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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画家刘文西专访:把人民画活(屈健、刘艳卿)

发布时间:2017-11-21来源:《中国文艺评论》作者:屈健、刘艳卿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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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文西简介:1933年生于浙江嵊州。第七届、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第六届全国文联委员,全国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九、第十次文代会代表,中国美协第一届中国画艺委会委员、历届全国美展评委会委员。曾任中国美协副主席、西安美院院长、陕西省文联副主席、陕西省美协副主席、陕西国画院名誉院长、延安市副市长等职。现任西安美术学院名誉院长、西安美术学院研究院院长、黄土画派艺术研究院院长。数十年来,发表作品千余幅,出版个人作品集数十本,获国家级奖励七次。中国美术馆收藏有《祖孙四代》《知心话》等25件。他一贯坚持党的文艺方向、方针和政策,坚持不断地深入生活,不断创作,在生活中画了大量速写。他以陕北为生活基地,先后去了百余次,与黄土地上的陕北人民交朋友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创作了大量陕北革命历史题材和人民群众风土人情的作品,重在描写陕北人民特有的个性和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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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西写生

  一、半生青山,半生黄土

  屈健、刘艳卿(以下简称屈、刘):刘老师,您好!您曾在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接受过系统扎实的美术训练。从20世纪50年代起,您便以陕北作为创作基地,扎根在了这片浩瀚浑厚的黄土地上。从富庶的江南到贫瘠的黄土高原,从正规的学院教学到丰富的人民生活,从多彩的社会生活再到跃然于纸上的生动形象,您对艺术的感悟和认识不断发生着变化。作为“黄土画派”的开创者,您在水墨人物画领域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对中国画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吴作人曾用“半生青山,半生黄土”来形容您的艺术经历。回顾您的艺术生涯,您认为有哪些关键性的节点使您与艺术结缘,并最终确立了自己的艺术方向?

  刘文西(以下简称刘):我在1950年就读于陶行知创办的上海育才学校,拜王琦先生为师。王琦先生在实践创作和理论研究方面都对我有很大的影响。那时我17岁,听王先生讲课时提到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此以后,我开始懂得为什么要画画。这是我学习美术后接触到的正式的理论指导,对我非常重要。因为有了理论指导,我才能去实践、去行动、去创作。虽然我当时的年龄不大,但这个理论在我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从此我知道了文艺是什么,知道了文艺与人民、与革命、与政治的重要关系。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使我明确了自己的创作方向,即“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现在是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明确了创作道路,即“走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文艺方向和文艺道路是进行美术创作的关键。这对我以后的创作生涯都起了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我不再盲目了、不再不懂事了。我非常明白我为什么画画、为什么人作画。

  我深知,既懂理论,又能去实践,这才是真正的学习;如果理论懂了,不去做,理论就是空谈。画画不能光在书房里练技术,一定要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所以,我在育才学校也经常参加社会活动,在校期间参加了皖北、亳县等地的农民运动。正如陶行知先生倡导的,先“行”,后才能“知”。

  上学的时候,我每个假期都要回农村老家,一方面真正体会农民的生活,尽可能多地认识老百姓;另一方面与工农结合去进行创作实践,大量画速写。我在老家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是我们村的贫协主席,是贫下中农的代表。当时是他带着我,一天到晚在地里劳动。每天劳动收工后,我就坐在村口画速写,自己规定自己一天画六张左右速写。这样,我既能与农民打成一片,又能兼顾我的艺术专业。每次假期结束后,我母亲会把我在假期画的速写订起来。后来积攒了好多本速写。

  所以,我的艺术经历中,关键的节点是在育才学校学习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了艺术创作的理论指导,明白了艺术的创作思想和规律。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文艺创作非常重要。这个讲话深刻地解决了马列主义与中国文艺相结合的问题,揭示了中国文艺的规律和创作思想。

  1953年,我被浙江美术学院[1]录取后,进行了严格的美术基本功训练,包括素描、速写、解剖、透视、色彩等。浙江美术学院的教学和训练,为我打下了坚实的绘画基础。当时方增先、宋忠元、李震坚、周昌谷、顾生岳等先生都给我们上过课,教我们如何创作和实践。学校当时还要求我们到各个地方去实习。这样既进行了专业训练,又提高了思想觉悟,还懂得了艺术创作的规律。

  我在浙江美术学院时,素描功底很好,主要学习的是俄罗斯素描的风格,比如契斯恰科夫、列宾、苏里科夫等的现实主义绘画。俄罗斯的现实主义绘画风格给我以很大的启示:中国人的绘画怎么可以不去表现中国人民的生活呢?后来我没有选择油画,而是走上了中国画的创作道路。原因就在于我认为,作为中国人,首先要把中国的艺术掌握好,要用中国传统的艺术方式去表现中国的社会现实,要用水墨表现出人物的立体感和个性特征。

  在浙江美术学院毕业实习时,我先在永乐宫练习传统绘画,后来选择去了延安。当时去延安的还有一个我的同班同学陈希仲。我们俩一开始去的是延长油矿,但我感觉在那里并没有跟老百姓真正在一起,后来我们就去了毛泽东住过的几个村子,比如杨家岭、枣园、王家坪、凤凰山等。在杨家岭时,我住在杨家岭纪念馆的一个小窑洞里,那个窑洞是毛主席身边的一个警卫员住过的地方。我在那个窑洞住了很长时间,进一步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过程、背景等有了详细的了解。我在杨家岭时还采访了当时村里的队长杨在中,他是当年和毛主席谈过话的一位农民;还去了当时讲话的见面地点。此外,我还向农民了解了毛主席在杨家岭的一些日常生活,散步呀、开荒呀、种菜呀、在麦场上看书等。当时枣园的乡长叫杨在福,他跟我讲毛主席跟他一起过年、一块吃饭的事情。我对毛主席生活细节的了解,很多都来自这些老乡的描述。在枣园,我一方面体会毛主席当年的生活,一方面深入农民现在的生活。所以,后来我在绘画中多次画过杨在福。

  在延安的这一段实习生活,我真正跟陕北的农民在一起,真实地了解毛主席当年的生活,全面考察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背景,这些对我创作的影响也很大。

  屈、刘:您曾数十次去陕北写生创作,足迹踏遍陕北的山川沟壑,并与陕北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创作了大量表现陕北革命历史题材和人民群众风土人情的作品。您还常常会通过几幅画表现同一个人在不同成长时期的生活状态。是什么吸引着您,让您对这里的黄土地和老百姓饱含深情?

  刘:我经常去延安,对陕北很熟悉,在那里有很多农民朋友。有很多朋友一直保持着联系,我会经常回去看望他们。比如,我当时在杨家岭时认识一个小伙子叫景聚才,他没有告诉我他所在的村子,只说要翻一座山。几年后,我回到陕北,想去找他,就翻这座山。冬天山上有雪,翻过山后,我就坐在雪上滑了下去。因为我不知道景聚才在哪个村子,就开始喊他的名字。正好被他母亲听到了。他母亲说他到别的村子了,不在家。我就在他家住了一晚上。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村子叫常沟村。从那时起直到现在,四五十年了,我们一直有联系。他是我最老的朋友之一。他身上的陕北农民味儿特别浓,给我的印象很深。

  我在画一个人之前,先要熟悉他,跟他交朋友。毛主席非常重视要跟农民交朋友的问题。艺术家跟农民交朋友也是很重要的。不跟农民交朋友,心中就没有活生生的人,就不能真正把深入生活落到实处。毛主席说过,艺术家要干自己的事情,但是熟悉人、了解人应该放在第一位。所以,“黄土画派”把“熟悉人”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到陕北去,深入到黄土地上生活的人们中间去,“黄土画派”才能更准确地塑造人民的形象。发言权是建立在了解、调查的基础上的。艺术家要先熟悉人,才会学会画人物。熟悉人、了解人是第一步。

 

  二、艺为人民,传神阿睹

  屈、刘:您提出“熟悉人、严造型、讲笔墨、求创新”的艺术主张,并且带领“黄土画派”的画家在创作中积极践行着这一主张。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文化融合与风格探索之后,当代中国画(尤其是人物画)的面貌有了新的突破。站在中国画历史发展的坐标上,请您谈谈您的这一艺术主张对中国绘画传统的延承与发展,以及您对当代绘画风格变化与突破的评价。

  刘:“熟悉人、严造型、讲笔墨、求创新”是我在艺术创作实践中得出的经验总结。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内容很多,这几句话就是从毛主席的讲话中提炼出来的。实际上,“熟悉人”指的就是深入生活、和人民在一起、深刻地了解人民,就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所以,“熟悉人”应该放在第一位。“严造型”指的是严格掌握艺术规律,要有表现能力,要求艺术家的专业基础一定要扎实,要有用艺术表现生活的能力,画人就要把人画活,要用艺术表现灵魂。“讲笔墨”指的是要继承传统,艺术作品要有传统的中国气派、中国精神、中国风格和中国笔墨。我在20世纪80年代写过一篇文章,就提出“熟悉人、严造型、讲笔墨”的观点。后来,在阐述“黄土画派”的艺术主张时,又加了一个“求创新”。“求创新”正好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界的一个希望,就是艺术要有创造、有发展、有新意,要能与时俱进、跟得上时代的步伐。

  “熟悉人、严造型、讲笔墨、求创新”的内涵是很丰富的。这四句话是我结合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和自己的创作实践、理解和体会,对“黄土画派”提出的艺术宗旨,目的是想让大家明白这四点对艺术创作的重要性。

  屈、刘:《祖孙四代》是您在20世纪60年代的作品,也是您的代表作之一。作品以巧妙的构思寓意了四代人与土地、时代的关系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把笔墨的表现性与写实性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有力地拓展了中国水墨人物画的表现领域。这幅作品的创新意识和时代感都非常强烈。从您的作品中可以看出,您一直在历史生活和现实生活中寻找与时代结合的、感动人的题材,并且将您自己的人格、思想、趣味和追求融入其中。您认为艺术家如何才能创作出与时代紧密结合的优秀的美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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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孙四代 / 刘文西

  刘:我在构思《祖孙四代》这幅画时,最初想画干部和农民在一起的情景。经过不断思考之后,觉得还是用祖孙四代的题材更具有概括性,更能表现时代的变化和人民的生活面貌。《祖孙四代》画了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和小姑娘,四代人代表了四个时间阶段,他们身上的精神面貌是不同的。创作这幅作品时,我想,老年人应该代表受剥削受压迫的一代人,这个形象来自我在山西画的一幅速写;中年人应该有革命战争的人生经历,所以我就在陕北二十里铺找了一位跟随过毛泽东和刘志丹的老红军做模特;年轻人应该是有文化、有知识的一代人,最小的小姑娘应该是天真活泼的新一代。这四个人物都来自生活,都是从众多原型中创造的艺术典型,所以他们的生活经历可以反映中国上百年的历史。这幅画中塑造的典型形象,是我接触了成百上千人民群众的基础上高度凝练出来的,是我在对人民生活有了足够了解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在熟悉人、熟悉人民的基础上,我们才会从人民当中塑造出典型形象来,我们的艺术才会有与时代紧密结合,也才会有高度和深度。

  屈、刘:我们都知道,在中国画领域,人物画难,人物群像更难。大型人物群像要表现出整体关系和局部和谐,要有有机的活动场景和浓厚的生活气息,这对艺术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是更难达到的艺术境界。您画的巨幅长卷《黄土地的主人》(组画),包括《陕北老汉》《米脂婆姨》《绥德的汉》《高原秋收》《安塞腰鼓》《红火大年》等,是在您七十多岁以后的作品。您在古稀之年还坚持画这些大题材的、高难度的主题作品,您的创作动力是什么?

  刘:画大型作品、画主题作品,受我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影响比较大。我最近画了一幅长卷,一百米,画的都是陕北人。我觉得,到了我这个年龄,对艺术有了一些感悟,如果再不画长卷,我是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的。那么丰富的人民生活,能把自己熟悉的画进去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在陕北生活了很多年,现在还坚持每年去陕北。作为一个画家,了解了这块土地,了解了这里的人民,对这里有很深厚的感情,就想把他们画出来。

  在我的艺术生命中,我觉得跟农民交朋友是我最大的感悟和收获。跟农民交朋友才能真正地深入生活、真正地塑造出人民的灵魂。我的艺术思想主要受毛主席文艺思想的启发,我的艺术追求就是去做、去体现、去实践,去创作真正好的、高水平的作品,把人民画活,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画活人民就是把人民画得有血有肉、有灵魂。就像毛主席提到的,要创造出各种各样有血有肉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前进。

  我的艺术创作是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影响下一步步走到今天的。毛泽东的很多言论我都记得很清楚。在几十年的创作实践中,我深深地体会到与人民交朋友的乐趣,也不断从中受益。我对我家乡农村的老乡非常熟悉,对我曾经实习过的地方的老乡很熟悉;我对延安很熟悉,我对陕北很熟悉,我对黄土高原的风土人情都很熟悉。在我熟悉的黄土地上,我不断地发现美、挖掘美、提炼美。我的作品反映的是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态度和精神面貌,我要把黄土地上人们的乐观向上传播出去。所以,在我的作品中,人物的表情不是愁眉苦脸的,而是有一种阳光的、憨厚的笑容。我就是想通过这种在贫瘠土地上绽放的笑容,给人一种信心和勇气。比如我的作品《沟里人》,画的是陕北沟门大队的一位老人,身上背负着很重的东西,但表情中没有一丝苦涩,他平静而坦然。我为这位老人画了几幅肖像,有严肃的时候,有开心的时候,都是带着感情去画的。后来老人去世了,他的女儿看到我给老人画的肖像,潸然泪下。如果我没有深入生活,不熟悉这位老人,就画不出这样的作品,或者我的作品也打动不了他的女儿。

  我常常想,一个艺术家怎样才算是为人民服务呢?就是要去塑造人民群众的形象,去表现人民群众的生活,这样的作品才能感动人民、让人民记得住,才能让人民从作品中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屈、刘:20世纪中期,西北地区出现了以赵望云、石鲁、何海霞等为代表的“长安画派”,他们以“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为指导,对中国画进行了大胆的突破和创新。时至今日,“长安画派”的老一辈艺术家均已过世,但“传统”和“创新”仍然是困扰当代美术家创作的难题。您跟“长安画派”的艺术家有过接触和交往,站在历史文化和当代艺术的立场,您对“长安画派”有哪些认识和评价?您认为“黄土画派”与“长安画派”在本质上有什么不同?

  刘:“长安画派”的代表画家主要是石鲁、赵望云、何海霞、方济众、康师尧和李梓盛,他们提出了“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口号。这个口号也是跟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有关系的。“长安画派”的主要艺术成就就是把艺术带到了人民的生活中,把艺术与生活联系了起来。“长安画派”的六位画家主要来自美协。作为一个历史过程,“长安画派”已经树立了一块丰碑。

  之所以创立“黄土画派”,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长安画派”的成员中没有西安美术学院的画家和老师。当时,西安美术学院的郑乃珖、罗铭、陈瑶生等画家也是有一定影响的,但“长安画派”并没有吸收这些画家。那么,西安美术学院的一大批画家如何来组织呢?我当时是院长,有责任将西安美术学院的画家团结起来。另一方面,“长安画派”的老一辈画家去世之后,有一段时间陕西再没有出现新的画派。我们当时考虑,如果我们也成立一个画派,就不能也叫“长安画派”。我们主要是以西安美术学院为基地的学院派画派,要立足大西北培养优秀的画家,所以创立了“黄土画派”。

  “黄土画派”对学生美术基础的全面提升非常重视,要求学生不光要掌握中国传统艺术的部分,还要熟悉世界优秀艺术的传统。这样,我们就把艺术训练的面扩大了。西安美术学院的学生既学习传统技法,又学习解剖、透视、色彩等西方艺术知识;西安美术学院的专业既有国画、版画,也有雕塑、油画、建筑等。我们在“长安画派”提出的“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基础上增加了一条:“一手伸向世界”。“黄土画派”以学院为基础,成员经常生活在大西北,艺术追求既包含传统和生活,也包含世界各国的优秀传统。所以,“黄土画派”与“长安画派”的主要区别就在于:“长安画派”主要是以美协为基础,强调传统和生活;“黄土画派”主要是以西安美术学院为基础,强调学院派的综合素养。

 

  三、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屈、刘: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当下艺术创作领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抄袭模仿、善恶不辨、以丑为美、粗制滥造、脱离大众、脱离现实等,甚至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迷失了方向。您数十年如一日,始终坚持艺术探索的正确方向,脚踏实地地进行“接地气”的创作,从而影响了当代一批艺术家,也赢得了人民的认可。您认为中国当代艺术创作和评论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原因是什么?您的建议和期望有哪些?

  刘:我有幸参加了第十届文代会,听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回来之后,跟“黄土画派”的成员原原本本地传达了总书记的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十次文代会的讲话明确提出“高原”与“高峰”的问题,指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创作导向。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当代文艺的创作,对文艺界提出了殷殷希望。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对我们的启发很大,也是我们当代文艺工作者的艺术追求。“黄土画派”在2012年举办过一个画展,主题就是“人民·人民”。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我们一直遵循着“为人民服务”的创作方向,也一直践行着讲话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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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西题“艺为人民”

  当然,当代文艺界也存在一些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文艺界确实存在千篇一律、浮躁、不深刻、不深入等现象。比如,现在一些艺术家所谓的“深入生活”,大多是“旅行式”的,没有真正跟老百姓建立长久的友谊。“见到老百姓”并不意味着就“了解老百姓”。没有跟老百姓同吃同住生活在一起,没有跟老百姓在感情上产生共鸣,没有跟老百姓交朋友,就不可能真正深入生活。总书记提到:“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毛泽东曾强调“要跟人民交朋友”。我体会最深的也是这两条:扎根人民,与人民交朋友。与人民交朋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比如,有一个孩子,我画过她五岁时的模样,她人生中几个阶段的变化我都画过,现在她六十多岁了。我们一直是很好的朋友。这个人在我脑海中就是活的,她的成长历程和变化我都历历在目。还有一位朋友叫任立宏,是陕北二十里铺的一个普通农民。在《知心话》这幅画中,蹲在毛主席旁边的那个形象就是他。我每次回陕北,都要去看望他。他去世后,我很难过。我有很多位这样的朋友。只有真正地熟悉他们,跟他们的家人一样,才能够在艺术中塑造他们的形象。

  我认为,深入生活的程度、扎根人民的程度,一定程度上会决定艺术的高度。扎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艺术家自己的“根”放在人民群众中间。我深深地明白扎根人民的重要性,所以,从2004年开始,每年过大年的时候,我都要组织“黄土画派”的成员到陕北去,到人民群众中去。我们要去探望老朋友、要去结交新朋友。只有熟悉了人民,艺术创作才不会简单化、概念化,艺术作品才会有深刻性。

  我希望当代的年轻艺术家能够真正到基层去,扎实地深入生活。

  屈、刘: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思潮中,您依然能始终如一地行走在表现黄土地文化这条现实主义的艺术道路上,坚守着黄土高原的根性文化,并且把这种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转变成了一种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气质。在当下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请您谈谈中国美术在未来的文化战略中应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当代美术家在艺术创作中如何坚定和彰显文化自信?

  刘:文艺创作要能够反映时代精神和人民生活,要能够讲述中国故事和塑造国家形象。所以,中国的艺术家不仅要熟悉生活、熟悉人民,还要了解世界,观察世界上其他国家在干什么。中国的艺术家要有思想、有国家观念,要知道我们国家的部署和规划。也就是说,一位优秀的艺术家首先要成为一个思想家,要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意识。

  现在,咱们国家的经济有了明显的好转,但是文艺工作者的思想还有待提升。整个民族思想的提升非常重要。如果做事情、干工作、搞创作时,总是用利益去权衡,那是不对的。我认为,中国不仅要在经济上发展,还要加强思想教育。在正确的思想指导下,经济才会发展得更好。明确方向是硬道理,我们的艺术创作要以人民为本。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我们当代的文艺创作明确了方向,我们文艺工作者就要实实在在地、下工夫去创作、去提升,在创作中要克服浮躁。

  现在的艺术界,作品比较多,但好作品不多。很多作品展、研讨会、座谈会,都是浮在表面的。把人民画好、画深刻是需要大量素材的。真正扎扎实实深入基层、深刻了解人民的创作还是不多见。一些年轻的艺术家想要一鸣惊人、想找捷径,就不断走新奇的道路,但大多是艺术形式的创新,而没有体现出艺术思想的创新。当代的艺术家要把持正确的方向、全面提升自己的思想高度,关心国家、关心社会、关心世界,学会思考问题和分析问题的方法,努力创作出能够反映时代特色、彰显民族文化、具有中国气派的好作品。

 

  访后跋语

  刘文西先生是一位有根的艺术家。他对陕北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种情感是绵延数十年而愈久弥深、牵动生命和灵魂的情感。与陕北结缘,他一直在西安美术学院工作至今;不断与黄土地上的农民交朋友,他深感幸福。他早已把艺术之根深深地扎在了这片广袤、苍莽的陕北黄土高原上,扎在了这群朴实、憨厚的人民群众中。数十年来,他百余次流连于此,足迹踏遍了陕北的沟沟壑壑;他与数百位陕北农民成为一辈子的朋友,手挽手说着知心话。先生说,不深入生活,作品便会浮于表面;不扎根人民,形象便缺少生气与灵魂。84岁的老人,依然坚持每年带领“黄土画派”的成员去给陕北老乡拜年,依然坚持用手中的画笔表现心中的人民。先生谈到陕北时,眼中闪烁着炙热的光,言辞激动;谈到老乡时,脸上绽放出愉快的笑容,如见亲人。刘文西先生已然将自己的生命、情感、精神、思想、创作与陕北的黄土高原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他在用画笔描绘人民生活的同时,也在抒发自己的人生理想与艺术追求。

  *屈 健:西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

  *刘艳卿:西北大学艺术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吴江涛

  [1](注:即中央美院华东分院,1958年更名为“浙江美术学院”,1993年更名为“中国美术学院”)

 

《中国文艺评论》主编:庞井君
《中国文艺评论》常务副主编、中国文艺评论新媒体总编辑:周由强
网编:青青
《中国文艺评论》2017年第10期 总第2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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