史的使命。

 

  访后跋语:

  我本人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毕业生,在当年求学人大的岁月里,张立文先生之于我,是印在书本上的著名哲学史家和哲学家。他的著作是中国哲学专业课的必读篇目,他的理论是老师们课上悉心讲解的重要知识点,更是自己在期末测试的考卷上一笔一画郑重写下的答案。当我得知可以去专访先生时,雀跃之情自不必说。

  坐在张先生家的客厅里,听先生谈了三个多小时。先生娓娓道来,我的思绪也跟着他从书声琅琅的江南私塾走到开启其学术生涯的高等殿堂,从回望足以令人自信的传统文化到展望每个人都可能囿于其中的人工智能。先生是睿智的、更是自信的。他以认识中华民族真正的哲学之我为使命担当,呼吁学者把自己从西方形形色色的哲学、主义的注脚中超越出来,从削足适履地肢解中华民族自己的哲学中超拔出来,从宇宙论、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等教条式的固定框架中超脱出来。在生活中,先生又是通达的、朴实的。他说,人生在世,生命如流星一闪而逝,若能闪出一丝光芒,便有所价值了,所以我们要以平常心做平常人。

  我想我会时常记起有那样一个初冬的上午,并不温暖的阳光懒洋洋地打在玻璃窗上,而我们每个人都被照亮,那束光是先生对学术的赤诚、对生命的参透,更是他温和如故交的笑容。

 

  作者:韩宵宵 单位: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

  《中国文艺评论》2019年第3期(总第4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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