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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新时代的中国电影(饶曙光 贾学妮)

发布时间:2018-12-27来源:《中国文艺评论》作者:饶曙光 贾学妮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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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10月15日,“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文艺评论的回顾与前瞻”暨《中国文艺评论》创刊三周年座谈会在京召开。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屹同志对《中国文艺评论》创刊三周年作出重要批示。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陈建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本刊名誉主编仲呈祥出席会议并发言。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主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主任、本刊主编庞井君主持会议。哲学家张世英、评弹理论家吴宗锡、摄影家袁毅平、话剧艺术家蓝天野、画家周韶华、美学家刘纲纪、文艺美学家胡经之、文艺理论家王元骧、文艺理论家陆贵山、音乐家傅庚辰、民间文艺学家刘锡诚、剧作家郭启宏、影视导演翟俊杰等发来寄语和祝愿。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本刊顾问邵大箴,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王次炤、张德祥,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饶曙光,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李心峰,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宋宝珍,东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王廷信,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主任谢柏梁,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夏燕靖,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副主任李朝全,北京舞蹈学院舞蹈研究所所长金浩等出席会议并研讨。会议成果将在本刊陆续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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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新时代的中国电影

饶曙光 贾学妮

 

  内容摘要:随着中国电影产业化进程的推进,中国电影出现一些新现象、新问题,市场不规范行为频现,建立规范的市场机制尤其是制度性建设势在必行。从市场需求、观众渴望层面看,唯有更多更好的优质电影才能不断满足并且激发观众的需求,赢得口碑和信任;而一部优秀的电影需要电影产业从创意、制片、制作到发行放映每个环节都精益求精。互联网在促进电影繁荣的同时,也对传统影院形成了冲击;网络影评改变了传统电影批评的格局。规范电影市场、提升电影质量、深度融合发展成为当下中国电影发展的题中之义。

  关 键 词:电影机制 制片人 票房分账 互联网

 

  自2003年中国电影降低门槛、激发激活电影市场活力、生产力改革以来,中国电影快速发展,以超过30%的复合性增长持续增长,并且在某些层面和环节实现了弯道超车。据中国国家电影局消息,2018年第一季度,中国电影票房达到202亿元人民币,在一个独特的单位时间里超越北美成为全球第一大电影市场。中国电影经历十余年井喷式发展与颠覆性变革之后,当下的中国电影处在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期,在这期间出现了种种新的现象与新的问题,如网络电影、网络批评等新现象的出现正在改变传统电影的概念和电影批评的形态,市场不规范、人才短缺等新问题的出现制约着中国电影健康可持续的发展。面对新形势、新业态,当下中国电影亟需规范市场主体行为,建立完善细化的市场规范机制;从产业源头注重以创意创新提升电影质量,将提升质量贯穿到行业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工种;而在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的新形势下,必须培养匹配互联网思维,充分利用互联网高新技术,促进“互联网+电影”的深度融合与发展。

 

  以制度性建设加强电影市场规范

  2018年,《英雄本色2018》导演丁晟声讨光线传媒,质疑电影的宣发费用;电影《后来的我们》上映前遭遇大规模的退票风波;以及之前电影《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上映时出现粉丝锁场现象。除此之外,版权问题、偷漏瞒报票房问题、技术锁场问题等种种不规范的市场现象频现,规范电影市场、整顿行业秩序,成为电影全产业链条从投资方、创作人员、影院管理方到观众各个行业主体迫切的要求。事实上,规范的电影市场是中国产业转型发展的基础,应该贯穿电影市场建设和发展的始终。中国电影在发展初期,为了实现快速发展,对市场主体行为的规范缺乏足够的监管。但随着中国电影产业的飞速发展,不规范的市场行为日益凸显,制约着当前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国家电影主管部门继确定2017年为“电影市场规范年”之后,确立2018年为“电影市场规范加强年”。运用市场、法律的手段规范市场、监管市场,加强制度性建设形成制度性体制和机制。制度设计、制度建设是规范市场的首要任务,首先要从制度层面建立完善的长效监管机制。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以下简称《促进法》)的公布标志着中国电影产业进入有“法”可依的阶段,利用法律手段加强市场监管,需要以《促进法》为基石,进一步推进电影行业监管政策的法制化,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通过各个层级的法律规范真正确立电影作为产业的属性,在此基础上为电影产业发展助力护航,为行政管理立规明矩。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还需要相关执法部门“执法必严”。2017年3月20日,电影主管部门对首批326家2016年以来瞒报票房收入的影院实施严厉惩罚,并责令其中126家影院停业整顿。2017年全年,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共通报了四批存在严重违规行为的电影院,其中因“数据不符”而被通报的影院达61家[1]。加强执法力度,提高违法成本,形成强有力的法律震慑力,形成不敢违法、不能违法、不想违法的社会氛围和生态,能有效地促进行业主体规范市场行为,促进电影产业的健康良性发展。面对电影市场出现的种种乱象,采取必要的行政性手段是行之有效的,扩大监管范围、完善监管措施、细化监管程序,有利于进一步规范产业发展和市场秩序,电影管理部门应协同网信办、证券处、公安部等部门加强电影产业的行政管理,营造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产业环境。各级主管部门重拳出击、整治市场,短时间内会出现市场增速放缓、萎缩乃至下降等现象,或许是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或者“交学费”。但是,为了中国电影的长远利益与根本利益,规范电影市场势在必行,躲是躲不过去的,而且越往后付出的代价会更大,最终成为“不可承受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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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规范市场,还必须以市场、法治的手段加强版权保护,加强对侵权行为的执法和打击力度,最终建立起以电影版权为核心的电影产业机制,有效延伸电影产业链,从体制机制上摆脱唯票房论。在美国电影的收入结构中,影院票房收入不到40%,其他收益均来自版权收益,只有实现了对版权的有效保护和经营,才能激发创作者的积极性,保障电影的收入并实现有效的融资。在互联网的加持下,当前电影的侵权以更为隐蔽、成本更为低廉的方式出现在网络上,并且在极短时间内得到迅速传播,传播速度之快、范围之广对我国电影版权保护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加强相关知识版权法制的建设、完善著作权类法律体系刻不容缓,尽管当前我国知识侵权行为屡有发生,但是真正诉诸法律的案例并不多见,这与当前我国知识产权类法律体系的不完善有着密切的关系,举证要求高、取证难度大、执法标准不一都影响着被侵权人能否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权力。此外,要不断加强反盗版技术,在加密、数字水印技术的基础上不断进行升级拓展,利用先进技术锁定盗版源头,阻止盗版传播。再者,加强行业自律与维权、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等组织的作用、积极鼓励社会力量的进入,形成尊重、保护知识产权的良好氛围。网络服务提供商应该加强网站运营管理,发现侵权内容要及时清除。通过政府引导、媒体宣传促使全民形成知识产权意识,共同推动建立一个健康、良性的电影产业生态环境。

  建立健全电影产业机制,摆脱唯票房论,还需要票房比例分配机制进一步向制片方倾斜,以有效降低制片方的风险,增强内容生产能力。中国电影真正的票房分账是从1995年开始的,电影《红粉》《红樱桃》等四部国产影片采用国际通行的票房分账模式,总票房中扣除5%电影专项基金和3.3%的营业税之后,剩下的票房实行制片方35%,省市电影公司、影院65%分账比例,彼时正值我国影院业处于向现代多厅影院、拓展银幕规模的转型建设期,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客观上这个分账比例是向渠道方倾斜的。随着电影产业化进程的推进及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去年以《战狼2》《红海行动》为代表的重工业电影的崛起,单部影片有着更高的投入与更高的风险,并且随着IP热潮、明星高片酬以及技术设备的更新,单部影片的投资规模逐年增加,当下中国电影的赢利模式单一,仍是以票房分账为其主要的收入来源,原有的票房分账比例显然不利于制片方回笼资金,如若不能及时回笼资金,将无法用于技术提高、人才培养等,也必然会打击投资者的积极性,长期以往必将损害电影产业健康、可持续的发展,“现代电影产业体系,一定是要有效优先保障制片业、制片方的利益。可以说,电影市场环境问题是事关电影产业健康可持续繁荣发展的全局性问题、根本性问题、关键性问题,而且超出了电影业界自身,需要全社会的全面关注、支持和发力”[2]。在笔者看来,在现代电影产业链当中,制片方的分账比例应该到50%才合理。我们国家现在制片方处于相对弱势的一方,制片方拿到的比例一般都低于45%,长期下去,所有的风险都是由制片方来承担。2017年出现了一些值得引起关注的现象,“国内一些民营或国营大型电影公司的制片能力有弱化现象,一些在资本市场上市融资的公司,把主要资金用于新影院圈地建设上,相比制片业投资却有减少。”[3]可见,失衡的、与当下中国电影产业发展不匹配的票房分账的弊端初见端倪,倾斜于院线方的票房分账促使大型制片公司通过投资影院实体规避投资制片的风险,已经成为全球第一的中国银幕规模的放映市场趋于饱和。制片方及其内容生产是电影产业的基础和根本,离开了它,电影产业就有可能成为无源之水;失去更多更好的优质国产电影,庞大的放映市场也终将成为包括好莱坞电影在内的外国电影的横行之地。电影制片、发行和放映是一个相互依存、利益共享的共同体,触及到各方利益必然会引起激烈的博弈,只有改革票房分账比例、共同做大做强电影,各方共同利益才能最终得到保障。规范电影市场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行为,需要协同市场主体各方共同推进中国电影由“电影大国”迈向“电影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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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创意创新全面提升影片质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把提高质量作为文艺作品的生命线。提升电影质量,加强中国电影的内生驱动力,是当前中国电影发展的题中之义。电影质量提升是中国电影产业可持续繁荣发展的基础和根本,是中国电影创作永恒的主旋律。回顾2018年中国电影的发展,我们会清晰地发现,以往行之有效的“大IP+大明星”开始失效,市场更加成熟。据猫眼数据显示,2018年国庆档七天累计生产近21.7亿元票房,同比去年下跌20%,总人次超6150万,同比下跌23%。开心麻花团队的新作《李茶的姑妈》上映后由于口碑不佳,票房遭遇了滑铁卢式下滑。国庆档最晚上线的警匪片《无双》在开局不到20%的排片情况下,凭借自身过硬的内容质量与后期“自来水”的口碑宣传迅速反超。可见,观众的购票行为更加理性,观影选择也更加审慎,猫眼数据报告显示,今年国庆档首日预售票房仅为9500万,较去年同期1.17亿下降了19%,更加理性的观众需求更好、更优质的电影,以口碑赢得票房也将成为未来中国电影市场发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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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质量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短板都有可能影响到影片质量的提升。因此,必须树立系统性的思维,建立系统性的机制,寻找提升质量的有效途径和方法。有效提升质量,制片领域首当其冲,制片是电影产业的龙头,是电影产品的保障,是后期发行、放映的原动力。一部影片的制片人,作为“统筹企划与资金筹措的角色,并且负责控制预算支出、拍摄进度、拟定发行布局,以便为投资者与创作者谋得最高利益。他们是一部电影由起始意念到上市映演的执行总舵手,工作最忙碌、最琐碎,也是几乎从头到尾所有环节都涉及的人。”[4]制片人贯穿了一部影片策划、融资、实地拍摄、后期的制作与剪辑、宣传、发行等各个环节,可以说,一个优秀的制片人既能把控一部影片的市场风险、对投资人负责,同时也能将导演的艺术造诣充分发挥。好莱坞电影能够经久不衰地雄霸世界电影市场,与其成熟的“制片人中心制”密不可分。

  新中国的电影事业体制,是在全面模仿苏联电影管理体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在“统购包销”的电影生产、发行体制下,电影制片的工作是在国家行政性指令管理下,在制片厂各级制度的要求下,将摄制组当成一个行政管理单位来完成电影的制片与生产。电影制片人这一角色往往是由国营电影厂厂长负责下的制片主任充当,制片主任只需对电影生产过程中剧组的日常管理、财务开支、后勤保障等行政性工作负责,并不需要规划电影题材和类型,也不需要向社会融资,更不会负责影片的发行、放映。但是,随着中国电影产业化进程的推进,国有电影制片改革的深入,需要既能熟悉资本市场又能懂得电影艺术创作的现代化制片人。现实是当前绝大多数电影人对于电影制片的定位还停留在传统的制片主任的工作范畴,制片人仍然是被动地接受任务完成生产,甚少介入影片的创意策划、发行营销阶段。“导演中心制”仍是目前普遍认可和实行的创作机制。但是随着产业化的进程的深化,尤其是民营、外资等资本的进入,“导演中心制”的弊端日益明显,就有学者指出“导演影响力的膨胀,带来了畸形的产业链”。“首先是名导演主导项目失控现象频发,如陈凯歌的《无极》、姜文的《太阳照常升起》、田壮壮的《狼灾记》、徐克的《七剑》、孙周的《秋喜》等,这些影片票房的失败很大程度上在于导演权力独大造成的失衡,导演按照一己之思拍摄,导致电影过于个人化、主观化,为投资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其次是一些导演凭借专业背景吸引非专业投资,等投资到位后架空投资人,拍自己想拍的电影,投资人缺乏强有力的监制来监管导演。”[5]如果有专业的制片人则能有效地削弱导演的权利,促进产业的健康良性发展。对比好莱坞成熟的电影制片人制度,据美国制片人协网[6]给出的制片人的定义,制片人分为(1)执行制片人(executive producer):为项目带来资金或者对项目文学内容策划有重要贡献的人。(2)制片人(producer):把所有项目元素整合起来的那个人。其中包括获得基础材料的版权,提出项目创意,雇佣编剧,购买剧本或者取得其选择权、确认演员参演影片意向、雇佣关键部门主管、监管现场和后期制作流程,同时引入项目投资。(3)联合制片人(co-producer):负责影片现场后勤或者影片项目某一特定领域的人。(4)线上制片人 (line producer / production manager):负责影片从前期到整个拍摄完成的后勤工作。(5)助理制片人(associate producer):完成由制片人或者联合制片交办的一项或者多项任务的人。专业化、精细化的制片人制度能够有效抵御电影产业高风险,确保电影制作的每个环节高效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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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电影的产业属性越来越明晰,当前中国电影亟需从“导演中心制”向“制片人中心制”转变,但是结合当前实际情况,导演中心制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并且中国电影制片人的培养体系也不成熟,制片人的专业化程度也不高,贸然让制片人取代导演的地位是不现实的,监制这一角色的进入可以有效地调节导演与制片人的矛盾。内地的电影监制往往是由知名电影人或者资深导演担任,他们往往有着丰富的电影实践经验,熟悉电影艺术规律,如陈可辛导演是影片《喜欢你》的监制,张一白是《后来的我们》的监制,宁浩、徐峥是《我不是药神》的监制,黄建新担任监制的影片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品牌保证。“监制型”制片人的出现能够有效地沟通投资方与导演之间的矛盾与隔阂,有效减少不专业的投资方、制片人对导演的艺术创作的无端干预和干扰。事实上,在新导演的扶持、人才培养方面,中国特色的“监制”功不可没,至少在目前的电影环境下是有效的、积极的。因此,发展规范监制制度,完善监制评价体系、提高监制准入制度,有助于中国电影产业健康持续的发展。

  提升电影质量,还需要有序引导专业资本、长线资本进入电影,以良币驱逐劣币而不是相反,提高行业资本运作的专业化程度。目前中国电影产业仍处于初级阶段,尚未形成同好莱坞一样的标准化、规范化的工业体系,电影项目的运作还存在许多不透明的地方,预算分配、分账环节的不透明导致一些金融资本难以有效进入电影产业,也给新进入的资本形成了巨大的挑战。电影是资本高密集型产业,但同时由于其创作、上映的不确定性、回款周期长、变现渠道单一等因素也成为了高风险产业,当下中国电影市场看似热闹,炒作概念、短线操作等不规范行为时有发生。2017年,据媒体对18家影视公司的分析和报道,除文投控股、光线传媒等公司市值小幅增长外,包括两家国有上市电影公司和万达这样的民营集团在内的14家影视公司共蒸发了932.15亿元,其中11家跌幅在30%以上[7]。政策监管的收紧、明星资本的退场不断打破市场泡沫,但是资本是逐利的,追求短期利益,电影是“内容为王”的创意产品,优秀的电影需要导演、编剧、演员、摄影、美工等协同创作,对产品内容进行深耕,从资本层面保障电影创作和生产,利用大数据建立风险规避保障,完善“保底发行制度”,探索创新合作新模式,促使资本更加细分化、多样化地进入电影产业,特别是要通过制度性建设实现更加透明的商业运作机制和模式,让规范的金融资本成为支持电影创作和生产的决定性力量,改变传统的观念及其“小作坊”模式,促进中国电影整体性的升级换代。

  提升电影质量,要有效保障包括编剧在内的电影创作和生产的各个环节、各个工种的合法利益,调动所有从业人员的积极性,尤其是创造性劳动为影片添砖加瓦,形成合力,避免“木桶效应”的发生。不仅要建立健全完善制度机制,降低、控制过高的明星片酬,也要在合适时候向编剧、编剧环节适当倾斜,以有效增强内容生产能力、创意能力。在越来越强调“内容为王”的电影产业中,编剧应该与导演、演员共同处于作品构建的核心地位,三者在影视作品生态链中应当处于良性的三足鼎立的局面,相互制衡又协作共生。但在实际情况中,编剧的生存状况不容乐观,呈现出边缘化和身份认证的危机,具有话语权的导演与演员在“二度创作”中往往轻视编剧,无法与编剧形成有效的沟通,因此在电影中会出现剧本前后逻辑矛盾、台词不符合剧情人物、情节出现严重漏洞等问题。此外,与价格飞涨的导演、明星的片酬不相匹配的是编剧的收入增长缓慢[8]。在笔者看来,编剧、编剧环节除了深入生活之外,创意尤其是原创占其劳动、劳动成本的比例相当大,至少不低于50%,把编剧的劳动定为“零成本”,实际上就是把编剧劳动“归零”“清零”。我们应该竭力打造有效的剧本推介渠道,推进高质量剧本向银幕转化,完善具有行业公信力的剧本评估体系,加强对编剧的培训,明晰培训需求,精准培训对象,丰富培训形式,科学规划培训内容,提升编剧的知名度与影响力。编剧在创作时也应该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强化现实题材作品的创作。现实主义是我国电影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电影与时俱进的活力所在,如何艺术地、智慧地讲好中国故事,“一方面需要创作者积极拥抱现实生活,从丰富广阔的社会实践中寻找创作素材和灵感,以扎实的戏剧基础、精心的情节安排、真实的细节还原打造生活的质感,将创意与工匠精神有机结合,真正实现现代化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另一方面,现实主义创作还要适应新时代社会文化语境,有效对接互联网时代的观众群体,以观众为中心,想观众所想,急观众所急,关注大众最关心的、具有社会意义的话题。”[9]

  相对于个人化的艺术创作和生产,电影的创作和生产是集体性的,是最复杂最微妙的艺术创作和生产,需要最大的配合度、匹配度并且形成合力,最容易发生“木桶效应”。人才短板不仅仅是主创人员,而且还囊括了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工种。尽管当前我国涌现出一批优秀的青年导演、编剧级演员等,成为中国电影新力量,但是一部优秀影片的诞生,是需要制片人、导演、编剧、演员、摄影、灯光、录音、剪辑、后期、特效包括场务在内的每一位工作人员专业化的劳作,当前我国电影人才的规模已经无法满足高速发展的电影产业对电影人才的需求,电影人才匮乏的短板已经最大限度地影响和制约了中国电影产业的整体性可持续发展。而当前人才匮乏的短板覆盖了整个电影创作,电影创意层面的人才只是电影生产体系的冰山一角,除此之外更为严重的是包括录音、剪辑、特效、灯光等各类技术性工种的人才匮乏。随着中国电影工业体系建设的不断推进和升级换代,技术性人才对现代电影生产的重要性也将越来越强烈地凸显出来。定量分析和研究表明,我们现有的专业性人才和队伍支撑不了数量庞大的电影生产,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无论从创意层面还是技术层面都达不到专业标准的产品甚至是“次品”,而且数量还不算少。[10]

  提升电影质量的关键在于人才的培养,扩大电影人才培养规模,提升专业人才培养质量,亟须构建灵活、务实、多元的人才培养格局,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学校培养、社会培养、片场培养多管齐下,电影教育体系需要更多更大力度地面向电影产业实践,全面加强专业教育,侧重对于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特别是对于数字、3D电影技术、电影院线管理、市场推广等专业人才的培养,对教学硬件设施、实验室建设等加大扶持力度,培养成为我国电影发展的储备力量,同时应开展电影行业内的高级专业培训,可以开办一些高层次的电影专业培训及研修班、进修班,聘请国外一流电影制作机构的专业人员、资深人士、专家学者、技术人员和艺术家,进行讲学和指导。对于人才不仅要“引进来”,也要“走出去”,积极鼓励电影人才走出国门,学习西方尤其是好莱坞先进的技术、成熟的工业化水准。培养人才也可以借鉴香港电影片场时代的师徒模式,培养更多具有实际操作能力的人才,提高电影人才的专业化水平,培养一支既熟悉电影艺术又懂得现代科技的复合型人才队伍。

 

  以互联网思维推进深度融合发展

  近几年,互联网以攻城略地之势全面渗透到电影的全产业链条中,跨界融合成为电影产业新常态。以BAT为代表的互联网电影企业透过投资并购、垂直整合等形式进入电影产业,迅速地进入电影产业的融资、制作等中上游阶段,借助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在线票务平台的迅猛发展,互联网改变了传统电影发行放映的格局。据统计,电影的在线购票比例由2013年的8%增长到了2017年的81%,五年间共计增长了73个百分点,年均增长率在14%以上。[11]精准化的用户营销、便捷的选座方式,仅用五年时间,互联网改变了国人传统的影院消费行为,电商用票补扣开了票房营销的大门,用低价促销的方式吸引了部分价格需求弹性较大的群体,可以说,小镇青年的崛起、中老年观众的扩容都与电商的票补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片方与电商砸重金票补,票补的弊端日益凸现,票房泡沫、虚假爆款影片等扰乱市场秩序的现象频现。前文提到,在取消票补的2018年国庆档七天票房近21.7亿,同比2017年跌幅20%,当然票房的跌幅与今年国庆档期缺乏爆款电影、观众的理性购票等因素有关,但票补的取消确实影响到一些观影需求并不强烈的观众的选择。但是,在线票务平台的崛起已经成为不可逆转之势。2017年,猫眼和微影时代合并电影票务业务,成立猫眼微影,猫眼微影和淘票票开始以“双寡头”的格局垄断市场。随着在线票务平台的壮大,话语权力的提升也使得其议价能力越来越强,对线下电影院的冲击也越来越大,直接影响到影院的排片与影院卖品的收入。在线票务平台的便捷性也极大地削弱了观众在影院停留的时间,据统计,现在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在电影院大厅停留的时间一般不超过15分钟,这种目的性强烈、单一的消费行为不仅使得观众到电影院看电影的仪式感消失殆尽,而且会直接影响到影院爆米花、饮料、衍生品等卖品的盈利,让电影院的多种经营、差异化经营变得越来越困难。“影院应该是个卖座位的地方,而不是卖电影的地方。只有让每一个座位上的人消费更多,才是影院赚钱的好方法。”[12]在线票务平台与传统电影院、线上线下应该共生共赢,寻求更广泛的合作,开拓影院经营的新模式,推动电影产业链条下游产业的发展。2018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实施方案(2018—2020年)》(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对文化领域进一步放宽服务消费领域市场准入等方面做出部署。在电影方面,《实施方案》提出深化院线制改革,鼓励推动“互联网+电影”业务创新,完善规范电影票网络销售及服务相关政策,促进点播影院业务规范发展。《实施方案》的发布和相关部署的进一步实施,从政策上鼓励互联网与传统影院融合发展,推动院线的深化改革,激发影院业的热情,为促使电影行业形成良性循环,营造良好消费环境谋篇布局。

  对于互联网公司来说,内容生产无疑是制约他们做大做强的关键,对于内容短板,互联网公司一方面通过合并收购等方式进入电影产业的上游制作环节,弥补短板;另一方面则大力拓展网络大电影,并且形成了相对短平快的传播平台、相对清晰的盈利模式。在电影观众细分化和市场竞争差异化的背景下,传统影院发行的模式、排片数量、时间等方面面临诸多限制,但互联网发行渠道以其携带巨大流量、宣发优势和长尾效应等优势,促使网络大电影迅猛发展。根据爱奇艺公布的《2017年网络大电影行业发展报告》显示,从2014年到2017年,网络大电影的数量从450部增加到1892 部,增长了1442 部,增幅超过320%,期间产生的流量也已超过了150亿。爱奇艺在2017年排名前20部的影片票房分账达到3.12亿元,平均每部影片的票房分账比例为1605万元,其中部分电影的回报率惊人,如《陈翔六点半废话少说》投资回报率为993.12%,有近十倍的回报率;《超级大山炮之夺宝奇兵》的投资回报率为836.49%,获得了超过八倍的回报率。网络电影迅猛发展的同时,因其“低俗、粗制滥造、软色情”受到广泛的诟病,网络电影“通过对互联网流行文化浅表化或者符号化的处理,进而拼贴进作品”。[13]通过“伪网感”的创作、“寄生性”的营销来刺激点击欲。客观地讲,当前网络大电影的发展状态与网络大电影的观众构成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根据《2018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显示,网络大电影的观众构成中男性观众占比 62.36%,25岁至34岁年龄观众层占66.4%,腾讯视频数据中,“网络大电影”观众学历构成67%为本科以下的学历,并且外来务工人员较多的城市更青睐网络电影。基于网络大电影这一青年亚文化特征,他们往往追求刺激、单一、浅层次的观影感受,网络电影多集中在惊悚、穿越、爱情等猎奇性题材也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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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随着政策的规范与各大网络的平台加强监管,网络电影正朝着健康、积极的方向改变,2017年网络大电影总量1892部,比2016年减少了571部,缩减幅度达23%,而投资规模则增长了74.2%,总投资额从2016年的15.5亿增长到27亿。[14]成本在100万至300万的电影占比从20%增长到45%,成本超过300万的占比6%。[15]相对下滑的网络大电影上线数量和大幅度攀升的投资规模说明各大网络平台提高准入门槛,提升作品品质,向精品化、专业化发展。根据爱奇艺的预估,在有效观影人次和全网付费会员观摩上,网络大电影内容收益仍有很大增长空间,网络大电影亟需进一步提升电影品质、拓展题材,推出更多精品佳作,为观众提供更加多元化的作品,进一步改革播出平台与片方之间的商业模式,杜绝片方只重“前六分钟”的投机现象,充分利用互联网的大数据与用户画像优势,实现面对观众的更精准营销,缩小与传统影院的差距,形成传统线下院线之外的“第二院线”。

  互联网也在改变着年轻主流观众群体的思维方式与表达方式,网生代成为年轻一代主流观众的共同标签,在充斥着游戏、弹幕、直播、爽文等重感官体验、轻深度阅读的虚拟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网生代,“网感”体验成为他们的审美追求和审美趣味,“网感”成为网络电视剧、网络大电影的标配,也经常性地成为评价一部电影的关键词,奇幻化的视听语言、超链接式的叙事文本、多线性的叙事结构、互动性的观影方式成为网剧、网络大电影的重要特征,也促成了年轻观众的“网感”观影体验,一旦一部“网感”十足的电影满足了观众的观影期待,能超越电影化视听语言、表达方式的“影感”,成为评判电影优劣的标准,进而促成口口相传的爆款电影。2018年元旦《前任3:再见前任》上映,影片人物情感撕裂、剧情节奏拖沓,但就是这样一部投资3000万、制作一般的电影最终获得了近20亿票房,究其原因,与影片的“网感”有着密切的关系。影片的对白更像是互联网流行语言的集锦,至尊宝式的前任爱情引起了年轻观众的共鸣,创作者深谙互联网思维方式与表达方式,对年轻观众的审美情感与审美趣味有着精准的把握。2018年中小成本题材的票房黑马如《超时空同居》《快把我哥带走》等电影无不在“网感”方面做足了功夫,《超时空同居》《快把我哥带走》在视听语言处理上都采用了网生代观众认同程度比较高的穿越方式,都市爱情、兄妹情的处理也容易引起共情。“具有良好的市场号召力和受众吸引力的网感,是对互联网用户日常审美旨趣和文化消费的匹配乃至因应。”[16]网感不是互联网流行文化的浅层次拼贴,更不是低级媚俗,哗众取宠。研究网生代观众的审美趣味,满足年轻化网感观众的需求,对现代电影无论是内容表达层面还是语言呈现层面都带来了新的巨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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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不仅改变了电影的制作、发行,也重构了电影的舆论生态环境。在“人人都是影评人”的时代,互联网因其低门槛和开放性聚集了大量或权威或草根、或专业或业余的影评,海量的、形式多样的影评满足了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的多样化需求,网络电影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已改变乃至颠覆了传统的电影理论批评格局及其表达方式,各种各样的微信、微博、微信公众号迅速崛起,形成一个全新的舆论生态空间和话语场。一方面,观众能从客观的专业化的网络影评中获得影片信息,学习专业知识,提升观影水平,尤其是对于一些质量好但没有营销规模的优质的小众艺术电影,网络影评起到了很好的推介作用;另一方面,一些自媒体看到网络影评巨大的盈利空间,执着于用户注意力经济、流量变现利益的获取,在行文风格上采用爽文、酷评、标题党、大量图片等方式吸引眼球,削弱深度阅读,长此以往,损害的不仅是整个电影评论生态的构建,还会导致整个社会文化水平的降低。同时,网络影评正在日益被商业资本绑架已成不争的事实,当前一部电影的宣发费用会有大量资金投注于网络平台及专业的评分网站,尤其是一些流量大的微博、微信公众号,商业资本无孔不入地侵入到网络影评领域,侵蚀着网络影评的独立性与权威性,网络影评要如何坚守底线,提高专业性与独立性,切实为中国电影和观众服务,都是当下建构良性的电影舆论批评生态环境所要面对和解决的新问题、新挑战。

  当前中国电影正处在整体性升级换代的关键时期,电影产业主体应以发展性的眼光、建设性的思维面对产业改革中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应着眼于中国电影产业的大局和格局,着眼于中国电影发展的未来和百年大计。中国电影必须以制度性建设加强规范市场、以创意创新全面提升电影质量、以互联网思维推进深度融合发展,建构协商性机制实现双赢、共赢和多赢,共同推动中国电影实现高质量可持续繁荣发展、从电影大国迈向电影强国。

 

  [1] 转引自刘汉文、陆佳佳:《2017年中国电影产业发展分析报告》,《当代电影》2018年第3期,第21页。

  [2] 饶曙光:《当前中国电影的十大挑战》,《电影新作》2017年第3期,第7页。

  [3] 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2018年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中国电影出版社,第195页。

  [4] 李天铎、刘现成编著:《电影制片人与创意管理:华语电影制片实务指南》,台北:台湾“行政院新闻局”,2009年,第45页。

  [5] 刘藩:《电影产业经济经济学》,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第284页。

  [6] http://www.producersguild.org

  [7] 转引自尹鸿、孙俨斌:《2017年中国电影产业备忘》,《电影艺术》2018年第2期,第150页。

  [8] 在2018年5月18日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影视节目展上,“2018中国电视剧创作高峰论坛”中,创意星球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浩一指出“与飞涨的演员价格相比,编剧价格增长缓慢,有时一部戏中编剧的酬金还不如一个一线明星两三天的酬金。”他透露,在我国,编剧的收入大概占制作费的2%至3%,而这一比例在美国是5% 左右,韩国则是8%至10%,http://op.inews.qq.com/m/20180519A03N0A00?chl_code=cctv&h=0&refer=100000355

  [9] 饶曙光、李国聪:《改革开放40年,现实主义与中国电影创作流变》,《电影艺术》2018年第5期,第16页。

  [10] 饶曙光:《当前中国电影的十大挑战》,《电影新作》2017年第3期,第6页。

  [11] 张少华:《融合与重构:“互联网+”时代我国电影产业发展研究》,《人文天下》2018年第14期,第59页。

  [12] 《拍一部电影要花多长时间?票房收入怎么分账?》,

  搜狐,2018年7月11日,https://www.sohu.com/a/240597071_494633

  [13] 齐伟、王笑:《寄生性、伪网感与点击欲——当前网络大电影的产业与文化探悉》,《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第12页。

  [14] 转引自刘汉文、陆佳佳:《2017年中国电影产业发展分析报告》,《当代电影》2018年第3期,第22页。

  [15] 转引自尹鸿、孙俨斌:《2017年中国电影产业备忘》,《电影艺术》2018年第2期,第155页。

  [16] 周云倩、常嘉轩:《网感:网剧的核心要素及其特性》,《江西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第234页。

 

  作者:饶曙光 贾学妮 单位:中国电影家协会;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

  《中国文艺评论》2018年第12期(总第39期)

 

  《中国文艺评论》主编:庞井君

  副主编:周由强(常务) 胡一峰 程阳阳

  责任编辑:陶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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