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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手艺人”的冯骥才:从《阴阳八卦》到《怪世奇谈》(闫立飞)

2021-02-09来源:《中国文艺评论》 作者:闫立飞 收藏

  内容摘要:中篇小说《阴阳八卦》在冯骥才的创作中具有承前启后的转折性意义。它不仅承续了《神鞭》《三寸金莲》“文化试验”的创新与冲动,代表组合小说《怪世奇谈》的完成,而且在结构与意义上解构和终结了这一模式,开启了“俗世奇人”的全新历程。这一转折,不仅联系着冯骥才文体创新与自己的现代小说的建构,而且表征着他突破现实经历的限制,在与清末民初天津城市遭遇的震惊经验中由小说家向讲故事的手艺人转变,走向讲故事的过程。启蒙性的批判或讲故事的手艺人的兼容,既是《怪世奇谈》文体建构的秘密所在,也是其意义生产和价值生成的内在原因,它不仅突破了20世纪80年代启蒙神话围猎,也建构了其当下意义。

  关 键 词:冯骥才 手艺人 《阴阳八卦》 《怪世奇谈》 小说研究 当代文学史

  《阴阳八卦》在冯骥才的创作中具有转折性的意义。作为他在“文化试验”途中走得最远的一部中篇小说,其言说对象的抽象与神秘性质不仅决定了该作比《神鞭》《三寸金莲》更为荒诞与玄妙,“从内容到形式全是荒唐的。所有人物性格和行为都浸透这种荒唐的溶液”[1],而且导致了该小说接受的困难。有评论者指出,“谁要殚精竭虑地在其中挖出什么时髦的玩意,那真是枉费心机。不过,一旦我把他当作一篇小说来读,并试图破译它本身的文学意蕴时,我却又一下子感到一种不知所措的茫然:这篇小说说了些什么呢?它的作者又想使读者获得一些什么呢?”[2]这种挖掘小说寓意的“枉费心机”和破译小说意蕴的“茫然”,恰恰反映了小说的美学创造,即它摆脱了《神鞭》《三寸金莲》象征的残余,“小说取消了寓意”,“不再制定一个观念性的目标”[3],而是以寓言性的书写探索小说言说的可能性及其限度,表达作者对时代的感知和思考,同时也代表着“组合小说”《怪世奇谈》的完成。

  一、阴阳八卦:小说与故事的混杂与分用

  冯骥才在《阴阳八卦》中继续把时间地点限定在清末民初的天津。他认为这一历史时期不仅最能体现天津地域特征和集体性格,而且产生过众多神奇莫测的人物,“天津卫本是水陆码头,居民五方杂处,性格迥然相异。然燕赵故地,血气刚烈,水咸土碱,风习强悍。近百余年来,举凡中华大灾大难,无不首当其冲,因生出各种怪异人物,既在显耀上层,更在市井民间”[4]。天津作为水陆码头的地域风貌与性格,既为冯骥才笔下的奇异人物提供了生长环境和现实性基础,也保证了这些传奇人物与故事的记忆与流传。冯骥才说:“天津这个水陆码头很特别,本土的传说全都幽默夸张,匪夷所思;市井人物一概神奇莫测,所以这种小说写起来挺顺手,就像贾平凹写他的商州。别看天津这城市华洋杂处,十分庞杂,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传说。一边写,一边各种奇人奇事奇谈怪论往外冒”[5]。这些不断冒出的奇人奇事在《神鞭》和《三寸金莲》中还受到作家有意识地控制,如戴奎一、鼻子李、粉刷师傅毛吹灯、画人华琳、造假画的牛凤章等人,他们在小说中只起到情节的陪衬或性格的补充作用。但在《阴阳八卦》中,这些人物获得了完整形态与面貌,并从主体结构的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形成一个个独立的人物传记。这一做法既凝聚了冯骥才的独特思考和美学总结,也清晰地展示了其创作发展的路径与方向,“在写过这部小说之后,我写《俗世奇人》时就更得心应手了”。这些人物素材在随后的《市井人物》《俗世奇人新篇》《俗世奇人之三》之中实现了由“奇谈”向“奇人”的转变,并以“一个人物一个故事一篇小说”或“一篇小说一个故事一个人物”的方式独立成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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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闫立飞 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中国文艺评论》2021年第1期(总第64期)

  责任编辑:易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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