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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形象创作探讨——以鲁迅小说理论和小说实践为例(刘琼)

2021-09-25来源:《中国文艺评论》 作者:刘琼 收藏

  编者按:2021年是典型理论进入中国100周年。“典型”是现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的重要概念之一,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基石。典型理论在中国的百年旅行,对现当代中国的文艺观念与文艺理论评论产生了不可低估的深远影响。6月27日,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第二届理论委员会、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在京召开“典型理论百年”学术研讨会,深入探讨典型理论的内涵、典型概念与现代中国文艺实践、各艺术门类中的典型人物及典型化等重大问题,推动典型理论研究迈向新的起点,为新时代中国文艺理论与评论的话语体系建设提供借鉴。本期刊发部分与会专家文章,以飨读者。

  内容摘要:本文以鲁迅的典型创作理论和小说创作实践为对象,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提倡书写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这一思潮的发生、发展。只有把美学和社会思潮的变化与文学的变化联系起来,关于典型的研究和实践才有深度和意义。

  关 键 词:鲁迅小说 典型环境 美学思潮 他律

  典型形象创作出自文学,广泛延至诸多艺术领域,究其概念,从亚里士多德到恩格斯,都可以找到相关论述,此不赘言。在中国,自20世纪初叶以来,从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对于被迫害者“狂人”形象的塑造至今,中国现当代文学关于典型形象创作,藉由丰富实践积累了丰沛的经验,在理论研究上也有一定收获。鲁迅于1918年4月写了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同年5月15日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典型”这一概念也于1921年经由鲁迅的翻译介绍引入中国。2021年是典型理论引入中国100周年,在这个有纪念意义的节点,重读鲁迅小说及其关于小说的论述,启发很多。

  20世纪美学思潮和社会思潮的变化

  以白话文写作为重要方式的现代文学,从兴起到发展,五四新文化运动都是发电机。现代文学既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构成,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直接成果。其中,相较于各种书籍,报刊杂志在此过程中发挥了更加快捷灵活的作用。各种数据显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与报刊杂志的广泛兴起和发展有密切关系。报刊杂志是现代文明的产物,它的出现和快速发展,从信息传播层面改变了社会大众的认知水平,通过改变人的精神结构,实质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特别是文化的现代性转型。

靳尚谊《鲁迅》1983年 布面油画 中国美术馆藏

  报刊杂志与中国现代文学创作如影随形,一部报刊史也是一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这是媒介革命对于文学创作与传播的影响。关于“报纸副刊与中国现代文学”之类课题,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社会科学院就有学者进行过探讨研究。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当年不仅鲁迅的重要文章大多刊发在《新青年》《语丝》《新潮》《晨报副刊》《小说月报》《妇女杂志》等报刊杂志上面,其他同时期作家如郭沫若、巴金、老舍、曹禺、丁玲等,他们的重要作品和影响力也大抵是通过报刊杂志获得广泛传播的。经由报刊杂志而在公共生活空间开始传播的文学作品,其大众化程度和公共性特征,从一开始就受到关注、共鸣和提倡。新文化运动先驱者抓住大众传播这一特征,以《新青年》杂志为主阵地,以时评+文学作品为主要形式,在整个社会开展了一场思想文化启蒙运动,进而发展为对中国道路和中国出路问题的探寻。

  思想启蒙,文化革故鼎新,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特征。“中国现代的革新家们都认识到,中国要进入现代社会,首要的是要进行文学、文化和思想观念的改变。”中文里的“现代性”一词最早也是在《新青年》上出现,由周作人据“modernity”一词翻译而来。所谓现代性,欧美不少学者倾向于认为是指那些主要文化特征与传统文化特征相对立的文化状态。在中国文化现代性转型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美学发挥了关键作用。“在过去一百年中,有三个关键概念在美学论争中起着重要作用,这就是‘他律’‘介入’和‘为民’。三个概念都与马克思主义美学有着密切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最初作为一种社会批判理论进入中国,它在美学中也起着对既有美学观念进行批判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都主张将艺术放在社会的结构中思考,重视自律以外的他律力量对艺术的影响。他们提出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关系,就是一个反自律的理论模式。他们在一些文章、手稿和通信中提出的‘现实主义’‘典型化’‘倾向性’‘美学标准和历史标准’等观点,都具有强烈的他律色彩。这些思想与社会主义运动结合起来,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这种美学倾向最初主要在从事社会主义活动的人群中产生影响,到了20世纪,逐渐进入美学界的思想主流。”高建平在这篇发表于《文艺研究》2021年第7期的文章里,从艺术发展的角度论述了艺术的自律和他律的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与社会发展思潮的关联,指出“现实主义”“典型化”的美学逻辑和路径。

《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新青年》创刊以来,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倡导者拿起笔和纸,举起白话文运动大旗,鲁迅紧随其后,成为最有支持力的文学实践者。正是新文化运动引导新风,介入社会改造,有效地推动了白话文运动在中国社会获得实质性的推进。“以进化论观点和个性解放思想为主要武器,猛烈抨击以孔子为代表的‘往圣先贤’,大力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包括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通过批判孔学,他们动摇了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打开了遏制新思想涌流的闸门,从而在中国社会上掀起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白话文运动获得成功,有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当然也有赖于以鲁迅为代表的一代作家社会实践和文学创作的有效性。他们通过作品,充分展示白话文的优势,极大地提高了白话文的声望和地位。白话文晓畅、明白、清晰、准确的特点深深地刺激了读者,用白话文写作可以摆脱很多程式束缚,可以说自己的话,说有内容的话,更加贴近时代气质。语言的解放也是内容的解放、思想的解放。自此,白话文写作和白话文阅读,慢慢渗入生活,成为人们的生活习惯。其中,鲁迅居功至伟。

  鲁迅的小说美学路径

  人们越来越多地发现,现代小说以塑造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为重要方法,描绘富有信息特征的时间和空间,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把握和表现,往往比其他文体更加生动、形象、灵活。特别是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转型时期,小说对于事和人的书写,成为人类实践活动的具体丰富的记录,是对大的历史框架之外的细节历史和血肉历史的叙述。在照相艺术还不普及、摄像机还没有发明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主要依据是文字。比如我们今天对于20世纪初中国社会信息的获得,大多来自各种文字记录,特别是文学作品。在文学作品里,现代小说起到重要作用。小说发展成文学的一个大的样式,肇始于20世纪20年代。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现代文学成就表现在方方面面,包括诗歌、散文、戏剧和小说等各个层面,其中,与其他艺术类型相比,小说后来居上,在记录历史样貌、表现生活本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与小说自身的艺术特性有关。小说以艺术想象和虚构为方法,以刻画人物形象为中心,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和具体环境的描写,广泛地反映社会生活。如前所说,小说从“自律”到“他律”,主动置身于社会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的这个功能,并非“本原性”的,至少不是“原生性”,特别是在中文的语境里。

  作为中国现代小说“鼻祖”的鲁迅,对于中国古典小说史的研究,也是早有自觉,最有发言权。早在1920年到1924年,鲁迅在北京大学开设了中国小说史课程,课程讲义后经修订增补,先后于1923年、1924年由北京大学新潮社以《中国小说史略》为题分上下册出版,1925年被合印为一册出版。鲁迅通过《中国小说史略》一书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一文,基本讲清楚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其来有自”。今天,重读这些著述,我们会发现它们的超前性和权威性依然无法动摇,会发现鲁迅的文本细读功夫和理论思考能力难以企及,会发现建立在详实周密的信息研究基础之上的判断,才是高明的、可信的,也是独到的、创新的。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1973年版

  “史略”是研究样式,也是鲁迅的谦辞。其实,在《中国小说史略》一书里,鲁迅从战国、两汉、唐宋一直写到元明清,借由对不同历史时期各种“类小说”“小说”文本的细读,对“小说”一词以及小说作为一种艺术类型的艺术特征、演变发展趋势进行了极为周详的爬梳探研。“小说之名,昔者见于庄周之云‘饰小说以干县令’(《庄子•外物》),然案其实际,乃谓琐屑之言,非道术所在,与后来所谓小说者固不同”,这是讨论小说作为文艺类型的源流。“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所造也”(《汉书•艺文志》),这是讨论小说家作为创作主体的构成。鲁迅认为,“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婉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及到唐时,则为有意识的作小说,这在小说史上可算是一大进步。而且文章很长,并能描写得曲折,和前之简古的文体,大不相同了,这在文体上也算是一大进步。”透过这两段关于唐传奇和话本的议论,约略可以了解鲁迅对于小说文体的理解以及评价标准。显然,鲁迅对于小说叙事极其看重,在鲁迅眼中,叙事既包括丰富曲折的内容——篇幅“很长”,也强调语言和技巧——“文辞华艳”。

  回溯中国古典文学史,小说作为一种文体,完全不同于韵文的“规范”“正式”和“庙堂范”,长期以来以“街谈巷语”“娱乐消遣”为特征,小说家与引车卖浆者为伍。小说地位的提升,与小说自身的变化有关。明清以来,以《红楼梦》《金瓶梅》《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以及官场谴责小说为代表,古典小说涉猎的范围、写作的水平达到了高峰,小说自此与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生密切联系。

  “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缠绵,倒是还在其次的事”。这段话出自鲁迅1924年7月在西安暑期学校讲学时的讲稿。在这篇题为《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的讲稿里,鲁迅明确谈到小说应该如何塑造人物形象的问题,通过正反对照,提出好的小说的内在规定性。中国古典小说类型多样,但无论是写神怪魔兽,还是描绘官场世情,或多或少、或深或浅都会涉及具体的人和事,也即开始了形象描写。通过形象寄寓讽颂,是古典小说的特征之一。在这段话里,鲁迅对古典小说的类型化叙事也进行了批判,即“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缺乏真实感,缺乏发展和丰富性,这是早期小说类型化写作的特点。类型化写作,到了20世纪末,在网络文学写作和影视文学中重张,并结合互联网等传播介质的变化,得到极致化发展。

  从鲁迅的小说美学构成可知,他在学习日本以及欧美小说作法的同时,也在继承和学习明清古典小说的一些经验。正如他自己所言,他是典型的“拿来主义”,无论古今中外都广泛涉猎,吸收其营养,也进行科学的扬弃。比如对于古典小说描写怪力乱神,鲁迅就特别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小说是生活的镜子,要介入社会生活,记录人生和改良人生。“说到‘为什么’作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也正是从这个角度,鲁迅对明清小说表现出的社会性表达给予较高评价。这也是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传播到中国后,对鲁迅等一代思想者和文学家产生的影响。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鲁迅一直被看作是革命的文学家,是“为人生”派当仁不让的代表。

  白话文运动中,小说这种文体,继承以《红楼梦》为代表的优秀古典小说的创作经验,吸收外国小说的技巧和方法,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和具体环境的描写,塑造典型环境中生长出来的成分多样、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成为重要特征和趋势。

  杂取种种,常取类型

  在鲁迅的创作生涯中,小说是其早期最为用力的一种文体。“论时事不留面子,贬锢弊常取类型”,虽然是鲁迅在《伪自由书》里关于写作的泛泛之谈,也可以看作是鲁迅的写作经验。前半句讲写作的立场和态度,后一句讲方法和途径。

  “论时事不留面子”,倡导不妥协态度,也是鲁迅终其一生所持的文化态度。他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中提倡痛打落水狗,批判中庸文化:“‘犯而不校’是恕道,‘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直道。中国最多的却是枉道:不打落水狗,反被狗咬了。但是,这其实是老实人自己讨苦吃”。

  “贬锢弊常取类型”的“类型”,与今天所说的网络文学类型叙事的“类型”不是一回事,其实是“典型”。关于典型塑造,鲁迅曾经说过类似“头在浙江,身在山东”“杂取种种”这类话,对典型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特征以及广阔充分的由来,进行了凝练而生动的描述。鲁迅笔下的典型已经具有两层内容:一是典型环境,二是典型环境生长孕育的典型人物。典型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这是标尺。有特殊,才有多样,这意味着典型要比类型丰富多元。类型在美学上更倾向标准化、单一性,描写的环境往往相对固化,塑造的人物偏脸谱化。类型创作因为标准统一,可以大规模甚至流水线生产,今天主要运用于网络文学和影视领域,一些大型美术作品创作也有采用。提高类型化叙事能力成为电影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而美术作品的人物肖像创作对凝固瞬间的取材也偏重于“类型”选择。不同的艺术介质对于典型和类型的接受度不一样。在文学领域,对于人物塑造的丰富性、多元性和微妙性要求较高,因此,对典型和类型会有高下判别。其实,即便是在影视领域,以影像呈现的影视,作为时间艺术,从高的标准看,典型叙事也高于类型叙事。

《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来源:“新京报书评周刊”微信公号)

  鲁迅从日记体小说《狂人日记》开始,就通过作为时间艺术和叙事艺术的小说创作,在塑造典型方面用功用力。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刊发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塑造了被封建礼教压迫而发狂的“狂人”形象,通过这个形象,深刻有力地揭露出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狂人具有典型的两个特质:独特性和普遍性。首先,这是中国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独一无二的人物形象,具有开创性。其次,也正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在西方外来文化的影响下,才会出现这样一个仿佛“苏醒”的“狂人”形象,时代特质和文化特性明确。在鲁迅的笔下,狂人是具体的生命,所有语言既符合病理学的“狂人”特征,又表现出20世纪初中国社会觉醒后被压迫的知识分子走投无路的精神状态。小说通过狂人的自白、反思等心理描写,勾勒出一幅晚清末年中国社会平民阶层的精神底图,象征、隐喻和精神分析的套用尤其精彩贴切,让人不禁拍案叫绝。这也是《狂人日记》被称为现代小说典范的重要原因。现代性不仅表现为白话文创作形式,主要体现为思想的现代性,比如对人和环境的对抗、人吃人的异化问题的关切。《狂人日记》也是一部心理小说、病理小说。鲁迅的现代小说技法运用娴熟自然,这些现代技法在其八年后辑集出版的散文诗《野草》中得到更加充分的展现。

  1918年冬天,鲁迅开始写他的第二部短篇小说《孔乙己》,并于1919年4月在《新青年》第六卷第四号公开发表。单纯从短篇小说的文体建构来说,《孔乙己》比《狂人日记》的叙事性更强,对于人物的观察和世情的描摹也更深刻,对于人物性格命运的刻画入木三分。小说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和幽微贴切的表达,充分彰显了作家的思想力,也彰显了作家的文字表现能力。这部短篇小说,全文加上标点符号共2644字,用今天的分法,大概只能叫作“小小说”。但通篇不废一字,人物形象鲜明、独特、生动、深刻。用小说创作的眼光看,《孔乙己》究竟好在哪里?

  从《狂人日记》到《孔乙己》,鲁迅都在通过探讨“国民性”,探讨“中国问题”。在鲁迅的眼里,中国问题首先是中国人的问题。无疑,《孔乙己》从文本的角度给予文学最大的贡献,是用小说的笔法写活了孔乙己这个下层“士”的形象。《孔乙己》里的孔乙己是封建底层读书人不幸遭遇的缩影。鲁迅以极简的笔墨对典型的生活细节进行描写,塑造了孔乙己这位被残酷抛弃于社会底层、生活困穷潦倒、最终被黑暗势力所吞没的读书人形象。孔乙己扭曲的人格和悲惨的命运,是封建科举制度对中国知识分子身心戕害的生动写照。《孔乙己》作为白话文小说的杰出代表,成为白话文运动研究以及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绕不过去的一个案例,充分展现了超越文本的思想价值。我们经常会说“人物画廊”一词,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从出现时间先后角度来排,“孔乙己”无疑要排在前面。从人物塑造的独特性、真实性和饱满度来看,“孔乙己”也位列在第一排。历经百年,远离当时的历史背景,这部文学作品光芒不减,值得好好研究。

  正如李长之在《鲁迅作品之艺术的考察》中所言,鲁迅的小说创作“在内容上,写的东西却是一致的,就是写农民的愚和奴性”。短篇小说《阿Q正传》和《祝福》通过阿Q和祥林嫂这两个典型人物,恰好写出了“怒其不争”和“哀其不幸”两个层面。《阿Q正传》通过阿Q,发明出一种“精神胜利法”,高度精练地概括了国民的“愚和奴性”。《祝福》里的祥林嫂是被封建男权势力从身体到精神摧残的妇女典型。将儿子命运维系在人血馒头上的华老栓和《药》,因丢了辫子被女人当众辱骂以致忧愁万端的七斤和《风波》,都是短篇小说的精品。

  在农民之外,鲁迅塑造的知识分子形象同样深刻独到,比如通过《涓生》里的子君和涓生,写大革命背景下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摇摆和迷茫。子君的犹疑,涓生的冷漠,都是社会大动荡期间因缺乏明确目标和生计来源的小知识分子首鼠两端的性格和颠簸命运的具体化。写什么,为什么写,鲁迅说得明明白白,“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我的意思是:现在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时”。至于怎么写,他说,“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不可将一点琐屑的没有意思的事故,便填成一篇”。深刻是作为思想家的鲁迅的小说要求。对于文字的琐屑和无稽,鲁迅一向深恶痛绝。因此,他会批判上海洋场小说,批判鸳鸯蝴蝶派,包括各种帮闲文学。“为人生”“为社会”的文学观终其一生。

  在鲁迅的笔下,小说怎么与人生和社会现实建立联系?小说是奇巧淫技,小说更是真实。鲁迅在《狂人日记》《孔乙己》《祝福》里都设置了第一人称叙事视角,叙事人的身份,一会儿是回家休养的狂人,一会儿是咸亨酒店小伙计,一会儿是离乡知识分子,变化的身份和经验不是无由想象,而是鲁迅人生经验的杂糅、搬运和整合,进而结晶成为典型。“小说,依靠的是用概括的、典型化的手段,从现实生活的基础上,虚构了情节,使人物和故事给人以强烈感。”杂取种种,其实就是用“普遍性”打底。典型扎根于现实生活,通过观察社会生活的肥力和周边生态,生动深刻地揭示旧制度、旧思想和旧文化的落后、腐朽和病态。一笔比一剑,可挡百万兵,鲁迅用笔建构了辽阔深远的思想文化空间,并身体力行,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干预人生”“干预社会”的典范。鲁迅的中短篇小说迅速被传播,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启蒙的重要武器。

  我一直认为,比较起杂文的战斗性和匕首特质,以深邃为背景的深情,是鲁迅写散文和小说时的情感姿态。散文是非虚构,直接探底作者的情志识。因此,阅读鲁迅的散文《藤野先生》《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兄弟》《范爱农》,人物包括场景长留在我们的记忆中,一是因为鲁迅是语言文字大师,他的描摹生动有力,信息能够被有效接受;二是因为书写者深沉、细腻、真切的情感,具有强大共情力。鲁迅的深情,过去我们常说是孺子牛的深情。“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这是历经世变的中年鲁迅,借《自嘲》自嘲,并抒怀言志。鲁迅的深邃分两层。一层是对“旧”的批判,批判旧有的落后制度、旧有的荒唐习惯、旧有的世故势力。比较起这层批判,更深层的深邃是鲁迅的忧患意识。嘲笑人的人、吃人的人,与被嘲笑的人、被吃的人,都是落后的制度文化的产物。鲁迅对于具体的个人,其实更多的是“哀其不幸”,这是基于对人性的悲悯。鲁迅横眉冷对的主要对象,是这个“吃人”和使人非人的制度、习俗和文化。透过现象看本质,鲁迅的深邃来自比较文化的视野。比较古今、比较东西、比较先进和落后,鲁迅才有对于落后传统的批判。对于“拿来”和“继承”,鲁迅都深有体认,这些体认有的直接形成为杂文,有的在鲁迅的小说里成为形象。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八大主张,即“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需讲求文法”“不做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这八大主张,在今天看来,除个别主张有待商榷,其他于写作也还都是真经。鲁迅的小说创作,无疑也是这八大主张的创作实践。今天,我们谈论现代小说写作,可能有种种技巧,但千变万化,如果不能塑造典型,不能写出生活的面貌和本原,不能语带体感,小说的使命恐怕也没有完成。

  认真客观地回顾这100年的小说创作,全面而不是割裂地去理解鲁迅和他的理论实践,就会发现,无论是学习“洋大人”的好做法,还是从民族传统中获取经验,我们做得都远远不如他。鲁迅,一个真正的思想和文化巨匠。

 

  作者:刘琼 单位:人民日报文艺部

  《中国文艺评论》2021年第8期(总第71期)

  责任编辑:韩宵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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