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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艺术家秦怡专访:电影人的天职是传递真善美

发布时间:2016-12-13来源:中国文艺评论网作者: 收藏

电影人的天职是传递真善美

——访表演艺术家秦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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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怡简介 著名表演艺术家。1922年2月4日出生于上海, 16岁时为参加革命离家出走,辗转来到重庆,先后进入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华剧艺社。在动荡的时局中,她参演了一系列话剧《中国万岁》《大地回春》《天国春秋》《钦差大臣》《野玫瑰》《清宫外史》《董小宛》《结婚进行曲》等等。当年她与白杨、舒绣文、张瑞芳一起被称为抗战大后方重庆影剧舞台上的“四大名旦”。抗战胜利后,秦怡于1946年回到上海,后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参演了一系列影片,塑造了很多经典角色,比如《母亲》中的主角母亲,从二十多岁演到七十多岁,《马兰花开》中的推土机手马兰,《女篮五号》中的母亲林洁,《铁道游击队》中的抗日妇女芳林嫂,《青春之歌》中的女革命者林红,《林则徐》中的渔民阿宽嫂,电视剧《上海屋檐下》里的主角杨彩玉等等。对生活的无比向往和热爱,让秦怡经受住了磨难,并把这种人生体验化在了表演艺术中,形成了炉火纯青的演技,受到了大众的喜欢,并囊获了众多荣誉,如首届大众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中国电影终身成就奖、世界华语电影终身成就奖、中国十大女杰奖、纪念中国电影诞生一百周年国家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奖、上海文艺家终身荣誉奖、第18届金鸡百花电影节终生成就奖等等。

  从小就喜欢电影的秦怡,曾被先生金焰笑称为“电影疯子”。她对电影有着一腔热忱,即便是跑龙套也跑得心甘情愿,并享受着创作的愉悦。从艺七十多年来,秦怡塑造了七十多个不同年龄、身份的角色。即便到了耄耋之年,她依然追逐着自己的理想,参演电影,积极参与各种纪念、庆典、慈善、义演等活动。1997年秦怡为自己的《跑龙套》一书作自序时写道:“一生都在追求中,活得越老,追求越多。由于时日无多,也就更加急急匆匆。”这十几年来她确实是这么做的。对于电影艺术的发展现状,她有很多思考,有不满,但是很少抱怨或指责。这两年更是以高龄出品、编剧、主演了电影《青海湖畔》,用实际行动给日渐单一化商业化的影视圈增添一抹正能量的色彩。最近又参演了陈凯歌导演的一部电影。

  近日,受《中国文艺评论》杂志委托,我在秦怡老师家中采访了她。一袭粉红色的长裙衬托得这位“95后”分外年轻,银发矍铄、红唇印染,秦老师依然是那么的优雅与美丽。谈及自己的艺术生涯、表演体悟,秦老师思路清晰、滔滔不绝,回忆了自己当年如何在大量的“跑龙套”中受益,如何在导演的巧妙引导下“开窍”,如何从“为谋生”工作到“为理想”工作。如今虽已是高龄,但秦老师依然关注国家大事、社会的发展,对电影行业的一些问题,比如国内部分明星的高片酬问题,文艺片难进院线的问题等,她都有中肯理性的看法;对于文艺评论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创作者如何真正地深入生活,电影艺术如何更好地发展,她都有深入的思考。

  一、即便跑龙套也要把自己作为戏的“重要一部分”

  胡凌虹(以下简称“胡”):您出生于一个动荡的时代,最初您是如何走上演员这条道路的呢?

  秦怡(以下简称“秦”):16岁的时候,我为革命离家出走,逃离沦陷后的上海。当时的想法和大多数时代青年一样,就是不做亡国奴,要抗战。我和同学一商量,认为武汉肯定是抗战前线,于是瞒着家里人去了武汉。我们先是考上了驻守武汉战区的第二十二集团军,第二天就和士兵一样背着背包跟着部队行军了。过了几个月,我们越来越感到这个队伍风气不好,当官的喝酒吃肉,当兵的半饥不饱,我们三个女文书觉得不能长久待下去,于是策划逃了出来。辗转逃到了武汉,我的钱也用光了,工作也没有,我就去教育部刻蜡板,但很快又没了工作。幸而我住在女青年会,大家都很帮我。一天,和我住同房间的人请我去看话剧,看完后,我在剧场大厅出口处等同伴,正巧应云卫、史东山两位导演路过,看我站在那,就问我,你住在哪里?你愿不愿意演戏啊?我忙说,不行不行,我没演过戏。他们说,不要怕,慢慢学,日子长了就会演戏了,而且你的外形条件很好。后来中国电影制片厂的人让我填了张表,就这样我进了中国电影制片厂。

  胡:据说您一开始当演员时并不顺利,再加上婚姻的不如意,您几乎认为自己不是当演员的料。

  秦:刚开始时,我像个傀儡似的,导演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机械地表现喜怒哀乐,让我悲哀,我就皱紧了眉头,让我害怕,我就瞪大眼睛,张大嘴,这段时间我对自己的工作失去了信心,断定自己走错了路,绝对不是当演员的料。另外,我的第一段婚姻也不如意,因此我把一切都归咎于进了中国电影制片厂。生完孩子后,我决定:第一离婚,第二离厂。趁前夫出去拍戏,我逃到了成都,但是前夫拍完戏回重庆路过成都,知道了此事,大闹了一场,加上朋友也劝我,我只好又回到了重庆。那段时间我患了恶性疟疾,虽然离开了中国电影制片厂,但生活没着落,暂住在中国电影制片厂的家庭宿舍的后楼里。就在我心灰意冷、对一切失去信心时,我发现五十一号这幢房子里经常有文化艺术界的精英来往,有吴祖光、陆志祥、黄苗子,徐迟、金山,叶浅予、戴爱莲等等。我没想到前楼是如此精彩,我不甘心就这样生活下去,所以每当自己高烧退下一点时,就爬起来到前楼和他们一起谈话,听他们议论,并向他们借阅一本又一本的文学著作。小的时候,我就看了很多俄罗斯作家的作品,如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在五十一号我又更多地看了高尔基、谢德林的作品以及普希金、莱蒙托夫等的诗集,之后的几十年里我还能滚瓜烂熟地背诵许多诗。这些文艺作品锻炼了我的思维能力,让我逐渐懂得了怎样去选择、取舍,懂得了善和恶、爱与恨,甚至形成了我的人生观、世界观。所以说看书、周围的环境对我的影响非常大。住在五十一号的那段日子的生活积累,成为我日后当演员最需要的情感宝库。后来我的疟疾病慢慢好起来了。1941年夏天,应云卫导演来找我,他当时是中国电影制片厂的导演,正在筹备“中艺”(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剧艺社),来邀请我加入。就这样我到了“中艺”。

  胡:在“中艺”的开锣戏《大地回春》中,您凭扮演资本家的女儿黄树惠一角而一炮走红。您是如何在表演方面“开窍”的?之后您在舞台上、银幕上塑造了七十多个性格各异的人物,现在回顾总结一下,有怎样的表演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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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大地回春》中饰黄树惠(左)

  秦:《大地回春》是中华剧艺社成立后第一部公演的大戏,导演应云卫让我演主角黄树惠。当时我还是无名小卒,有人劝应云卫,不要冒险,应选大明星增加号召力,但是他不以为然。他还找了顾而已、施超、项堃等当时蜚声艺坛的名演员来担任配角。那么多名演员为我这位名不经传的新人当绿叶,可见应云卫扶植年轻人的魄力。首演时,全场满座,但我自我感觉并不好。应云卫老师碰到我,说,啊呀,秦怡,你一炮打响了。我说,什么一炮打响,我穿了一件纱旗袍,胳膊都不知道往哪里放,穿着高跟鞋走路也不会走了。平时我哪里会穿纱旗袍、高跟鞋。我跟应导说,我这个角色,请你再考虑一下,我实在演不好。不料,应导说,我看挺好的嘛,你再演一天试试,我告诉你啊,这个地方嘛,可以这样一点……应导真的很会鼓励人。我说自己不是做演员的料,结果他说,你就是最好的演员材料。他看我穿高跟鞋不会走路,就叫道具师把高跟皮鞋给我,让我平时生活里一直穿着。他还让我去外面店里帮忙买东西,他就在后头悄悄看我走,因为没有了舞台上的压力,我走路就很自然了。随后他就说,这样走很好啊,不要想着不会不会,像平时一样就行。我是上海人,在学校里都讲上海话,又没学过国语,所以我的普通话讲不好。应导说,这都不要紧,只要你认识人物,了解这个人物处在什么环境里头,理解她的遭遇、她的心情,把人物的内在呈现出来,这是最重要的,外在的东西都是次要的。我就听他的话,努力去理解人物,半夜里醒来还在背词,把词背得滚瓜烂熟,这样演戏就不担心了。

  除了遇到很会教年轻人的导演外,实践对我而言也很重要。“中艺”的那段生活,物质上非常穷困而精神上极其丰富。那时我曾在成都待了一年,这一年我演了280场戏,得到了很大的锻炼,成都的一年可以算是我以后能从事几十年演剧生涯的关键。因为在成都演戏时我能非常自如了,对人物也有了创造,上了台,这个人物整体是怎么样的,细微动作是怎样的,有了自己的感觉,表演是从自己内心出发的,而在重庆更多的是从外部学来的。我记得在成都有一次演《结婚进行曲》中夫妻吵架要搬铺盖的一场,我完全忘记了原来导演和我自己设计的地位和动作,是人物推动我自然地感到应该怎么说怎么动,就这样我体会到了那种熟能生巧的感觉,懂得了什么叫“生活”。我站在观众面前,可以感受到有人又可以感到旁若无人。

  抗战胜利后,我回到上海,之后进了上海电影制片厂,拍了很多电影。不少导演对我表演方面的提高也很有帮助。比如导演徐韬。在拍《摩雅傣》时,阿韬要我扮演女儿依莱汗时穿无袖的筒裙,把肩全部露出来,傣族妇女在劳动时,因太阳底下太热,确实有许多人这么穿,但是我自己知道我的臂膀特别粗圆,露出来会破坏人物形象,傣族姑娘都很纤细,所以不同意。当时我们吵得像小朋友一样缺乏理智,阿韬板起脸,说他是导演,一切由他决定。我也上来了牛劲,说,你的决定是叫我拍黄色影片,我坚决抵制。最后协商成穿坎肩拍。那次吵架过后,我们到浙江缙云拍戏时,徐韬给我写了一封信,提到我作为一个演员是有许多优越条件的,但常常被自己困扰,一会儿怕胖了,一会儿怕活泼不起来。他觉得我应该把思想从框框中解放出来,把自己认为的缺点变成自己的优点,毫无顾忌地塑造一些别有风格的角色。作为一个导演,他提醒我这一点是有道理的,年轻的时候我是有些冲不出去,觉得自己太胖,条件不够,苗条淑女不能演,利索的也不能演,于是总是演大嫂。徐韬提醒我这一点,我很感谢他。他谈到了深层次的问题,对我后来的演戏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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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摩雅傣》中饰依莱汗

  胡:您很早就成为了大明星,但一直很谦逊,不论什么角色都在演,而且经常去跑龙套,您是如何考虑的呢?

  秦:许多演员都希望有好的机遇,戏越多越好,这是非常自然的,可是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有一种与人相反的想法,总是希望戏越少越好。一开始这是因为我没找到演戏的诀窍,害怕演戏,一上舞台就手足无措,可当我静静地在一旁观察时,却能感受到一切的真谛,所以我喜欢跑龙套,它可以让我在无拘无束、无人注意我的情况下,使我时时刻刻处在艺术氛围中。后来我发现当我用心演绎时,我的“跑龙套”的角色也能发出光彩,我也同样感受到了创作的愉快。早期演话剧时,我什么角色都演,后来在很多影片中,我也常演只有两三个镜头的戏,比如《春催桃李》中的老校长,《苦恼人的笑》中的老演员,《张衡》中的老妇人等,但这些角色我都至今难忘。在《青春之歌》中,林红这个人物比较关键,但是从全剧上下两集、播映三个小时的篇幅来说,她所占的分量是极小的。但这个人物的影响却很大,甚至遍及日本的观众。对我自己来说,在那拍摄的短短几天中,我体会到,如果艺术家能将发自内心的情感真切地体现到银幕上,是非常幸福的。我也意识到,龙套当得不好,也会影响主角的戏或者还会影响节奏,所以在与戏里的主要人物搭配沟通时,我从来不疏怠。我想,如果每出戏的群众演员都很认真地把自己作为“重要一部分”的话,那么这出戏的整体质量肯定是能提高的。

  二、电影和电影人的天生使命是传播真善美

  胡:听说您从“为谋生”工作到“为理想”工作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其中周总理的点拨也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秦:是的。第一次见周总理时,我大概19岁。一天,我去一个朋友家里吃饭。周总理也在,但一开始我并不知道他是谁。一块吃饭的时候他就问我:“你在哪里工作啊,还是在学习呀?”我说:“我在工作了。”他说:“噢,你那么小就工作了?”我说:“是的。”他问:“你做什么工作啊?”我说:“我在做实习演员,有时还在合唱团里唱唱歌。没什么意思,我在那里混混。”他就问:“啊,你唱什么歌?”我很理直气壮地说:“我唱的当然是抗战歌曲了。”他就说:“那还混混啊,你想想看,多少人,千千万万的人都在你们这个歌声之下,鼓舞着走上了前线了,这个工作多重要啊!”我听了觉得有道理。回家以后我就想,这是谁呀?他怎么会这样和我谈话呢?我就打电话给那个请我吃饭的同事,才知道原来是周恩来同志。后来周总理知道我这个小妹妹无处可去,也不知道工作的重要性,光想着去打仗,就叫秘书送了一些书给我,这些书对我之后的演戏有很大的帮助,不过最有帮助的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不再东撞西撞,明确了自己的目标。

  后来,我演了越来越多的戏,也越来越感受到自身所从事的这份职业的价值。比如演《结婚进行曲》时,因为生活条件差,加上劳累,我的嗓子出了毛病,哑到几乎只有气音,甚至没有声音了。在导演的鼓励下,我用气音演完了三幕五场,那天观众席非常安静,连咳嗽也不敢咳出声,到谢幕时,掌声比往常更加热烈。这也是我当演员以后得到的最高的奖赏和最大的尊重。观众对艺术的热爱也使我从狭小的自我中跳出来。本来嘛,如果是为了“活命”何必搞文艺,文艺是需要一种内在的强大精神力量的,而且这种力量始终来自观众。所以我们终身追求的理想应该是把自己从文艺中得到的一切感人的精神力量,再通过自己的演出给予别人。这一点,我也是经过很多的实践,受周围各种环境的影响,慢慢感受的。其实我对演员的理解也是从一开始的“为谋生”逐渐变成“为理想”的,以后就一直沿着这条路走下来了。

  胡:即便离休以后,您也一直非常忙碌,除了始终关注着我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外,还非常关注公益事业,比如一手策划并成功举办了首届上海中外无声影片展。汶川特大地震后,先后捐款21万元;青海玉树地震后,又捐款3万元。2010年,您出任上海世博会上海馆祝福大使和荣誉馆长,积极为世博会奉献力量。您还被授予“上海市慈善之星”称号。您如何看待作为公众人物的社会责任?

  秦:我离休后,一直有工作。我一直受到各种活动的邀请,人家需要我,我又抽得出时间,我就尽量满足大家的要求,个人辛苦点没关系。人家老说我,自己老说累累累,你自己要去做,你活该。我觉得,人活着要有所追求,多做一些有益于大家和社会的事情。人人都这样做,社会就更和谐了。等到有一天我觉得自己做不动了,我就歇下来。我是觉得,参加各种会议和活动,对我也有好处,可以为我接触现实、了解社会、加强学习创造条件。现在我还是经常看电视、看报纸,从中了解国家大事、社会现象,人老了,学习不能断,否则会跟不上形势。

  胡:2014年,您以93岁的高龄赴青藏高原取景拍戏。去年,您出品、编剧、主演的电影《青海湖畔》放映。众所周知,筹拍电影是非常麻烦的事情,您是如何考虑的?

  秦:我认为电影故事有很多种,现在有很多打打杀杀的戏,拍得也不容易,但是老看这些不行。于是,我写了一个关于科学家的剧本,有苦难,有爱情,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虽然编剧方面我没有什么才华,写出来的东西也许不怎么样,但是我会坚持下去。剧本创作的灵感来自十多年前我听到的一个真实故事:上世纪80年代,一位外籍专家偕夫人赴青海协助进行人工降雨科研项目,专家夫人不幸遭遇车祸身亡,永远留在了青藏高原上。这个故事感动了我,我觉得,描写科技工作者工作和生活状态的作品不能少,特别在今天这个时代,技术那么发达了,大家更不能忘记那些曾经为国家、为人类奉献的科学家。有段时间,我也怀疑是否还有观众愿意看这类题材的电影,并想过放弃。但后来我想,这些年大家都在谈创新,如果拍一种新形式的电影,还是应该努力尝试的。电影和电影人的天生使命是传播真善美,讲述美的人、美的思想、美的感情、美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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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创作生涯与生活道路不能分割

  胡:近年来,国内一些明星的高片酬引发了不小的争议,动不动就分走一大半制作费,遭到了各界的批评。对此,您怎么看?

  秦:现在一些演员片酬太高,动辄上千万元。一共这点制作费,如果演员拿了大半钱,就只能压低前期创作、后期制作等环节的费用,那作品水准势必要降低。当然,一些演员付出很大,也可以多拿一点报酬,但要有一个度。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还有不少演员并不计较报酬,比如《青海湖畔》拍得比较艰苦,很缺钱,我没有拿酬劳,唱主题曲的毛阿敏、主演佟瑞欣听说后,也都表示不要报酬。我们以前拍电影是没有酬金的,就拿工资,加工资大家加,不加都不加。我们不会纯粹为了挣钱去拍电影。除了演员的片酬问题外,我觉得还有一些细节需要注意,比如置办服装、装饰这些小环节。准备服装的人如果不是很内行的话,可能会买了很多衣服,结果演员一试都不合适,这就会造成浪费。我拍《青海湖畔》的时候,我穿的所有的服装都是我自己的,虽然戏中要上雪山,但我说,不用买皮大衣,戏里我扮演的是工程师,穿棉袄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服装等小细节上也要注意,加强管理,要更加细致一点。

  胡:现在有的人气演员过多使用替身,或者在剧组里耍大牌,这种现象也被诟病。您怎么看?

  秦:以前剧组就有替身,但是演员们往往自己可以做就自己做,比如往火里钻,水里跳,骑马跳过山头。你要做演员,这些都要学起来。那个时候,我拍《梦非梦》,在剧中饰演一个歌剧演员,因为演员的丈夫突然在车祸中丧生,女儿接受不了而患上了精神分裂症。一天女儿跑到了高楼的天台上,我就赶到天台追女儿,一边唱一边追,试图用歌声呼唤女儿回来。当时我走在天台边的一个石条上,导演很紧张,怕我一不小心从高楼上掉下去,一会儿让我系个绳子,一会儿让我系个钢丝,我说都不要,我会掌握好。他们还是不放心,在石条下边搭了个台,让我脑袋稍微往里面侧一点,这样如果掉下来就掉在防护设施上。后来《梦非梦》在北京放映过一次,观众们看到我走到石条上呼唤女儿时,全场起立拼命鼓掌,让我很意外。我忙说,谢谢谢谢,大家先坐下来看电影。之后有人问我,拍到这样的戏,演员可以拒绝吗?我回答道,不可以。记得以前有一次拍电影时,导演要求演员骑马向前跑,有一刹那马尾巴碰到了火车。那时我们用了军马,虽然更好指挥一些,但是火车一启动,已经在前面跑的马听到火车声被惊吓到了,立刻往前冲,最后马尾巴和火车真的碰上一点点,我们大家都站在旁边看,都吓坏了,幸好这场戏拍得很成功。很多时候,导演提出了很难的要求,我们作为演员都尽力去完成。比如拍《铁道游击队》时,导演让我把手榴弹丢到陈述扮演的角色的脚后跟上,他一直在前面跑,在动,这怎么扔啊,太难了。怎么办呢?后来我就很自然地一天到晚盯着他的脚后跟,盯了好几天。等到拍戏的时候,真的扔到他的脚后跟上,而且一次就成功了。参演《铁道游击队》时,非常辛苦,大太阳底下,我得穿着大棉袄,围着围巾,于是得了痱子,从头长到脚,还要去陪外宾。日本名演员乙羽信子看到我喊了起来,怎么会长那么多痱子,她说他们绝对不会让演员弄成这样。上世纪60年代,我们去过日本,待了一个半月,看他们拍戏,发现他们是很重视很照顾演员的,一般会准备一个房间,可以在里面吃饭、休息,也可以在里面为戏做准备,没有外人干扰。他们的拍戏条件好,演员们也不带助理进组,摄制组里的人都很照顾演员。我觉得我们其实也可以考虑借鉴这种方式。现在很多明星都带助理进组,有些一带五六个,我曾看到一个助理趴在地上给一位明星弄裙子,让人有些看不下去。因此不妨像国外那样,演员进组不要带助理,需要帮忙的,剧组里的工作人员自然会提供帮助,这样剧组既节省了开支,关系也比较融洽,工作人员并不比明星低一等,大家一样都是为了工作。记得1941年时,在日军飞机整日轰炸的情况下,应云卫、陈白尘曾带领我们十几个青年住在南岸黄桷桠一间破木板房里,我们既是编剧、导演、演员,又是炊事员、采购员,还要兼管化妆、服装、道具。经过三个多月的苦战,陈白尘编剧的《大地回春》终于在重庆演出。虽然条件艰苦,但是剧组的氛围很好,不管是演员还是剧务人员,大家都相互帮忙。

  胡:现在的影视界,很多戏都在赶进度,拍摄时间越来越短,有的演员一人同时接几部戏,忙着到处串场,连剧本都来不及好好阅读,被观众诟病,演来演去都是一个人,一张面孔。您演过一系列话剧、电影,您如何演绎出不同年龄、个性的人物?现在很多剧组拍戏都不会下生活了,当年你们是如何深入生活的呢?

  秦:在演戏过程中,我们碰到很多的角色,都不太熟悉,对人物所处的生活氛围也是陌生的,那就要深入生活,在生活中寻找创作的灵感。我们到过山东莱阳老区、张北农村、水利建设工地等地方,在那里住过一段时间。一到农村,我们就从打水、挑水做起,一举一动都要是那么回事,不只是像就行。所以体验生活是最重要的,有了生活,演起戏来就很自然。我曾去西康矿山体验生活。锌矿、铜矿、煤矿我都去过,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在来去的路上,每天大量的人死于翻车,各种无奇不有的事情和无法描述的险情时时刻刻发生,不知有多少次我都可能死于非命,幸运的是,我活下来了。这四个月离奇艰苦的生活对我影响很大,我饱尝了人间的酸甜苦辣,内心也变得更加坚强。还有一年,寒冬腊月,我跟着摄制组为拍《农家乐》奔赴胶东莱阳深入生活。我们住在堆牛粪的草屋,牛粪加暖炕,把鼻子堵得透不过气来。尽管条件十分艰苦,但我们都咬紧牙关去战胜困难。我们每天都要结合生活谈人物形象塑造。当时我们摄制组人员的关系都很融洽,纪律有素,真有点像部队。接下来,我们还要根据角色需要各自进一步深入寻找学习的对象。我被分配到崭头村,住在一位农民家中。她非常年轻,我俩每天形影不离。在劳动中,我向她学了不少干农活的本领,也从她身上捕捉到一种淳朴的气质。我一下子感到角色离我近了。那时,她要掏家里的粪坑,我也跳下去帮她,她就大叫着让我上去,因为她觉得城里的女人不能做这些事,但我觉得自己就是要去吃苦的。那个时候农民多苦啊,到镇上买东西要骑马、骑毛驴,早上4点不到就要走很远的路去挑水。我做了这些农活后,才真正体会到一个农民每天的生活。那时,没有拍戏任务的时候,我们也去体验各种各样的生活,了解各个工种。做演员就需要有多方面的知识、经历,体会越多越好,这样无论拍哪种职业的角色,都能很快进入状态,不用临时抱佛脚。

  如果遇到特色的人物,很难去体验她的生活,那我就更多地从阅读中获取灵感。比如《青春之歌》中,我要扮演的林红对主人公林道静的成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林红的镜头不多,主要的戏都在监狱中,而且大部分通过自述性的对话来表达人物情感和性格。刚开始时,我感到要表现她的光辉一生比想象中还困难。为此,我白天阅读有关《青春之歌》小说的材料,晚上阅读剧本和许多革命斗争史、英雄烈士的生平事迹。拍摄前几天,我完全沉浸在那些材料中,并产生了一种愿望,一种激动。同时,我还把这种愿望与现代生活密切联系起来。我发现在现代,我们周围同样有着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忘我奉献的优秀人物,这帮助我产生了许多联想。就这样,越理解人物,我就越能感受林红的精神世界的实质。

  回顾我的人生道路,我在一个动荡的年代出生、成长,创作生涯与生活道路是不能分割的。而且我觉得,一个人只要自己的心是大的,那么事情就没有大小之分;只要自己的心是重的,那么事情就没有轻重之分;只要自己的心是诚的,那么即使事情成败有别,也多少有些安慰了。

  四、老百姓看得起电影、能选择类型多样的电影,电影市场才算成熟

  胡:回顾以前的一些老电影,依然觉得很好看,没有过时。可惜现在的电影数量多,被吐槽的多,能留下来的少,您觉得是什么原因?

  秦:我们那个时候,剧本中人物是第一位的。无论是哪个电影风格、哪个电影流派,总离不开人物。其实每个人物在生活里都是很复杂的。写人物前,要先去了解一下,这个人物性格怎样的,在哪里工作,是什么身份,以及他原来是怎样的,后来是怎样的,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周围的环境如何,这就是人物的发展。有了人物才有思想意识的发展,想好了人物以后,就有了事件,故事就出来了。但是后来变调了,现在的戏,编剧觉得只要故事吸引人就好了,往往故事先有,比如抢钱啊,家庭不和啊等等,定好了故事,再把人物“装”上去,这样对于影片很多地方,观众看了就感到不真实,因为人物的塑造太简单,反映的生活很肤浅。而且演的不知道是谁,只晓得演员是谁。我们演员塑造角色,就要把人物的发展过程演出来。不管是电影还是话剧,要有人物,要有故事,要有思想,这样戏才会动人。

  我们以前演话剧,演戏前,搭档经常会在一起对词,如果扮演的是夫妻,就必须是夫妻间的讲话,如果扮演的是兄妹,就必须是兄妹间的话,这样,戏容易出来。在话剧中语言是很重要的。而电影艺术要考虑的东西更多,电影可以通过蒙太奇的手法体现内在的东西,不一定是大镜头,你的手、你的脚等各处都可以表演,比如倒开水的颤抖的手,可以表现出内心的焦虑;再比如,主人公碰到一件非常气愤的事情,一下子解决了,电影镜头就可以转到晴朗的天空,虽然拍的不是人物,但是体现了他海阔天空的心情。电影中的蒙太奇手法是很重要的,能传达很多东西,但是现在中国电影在这方面的运用还有待提高。电影是全世界的,可以跨越时空,像解放以前拍的《母亲》,到现在看还是很感动。我看过很多外国的影片,像苏联、意大利以及一些很小的国家的影片,拍得都很好,因为他们是从电影技术入手,把人物内在思想的东西拍出来了。

  胡:现在都在呼吁要重视文艺评论,对此您怎么看?

  秦:应该要有评论,评论的对,对你有好处,就虚心接受,评论的不对,你也可以不听,没有人强迫你。评论是很重要的。拍了《青海湖畔》后,我也希望大家都来提意见,哪怕批评得很严厉也没有关系。现在社会上还有很多颁奖活动,要评奖总要有评委,评委不是那么好做的,他过来只看一次,觉得这个地方不合适,但平常你们拍电影很久了,习惯了,没有觉得不合适,这就会有不同的观点。另外,每个评委本身的审美趣味、思想意识各有不同,这对评价电影也有影响。此外,我觉得,一个评奖活动,如果每年老是这五个评委,十年里都是这五个人,并不太合适。因为这五个人各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擅长的那一类影片,看起来特别懂,不太擅长的那一类影片,评价起来就可能不够到位,因此建议评奖活动每年的评委也可以换的。以前我做过国外一个国家的电影节评委。只有我一个评委。因为那个国家比较小,他们的电影历史不长,而且他们比较穷,请的人不可能来齐,参赛电影也不多,所以最后没有评委会,评委只有我一个。但是我觉得,有些影片拍得很好,戏很真实,呈现了那个国家人民的生活状态。对于那些影片,我做了评价,后来创作者、主要演员们听到我的评价,很高兴,他们觉得讲得很对,就是这样子。

  胡:对于电影艺术未来的发展,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秦:首先类型要多样化一些。现在家长里短的、武打的电影有很多,也很吸引观众,但是影院里老是放映这类影片也不行。还有一些爱情片,讲爱讲得简单极了。电影一定要反映现实,紧跟时代。我十几岁时看的电影大多是反封建的。之后抗日战争爆发,一大批电影迅速反映现实,反映抗战,宣传抗战,比如《故都春梦》《浪淘沙》《一剪梅》《壮志凌云》等。后来我进了中华剧艺社,演的基本都是抗战题材,或者是配合抗战的戏,不仅主题好,艺术上也站得住脚。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涌现了一批优秀影片,都跟现实联系得非常紧密。我出身封建家庭,之所以从小树立了反抗意识,16岁高中没毕业就离家出走,一心想到前线去,就是因为看了大量反封建的电影,看了许多宣传民族危亡、宣传抗战的电影。好的电影能激励人。

  近十几年来,社会上都在说要提高电影产业,因为拍电影钱花得多,同时也可以挣很多钱。我觉得,产业是要提高的,但是电影艺术不能在电影产业下面。因为电影是很高级的艺术,电影可以通过各种故事体现很多意义,容易感动人,所以应该更加重视电影事业。现在电影产业抓得比较多,电影票房上升了,但其中一些影片一味强调娱乐性,张扬的是拜金主义或者消极颓废的意识,这样的影片会误导观众,降低他们的审美水平。作为电影人应该多拍一些能提高观众审美水平的影片,哪怕写谈恋爱也要提高了写,不能一味迎合观众,而是要培养观众。与此同时,电影行业的从业者也应该加强思想素养的提升,包括演员不光要漂亮,还要多了解各方面的知识。

  近些年,国内每年生产的电影越来越多,电影的票房也是越来越高,但是不要听着这些数字就以为中国电影繁荣了。我们算算看,每年生产的几百部国产电影中能有多少部和观众见面?之前我参演的《我坚强的小船》是一部优秀影片,在美国洛杉矶获得第四届好莱坞AOF国际电影节最佳外语片奖,但是国内放映的场次很少,好多人反映看不到。也许发行方、影院也有苦衷,要考虑票房,考虑经营成本,压力比较大。但我觉得总这样不行,不同的影片有不同的观众群,有不同的价值和市场,发行放映应该尽量满足多方面的需求。这个产业需要改变的地方还有很多,商业化运作下,老百姓也应该能看得起电影,能选择类型多样的电影,等到这一天,咱们的电影市场才算成熟了。

 

  访后跋语

  近些年,就不同的话题,我曾采访过秦怡老师多次,其中印象尤深的是,五年前,她告诉我,她写了个剧本,想拍成电影。闻此,我既佩服、感动,又暗叹此想法实现之艰巨。不料,去年在秦怡老师的不懈努力下,由她出品、编剧、主演的《青海湖畔》上映,梦想终于实现了。近日,蒙《中国文艺评论》杂志厚爱与重托,我再次专访了秦怡老师。秦老师像跟亲友聊天一样,亲切地向我述说她的近况。她告诉我,《青海湖畔》拍摄完后,她走路时腿总是不太舒服,没力气,去医院一查患了腔梗,是青藏高原拍戏太累留下的后遗症,现在腿正在慢慢康复中。虽然因戏得病,但是秦老师并没有丝毫后悔,因为电影是她的挚爱。也正因为这份对艺术的挚爱让她承受住了生活中绵长的苦楚。出生于动荡的年代,秦怡经历了太多磨难,家庭生活也并不幸福。2007年,秦怡最心爱的儿子“小弟”金捷因病去世了,秦怡忍受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巨大悲痛。那么美丽轻盈的身姿却拖着那么沉重的生活尾巴,但是秦怡却坚强地走了过来,充满了乐观的心态。年轻时,对生活的热爱,让她挣脱了现实的噩梦,并找到了艺术的理想,对艺术的热爱又让她感受到观众的爱、祖国的爱,而这份大爱又帮她抚平了生活的巨大伤痛,有了更高的人生追求。此次专访更能感受这一点,秦怡老师的表演道路与人生经历已经融合在了一起,她对电影行业存在的问题以及电影未来发展的思考,中肯而客观,说明她从未因高龄而离开过电影艺术。

  很多人感叹,已是满头银发的秦怡老师越来越美。虽然她早期流光溢彩的银幕形象定格在胶片中、泛黄的老电影杂志上,但是她对艺术永不停歇的追求,她的那份活力与激情,一直延续着,她的步履匆匆的身姿是那么坚韧而美丽,完美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演员,什么是真正的艺术家。

  *胡凌虹:《上海采风》杂志副主编

  *责任编辑:陶璐

《中国文艺评论》2016年第11期 总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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