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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电影与社会主流价值传播(范玉刚)

发布时间:2020-01-08来源:《中国文艺评论》作者:范玉刚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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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电影事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挥文艺评论在推进电影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推动新时代电影事业繁荣发展,本期以“新时代电影发展研究”为主题推出一组文章,以飨读者。

 

现实主义电影与社会主流价值传播

范玉刚

  内容摘要: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使命担当与电影工业体系的健全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它契合了文化产业发展体系与价值引领的正向度关系,有利于电影产业的健康理性发展。近年来中国电影发展格局的变化表明,做强电影产业一定要回归文化产业本性,回到文化价值自身的积累和文明的传播上,更好地担负起对内凝聚人心、形成价值认同,对外展示中国形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使命。

  关 键 词:电影理论 现实主义电影 社会主流价值 电影工业体系 使命担当

 

  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步伐的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日趋繁荣兴盛,深厚的文化资源积累与广泛的互联网数字化技术的结合,正在助力我国向文化产业大国迈进。中国电影产业正在以其发展气势形成与新时代国家崛起相匹配的格局。截至2018年末,我国现有各类影视制作、播出机构超过20000家,网络视频用户规模达6.12亿。2018年,全国共完成电影故事片制作902部,票房收入609亿元。[1]虽然在国家政策的持续扶持下,中国电影银幕数量位列全球第一,票房连年攀升,制片数量位居世界前三,但电影产业发展过度依赖票房、海外传播力不足的困境依然未能有效改善,正在成为提升国家“软实力”的一个掣肘。有学者指出:“中国未来发展的最大问题不是经济,而是被扭曲的国家形象。”[2]中国越来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能否在全球化舞台上建构和展示复兴中的国家形象,直接关乎国际话语权的提升。中国电影产业的困境折射出文化产业发展的深层次隐忧:现代文化市场体系与文化产业发展体系的不健全,正在变成制约中华文化成为全球高势能文化的瓶颈。本文通过聚焦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使命担当与健全电影工业体系的内在逻辑,探讨文化产业发展体系与价值引领的正向度关系,探究如何在多元化电影创作中倡导现实主义电影,促进中国电影产业健康理性发展,使其积极有效传播社会主流价值观,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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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我不是药神》剧照

  一、在新的历史语境中深刻理解现实题材与现实主义精神

  自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文艺界的风气得到很大改善。社会主义文艺就是人民的文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逐渐成为文艺界的主流共识,现实主义文艺正重新成为有影响力的创作导向。近年来,学界开始关注探讨现实主义。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明确倡导现实主义创作,提出“加强现实题材创作,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3]2018年的春节档、2019年的暑期档和国庆档中的主旋律电影现象,彰显了现实主义电影的持久魅力。究其文化自觉,电影俘获人心的关键在于能够以叙事触及一个民族深层次的灵魂底蕴,能够与时代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形成共振,进而从心理上激发对观众的吸引力和价值的感召力,这方面现实主义电影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今天,在新时代语境下探讨现实主义电影,应在进一步厘清现实题材和弘扬现实主义精神的关系中,把重心转向对电影产业生态的关注。严格意义上讲,现实题材不等于现实主义精神,不是现实题材的文艺创作同样可以有现实关怀(现实主义精神)。现实题材是一种文艺创作的题材类型;而现实主义主要指一种创作方式、手段、方法;现实主义精神则是一种价值取向和价值选择与传达,它显现为作品对人的一种高度关注,对人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以及命运的深切关怀。现实主义的要义,就是按照生活本来的面目去反映或者表现生活,但它并非照镜子似的反映,而是如恩格斯所说,“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4]因而,基于对“典型”的审美追求,现实主义同样关乎审美理想,是对创作者审美想象力和艺术化能力的更高要求。其创作要有一种“对人生现实深切关注和对现实人生理性审视”(秦兆阳语)的现实主义精神,和以爱的激情、批判精神以及理想精神为内涵的现代意识。今天,立足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语境,对现实主义的关注需要在一种历史的延长线和时代关联语境中由人到物到社会环境,因而对时代的讴歌必然包含了批判性、抗争性、引领性、弘扬性,其基本点是把人民装在心中,写出芸芸众生中“小人物”的冷暖情怀和人性的光辉。在价值导向上树立人民既是历史大戏的剧中人,更是艺术优劣的鉴赏家和评判者的观念。

  首先,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如何深刻理解现实主义?需要回到事情本身。无论技术对文艺形成多大冲击,现实主义的首要含义依然是关注现实,依旧是通过对现实题材的关注,在现实主义书写中彰显时代精神,发出时代的价值主张。在纷纭变幻的时代喧嚣中,各种沉渣和现象躁动不已,愈加要求对现实的关注必须体现出深刻的历史眼光,从历史的真实、生活的真实到艺术的真实不断深化。这种“真实”的萃取是从各种细节或者艺术场景的内在意蕴中自然而然显现的,其内在意义是在历史大势中从零碎的生活片段向某种历史性的价值情结的聚合,也就是所谓的“莎士比亚化”的重新语境化。因此,今天谈现实主义不是简单“回返”,而是一种“向前”,是一种历史性的螺旋式上升。现实主义艺术就其深刻性而言,可以有效帮助我们理解自身所处的现实境遇与当代性,是我们理解现实的特殊视角和重要观察方式,从而使我们获得洞察时代的思想超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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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大路朝天》剧照

  回到中国的文艺传统,文艺史一再显现现实主义是最能唤起大众情感共鸣和价值认同的艺术形态。可以说,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兴盛既是中国特定时代的需求,是一种国家需求和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心理积淀,从而表现为一种创作自觉;同时,作为一种成熟的文艺创作原则,现实主义也是中国主流文艺观念探索和审美心理主动选择的结果。在文艺实践中,现实主义有着自我观照、自我发现的镜像功能,有着天然的价值辐射性,是能够与每个人的生活发生直接联系的创作方法,因而能够最鲜活地牵连每个人的社会神经与艺术共起伏。所谓“镜像功能”不是简单地照镜子,因此,要警惕对现实主义的肤浅化理解——照镜子似的创作——以现实的价值归纳遮蔽艺术文本价值、以启蒙现代性压抑审美现代性。对此,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图解现实、概念化、机械化、简单化的写作不是现实主义;投机性的迎合政治的功利性写作也不是现实主义;‘高大全’、空心化、模式化、生活等级化的写作更不是现实主义。可以说,不管题材多么现实,主题多么现实,意义多么现实,如果偏离了文学性,那所有的写作都不是现实主义。”[5]面对杂糅的现实和将近14亿人民史诗般的社会实践,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繁荣一定要倡导真正的“现实主义创作”,一定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而不是在文艺生产中贴上肤浅的“主义”标签。

  其次,在新时代语境下要追问何谓现实、如何现实?回到现实主义要义本身,可以发现决定何谓现实的是一种精神思考与价值抉择——一种追求文艺卓越性的眼光。现实并非简单的肤浅的如同照相式的呈现,对艺术家来讲需要用心去读,读懂了,才不会失语,不会偏平化理解现实;置身其中而不迷失,才不会缺席,才能在场,才会紧紧抓住时代。所谓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养成理解现实的眼光的必然训练。对艺术家来讲,仅有生活是不够的,还要有立足其上的审美创造力、艺术想象力和哲思能力。有学者指出,“现实主义从未否定艺术想象,但是,现实主义的艺术想象必须接受因果关系的检验。”[6]说到底,它是以艺术的方式立足现实性、追问可能性。张扬现实主义精神,同样需要一种艺术的抽象能力,旨在实现丰富性、蕴藉性、能指的丰富与所指的清晰性的统一。惟此,真正的现实主义创作才不会臣服于生活、匍匐于脚下。艺术以总是高于生活——对生活的诗意想象能力——把现实形象化、典型化的能力,实现思想上的超越性。作为现实主义艺术精品,体现了尊重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的内在统一。在创作实践中,如何面向现实把生活经验转化为现实题材,直接考验着艺术家的艺术化能力,即对生活和现实重新发现和理解,进而生成现实感,赋予现实以艺术性(形象化、审美化、典型化)的能力。这是决定作品是否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根本。人文情怀、艺术修养、叙事能力,是今天现实主义电影创作要着力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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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江湖儿女》剧照

  就中国电影生产而言,唯有关注现实题材,以现实主义精神观照身边的人和事,书写人间真情和真谛,才能使大众在艺术消费中真正感受到世间大爱和道义,进而对祖国、人民、大地饱含炽烈的情感。党的十九大以来,文艺创作不断强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涌现出一系列现实主义精品力作。国产电影的现实主义价值导向日趋强化,成为近年来中国电影产业的一道靓丽风景线。如《红海行动》《湄公河行动》《我不是药神》《照相师》《大路朝天》《江湖儿女》《北方一片苍茫》《清水里的刀子》《狗十三》《黄大年》《热土》等,通过鲜活的人物塑造,关注社会变革,抒写时代精神,既收获了票房也赢得了口碑。在文化经典化、勇攀艺术高峰进程中,“伟大的作品一定是对个体、民族、国家命运最深刻把握的作品”。[7]当下所谓“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我看来其实是一个人类文明跃升的蕴蓄期。人类文明正面临着跃升的契机。在此境遇下,何种文化作为这种新文明的文化秩序的基础,直接关乎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的高位态与世界地位,直接检验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质地,以及中华文化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就此而言,中国电影产业担负了助力中华文化成长为世界主导文化形态之一的使命。

  二、新时代现实主义电影要有经典化追求

  现实主义电影的重新崛起,既是政策导向的结果,更是中国电影市场自觉的选择。全面深化改革的政策驱动和近20年的电影市场培育,使得消费群体代际变化的特征日趋明显,审美情趣在多元化中日益健康理性。现实主义影片票房的成功,更加说明扎实的内容而不是看似自带流量的明星成为票房成功的保障,艺术表达性、审美想象性与思想自主性之间越发趋于平衡,一种具有鲜明社会主义文艺性质的“新大众文化(新在商业性、技术性、时尚性与价值传播的主流性)”正在成为有广泛涵摄力的社会主流文化形态。“任何一个时代的经典文艺作品,都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的写照,都具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和特征。任何一个时代的文艺,只有同国家和民族紧紧维系、休戚与共,才能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8]《战狼》《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流浪地球》《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攀登者》等大制作的主旋律影片成为“爆款”,在市场化过程中有着文艺经典化的追求。据统计, 2019年国庆档,创新了观影的重合度,其中《我和我的祖国》与《中国机长》堪称双核。其中,《我和我的祖国》浓缩了70年来的七个重大历史瞬间,以小人物视角为切口展现大时代发展进程,通过人生成长的电影叙事,把个体化人生体验置于广阔的现代化历史进程,真实地展示中华民族在迈向伟大复兴征程中的艰辛努力,而触动了每一个中国人心底的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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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湄公河行动》剧照

  无论何种艺术,只有回到艺术本体的“艺术性”,才有可能是“美的艺术”。康德认为“美的艺术”最终吐露的乃是运惯于其中的审美创造(审美理念)的独具匠心。现实主义艺术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心,除开直面现实的主流价值传播和深沉的人文忧思,更是离不开对艺术审美自律性的追求。在康德看来,“美的艺术作品里的合目的性,尽管它也是有意图的,却须像是无意图的,这就是说,美的艺术须被看作是自然,尽管人们知道它是艺术”。[9]这是对艺术之命脉系于审美之维——一个有别于认知和欲求的独立的心灵活动向度——的申说,即“主观合目的性而无任何目的”。美的艺术品作为天才作品除了合于鉴赏的尺度外,最重要的还在于它须有“精神”或“灵魂”。“精神(灵魂)在审美的意义里就是那心意付予对象以生命的原理”。[10]所谓“精神”就是能够在“自己的内心里”萌生出作为“最高的范本”“审美的原型”的审美观念,并把它以可能尽致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能力。“精神,在审美的意义上,就是指内心的鼓舞生动的原则”。[11]这个原则不是别的,正是把那些审美理念表现出来的能力。这种审美观念或“精神”,正是今天现实主义电影应着力追求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做真善美的追求者和传播者,把崇高的价值、美好的情感融入自己的作品,引导人们向高尚的道德聚拢,不让廉价的笑声、无底线的娱乐、无节操的垃圾淹没我们的生活。”[12]现实主义电影的“爆款”,不断激发了大众层面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令人感受到了祖国的日益强大,增强了每个中国人的底气,并带给我们关于人性与信仰的深刻思考;同时,精品意识的经典化追求,也使艺术家在创作中思考何谓好的艺术作品,以及如何成为时代经典。惟此,现实主义电影需要强化以下几个维度。

  首先,现实主义电影是民族的,它能够充分展示所谓的“中国性”——中国的审美经验与民族的审美追求。如《照相师》《大路朝天》《西虹市首富》等之所以触动了大众的心灵,主要是在主人公的喜怒哀乐中展现了真实的中国变化,体现了审美情趣上鲜明的“中国性”特点。再如《阿拉姜色》《清水里的刀子》等现实主义影片立足中国的审美经验,以平实疏离的手法刻画了小人物的生死与信仰,彰显了一种本土化的电影美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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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照相师》剧照

  其次,现实主义电影的“当代性”维度。所谓“当代性”其实是立足时代精神,既要融入时代与之同频共振,又要与之保持一定距离而得以审视和从容洞察现实,进而能够真正把握时代。当今时代,技术(数字化技术)、创意,深刻影响着人们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和发展。这是现实主义“当代性”的一个层面,技术是现实主义精神表达的重要支撑,创意拓展了现实主义的边界。《我不是药神》是一部张扬“当代性”维度的现实主义影片,它以社会真实事件为原型,讲述了保健品商贩程勇代理印度仿制抗癌药“格列宁”的故事,以问题意识触动了现实生活中大众心底的痛。影片以艺术表达实现了与社会大众的同频共振,同时以喜剧外衣包裹下的悲剧内核引发了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在清醒的洞察中显现了电影对社会现实的有效介入,从而使电影消费成为一场喧嚣的文化现象。

  最后,现实主义电影要有指向未来的美学追求,勇于关注人类命运和世界难题。电影《流浪地球》是一部具有现实关切的科幻影片,展示了新时代中国电影应有的未来向度。对“地球”的拯救就是对人类发展困境的救渡,也是对人类自身的救赎,所投射的是人类发展的现实困境。

  就美学追求而言,现实主义电影不是定于一尊,而是多元的开放的,要在彰显多维度中理解现实。当下的文化现实离不开数字互联网的广泛应用,离不开文化发展的跨界与融合,离不开随着代际变化的社会主义新人的成长,这些文化现实中的变化召唤着电影的经典化。电影的经典化追求,一方面需要强化电影的本体语言,另一方面需要在技术和社会力量驱动下日益走向融合,在主旋律电影的引导下生成新的“大众电影”(新的大众文化形态之一)。它是政策导向、审美规制、市场机制、电影生产主体自觉的产物。主流化、市场化、类型化在价值表达的切近中相互杂糅,成为俘获大众心灵的主流电影表现形态。如2018年春节档影片《红海行动》以36.51亿元的票房和0.93亿观影人次,展示了主旋律电影的艺术魅力,其主流价值传播得益于市场的成功运作。影片中纷繁的现代化武器装备与凌厉的战斗场面的“炫”,是电影制作工业化体系逐渐完善的显现。虽然是平民化的叙述视角、奇观化的视觉效果,但电影的形而上思考又使其没有沦为迎合观众廉价口味的戏谑——“炫”的展现不是为了宣扬民族主义情绪,而是反思战争的残酷、和平的珍贵、大国的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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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红海行动》剧照

  三、电影工业体系的健全与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传播

  电影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是其由大变强的必然选择,通过理顺健全电影工业体系与社会主流价值观有效传播的内在逻辑,可以助力新时代中国电影的使命担当。立足现实,尽管中国电影表现不俗,但从产业发展体系健全视角看,主要靠票房拉动行业增长,院线播放渠道之外的其他环节太短,周边产品和相关授权等衍生品开发滞后,并没有围绕核心内容实现产业链拓展,致使市场效益和主流价值观传播未能实现最大化。这一瓶颈既制约了中国电影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也影响了中国主流文化价值观的有效传播,进而抑制了作为内容产业的电影的国际竞争力与中华文化的辐射力。随着文化与科技的深度融合,特别是关键技术的突破,尤其是高端制造业的强力支撑,伴随市场竞争的加剧以及市场环境的不断优化,中国电影产业将在整合与兼并中不断健全产业体系。随着电影市场集中度的加强,电影内容质量与创意能力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中国电影产业的瓶颈——工业化体系的完善已成为制约其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问题。相应地,电影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和衍生品开发深刻影响着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有效传播与文化使命担当,已引发学界的重点关注。

  作为大众喜闻乐见的大众文化产品,现实主义电影的艺术追求与作为大众文化娱乐产品所传达的社会主流价值观有着统一性。其统一的基础就是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的内在关联。惟有健全电影工业体系(文化产业发展体系),完善“价值链”结构,借势体系的完善才能有效传播社会主流价值观,从而持续长久产生文化影响力。文化消费者最终决定文化价值的实现,文化商品的文化价值是消费者在市场上用脚投票实现的(如码洋、票房、门票等)。就此而言,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传播与大众消费的热情是一种正相关。这其中的关键点是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中的重要概念“价值链”,即文化产业发展中那些互不相同但相互关联的生产要素在经营活动与文化价值传播中,依托市场逻辑和技术力量所实现的价值创造和意义增值。它虽然以经济价值的最大化为诉求目标,但其所承载的社会价值、技术价值、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同样重要,由此生成为多维价值系统。当下的弊端是,文化创意有效供给不充分,导致文化市场下游产品趋向过度娱乐化、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去经典化,使得“三俗”产品蔓延。产品同质化、价格扭曲、跟风搭车、“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等乱象流行,促使某些企业竭泽而渔式地攫取短期商业利润,而置社会责任担当于不顾。忽视文化产业的特殊性,必然视“畸形”为“正常”,原本常态化的“双效统一”被割裂或对立起来,使文化创意、市场效益、审美追求、政治关怀相互分离,而弱化了价值观在文化产业发展中发挥根本性的轴心调节作用与价值参照功能。随着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的完善与文化产业发展体系的健全,主流价值观的传播与强势产业发展会形成良性互动,这是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方向。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的积极作用,并非主张文艺做市场的奴隶,而是强调艺术家要以精品创作做市场的主人。降低资本的准入门槛,不是降低对文化产业社会效益的评价标准,而是不断完善艺术生产条件下文化企业的评价体系。

  就中国电影产业发展而言,不仅要借助电影工业体系的不断完善寻求制作精良,更要在作为源头的编剧创意端下功夫,解放思想,提高洞察生活的能力和思考历史的深刻性,不断追求艺术的卓越性,以艺术想象的审美追求激发全社会的文化创造活力。通过不断鼓励文化自主表达与数字化技术催生的海量文化生产冲动、消费激情相互契合,以文化资源数字化并不断开放资源数据库实现文化资源共享,来解决文化发展现实境遇中真实的“文化价值观缺失”问题,重构文化内容生产传播与数字化技术应用体系的内在逻辑。在放开市场与市场开放度提升中健全文化产业发展体系,在文化发展能力提升和文化善治中使国家文化安全与党的文化领导权获得有效支撑。

  此外,社会力量的托举,特别是电影新力量的持续迸发也强化了现实主义电影的力量。新力量的涌现是文化体制改革和电影市场体系不断健全的产物,因而市场基因和产业意识是其显著特点。其强烈的电影产业观念和影片的类型化生产意识,促使曾经主导电影生产的以导演为中心的模式逐渐让位于分工明确的标准化生产,市场灵验机制开始发挥效用,文化消费者的体验感、获得感得以强化,电影的主流价值观的传播越来越受到重视,主旋律与市场导向的契合度越来越高。这一点在2019年国庆档电影市场表现的格外突出,《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攀登者》等主旋律影片的高票房,使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影响力在大众实实在在的消费中得以实现,爱国主义精神、祖国的自豪感“随风潜入夜”般地融入大众的心底,成为大众精神意识中的一股清流。2019年国庆档主旋律影片的成功,再次体现了双主流的高度契合,即社会主流价值观与主流消费群体的同频共振,其中现实主义精神的高扬是这种“共振”的黏合剂。这表明现实主义有着广泛的涵摄性、价值辐射性,能够俘获更多的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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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剧照

  随着中国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方位,愈加需要艺术为民族复兴铸就精神大厦,愈加需要艺术高扬人民性,愈加需要主流文化关注现实题材、弘扬现实主义精神。作为大众最喜爱的艺术消费方式之一,中国电影担负着对内娱悦大众凝聚人心、巩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价值认同的思想基础,对外展示文明型崛起的大国形象及其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背书的使命,担当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特殊声响和色彩的使命,尤其是在全球化舞台上建构和展示“中国形象”。 近年来电影发展格局的变化表明,做强电影产业一定要回归文化产业本性,回到文化价值自身的积累和文明的传播上。电影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不能仅寄托于所谓的“IP”开发,而是要把消费者装在心里,把人民视为“剧中人”,以内容与主流价值传播作为消费“痛点”,以内容的创新和积极正向的价值导向吸引大众消费,推动电影产业从靠明星流量的粗放式制作迈向执着于内容品位的高质量发展,以文化产业发展体系的完善为目标。不惟电影产业,中国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都应着力于改善文化生态环境,特别是完善创意培育机制与创意的版权保护,提高商品化开发能力,在与数字化技术融合中健全产业链。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8ZD006)。

 

  [1] 张严:《我国影视业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分析》,中央党校厅局级进修班(第73期),《课题研究报告》,2019年7月。

  [2] 王君燕:《国家形象的塑造与国际传播——以商务部CNN“中国制造”广告为例》,《新闻传播》2010年第1期。

  [3]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 ,第43页。

  [4] 中国作家协会 中央编译局:《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论文艺》,作家出版社,2010年,第139页。

  [5] 吴义勤:《通向现实主义的路到底有多远?》,《新时代与现实主义》,作家出版社,2019年,第14页。

  [6] 南帆:《现实主义的渊源与启示》,《新时代与现实主义》,作家出版社,2019年, 第9页。

  [7]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3页。

  [8]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7页。

  [9] [德]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52页。

  [10] [德]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宗白华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159页。

  [11] [德]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58页。

  [12]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7页。

 

  作者:范玉刚 单位:中央党校文史部

  《中国文艺评论》2019年第12期(总第51期)

 

  《中国文艺评论》主编:庞井君

  副主编:周由强 袁正领 胡一峰 程阳阳

  责任编辑:韩宵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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