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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用史料探求乐史贯通——评《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对艺术音乐创作的影响》(江剑辉)

发布时间:2019-12-03来源:《中国文艺评论》作者:江剑辉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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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本文从教学、研究的实际需要出发,对《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对艺术音乐创作的影响》中的研究方法与观点、结构与逻辑进行了评述,认为该著在史料的巧用、立论的扎实上是实证研究的又一成功之作,它在现行教学中有着突出的资料借鉴价值和开拓性的研究示范作用。

  关 键 词:中国近现代音乐史 中国古代音乐文化 “乐史贯通” 中国文化精神 书评

 

  中国音乐史有断代史的学术研究传统,如杨荫浏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汪毓和的《中国近现代音乐》等。近年来,随着学科分类细化和教学需要,逐渐涌现出一些新的学科方向,尤其是音乐体裁史的方向较为活跃,如“钢琴音乐文化史”“西方弦乐发展史”“中国弓弦乐器史”“中国琵琶乐器史”“中国打击乐史”等。因笔者从事音乐教育和钢琴演奏方向,故对此类新的学科研究有较多关注,如:卞萌的《中国钢琴文化之形成与发展》,王昌逵的《中国钢琴音乐文化》,张巍、吴晓娜、王健等人编撰的《音乐理论与音乐文化教育丛书:钢琴音乐文化(第3版)》等,尤其是前者,它对中国古代音乐文化进行了一定阐释,并从中引发出钢琴音乐艺术创作在近代以来的发展。卞萌的学术思维建立在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积累之中,也因长期留学俄罗斯而受其钢琴学派的影响所形成,对笔者在认识西方乐器(尤其是钢琴)的过程中又能融入中国古代历史审美有很大的启发。在学术研究领域逐渐细化的过程中,也有学者从教材建设与历史贯通的角度进行了学科语境的综合探研,从而为各学科的专题发展和“音乐史贯通”做了探索,尤其是后者,是几代学人的倾力方向之一。由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王安潮的《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对艺术音乐创作的影响》(以下简称《影响》)就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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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中以或精细或简省的手法运用相关乐史资料,论述中的逻辑推衍之法也是学界较为少见的研究手法,为笔者的教学和相关论题的研习提供了很大的参考价值。因教学所需,在书中的诸多专题中,笔者对钢琴方面的史料分析则更为关注。

 

  一、宏观构思:逐层推衍的学科经纬

  从宏观布局上看,《影响》可分为三个部分,即“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解析”“古代音乐文化对当代创作的影响”“当代艺术音乐创作”,从中可以看出作者清晰的宏观构思及其行文逻辑:从古到今,从总到分,宏观布局逐层细化,既有史书的统一布局,也有专题的针对集中。

  内容上从“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历史踪迹”的基础理论出发,对学科细化语境下产生的“中国古代音乐体裁及其形态”“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对外影响”“中国古代音乐研究的热点问题”“中国古代音乐文献名篇《燕乐考原》”等古代音乐史中常见的问题进行了逐一辨析。这些古代音乐文化的选材并非面面俱到,却精微深入,从而为读者认识古代音乐文化提供了深入的案例解析视角。

  《影响》注重具体问题的辨析,在史料呈现的基础上,对“艺术音乐创作中的表现形式”,如钢琴音乐、歌剧音乐、舞剧音乐、艺术歌曲、二胡音乐等专题,进行艺术创作成果及其特点的细微考辨。每个部分又自成纵向历史发展系统,如钢琴音乐的历史研究中,从赵元任的《和平进行曲》述起,到21世纪谭盾的钢琴协奏曲《火》、龚晓婷的《淡彩五帧》、霍菲菲的《民风随笔》《陕西印象五则》等,展现了百年来中国钢琴民族化的探索过程,尤其对多元语境下民族化风格的形成内因进行了理性辨析。

  “打通乐史”研究观念的提出是古代音乐史作用于当代学院派音乐创作研究拓展的契机。针对作曲家在艺术音乐创作上的研究,《影响》将中国当代作曲家划分为三种类型:中国本土培养的、国外留学发展的、中西合璧成长的。这一划分可以看出,不同成长路径的作曲家对古今中外传统的重视程度不同,也可看出其技法发展在“打通历史”学术观念下不同阶段的影响,带读者了解了像杨立青、罗忠镕、陈怡等作曲家在不同时期艺术音乐创作上的古代音乐影响的踪迹。这部分的研究有宏观粗线的勾勒,便于考察古今乐史传统对作曲家的影响;也有微观局部的细究,便于考察作曲家的个性特色,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的谋篇布局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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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立青(左)、罗忠镕(中)、陈怡

  由总到分的逻辑安排,使得读者可以抽丝剥茧地逐步认识到历史贯通思维下中国文化精神的发展,并可由音乐通史转到每个专题史的范畴。这样的逻辑安排有三大好处:一是便于为读者明确宏观学理构成,为近年来“打通乐史”语境下大历史与专题史的不同阐释范畴;二是为读者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专题指明了快速索引,不至于囿于时间而放弃内容冗长的学术著作阅读;三是便于读者明确分支学科与新兴学科间的关系,为建构新的音乐理论素养提供便捷条件。

 

  二、中观阐释:艺术元理论的新创辨析

  对元理论的创新辨析是每位学者及其著述的着力点所在,预设元理论并能围绕它们“自圆其说”,是学术著作在阐释历史上的创新观念之一。《影响》从新创理论的阐释到具体例证的安排,都可见作者在中观学术方法中对元理论辨析上的智慧所在。《影响》的内容出发点是中国音乐的历史发展,其构成主题是对中国近代音乐艺术的研究,其中涉及的新创知识点较多,分歧点也较多,因此,书中对很多有争议的元理论进行明辨是重中之重。

  在对中国近代以来的艺术音乐为对象的研究中,作者注意到读者普遍感兴趣的知识点为“音乐的选材”问题,为此,《影响》在总论、分论及专题等部分都着意于音乐作品中所运用的素材的剖析,其中的“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素材是广义的范畴,而“艺术音乐”则是尚待辨明的论域。以作者的思路来看,《影响》力图对中国古代音乐文化作用于艺术音乐创作的影响的表现形态进行逐一辨析,其中还有对时间顺序的考虑,从中可知“艺术音乐”这一元理论的历史发展。作者从孔斯特提到的“欧洲艺术音乐”的概念谈起,指明孔氏理论中“专指欧洲专业音乐创作的那部分音乐”的“艺术音乐”对后来学理的探讨及对中国“艺术音乐”创作之路发展的影响,如李方元、张巨斌、杨燕迪等关于“艺术音乐”的概念辨析。对“新音乐”的概念及其理论进行辨析也是《影响》注重元理论阐释的观念反映,如《影响》从曾志忞的《乐典教科书》到萧友梅的理论、黄自的《怎样才可产生吾国民族音乐》、左翼音乐家所谈及的“新音乐”等,而陈洪、吕骥、李凌、刘靖之等对“新音乐”的辨析中,也在不断明确“新音乐”的内涵与外延。这些元理论的阐释是同类书中较为少见的,是《影响》学术新创的理论基础及表现。

  书中各部分涉及的元理论众多,如下几方面对笔者很有启发:其一是对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历史与形态进行理论分析,考察它们在历史发展和体裁演变等方面所蕴含的历史轨迹和形态特点,同时指出某些古代文化元素在当代音乐艺术作品中的表现形态,对近代来中国古代音乐史领域的研究热点进行理论反思,对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对外交流影响进行个案解读;其二是对中国近代以来的艺术音乐创作成果中的古代文化元素进行题材辨析和梳理;其三是对近代以来的艺术音乐创作个案或流派进行创作手法与观念的剖析,指出其中对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引用、借鉴和发展之处;其四是对当代具有突出影响力的作曲家的创作进行文化解析,宏观地解析出他们创作中的古代音乐文化影响之表现形态,并在分析中力图指出其成功之处对今后创作的参考价值。从上述几点不难看出,书中每个部分均有其新的视角和观点,如对中国钢琴音乐民族化风格的论述部分,作者对几个关键的元理论如“风格”“能指”“所指”等进行了历史语境的辨析,将元理论与中国钢琴音乐风格的阐释进行了外显、内化的语意辨明,从而使读者在对钢琴音乐民族化的认知上有理有据,明确了概念和技术手法的“所指”“能指”。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相对于某些“为概念而概念”的论著而言,《影响》中出现的新概念都是有所指、有所需、有所来,并非一味“追新造奇”,可见作者的学术观念既传统也现代,既有对传统民间音乐的钟爱,又特别注意其当代文化的作用 。这些缘来有因的新创元理论,对音乐理论的教材化新建以及对拓展学术的理论境界是大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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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微观新论:前沿成果的重新思考

  学术著作贵在创新性,这是著述安身立命的基础,是推动前沿学术发展、学科构建的动力与魅力所在。从国家倡导的、发扬传统经典的语境出发,《影响》在绪论中就进行了“古代音乐文化”和“艺术音乐”的解题及其相关问题阐释,中国人民大学提出的交叉研究的“新史学”也作用于《影响》所探讨的专题,从而以不同论域来展现《影响》的新图景,《影响》还从中国文化精神的高度来考察艺术音乐创作中的取材及作品间的因缘关系;在“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形态蕴涵”的阐释中,又从微观辨析之需放大到文明史的宏阔视野,纵横挥洒,思绪开阔,继而引入第三部分“中国古代音乐文化作用于艺术音乐创作的历史踪迹”,踪迹之中着意从线索出发作了提要式的勾勒,为书后面的技法辨析,以及立论支撑“艺术音乐”发展建构了基石。《影响》的绪论之新在于视角、观念、逻辑之新,这也正是它作为音乐史补充教材的入选基础。

  在“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部分,较之于现有成果而言,它具有较多创新解析的视角,有新材料的引入为其新论做支撑(考古及新近研究成果的补充)。在“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历史踪迹”中,以观点明确的标题来展现作者对每一专题的新释,如:“传说与出土乐器相互印证的远古、夏商时期”“思想活跃与乐器丰富的周代”“民间音乐入雅登堂的秦汉时期”“民间音乐交融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古代歌舞伎乐兴盛的隋唐五代时期”“市民俗乐快速发展的宋金元时期”“地方音乐繁荣发展的明清时期”等,每个时期的音乐特点论断是与之前有所不同的,它们基于中国文化史、艺术精神的新解读,是近年来发扬传统经典优秀文化背景下历史文化遗产认知的新开拓。在“中国古代音乐体裁及其形态”部分,针对近年来体裁史研究有了新开拓,《影响》针对中国古代部分的考述,是这一领域的新创,它涉及到声乐类体裁、器乐类体裁两类,对音乐体裁的理论文献方面的梳理,也是后续研究者所需要的史料。古代音乐文化的形态解析带有总结的意味,但因其进行了特征界定,也是重要的分析解读环节。在“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对外影响”部分,《影响》以唐代大曲宫调理论对东亚音乐文化的影响、大曲乐调对东亚乐用宫调的影响、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在国外的传播及其研究三个专题展开的。诚然,这部分内容不能涵盖标题所指,但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思路和方向,近年来,中国音乐文化的对外影响研究的兴起就是佐证。热点问题的解析是中国古代音乐研究的重点之一。《影响》在乐器、宫廷音乐与仪式音乐、曲调考、文人音乐和历史人物、口述史与伎乐史、音乐起源、传统音乐名词、专题史等方面进行了展开,不一定是全部,但也有摘其要者之意味。中国古代音乐文献名篇的解析是这一领域研究的重要选题之一,《影响》选取了清代凌廷堪的《燕乐考原》为例,对其产生的背景、成书时间及出版的版本、考辨的宫调内容进行了研究,并对《燕乐考原》的历史局限予以恰当的评价,考评有理有据,为古代音乐典籍研究的范例。

  如果说上述知识点是本科生应学习掌握的范畴的话,第二编的“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在艺术音乐创作中的表现形态”和第三编的“中国当代艺术音乐创作的民族性与个性”则可用作研究生阶段的辅助教材。前者分别对“中国钢琴音乐民族化风格”“中国歌剧音乐民族化风格”“中国艺术歌曲民族化风格”等三类专题中所论及的“钢琴音乐”“歌剧音乐”“艺术歌曲”等近代以来重要的三种新兴中国音乐体裁进行阐述,其选题在当下的学术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是学界最为倾力的三个方向。每一体裁的分期略有不同,如钢琴音乐的分期为初创期(1935年以前)、探索期(1935年—1949年)、成熟期(1949年—1966年)、转折期(1966年—1976年)、多元期(1977年以后);歌剧音乐的分期为早期探索、音乐语言新探索、大歌剧时代、现代歌剧与音乐剧,歌剧中尤其加强了民族音乐语言的解析;艺术歌曲的分期为早期探索、开拓前进期、全面兴盛以及近年来的多元化时期,书中还对当前中国艺术歌曲民族化创作予以展望。根据音乐体裁的发展境况不同而灵活分期、分类研究是作者学思敏锐之反映,为读者的研究提供了思路。

  《影响》以多种视角及其产生的新的论点为基础,对专题的艺术音乐创作中所隐含的古代音乐文化因素进行辨析。在对当代舞剧音乐创作的影响上,《影响》以乐舞诗《大唐赋》为例来辨析其中的古今关系,将剧中的文化选择、音乐手法、结构布局等予以评析;二胡音乐分为早期(1949年以前)、摸索期(1949年—1979年)、发展期(1980年—1990年)、成熟期(1990年—2000年)、个性化时期(2000年以后)等,并由此对二胡音乐交响化探索的既往成就与发展方向予以论断。在人物的个案分析中,陈田鹤的评析从历史发展、创作形式和形态手法方面展开,何占豪的评析从“外来形式民族化”、“民族音乐现代化”、多元复合音乐语言创作等三方面对何先生创作中的古代音乐文化因素予以剖析。在上海作曲家流派的分析中,《影响》以大胆借鉴新音乐手法的近代(19世纪末—1949年)、锐意进取的现代、兼容并蓄的当代(1978年以后)的时间为序,将上海作曲家群落及近来群落生态学视野中的作曲家的创新意识进行了分析。在“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中的民乐解析中,《影响》选取了张旭儒的《本真与前卫的对话》、闵慧芬的《胡琴声飘50年》、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的《春天的韵律》系列音乐会三个案例,对当代民乐创作、表演的手法与观念的变迁对今后民乐的发展给予了解析。角度不同,体裁不同,对象有别,但集中点在于中国古代音乐文化作用于音乐创作中的形态分析,可以说《影响》的阐释针对性和说服力强,具有颇高的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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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的《春天的韵律》系列音乐会演出现场

  在“中国当代艺术音乐创作”部分,作者着重对其中暗含的民族性与个性作了新论。《影响》对当代艺术音乐创作中的民族性的、根源性的古代历史题材进行了品评,它以全国各地艺术音乐创作成果为对象,并进行各有侧重的理论反思,如当代艺术音乐发展空间的社会学思考、音乐创作民族化的地域特色选择、音乐创作民族化的文化特色剖析、音乐创作民族化的内容特色解读等,将当代音乐创作以尽可能的全景视域纳入其观照对象,并作针对性评析,这种视角与手法在当下研究中还较为少见。藉此,《影响》进行了三类不同代表作曲家的个案分析,在“中国培养”中选取了罗忠镕,在“中西合璧”中选取了杨立青,在“海外发展”中选取了陈怡,这些作曲家的代表性毋庸置疑是各种类型创作发展中的翘楚,以其为代表而评析音乐创作在中国传统音乐现代化、国际化发展中的影响力,具有理论扩展价值。这部分的阐释同样有总有分,有微观分析,也有宏观扫描,由此而使这部分的研究具有教学中的资料补充与研究参考价值。

  最后,《影响》从音乐本体和文化思潮的角度对中国艺术音乐的历史成就进行了概括,从中也可见《影响》的立论基础是音乐形态的本体分析,这是实证研究在当代音乐学理论研究中又一成功尝试。以文化为语境,以形态为基础,这样的研究才是有视野、有境界,有材料、有立点的扎实学思,值得在教学中作为补充,值得在研究开拓中予以借鉴。

  当然,笔者认为《影响》还可对内容进行丰富或完善,一是作者所追求的“乐史贯通”的学术构想还未能完全展现,还应开辟更多例证或专题使其构思完整;二是在古代音乐文化阐释中所关注的“文化精神”视角,还应引入相关的文史研究方法才能更好地“自圆其说”;三是在当代艺术音乐创作方面的阐释还略显单薄,应引入更多专题或作曲家的辨析,方能从微观层面切实展现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对当代艺术音乐创作的影响。

 

  作者:江剑辉 单位:台州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

  《中国文艺评论》2019年第11期(总第5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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