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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红色革命题材的文化价值与发展空间(王馗)

2021-05-12来源:《中国文艺评论》 作者:王馗 收藏

  编者按: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积极推进文化强国建设,2021年3月22日,中国文联、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江西省文联等在江西赣州举办建党百年红色文艺经典研讨会,回顾总结百年来红色文艺创作的辉煌成就和宝贵经验,共同探讨红色文艺经典的时代价值和未来发展。本期刊发部分与会专家文章,以飨读者。

戏曲红色革命题材的文化价值与发展空间

  内容摘要:本文从红色革命文化对戏曲艺术的作用与影响出发,分析红色革命题材对戏曲文化传统的渗透与改变,由此呈现戏曲在现代化进程中在剧种艺术本体、创作主题和艺术表现形式等方面的诸多变化,透视革命题材带来的文体叙事的结构变化和戏曲艺术体系的现代拓展。

  关 键 词:戏曲研究 革命题材 红色文艺 剧种 文化价值

  红色革命题材是戏曲与时俱变的艺术选择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共和国是红色的,不能淡化这个颜色。无数的先烈鲜血染红了我们的旗帜,我们不建设好他们所盼望向往、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共和国,是绝对不行的”。这与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关于中国文化建设相关论述一脉相承。尤其是十九大报告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成为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表述。这三个文化形态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伟大实践中,面对中华悠久的历史文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方向,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领域。

  革命文化是这三个文化形态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形成的文化形态,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在结束封建社会之后,由中国共产党在实现民族解放、国家新生时形成的特定文化形态。随着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中国社会转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与推进过程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也不断得到建构,红色文化即是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接续与叠加。作为不可替代的文化形态,革命文化、红色文化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民族的百年实践为基础,成为中华文明不能忽略且将不断延续的一段历史文化。因此,在红色革命文化洗礼下的艺术表达,一直就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并且以革命文化的“红色”贯穿于文艺创作的百年发展。

  中国戏曲这个有着近千年文化命脉的民族艺术形式,长期被中国多个民族的群众喜闻乐见。在革命文化基础上彰显出来的红色主题,更广泛渗透于百余年来的戏曲现代题材中,构成了中国戏曲在追寻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底色。中国戏曲毫无疑问是中华民族在表演艺术领域中,经过千百年的传承与创造而形成的民族经典艺术形式,其经典性来自于在漫长历史中的文化淘汰与文化重构,因此,经典的戏曲文学往往与经典的戏曲形态并不能相偕而存,许多戏曲形态如南戏、北剧、明代弋阳诸腔、明清宫廷大戏等,大多在时代发展中并未保持其在特定历史中的“经典性”,而只留下戏曲文学经典,供后人揣测当日盛演舞台的艺术精彩。而在百年来的戏曲发展进程中,戏曲的“经典性”却在中国社会从“封建”转向“现代”的历史阶段,转变成了戏曲文化的自觉建设,在戏曲“改革”的自我革新中,从形式、内容、体制、机制甚至戏曲从业者自身等各方面得到时代蜕变,由此完成中国戏曲艺术体系的经典呈现。举凡被视作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戏曲内容,都以其饱满的经典个性,展示着兼容了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品格。

  事实上,在中国戏曲经典性的确立过程中,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工作者在革命时期就很清晰地思索着传统戏曲的命运走向。如何在时代转型中依然保持旺盛而鲜活的“中国气派”?如何背负着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形成的庞大的艺术体系,而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的文化要求?这是20世纪的中国社会文化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命题。戏曲改良时期涌现出的陕西秦腔易俗社、上海京剧新舞台、四川川剧三庆会、广东粤剧志士班等,都伴随着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有了新的探索,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了民族戏曲形式保持活态发展时,必然要与时代潮流相互依存。这当然也促进了中国共产党开始领导中国革命之际,即将戏曲艺术作为提高民众思想觉悟、推广共产主义理想的重要载体形式。

京剧《红军故事》片段(来源:“人民日报文艺”微信号)

  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中,从旧剧“改革”的角度来实现戏曲在思想观念、艺术表现形式以及戏曲从业者的主动蜕变,成为最为持久也最见成果的艺术实践。特别是在土地革命时期用戏剧演出来宣传革命思想,如江西东河戏编演革命题材剧目,1931年上演《活捉张辉瓒》,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领袖形象搬上舞台,1932年成立工农剧社,用明确的剧社宗旨来“发扬世界无产阶级的艺术”;抗日战争期间,在京剧、秦腔、眉户、秧歌等戏曲艺术基础上进行革新,赋予新编历史剧、现代戏新的时代内容,如1938年在延安成立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推进演出秦腔《中国魂》《血泪仇》、眉户《十二把镰刀》等大量作品,鲜明地展示了旧剧形式承载新的革命内容后所焕发的艺术新风采。这些新的剧院团体、新的剧目作品、新的表现风格,正是中国共产党在面对20世纪传统文化转型的时代要求时,为中国戏曲指出的新的努力方向。正如张庚先生《话剧民族化与旧剧现代化》所指出的:“现实主义就是民族化与现代化的最大保证”,“只有普遍地发展这些地方戏,提高这些地方戏,才是真正地动员了广大的旧剧界,同时也才能深深地走入现实之中,真正能发动广大的群众参加抗战”,真正地“创造中国民族的新戏剧”。应该说,革命文化对中国戏曲的主动进入,带来了对于戏曲遗产、戏曲创作的理性认知,也让“中国民族的新戏剧”贯通于戏曲传统的发展与时代的更新过程中。

  革命题材在戏曲发展中的独特价值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红色革命文化已成为中国戏曲众多剧种深入创作的题材,成为“现代戏”这一题材类别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革命文化所标举的“红色”立场,带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戏曲事业导向,藉由戏曲政策对于人、戏、制度的改革,成为深入理解中国戏曲传统观、历史观与文化观的艺术参照,其附着的时代观念影响到了传统剧目整理改编和新编历史剧的创作观念。红色革命题材之于戏曲创作,不仅是一个时间范围内的题材创作,实际上紧密贴近着中国戏曲艺术的创作经验,是一个跨越多种创作题材的“边界”艺术。在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贯彻的“三并举”政策所面对的题材领域中,革命题材首先是“现代戏”中展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题材类别,是中国在结束封建社会后进行现代转型中的现代生活内容;革命题材所涉及的故事、人物,基本是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事件、人物相关,具有强烈的历史政治特点,实际是现代历史范围内的戏曲协奏;革命题材所涉及的戏剧内容,大多与战争、谍战、博弈等情节相关,英雄、铁血、悲歌、壮举等都成为此类戏曲创作的重点内容和基本风格,这让红色革命题材自然地延续了中国戏曲传奇、演艺、史传的文化传统,形成极具现代生活内容的新传奇、新演艺、新史传。应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年中,革命题材、红色题材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地成为中国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理解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实践、实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下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媒介,成为中国人立足当下、回望历史、展望未来的重要文化本位。

  红色革命题材以“革命”作为题材创作的狭义对象,以“红色”作为题材创作的广义对象,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文艺中的重点内容。就红色革命题材的重要价值而言,一则提供了用思想引领艺术创作的戏曲发展路径;一则提供了独具时代性的叙事形态。前者是中国戏曲发展史上由类如“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的实践所延续下来的以凸显思想旨趣为主的创作传统,强调将国家与社会核心价值体系贯彻于戏曲艺术的创作演出与传承发展中,强化戏曲艺术高台教化的职能。因此其既溯至中华文明原始所奠定的根本制度(如礼乐制度)、基本价值(儒家伦理)等,又与时俱进,将不同时代的思想观念融汇到源远流长的文化命脉中。红色革命思想作为冲击、改造中国传统的重要因素,实际上在近代以降百余年来深度影响、塑造着中国的形象。戏曲即在百余年“红色”的社会生活基础上,用艺术接纳着、表达着这种时代主体性的思想内容。后者是中国戏曲在多元一统的艺术体系中,根据戏曲艺术升潜更替的规律,面对不断新生的戏曲艺术形态,不断地从小到大、从粗到精的发展状貌,将艺术肌体的成长与时代观众的成长密切结合,让众多新生的戏曲艺术形态拥有了时代叙事能力,通过革命题材、红色题材的表达再现,回应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时代生活、国家形象、人生百态。在中国三百多个戏曲剧种中,大多数剧种在惯常的古典艺术体系基础上,都拥有了表达现代生活的艺术创作,包括以昆曲为代表的古老剧种都有过现代戏曲、革命题材的实践,甚至在特定的宗教祭祀戏剧如目连戏中都可以嫁接特定的革命题材内容,这正是革命文化影响下的戏曲文化实现体系扩容的重要途径。特别是那些原生于乡土的小型剧种,如采茶戏、花鼓戏、花灯戏以及近代以来得以快速传播的梆子、皮黄等声腔剧种,在极速发展提升的现代进程中,红色革命文化为这些剧种赋予了剧种新个性。因此,透过这两个视角下的文化价值,红色革命题材实际为中国戏曲提供了现代转型的契机。随着大量优秀的红色革命题材作品的产生,戏曲的“现代性”中包含的基于革命文化、红色文化所彪炳的时代人文内容,正愈发显现出来。

  戏曲革命题材对戏曲艺术体系的拓展和蜕变

  七十多年的红色题材创作带来了中国戏曲丰厚的艺术拓展,概述如下:

  红色革命文化是中国人共有的历史记忆与情感体验,是中华民族文化命脉中超越小我、融入国家大我的文化形态。红色革命文化的基础是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上半叶带领中国人民结束百年民族之厄的革命实践,这段历史已经成为中国人世代累积的集体记忆,并且融入了中国人对于摆脱苦难、寻求幸福的情感共鸣中。戏曲艺术最重传奇,最擅抒情,因此在人物关系的角度,从聚焦“革命”中特定的敌我、正反关系,特别是军事题材中的关系,扩展到革命的领导者、工农商学等基层个体群体关系,由此将革命文化中大至领袖、小到普通个体的诸多社会群体,作为红色题材戏曲的人物形象。在表现内容上,红色题材戏曲从特定的革命历史大事件扩展到中国革命历史上的系列事件,举凡伴随中国革命进程中的事件,如中国共产党建党、国共合作、南昌起义、转战井冈山、苏区建设、万里长征、延安生活、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立新中国等,或是其间的人物形象,或是里面的历史事件,都作为戏曲剧种聚焦的题材内容,产生过代表性的戏曲剧目。在题材类别上,红色题材戏曲从特定的革命时代中的题材个案扩展到传统文化中顺应历史潮流与现实建设时期符合发展规律的故事,其历史视野从新中国上溯到近代乃至古代,下延至当代乃至当下,用革命文化所符合的历史观和文化观来追踪革命文化基因的生成、变化和发展。在风格追求上,红色题材戏曲从中国民主革命时期所秉持的现实主义的风格宗旨,扩展到多元化的革命红色风格,用丰富的艺术映像来呈现红色题材与变化着的时代和人民共相表里,全景展现革命文化的内涵与外延,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戏曲创作,对革命题材的风格走向做了成功拓展。例如评剧《母亲》回应的是中国人对于抗日战争的文化记忆,作品通过一个基层母亲的失子之痛,展示着反法西斯战争中普通中国人的奉献牺牲,那种弥漫在整个舞台内外的恐惧、残酷,虽不见一个侵华日寇,却用人在其中的歌哭笑骂、生命抉择,展示了蕴含在人和群体身上的正义和人性。这就让红色革命主题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精神的典型表达。

评剧《母亲》演出照(来源:“中国评剧院”微信号)

  红色革命文化的核心是“时代”和“政治”,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以来带领中华民族进行革命与建设的历史映像,是中国人参与现代政治生活的文化记录。特别是红色革命文化将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30年间的历史、政治、文化作为最主要的内容,突出地展示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艰苦历程。在这个过程中,“革命”所标识的政治理想,正成为红色题材戏曲在思想主题上的重点关切,红色题材戏曲由此以鲜明的政治立场,展示着特定时代的社会发展规律。举凡涉笔革命题材的戏曲作品,由于契合了中国戏曲爱憎分明的道德表达、情感表达和观念表达,因此更容易在革命题材表达中,将符合时代走向的价值观予以充分表达,赋予作品浓郁的政治性品格。这也是革命题材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样板”精品而能被时代观众所接受的基础。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从“样板”化的艺术表达中,在革命历史的艺术审美中,作为主体的人对于革命理想的理解、觉醒、接受、践行得到进一步强化,甚至通过“革命”“红色”话语体系中对于社会不同群体的人性、情感、立场等的挖掘,进一步凸显了“革命”主题的升华,由此展示出社会个体或群体在思想、情感上的蜕变发展。这让红色题材戏曲的表现力更趋深入和丰富。例如秦腔《王贵与李香香》,展示的核心情节是三边地区普通青年男女用对革命道路的选择来维护个体爱情,是浓郁的红色革命题材,但是剧作中包裹主体情节的却是一架钢琴伴奏、一个现代合唱歌队对于这段历史的宣叙,两种时代观照中的生命故事,很好地在革命题材的表达中实现了对当下视角的凸显,鲜明地展示着当代回望革命历史时的情感与体验的沟通、对话。这种戏曲表达有效地用时代间离的落差,传达出了红色革命文化的力量和震撼,将古老的秦腔文化、传统审美与现代的思想解读、时尚审美,作了充分的交流和融合。

秦腔《王贵与李香香》剧照(图片来源于网络)

  红色革命文化是中华民族展示血性、力量、正义、阳刚等审美趣味的文化形式。正如鲁迅先生所谓的“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红色革命题材所聚焦的主要人物形象,基本都是在20世纪上半叶为国家独立、国家复兴作出贡献的“中国的脊梁”,他们参与的革命实践也从不同角度展示着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寻求的各种成就,特别是围绕在革命题材中的牺牲、奉献等伟大的情怀,无一不与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民族精神密切相关。因此,洋溢在红色题材戏曲中的精神指标,让这些作品中的共产党人及其所团结的群体成为独具时代个性的民族国家形象,延续着革命题材而出现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现实题材领域,则更进一步展示着中国人致力于民族复兴所进行的“史诗般的实践”,形成“新史诗”的题材品质。因此,今天大量出现的抗疫题材、扶贫题材、新农村题材等看似与政策相对应,实际上都隐含着红色革命题材所标举的思想文化意蕴,甚至在当下的创作中,古装历史剧也会在其人物、情节走向中被赋予当代文化因素。虽然这样的创作很容易走向脸谱化、简单化甚至粗陋化,但同时要看到,这种贯通了历史与当下、古典与现代的创作思路,正来源于在戏曲艺术的体系内容中,已经具有了大量趋于成熟表达的红色革命题材作品。正是因为契合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题材戏曲才能够以更加丰富的人性开掘和文化表达,对红色的、革命的主题给予更加饱满而热情的表达。将“人”作为红色题材戏曲创作中的核心要义,也保证了这一题材领域更能够符合戏曲艺术本体对于人的表现规律。即如前面所列《母亲》《王贵与李香香》,那个跳脱于现实生活中的“小仔儿”幽灵般的形象,那个在革命与爱情中被极度渲染的“井台会”“王贵撵羊”等情节,都以人性的深度开掘,将红色革命题材中属于“人”的价值的内容充分地表达出来。透过这些藉由人的主体性所进行的自我表达,戏曲作品的“史诗”个性在题材所涉的革命话语背景下也自然地包含着人的诗情流露,从而接通了红色革命文化在戏曲艺术中最需要的“诗”性内容,成为红色革命题材接通民族文化历史的精神指标。

  红色革命题材的优秀实践

  正是基于以上三个侧面的开掘,红色题材戏曲创作在百年党史发展进程中,涌现出了众多优秀代表性的作品。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以张曼君导演为代表的戏曲艺术家们在既往创作成就的基础上,对现代戏给予进一步的艺术提升,将红色题材戏曲创作推向了新的高度。在张曼君创作的革命题材作品中,“赣南采茶戏三部曲”《山歌情》《八子参军》《永远的歌谣》以及正在创排的《一个人的长征》,全部聚焦基层社会的小人物,通过他们融入时代和革命的具体实践,展示在革命年代里普通人的牺牲,那种洋溢在其间的人生悲剧带来的正是个体在革命洪流中悲壮的生命表达。她创作的秦腔现代戏《李贞还乡》《母亲》《王贵与李香香》《红军故事》《生命》《革命家庭》等等,或聚焦革命领导者的情感世界,或讴歌革命军队的自我奉献,或寄寓革命理想的人性关怀,或直面革命工作中的人生转变,从不同的人生侧面、人生历程,深入挖掘生命个体面对民族命运与革命理想时的思想心路。张曼君在革命题材的舞台再现中,进一步通过个性化的舞台表达手段(新歌舞化、退一进二、“三民主义”等)凝练成更具当代审美价值的舞台艺术映像,让红色革命文化既融通于民族文化传统与当代观念,也融通于现代剧场艺术与革命文化,由此形成对革命文化发挥拓展作用的现代戏曲精品。这种实践既回应了戏曲最初参与到革命文化中的“中国气派”的预想,也回应了接受革命文化洗礼的戏曲在贯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表达后所具备的更加灵动自由的艺术表达。特别是近代以来沉潜于中国乡土社会的民间戏曲形态——类似赣南采茶戏这样的戏曲剧种——通过红色革命题材的涉猎,以及现代戏题材的创作,进一步提升为更加体系化的剧种艺术体系,形成不断成长发展的戏剧个性。这也印证了前文所引张庚先生《话剧民族化与旧剧现代化》中的思想。

赣南采茶歌舞剧《八子参军》演出照(来源:“赣南艺术创作研究所”微信号)

  红色题材戏曲在中国不同剧种、不同剧院团乃至不同艺术家群体中,始终保持着个性多样的创造路径。虽然在戏曲创作史上有过用“样板”来标定近乎一致的创作手段和表达方式的特殊实践,但纵观红色题材创作的整体成就,主题的共性化与艺术表达的多样化,让红色题材戏曲的创作拥有了极富表现力的表现内容和表现形式。虽然,在不少作品的创作中,能够看到革命主题出现单一化、人物形象单薄化、舞台表演模式化等弊病,但是众多优秀的戏曲创作者以其创造性的文化解读与舞台塑造,带给不同时代的观众新的文化认知和革命畅想。红色题材戏曲是中国戏曲丰富多彩的题材表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深入表达革命文化的重要成果,对于完整而多元的中国戏曲艺术体系建构带来有效的推进。也正是基于舞台艺术创作的成功,红色题材戏曲的艺术批评也能够展示出更趋深刻的理论思辨,无论是从主题表达的丰富,还是舞台创造的多元,抑或是人性在革命题材中的深刻挖掘,都显示出理论与实际的契合,这对于建设具有民族特性的中国话语体系,无疑具有重要作用。

 

  作者:王馗 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

  《中国文艺评论》2021年第4期(总第67期)

  责任编辑:易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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