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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化”与“现代化”的淬炼——以1949年前张庚先生为考察对象(张之薇)

2020-11-19来源:《中国文艺评论》 作者:张之薇 收藏

  内容摘要:张庚是中国20世纪重要的戏剧理论家、戏剧教育家,也是中国戏曲学学科的重要奠基人。本文以张庚1949年之前的戏剧活动和文字为考察对象,以武汉、上海、延安和东北“鲁艺”为坐标,论述他在不同阶段的戏剧观念,以及对戏曲的认识演变。而张庚于1939年提出的“话剧民族化与旧剧现代化”的重要观点更是标志着他对中国戏剧民族化和现代化的理论思考。

  关 键 词:张庚 话剧 旧剧 民族化 现代化

张庚

  如果探讨20世纪中国戏剧的发展,“民族化”与“现代化”一定是两个绕不开的词汇;而如果对这百年戏剧民族化与现代化的历程进行理论爬梳,就会发现有一个名字一定是绕不开的,那就是张庚。这个在中国当代戏剧史上已然被铭记的名字,实际上却并非他的本名,而是他在自己的笔名“长庚”这一名称前面又加满了一张弓。在那个充满变局的年代,青年们似乎更加热血澎湃,而汲取湘楚文化之精气的青年们更是以群像的形式出现,张庚就是其中之一,那张自己拉起的满弓支撑着他的一生,直到92岁灯熄。而他在探索如何让作为舶来品的话剧更加贴近群众,如何让中国的戏曲能表现新社会、新时代的问题上却始终孜孜不倦,不曾停歇。对于后辈来说,述说张庚无疑是有价值的,因为在这近百年的中国戏剧道路上,他的身影始终在那里,而且伴随着不同历史阶段外界对他的毁或誉,映照出的是一部中国现代戏剧曲折动荡的发展史。

  一、武汉:“文艺大众化”

  张庚(1911—2003),原名姚禹玄,16岁从湖南楚怡中学毕业,就迫不及待地投入到变革年代的大洪流中。1927年他加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当过护兵,也上过战场,这不到一年的经历为张庚种下了革命的种子;很快他又奔赴上海考入上海劳动大学社会系,就是在这里他第一次接触到了南国社田汉的戏剧,这些在当时被称为“新剧”的作品让他大开眼界;与此同时,他也阅读了大量“五四”之后被介绍进入中国的克鲁泡特金、普列汉诺夫、马克思等人的书籍。充斥各家理论的20世纪初,既开阔了张庚的视野,刺激了他的思考,也让他胸中的“革命”和“文艺”的两颗种子交合在一起,开始生长、发芽。当然,这所有的一切一定离不开五四运动所缔造的“现代中国思想的革命”[1]大潮流。

  “革命”是那个年代所有理想青年们的向往,也是他们自觉的使命,正如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所言:“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何自而来乎?曰,革命之赐也。欧语所谓革命者,为革故更新之义,与中土所谓朝代鼎革,绝不相类;故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伦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2]要“革故更新”,而非“朝代鼎革”,彻底从根上打碎一切旧事物,推动社会的进化,是当时有志青年眼中认定的“革命”,而达尔文的“进化论”就是支撑方方面面革命的理论后盾。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的张庚,自然深受大时代革命思潮的影响,于是大学毕业后,张庚再赴武汉成为了新组建的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3]武汉分盟的一分子,在那里正式开始了他戏剧运动的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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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戏曲现代戏创作研究”(批准号:18ZD05)阶段性成果。

 

  作者:张之薇 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

  《中国文艺评论》2020年第10期(总第61期)

  责任编辑:陶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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