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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斓多姿的文化潮汐 ——改革开放40年文艺素描(云德)

发布时间:2018-12-06来源:《中国文艺评论》作者:云德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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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艺评论》2018年第11期文章目录与摘要朗读版

 

  编者按:10月15日,“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文艺评论的回顾与前瞻”暨《中国文艺评论》创刊三周年座谈会在京召开。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屹同志对《中国文艺评论》创刊三周年作出重要批示。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陈建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本刊名誉主编仲呈祥出席会议并发言。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主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主任、本刊主编庞井君主持会议。哲学家张世英、评弹理论家吴宗锡、摄影家袁毅平、话剧艺术家蓝天野、画家周韶华、美学家刘纲纪、文艺美学家胡经之、文艺理论家王元骧、文艺理论家陆贵山、音乐家傅庚辰、民间文艺学家刘锡诚、剧作家郭启宏、影视导演翟俊杰等发来寄语和祝愿。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本刊顾问邵大箴,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王次炤、张德祥,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饶曙光,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李心峰,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宋宝珍,东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王廷信,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主任谢柏梁,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夏燕靖,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副主任李朝全,北京舞蹈学院舞蹈研究所所长金浩等出席会议并研讨。会议成果将在本刊陆续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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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斓多姿的文化潮汐 ——改革开放40年文艺素描

云德

 

  内容摘要:新时期文艺走过了40年的辉煌历程,凌厉中彰显朝气,宏阔中蕴藏活力,饱含着变革时代的精神底色,承载着鲜活的历史记忆,在现当代文艺史上独步一时,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是文艺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新时期文艺有五个突出特点,即现实主义精神是新时期文艺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人的苏醒与“人学”旗帜的高扬;在不断否定之否定中曲折前行;创作与批评两翼齐飞相得益彰;与世界文艺涨落的潮汐相伴涌动。

  关 键 词:改革开放 文艺思潮 现实主义精神 人学 文艺批评

 

  以粉碎“四人帮”,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推行改革开放为标志的新时期,是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巨大变化的历史时期,也是中国文学艺术波澜壮阔迅猛发展的重要时期。新时期文艺的概念,上限可以追溯到1976年的“四五”运动。以《天安门诗抄》为代表的街头诗,于无声处听惊雷,吹响了冲破文化大革命精神牢笼的第一声号角。文学率先从万马齐喑的状态中觉醒过来,以其敏锐的艺术触角和最为直观的形象化语言,感应着时代前进的脉动,传递出民主意识苏醒的先声。当是时,老中青三代艺术家整装上阵、同时发力,十年禁锢与压抑积聚起的惊人能量,像火山般喷发出来。以文学为突破口,戏剧、电影、美术、音乐、曲艺等各艺术门类迅速跟进,文艺成为思想解放的排头兵,成为那个时代特有的宠儿。从此,以“新时期”为标记的新文艺走向文坛。

  新时期文艺走过了40年的辉煌历程,凌厉中彰显朝气,宏阔中蕴藏活力,饱含着变革时代的精神底色,承载着鲜活的历史记忆。这是追踪历史足音,紧扣时代脉搏跳动的40年;是回应人民心声,努力满足精神需求的40年;是坚持探索创新,不断寻求艺术进步的40年;是潜心审美创造,切实收获丰硕成果的40年。尽管确也存在浮光掠影、泥沙俱下的问题,存在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但是,中国新时期文艺无论就其发展速度还是艺术质量,无论就其面上的斑斓还是深层的力度,在现当代文艺史上独步一时,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这是文艺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或许可以与意大利文艺复兴、苏联的解冻文艺和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狂飙突进相提并论。

  回望新时期文艺多姿多彩、异态纷呈的实践与历程,至少有五个突出特点。

 

  一、现实主义精神是新时期文艺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

  这里所说的现实主义精神,不是指原来创作方法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手法,而是指文艺在与社会现实的有机联结中,作家对生活变迁的倾心关注、对民众疾苦痛痒的倾情关心、对人类未来的悲悯情怀。其中既包括文艺反映客观现实,也包括创作主体对现实生活的主观参与,即把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思维方式融入文艺的创作实践活动之中。

  现实主义本来是一个哲学术语,源于实证哲学,早期常用于解释经院教义,后为唯物主义哲学加以科学改造,发展成独立的哲学流派。19世纪中叶引入文艺领域,多用于贬义,画家库尔贝复制生活的手法被讥讽为现实主义,如同佐拉的纯粹自然主义描写称之为现实主义一样。而我们通常所讲现实主义作家,如巴尔扎克、莫泊桑等却被西方认定为浪漫主义。所以享利•詹姆斯认为,现实主义是文艺批评中最独立不羁、最富弹性、最为奇异、最难把握的一个概念。直到恩格斯在致哈克奈斯的信中提出:文学要真实历史地描写生活,不仅要细节的真实,而且要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才算是第一次对现实主义给予了科学的界定,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概念的先河。

  抛开具体的创作方法讲现实主义精神,意在肯定文艺与现实生活的内在媾联,体现了文艺发展与社会进程的一致性,在要求文艺按照生活本来面目描绘生活的同时,更加注重文艺表现过程中创作主体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更加注重求真的热情、求实的态度、慈悲的情怀和批判的勇气。传统的中国文艺虽不擅长于纯客观再现,但其“载道”的宗旨却与现实主义有着天然的契合,中国文艺家的血管中天然地流淌着一种被称之为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的精神汁液。

  新时期文艺现实主义精神在创作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以卢新华小说《伤痕》命名的伤痕文艺开启了它最初的征程。同期的小说《班主任》《小镇上的将军》《内奸》《月食》《李顺达造屋》《灵与肉》,还有像《枫叶红了的时候》《丹心谱》《于无声处》《曙光》《权与法》《报春花》《救救她》《灰色王国的黎明》等戏剧,以及《小花》《苦恼人的笑》《生活的颤音》《归心似箭》等电影作品,都用强烈的义愤和鲜明的爱憎直面人生,唤起了亿万群众发自内心的共鸣,揭开了新时期文艺现实主义精神的序幕。文艺走在这个时代思想解放的最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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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接下来的反思文艺潮更是对现实主义精神进一步深化。这里所说的反思,既不是黑格尔所说的“思想的自我运动”,也不是洛克所谓“意识内在活动的观察”,而是字面意义上反躬自身的沉思与深思。反思的深刻意义在于,文艺已经超越了急不可待的现实批判的迸发期,进入了更深层次的历史思考,创作在关注社会现实严峻性的同时,开始关注到所处历史和时代的复杂性,表明社会审美意识中对伤痕的注意力已经开始转移,表现为更为自觉的现实与历史的思考。

  延续现实主义创作的复苏势头,改革文艺乘着社会变革的东风迅速走上文坛。《乔厂长上任记》《沉重的翅膀》《改革者》《龙种》《花园街五号》《浮躁》《血总是热的》等,既感奋时代进步,又触及生活时弊,用一种激昂豪放的声音,奔腾向上的气势,为改革摇旗呐喊,表现了一种急于改变现状的良好愿望和迫切心情,其现实主义精神不言自明。尽管伴随对外开放的深入,借鉴国外文艺表现手法,朦胧诗和意识流小说兴起,宣称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以外的丰功伟绩,但从总体上说来,这类反叛意识多是针对极左思潮表现出来的逆反心理,脱不开与现实千丝万缕的干系。而王蒙、李陀、张辛欣等人的小说更是密切关注着社会现实,表明一代人的使命意识从来不会轻言放弃。

  面对社会变革的艰难困苦和当下生活的把握难度,理想化意愿经受到严峻现实的考验。于是乎,大家开始不约而同地沉静下来。当人们思考文艺如何保持浓厚的文化蕴涵而又不脱离大众,“寻根”文艺不失时机地冒了出来,目的就是谋求中国文艺建立在一个广泛深厚的文化开掘之中。《棋王》《爸爸爸》《小鲍庄》和贾平凹的商州系列、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郑万隆的异乡异闻录等都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尽管也存有过分偏执于传统,在一些原始拙朴的生活中发思古幽情的毛病,但它把现实和历史联结起来,着力探索中华民族的心理源流和历史意向,表明了一代文艺人审美意识中深层的文化因素的苏醒,极大增强了当代文艺创作的文化感和历史感。

  在经过一系列共时的与历时的、传统的与现代的、民族的与外来的交互探索之后,新写实主义和新体验主义文艺思潮的出现,表明文艺开始了新一轮的现实主义回归,当代文艺再次找到了与现实社会的契合点。新写实小说长于描写生活的原生态,追求原汁原味原色,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的简单重复,而是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相互激荡的情况下,产生的一种崭新的文化形态。《风景》《塔铺》《烦恼人生》《单位》《继续操练》等都采用传统的全知视角、顺时序的结构形态叙写底层社会人生,它们所展示的琐细、逼真、甚至有些残酷的生活现实,虽然在不动声色中娓娓道来,没有太多的典型化处理,但它却深切地揭示出当下芸芸众生的活生生的生存状态,把哀痛和悲悯寓于平实之中,给人以强烈的心理冲击。这些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大众化平民化的追求,其关注社会、关注现实、关注人生的态度与传统的现实主义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萨特曾言:“面对死亡的孩子,《恶心》算不了什么!”套用这句话,我们也可以说,面对急遽变革的伟大时代和变动不居的社会生活,那些或高雅或低俗的“玩文艺”,那些故弄玄虚的脱离时代和人民的玩形式的文艺同样也算不了什么。中国文艺有着悠久的入世传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同样也是文人恪守的人生准则。抗战时期,在民族危亡的严峻关头,许多平素不问政治的文人勇敢地走出象牙之塔,鲁迅、郭沫若等人更是义不容辞地扛起了救亡的大旗。处在一个革故鼎新的重要历史时期,关注现实,贴近群众,不是简单的功利需求,而是文艺审美观念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更新的必然。无论是对社会的褒贬与反思,无论是对文化的臧否和继承,还是对人性的赞美或拷问,新时期文艺都有一个共同之处,作家们秉持文人的操守与良知,以清醒的态度不懈为生民鼓与呼,创作的起点和归宿都是基于对中国社会进程的沉思和探索,怀有一腔热血,充盈着变革现实、强国富民的热望,其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说到底概源于文艺贯穿始终的现实主义精神。

 

  二、人的苏醒与“人学”旗帜的高扬

  新时期文艺在恢复和发扬“文学即人学”的过程中,始终洋溢着鲜明的人道主义精神。对 “文革”文化专制主义的批判,是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权利的苏醒与恢复的重要标识。新时期文艺正本清源的结果,在承继“五四”反封建主题的同时, 进一步思考当代中国的历史走向与民族命运,对传统伦理文化否定“个体”与“个性”的负面因素予以清算,文艺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观念被彻底抛弃,完成了对欧洲文艺复兴“人本主义”和“五四”新文化思想传统的成功链接。它不仅在人性的层面恢复了文艺的“人学”传统,对人最基本的生命权利给予了直接的肯定, 而且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原则,使文艺中的人道主义思潮成为支撑文艺的重要思想支柱,使创作者从对人道主义的感悟、呼应转而以更深层的探索来体现特定的时代精神,进而扩展到创作个性化的大胆追求。“人”成了新时期文艺使用频率较高的词汇。

  新时期文艺发端之初,就从造神(不食人间烟火的完人)与造鬼(牛鬼蛇神)的羁绊中解脱出来。谢惠敏(《班主任》)、王晓华(《伤痕》)被扭曲了的心灵和情感,因失手倒放了领袖镜头而长期蒙受政治冤屈的女放映员(《记忆》),一代知青痛苦的下乡回城经历(《生活之路》《调动》),在逆境中受新贵奚落且也重新赢得人民群众尊敬的老将军(《小镇上的将军》)等,都在展示人物曲折命运时,刻画了人性在特殊的岁月里经受的磨难和痛苦。

  如果说早期的作品大多还只停留在人物坎坷命运的表层描写上,到上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反思的深入,人们开始了对民族性国民性严肃的自审与自省,开始研究人性和历史深层的东西,摒弃了善恶好坏二元对立的线性思维,人的复杂性多面性得到重视,人的意识进一步觉醒。《人啊,人!》《芙蓉镇》《三生石》《盖棺》《人生》《爬满青藤的木屋》《人到中年》《杂色》等都较好地把握了特定历史条件下人物所处的特殊社会关系,触及到人性的内在底蕴,展示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人啊,人!》以明快的语言和思辨的色彩,揭示了何荆夫、孙悦等一代知识分子追求、彷徨、痛苦、觉醒、奋进的心理历程。《人生》《平凡的世界》通过农村青年高加林和孙少安、孙少平们的曲折人生际遇,展现了社会变革时期带给人们思想道德观念的冲突和嬗变。《爬满青藤的木屋》用心酸的故事写尽了人性的扭曲、压迫的抗争以及对善良美好人性的同情。这里既有对践踏人性、扭曲灵魂、恃强凌弱、损人利己等不道德行为的鞭挞和揭露,也有对美好人性、人情和人道的热情歌唱和赞颂,更有对人的神圣价值和尊严的呐喊和呼唤。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一大批反映经济变革以及商品社会中人的生存状态和价值观念变化的作品问世。像《鲁班的子孙》《商界》《抉择》《原始股》《大厂》《年前年后》《分享艰难》《中国制造》《人民的名义》《我不是药神》等,都毫不掩饰的尖锐而又真实地揭示了当下人们的生存境况,写出了经济困境中人们潜能的发掘以及与命运抗争的奋发和突围,物质的利益、精神的追求和道德的评判始终纠结着芸芸众生,在强大的艺术张力中彰显出人们对重构人生价值观的困惑与执着,表达了当代作家对普通劳动大众最为直接的人道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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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人为中心的文艺思潮最可贵的精神支撑,就是对人性、对生命本体的重视和个体生命体验的尊重。特别是面对物欲横流和文化危机的双重冲击,文艺愈益大胆揭示食色性,为当代人的精神世界写真。无论各种文艺观念和创作关注点有多大差距,他们对民族的命运和当代人生存状态的关心没多大不同,差别只是表达方式。无论是新潮还是传统,无论是写实还是抒情,无论是高雅还是通俗,各种文艺思潮普遍注重对人的生存与发展,注重对人的情绪、感觉和内心世界的深层揭示,刻意反映并表现当代人的追求与梦想,当然也包括他们的迷惘、失落、痛苦甚至是绝望的情绪,描绘他们在社会变革中的两难处境以及在精神危机中对自由的渴望,并积极寻找生存的价值和意义。

  情爱描写是展示人性的重要途径,也是新时期文艺在“人的觉醒”表现上的一个新超越。在对传统人性观念的突破以及激情与理性两个层面上,对合乎人性基本要求的人的情感、爱情以及性的合理性,以直逼灵魂、直面人生的方式予以正面的描写与深层次的挖掘,着意从人的内在本质与情感原则展示人的生活,揭示人的生命本相,体现了当代国人“人性”意识的觉醒。从《爱情的位置》开篇,到《爱,是不能忘记的》《公开的情书》《抱玉岩》《天云山传奇》《挣不断的红丝线》《杜鹃啼归》《飘逝的花头巾》《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井》《情爱画廊》《来来往往》《不谈爱情》等,都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涉及到爱情与社会生活、与伦理道德观念、与当事人的生活变迁的关系,涉及到爱情与情感、与事业、与家庭、与婚姻等方面的关系,揭橥了由于物质的贫困、思想的愚昧而形成的对合乎人类本性爱情的压抑与戕害,批判了封建意识和陈旧道德观念对爱情的禁锢与摧残,开掘了普通劳动群众朴实无华的美好人性与爱情,表现了爱情的执着与专一的甜美和幸福,揭示了爱的龃龉与变异的艰涩及痛苦,思考了如何将美好的爱情还给自由恋爱的男男女女,如何真正实现恩格斯所说的把婚姻建立在真正的爱情的基础之上,从而通过两性关系的实际状况来探究人生人性的价值和意义。

  与此相关,抽象人性论和性爱描写也成了争议不休的热点。本来突破人性和性爱描写的禁区,透过人情、人性和两性关系折射人生命运、社会风尚、伦理道德和心理意识的态势及变化,对文艺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但也有某些作品宣扬抽象的脱离社会实际的人性,甚至把极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视为人性的标尺;或走向另一极端,着意描绘两性生活中生理快感和动物性本能,甚至渲染畸变的性爱,这就使人性的探索走向了反面,受到受众的抵触、反感和批评。当然,文艺创作中人性探索的总体基调还是健康的,正能量发挥占据主流。

  总之,新时期文艺的人性探索以一种超越时间与空间、超越历史与现实、超越他者与自身的方式,既衔接了五四“人学”主题所倡导的“人的觉醒”“人的解放”的文化传统,又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的肯定人的价值、尊重人的权利的“以人为本”的人文革命,同时还与全球化语境下世界文艺重新审视人的本质、重估人的价值、寻求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潮流同步, 在不断超越、不断自新中建构起一条沟通历史、链接世界、通向未来的崭新的文化路径。

 

  三、在不断否定之否定中曲折前行

  一部人类文艺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文艺创新史。创新是文艺生命延续的至关重要的契机。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领域的发展不能不否定自己从前的存在形式。黑格尔也说过,同一之所以发展成差别,就是因为同一中本来就包容了差别,或同一中已潜在包容否定性于自身之内。因为同一无疑是一个否定的东西,不过不是抽象的虚无,而是对存在及其规定的否定。而这样的同一便同时是自身联系,甚至可以说是否定的自身联系或自己与自己的区别。新时期文艺以观念和方法的创新为动力,在不断的否定之否定中向前发展,其接续拓新的过程,构成了它与时代同步发展的有序的嬗变梯度。

  在新时期文艺发展过程中,从困惑于纯客观的写实到“向内转”的探索,从客体到主体,从人物塑造的典型化到人物的二重性格组合,从曾经的无情无性文艺反拨到人情人性热、甚而形成“性文艺”潮流,从呼吁中国的现代派到向民族文化寻根、再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从雅文艺失去轰动效应到审美消费主义文艺大潮勃兴,从完全听命于市场的商品化浪潮到文艺精品意识的提倡,文艺的演进与革新交相辉映,堪称文艺在否定之否定中曲折前行的一个缩影。

  首先,观念更新推动了文艺主体意识的觉醒。从拨乱反正开始,文艺就挣脱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束缚,尽管当时的创作充满了政治色彩,但它不再是政治斗争的宣传品,而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自足体,承担起久违了的审美功能。在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反映论”继续为大家采用的同时,文艺对生活的表现、感应和幻想在创作中有了更加突出的位置。似曾相识的文艺共性成为作家艺术家有意识回避的东西,创作个性越来越成为人们主动追求的目标。比如像《减去十岁》《全是真事》《系在皮绳扣上的魂》《黑炮事件》《尘埃落定》《檀香刑》《水乳大地》《受活》等形式上有几分荒诞的作品,像用新的视角来描绘历史的文艺作品《少年天子》《雍正皇帝》《白门柳》《曾国藩》《张居正》《旷代逸才》《血色浪漫》等,如果不是文艺观念的巨大变化,无论是文艺界还是文艺受众恐怕都是很难接受的,因为仅从过去“政治”的标准去衡量就难以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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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文艺随社会需要不断进行自我调整。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是新时期文艺的催生剂,政治上的拨乱反正需要文艺的助力,人民群众心中长期积聚的郁结需要文化抒解,伤痕文艺正是适应了这种社会需求,才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后来朦胧诗和先锋主义创作虽然弥补了早期文艺大声疾呼、直抒胸臆的直白,但它们的晦涩、模糊和费解,却使文艺失去了不少热心的读者。通俗文艺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它们以其极为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曲折的情节、惊险传奇的故事、中西合璧的表现形式赢得可观的码洋收入,为文艺普及以及文艺界改善自身经济状况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通俗大潮中的地摊文化、网络文艺中的巨量文化垃圾,或迎合低级趣味、在脐下三寸做文章,或追求感官刺激、离奇而血腥,或膜拜时尚、极尽媚俗恶俗之能事,或追求销量毫无底线的胡编滥造、耸人听闻,从政治的婢女沦落为金钱的奴仆,却也极大伤害了通俗文艺的声誉。随着创作水平和鉴赏水准的不断提高,有趣好玩的通俗文艺特别是那些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结合较佳的影视剧,逐渐成为文化市场的主体,《渴望》《亮剑》《大宅门》《闯关东》《英雄》《战狼Ⅱ》《红海行动》以及武侠、偶像类影视创作等,都成为“现象级”文化症候,成为探索文艺走向大众的文化产业生力军。尽管文艺革新进程中许多问题褒贬不一,但它们都为新时期文艺发展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可以说,新时期文艺不论是传统的还是新潮的,不论是高雅的还是通俗的,不论是老派的还是新生代的,不论是写实的还是抒发内心情愫的,都积极关注受众需求。特别是替代了先锋文艺、寻根文艺和通俗文艺对现实生活反映不足的缺憾,报告文学、纪实文艺、历史题材创作和新写实主义等都采用了更加快捷直截追踪生活的方式,艺术地展现了鲜活的当下社会的多彩截图,成为读者艺术地了解现实生活的审美窗口。

  再次,文艺的审美认知方式不断革新。新时期文艺从政治的单一视角开始,逐渐转向更加广阔的社会空间。在观念变革的同时,其传递艺术感觉的方式也在不断地发生变革。伤痕文艺时期,文艺的内容大于形式,只要是思想上有冲击力,至于艺术水准如何,人们似乎并不太关注。朦胧诗和意识流小说重视形式表达,但缺乏思想容量和深度,形式一度压倒了内容。尤其是经过反思、寻根阶段之后,单一地注重内容或形式的东西已明显减少。像《蝴蝶》《古船》《高女人与她的矮丈夫》《孕妇与牛》《那五》《北方的河》《黑骏马》《老井》《迷人的海》《尘埃落定》等,其内容表达和形式创新的幅度都大为提升。审美进入文艺视野,真正成为文艺家普遍的自觉追求。只要我们不带偏见,当代文艺表现力的巨大进步是有目共睹的,直接促进了新时期文艺在各种思想与技法的多元互补中逐步走向繁荣。

 

  四、创作与批评两翼齐飞相得益彰

  尽管人们不时诟病批评的“滞后”“缺席”和“不作为”,但平心而论,处在巨大社会变革时期,文艺创作披荆斩棘的每一个进步,都不可能离开批评的逢山开道、遇河架桥。二者的密切合作,共同推动了新时期文艺的繁荣发展。新时期文艺批评在更新观念、启迪智慧、扶优戒劣、推动创作和学科建设等方面均建树颇丰、居功至伟,这是毋庸置疑的。

  通常而言,理论批评以创作为对象,创作的兴盛是理论活跃的前提;而评论以其独特深入的理论思维臧否文艺作品,评介创作现象,辨析文艺思潮,启悟并推动创作的进步。新时期文艺批评在伤痕大潮带动下走上舞台,立刻以其凌厉的锐气和锋芒跃入思想解放的时代洪流,沉寂多年的理论与批评开始显露出它应有的生机与活力,勇敢地承担起文艺界清除极左思想余孽,激浊扬清、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批评不仅为清理文艺领域的理论是非,为加快落实文艺政策、平反冤假错案,为文艺生产力的解放创造了良好环境,而且为摆脱单一的思维模式,辨析各种错综复杂的文艺现象,把握文艺的本质特征等,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批评在梳理文艺与政治、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生活等关系的同时,大胆对文艺本体进行多侧面的深入探索。对文艺主体、文艺对象、文艺表达方式以及文艺与民族传统及外来文化关系的处理上,超越直线对位、简单比照线性思维,特别是在创作主体的能动作用、创作中动机与效果的对立统一、特殊表现形式对创作的制约作用、文艺价值的实现、审美接受等一系列问题上,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极大开阔了文艺创作的视野,从现实嬗变与历史生成的媾联中,从东西方文化交流与融会中,逐步跳出了单一社会学视角考察文艺的狭隘格局,开始了对于文艺深层而又内在的规律性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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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理论与批评在改革开放之初,大胆冲破思想禁区,梳理创作观念,澄清理论是非,为文艺创作轻装上阵廓清道路而扮演着清道夫角色的话,那么,处在社会大变革时期,各种文艺思想交错杂陈,许多直面人生、触及时弊或锐意创新的作品更容易引起激烈争议,文艺批评此时更多地为创作扮演着遮风挡雨的边后卫角色。许多优秀中青年作家艺术家和在社会上产生过广泛影响的优秀作品,都与文艺批评的热情评价和推荐是分不开的;许多重要的文艺现象,都是批评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发他人所未见,给予科学的阐释和美学定位的结果;许多重要文艺思潮,都有批评的直接参与,或者由批评首先发现并进行理论概括,帮助其不断在实践中发展完善。如果没有文艺批评的全程参与和精心呵护,新时期文艺能否健康发展是难以想象的。

  在评价作品、臧否人物、辨析文艺现象和思潮的过程中,新时期文艺批评始终保持着清醒的理论自觉和鲜明的个性追求,特别注重用心灵去感悟、感知文艺作为精神创造物的价值和意义。评论中,力求把具体作品的价值取向和作家的心理机制、创作个性,具体的文艺现象和整体的文艺宏观走向,文艺思潮形成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动因以及相关文艺现象的纵向考察和横向比较等较好地结合起来,不再孤立地静止地看问题,而是以一种更开放更宏观的视野,从现实生活、文化传统、外来影响、时代要求和作家独特的生活阅历、艺术修养、审美情趣、创作手法等方面进行全面系统的综合考察,审慎地作出判断和结论。对于某些有争议的问题,包括有明显错误倾向的创作现象,都能坚持“双百”方针,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粗暴武断,坚持充分论理,以理服人,诚恳交换意见,寻求达成最大共识。不同的文艺思想在平等讨论中交锋,在共同切磋中相互启发,创作与评论双双在其中获得助益和提高。

  与此同时,批评界还以面向创作、面向人类灵魂的科学自觉,有意识地进行学科的重建和设计。比如关于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关于反映论与表现论、关于主体性与本体性、关于创作心理和审美意识、关于个性与典型性、关于倾向性与共同美、关于创作方法与批评方法以及关于文艺的形象思维、审美特征、商品属性和社会功能等方面的重新认识与深入研究,不断进入文艺本质问题的深层次探索,积累了许多崭新的学术成果。新时期文艺批评或许正以其自觉的主体意识和扎实的理论储备,稳步确立了它在当代文艺领域日益独立的学科地位。

 

  五、与世界文艺涨落的潮汐相伴涌动

  与经济社会的对外开放相联系,开放条件下的文化不可能在闭关自守的状态中孤立发展。中国当代文艺正是在不断的对外吸收借鉴中,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借他山之石以攻玉,推动中国文艺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随着国门的打开,世界各国特别是亚、欧、美和拉美各种风格流派的文艺作品和学术著作争相涌了进来,其陌生而又新奇的感受引发了强大的观赏效应,极大地开阔中国文化人的眼界和视野,对于提高当代文艺的审美鉴赏和创造能力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与此相关,不少作家艺术家借鉴模仿国外特别是现代派文艺,形成一波现代主义的创作思潮。十年动乱带给人们的心理苦闷和精神危机,改革开放带来的新旧观念转换和生活方式变化,冲击着世人的思想意识。兴奋、观望、怀疑、迷茫等各种复杂的情绪交织在一起,精神上渴望需要通过某种管道得到宣泄与慰藉。先锋文艺适应这些精神需求,也为其畅行奠定了接受基础。同时也为中国文艺与世界接轨、企盼当代文艺能被世界所接纳并占据一定位置充满了美好愿望。

  事实上,学习吸收外来文化有益营养,结合自身文化传统和创作经验,大胆创新,勇于探索,与国际文艺思潮同频共振,极大改变并刷新了当代文艺的整体格局。文学创作上,如《芙蓉镇》《冬天里的春天》《红高粱》《白鹿原》《平凡的世界》《活着》《兄弟》《妻妾成群》《伏羲伏羲》《习惯死亡》《心灵史》《九月寓言》《我是太阳》《第二十幕》《尘埃落定》《暗算》《突破重围》《狼图腾》《秦腔》《推拿》《生命册》《江南三部曲》《生死疲劳》《天行者》等作品一经发表,便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被翻译介绍到国外后,同样受到外国读者的欢迎。莫言、张洁、贾平凹、苏童、冯骥才、铁凝、余华、高行健、麦家、李洱、姜戎、阎连科、曹文轩、刘慈欣等,都先后在国际上获得了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在内的各类奖项,大大提高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国际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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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戏剧、小剧场戏剧突破传统戏剧创作思维,一改现实主义戏剧一统舞台的格局,大胆进行新形式探索,超越第四堵墙的束缚,追求全新的自由多样的舞台样式与情感表达样式,比如《绝对信号》《桑树坪纪事》《十五桩离婚案的调查剖析》《WM我们》《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等,都极大地促进了戏剧内容的拓展和形式的创新。电影方面,第四代电影导演辉煌的亮相和第五代电影导演的崛起,完整地诠释了中国电影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探索电影的出现、西部电影的开发、主旋律电影的进步、娱乐电影的兴起、贺岁片的崭露头角,特别是“华语大片”时代的到来,都标志着中国电影在内容拓展、手法创新、技术应用和产业开拓等方面的历史性进步。电视艺术从单纯的媒体宣传进入产业化的过程,更是全球化媒介融合的一个缩影;纪实、谈话、直播和各种“秀”的游戏娱乐类栏目日新月异,电视剧的蓬勃发展,国产影视剧在世界各大赛事上摘金夺银,且出口海外,大大提升了当代文艺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在杂技、音乐、舞蹈、美术等方面,都追寻世界文艺涌动的潮汐,民族的、流行的和新潮的艺术交相发展,把传统与现代、民族与外来、主流与前卫、写实与写意、唯美与乡土的相互排斥、相互吸引、相互融合的复杂过程,演绎成新时期文艺发展的独特的文化景观。40年的实践充分证明,只要发展并延续这种良好局面,当代文艺就能在全球文化大交融的时代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在强手如林的世界文坛上彰显属于一个古老民族的独特风采。

 

  作者:云德 单位:中国文联

  《中国文艺评论》2018年第11期(总第3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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