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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之乡——兼谈北大艺术学科传统的渊源与特征(王一川)

发布时间:2018-09-07来源:《中国文艺评论》作者:王一川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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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未名湖及其特有的湖光塔影红楼风景带构成北大校园的心灵地带,思想之乡是北大传递给中外世界的最独特而鲜明的大学特征之一。燕园宛如一块思想的圣土,谁踏入其中,都会自觉地变成一名思想者,会把不懈地创造新思想当作一生为之奋斗的圣洁事业。北大的思想之乡传统呈现出思想原创的渴望、思想自由的环境、思想传播的自觉、思想者多形态、思想需要艺术形象滋润等特征。北大艺术学科的目标可集中在培育有思想的引领未来的艺术学人上——思想的原创性、理论思辨的开阔性与严谨度、人文底蕴的沉厚度与艺术形象的创造性和未来性等之间应当水乳交融地涵濡为一体。

  关 键 词:北大特征 思想之乡 心灵地带 艺术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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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未名湖、博雅塔

  正是农历24节气中的大雪,但城区无雪,只有阵阵呼啸的西北风,卖力吹散滞留空中的重重雾霾颗粒,还给京城又一清澈湛蓝的大蓝天。蓝天下的未名湖水,也是一片湛蓝。在湖的边缘区域,有些地方积冰了,但大面积冰层还需静待寒冬的勤勉劳作。艺术学院搬到未名湖畔均斋(红三楼)和红六楼刚过一年,无论去教学楼上课、到主楼开会,还是回到办公室备课、看书,总会一趟趟途经校园最美丽的风景带——以未名湖、博雅塔和红楼群为中心的湖光塔影红楼带,心里别提有多舒坦了!一种迥然不同于过去在理科五号楼时的感受!说到过去,不提别的,单说学院的学生和客人都会惊讶地问起:北大怎么会把艺术学院安排在理科楼?那时主要活动半径是在东南门到教学楼和农园及图书馆一带,途径未名湖的机会自然就少很多,不易领略到燕园特有的湖光塔影红楼风景带。好在学校终于给艺术学院以机会,从校园边缘移居到它的心灵地带了。

心灵地带

  观北大校园景致,图书馆可以作为一个分界型标志物,在虚拟意义上大致区分出北园(区)和南园(区)。北园主要为湖光塔影红楼带,属于体现中国古典园林风貌的古典景观带,那里虚实涵濡、可观可游。南园则主要由一幢幢有现代风貌的教学科研楼群组成,可称为北大的现代景观带,让人情不自禁地想汇入教学、研讨的忙碌的激流之中。不过,颇有古典园林风貌的静园六院和花园般燕南园的存在,又事实上正好打破上述虚拟的北南分区界限,使得北园的古典景观带绵延般地深深融入南园的现代景观带之中,导致所谓古典与现代景观带又实际地因相互深融而结为一体。让人不得不感叹燕园景致的奇妙!当然,还可以说,位于北大东门外中关村大街东侧的燕东园、中关园、中关新园及物理学院等组合为北大的东园,而位于西门外的蔚秀园和畅春园等则相当于西园。如此,如今的北大实际上有了由北园、南园、东园和西园共同组成的四个园区。

  艺术学院在均斋和红六楼,两者合成一个“L”字型,与对面的建筑与景观学院一道,正好组成一个完全的“U”字型,开放着朝向未名湖,完整又空灵。出均斋往南,不过百余步,便是未名湖,再折向西不远就是写有“未名湖”三个字的大石碑。石碑西侧再往西是座小桥,桥下一条小沟渠,夏秋之际,一群群五颜六色的游鱼在清水中自在出没,引来游人驻足围观、拍照。流出的湖水缓缓向西,曲曲弯弯朝向儒藏研究院、考古文博学院、俄文楼、大雅堂、档案馆、校史馆、北阁和南阁一带,再折向夏秋之际开满荷花的勺园楼群。人们说这个红楼区域是如今北大校园里最富有古典园林艺术气息的景观带,想来是有道理的。当然,附近的静园六院、燕南园、朗润园等也自有其古典韵味。

  出均斋近湖边,不是向西而是反向往东,不到百余步,就是湖心岛了。那里隔着未名湖最宽阔的湖面而与湖东岸矗立的博雅塔遥遥相对,当是最令外来游人心驰神往的燕园核心风景带。春天,乐于在“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间欣赏桃李芬芳、海棠次第开放;夏天爱看柳树成荫,水中游鱼自由自在;秋天有斑斓之色、爽人之风;冬天,冰天雪地之下,指向明春的新力量正在悄然积蓄着。从这里接着往东不远,就是由文史哲三系组成的中式庭院人文学苑等楼群。

  假如喜欢宁静,可选择从均斋往北走,穿过一条行车道,就有曲径通向一个小湖,它静静地将北大建筑研究中心所在的小小孤岛四面环绕起来,好像把一个原本正在热闹中的人突然一下子就转送到一个极安静的所在。当真匪夷所思!从小湖再往北,则是由一些个小湖和零星楼房断续组成的后湖群,它们都由未名湖主湖之水连通起来,使得整个燕园水系宛若一个生气灌注的自足整体。漫步于这后湖群之间,虽无未名湖的宽博宏厚,却可以领略更多的环境安宁和心灵沉浸。

  可以说,置身在未名湖主湖区和后湖群之间的红楼地带,可动亦可静,还可以闹中取静,真是一个奇妙之所。这不禁使笔者想到近20年前负笈英伦时曾游历过的英格兰中部“湖区”,那里曾是英国“湖畔诗人”流连忘返的“心灵之乡”,甚至被华兹华斯称为“痛苦世界里安宁的中心”。置身在如今的未名湖畔及其特有的湖光塔影红楼风景带,不免产生位居北大校园心灵地带的感慨!虽无华兹华斯式“痛苦世界”之感,却可以生出一种于社会喧闹中获取个体心灵宁静的深长体味。

思想之乡

  从这份有关心灵地带的体味,还可联想到多年来有关北大精神或特征的想象和思考。北大的独一无二的特征是什么?人们一提起北大,最先想到的会是什么?或者,假如北大拥有若干种特征,那人们较多选择的会是它的什么特征?谢冕先生几年前在诗歌新作《思想是百年的荣光》中曾有“思想的原乡”的妙句,颇具洞见。无论选择有多少种,也无论被排在何种位置,创始于蔡元培校长、后来持续释放其光芒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一条,想必都会在其中!这恐怕是不可缺少的极要紧的一条吧!更简洁地说,思想之乡,想必是北大传递给中外世界的最独特而鲜明的大学特征之一吧。当然,“思想的原乡”、思想的园地或思想的家园等,也都是可选项。只是,最节省的表述可能当推“思想之乡”这四个字了。

  在这片思想之乡,从“五四”以来产生过一批批风格和特色各异的原创性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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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遥想“五四”时代,当是北大作为思想之乡的最激烈和最具有原创意义的开创期,也是福柯所谓话语的原创者或原创话语的尤其活跃时期。蔡元培一上任即推行美育思想的体制化、开创“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传统,这些被后人们视为中国现代大学开天辟地的美育思想的原创实践。受他聘请的以《新青年》杂志著称的风云人物陈独秀,会同胡适、李大钊等一道,搅动起“文学革命”热潮,拓展出广泛而深刻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鲁迅以《狂人日记》通过《新青年》掀开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崭新篇章,又在北大等校讲授中国小说史,成为中国小说史学科领域的开创者。梁漱溟受蔡元培聘请讲授“印度哲学”,进而创立“东西文化哲学”比较学术传统,成为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受他举荐和蔡元培邀请的熊十力,则在此开讲“唯识论”哲学并构造独创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成为现代新儒家的开山祖师。

  在北大的思想之乡传统中,除了这些有思想的学问家以外,有思想的艺术家也曾作出宝贵贡献。陈师曾应聘为北大画法研究会导师,成为现代中国画研究特别是文人画研究的开拓者,还助齐白石开启其“衰年变法”,终成现代花鸟画高峰。留学日本和德国归来的萧友梅,在音乐传习所任教并担任领导,成为中国现代音乐教育事业的开拓者。年轻的刘天华有感于西洋乐器对中国传统音乐艺术的冲击,把昔日的下里巴人乐器二胡,创造性地提升为“国乐”,推动中国传统音乐的复兴。徐悲鸿从日本归国后也受聘担任北大画法研究会导师,在此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熏染,后赴法留学八载,归国后成为现代中国美术现实主义传统及现代美术教育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那时的北大思想家何止上面这些!北大作为思想之乡的独特特征,不仅由于革新派的存在而被确证,同时也与同受优待的守成派或国粹派的存在和活跃的传统不可分割。正由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方针的保护和促进,此时趋于守成的刘师培、黄侃、辜鸿铭、林纾等,凭借其在擅长的学术领域的开创性建树这一底蕴,投身于与革命派的激烈论战中,相互间碰撞出激烈的思想火花,在客观上拓展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媒介传播力,使其在全国产生深远的影响。试想,假如没有这种“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环境下两派乃至多派之间的自由争鸣机制及其氛围,加之北大同人刊物《新青年》借助新兴印刷媒体而产生的强势传播力,北大的思想之乡传统又如何得以生成和确证?它又如何能在短时间里生成爆破性思想原创力,在全中国大地产生强烈的社会辐射效应?

  如果说,五四时期是北大的思想之乡特征的发轫期,那接下来的抗战时期特别是西南联大时期,就该是北大的思想之乡特征的一个高潮期。置身于中华民族文化危机加剧而文化重建使命感油然而生的关键时刻,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菁英荟萃一堂,继续展开文化危机中的思想激荡,迸发出思想的原创火花,创造出现代中国思想史上一个如今看来难以重复的原创性思想的高峰时刻。留学欧洲归来的朱光潜,出版自己一生中最富于原创性的美学论著,有《文艺心理学》《诗论》《谈文学》《谈修养》等。后来的北大哲学系教授冯友兰,写出现代新儒学体系的原创性著作“贞元六书”(即《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最近重读一遍,其人生境界论分析体系、有关“心赏”及大学特征等论述,仍令人怦然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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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代初院系调整,让一大批文理科顶尖教授从多所高校荟萃于北大。这一所高校事实上具备了新中国文理科最高水平大学才有的雄厚实力,从而获得新思想创生的勃勃生机,进入又一个原创思想的高峰时段。语言学家王力著有《中国语法理论》《中国现代语法》《汉语史稿》《汉语诗律学》等,还主编影响深远的高校教材《古代汉语》,后者正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学子们在本科时代喜欢反复阅读的教科书,里面想必融入了众多语言学者的汉语智慧与文学洞见。王瑶在出版中古文学三部曲《中古文学思想》《中古文人生活》《中古文学风貌》后,致力于《中国新文学史纲要》的写作,凭借此书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朱光潜不仅翻译克罗齐《美学原理》等西方美学经典原著,还承担教育部统编教材《西方美学史》的编撰工作,该书成为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研究西方美学史的奠基之作。来到北大的宗白华开讲中国美学课,其讲稿经整理后发表,成为其最具系统性的中国美学专论,还指导年轻教师叶朗等潜心编选中国美学史资料,为后来中国美学史研究做了必要的学术准备和人才储备。

  改革开放之初,在“思想解放”的鼓舞下,北大人奋发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传统,展开新一轮思想原创,这标志着北大的思想之乡传统获得新的明晰和拓展。并列现代中国美学“双峰”的朱光潜和宗白华,分别在西方美学经典翻译(如黑格尔《美学》、维柯《新科学》等)和中国艺术美学传统开拓上作出重要建树。印象特深的是,宗白华将自己自抗战以来写出的其思想爆破力远胜一般皇皇巨著的系列美学论文,如《介绍两本关于中国画学的书并论中国的绘画》《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中西画法所表现的空间意识》《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等,首次结集为《美学散步》出版,在让世人惊讶于其美学建树的原创性的同时,为重新发掘以“意境”为代表的中国艺术美学传统作出开创性贡献。曾在20世纪30年代贡献出原创性著作《中国哲学大纲》的张岱年,接连出版《中国哲学发微》《中国伦理思想研究》《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等新著。且不论熊伟与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洪谦与逻辑哲学论、汤一介与中国文化书院等如何在此时段达到高潮,抗战结束后就从欧洲回国任教并创办东语系的季羡林,继多年在佛教史、中印文化关系史等领域的奠基性贡献外,又在古稀之年以《印度古代语言论集》《大唐西域记校注》《糖史》《东方文学史》等新著而迎来学术生命第二春。

  当笔者于1982年新春积雪之日首次踏入静园五院,跟随胡经之先生攻读文艺美学硕士学位时,切身感受到改革开放时代北大的思想原创氛围及其丰硕成果。还在四川大学读本科时,曾从同学那里得知胡经之先生在北大开创“文艺美学”学科深受学生欢迎的事,正是“文艺美学”这面旗帜吸引着笔者投奔北大。身处北大中文系,更深切体会到这批时年40岁至50岁之间的中年教师的教育家兼思想家的魅力:胡经之先生的文艺美学、张少康先生的古代文学创作论、谢冕先生的新诗理论等课程,都从不照搬他人,而只讲自己的治学新发现和思想原创。听胡先生讲课时,方知他此时正致力于“审美体验”与艺术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令人生出突破“文革”时期“文艺为政治服务”束缚而复归于人生体验家园的狂喜和激动,从此好些年都潜心于体验与艺术问题的学习和探究中。他还要求潜心于中国古典文艺美学典籍的收集与阅读中,引领回归中国古典美学传统,并且特意叮嘱选修哲学系教师叶朗先生讲授的专业课《中国美学史》。叶先生的课全都讲自己多年专攻中国美学史的独到发现,时常纠正当时流行美学家的错误或与之展开争鸣。谢冕先生参与开创北大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点并专治新诗史和新诗理论,其论文《在新的崛起面前》引发关于新诗潮的广泛讨论。至今常常回想起如下一幕英姿:身着白背心和短裤的他,早晨从蔚秀园潇洒地跑入29楼313房,敲门把学术资料交给同屋的他的研究生,然后又跑下楼。我们同屋四人在赞叹谢老师的运动英姿时,不禁为自己疏于锻炼而自惭。有时来的还有钱理群先生,其时他是王瑶先生的助手,来找同屋的王先生指导的研究生,其爽朗、温润和乐呵呵的笑容,至今宛在眼前。还从同学那里听说过北大学生特喜欢袁行霈先生讲授的中国诗歌艺术课程。后来才知,这批中年教师的一门门新课程的讲稿,很快就成为他们自己的原创性专著出版,迅即引领全国学术研究和教学改革的新潮。不得不感叹这批北大中年教师的思想的力量之厉害:他们虽然都还只是讲师或副教授,但一出手就个人原创、就全国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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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就耳闻乐黛云先生在比较文学领域的拓荒之举,但不巧她那时节多是在美国访学,后来几年终于领略到她在中国比较文学学科领域的一项里程碑式的开创性成就——经她多方奔走和精心筹划,在季羡林和杨周翰等先生鼎力支持下,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研讨会终于在1985年初冬时节举行,地点就在洋溢着新兴大学朝气的深圳大学。再后来的若干年,那时还兼做比较诗学和比较美学的笔者,常常有幸受到乐先生的召唤,与张法等一道参加她的博士生毕业论文答辩会。这是乐先生以自己的特殊方式在提携后辈(可惜自己后来由于兴趣转移而脱离了比较诗学队伍)。

  那时的北大校园,不仅中年教师充满思想的原创激情,而且一拨拨年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更是洋溢着旺盛的创造欲望。本科生成立了“五四文学社”“学海社”“《红》学会”等社团,高扬起思想的旗帜。在相识的中文系、哲学系、外哲所、历史学系、西语系、南亚所等系所的硕士研究生同学里,有来自“老三届”的,也有年轻一些的,大家都受到改革开放大潮的巨大鼓舞,潜心读书,热情洋溢地思考,跃跃欲试地想要在学术上干一番事业。其中,思维活跃、敢想敢做、急切地想冲破传统禁区而寻求新思想的大有人在。有的已经在学术会议上发表引人注目的新观点,有的甚至还在学术期刊发表论文了。他们在那时便已初露其日后终将纵横驰聘的非凡才华和创新活力。多年后一经回想起那段岁月,总会发出感慨:燕园宛如一块思想的圣土,谁踏入其中,都会自觉地变成一名思想者,也都会把不懈地创造新思想当作自己一生为之奋斗的圣洁事业!

  再有,一批批来自外校的中青年进修教师,有的是“文革”中毕业的大学生、有的是同届的77级及78级大学毕业生,大多来自边远高校,充溢着学习新思想、新知识的渴望,几乎住满了北大周边的民房。在北大课堂上,如饥似渴地听课、向教师提问、约请教师谈问题的,往往是他们,恨不得把北大教师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精神一股脑地全都学到手,并带回到自己服务的地方高校。还有游学于北大和周边高校的其他人士,写诗、作画、作曲的都有。凡来北大的人,无不被它思想的力量所吸引,无不洋溢思想的生气!

传统路标

  随着未名湖的积冰面积悄悄扩大,流动的湖水日渐凝冻,刚刚流逝的岁月似乎都被冰封住了。但天寒地冻之下,“未名湖”石碑前还是不断有游人前来拍照留念,那应是人们踏入过北大的真切印迹,也是人们识别北大的清晰路标。由于自己见闻和水平有限,就只能写点个人的零散记忆;更由于中间有二十多年离开北大,再回来后时间又不长,难免有只算得一知半解的东西在。当然,离开后再回来或许也有某种好处吧:是否会在体验中又多出一份旁观者的冷峻?当现在这些日子里断续写下这些零星感慨时,距离那时亲历的北大早已过去三十多年了。往事如烟。今日北大在许多方面都不同于过去了。在期待北大于自己的120周年华诞时节继续发挥思想之乡的作用时,似乎得想想北大和周围世界都在发生哪些变化。

  一方面,当人才自由流动机制形成和人才流动节奏加快、特别当全国各高校都抓住改革开放机遇而寻求高速发展时,北大在人才队伍及其成果上与其他高校的差距已呈日趋缩小之势。尽管有着1950年代初期院系调整后人才集聚的巨大优势做底蕴,但随着一些人才陆续调出北大而增强地方高校实力,另一些优秀留学归国学人进入北大,尤其是自1998年5月在北大百年校庆庆典上国家宣布实施“985”工程(即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计划)时起,全国高校纷纷开始了高速发展的竞争,其核心一项就是人才争夺战,以各自的优厚条件与北大展开优秀人才竞争。

  另一方面,这个迅速发展、变化及开放的世界,包括国内外高校和社会各界,对北大的思想之乡等功能,想必正不断调高其期待水准,也就是总是期待北大在思想的原创领域能始终不渝地扮演先锋或领先角色。国家希冀北大不仅要尽早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而且要率先跻身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即“双一流”)的前列,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中的引领者。在2016年秋季教育部部署的北大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意见反馈会上,特邀自国外大学的评委则提出了一条明确的要求和期待:北大能否代表中国,率先在高等教育界作出与目前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地位相称的卓越贡献?这番话语激发起好久的震荡!

  在这两方面巨大压力夹击中,北大该怎样做才继续配得上思想之乡的名分呢?才足以让这一独特个性特征或传统在此新时代继续敞亮呢?时代不同了,环境也今非昔比,但有一点是可以确信无疑的:执着于自身的思想之乡传统而又敢于直面未来的一批批新北大人,已经准备好了,要让校园永久盛开新的思想之花!于是,在记忆深处重新搜索出这么一些传统路标,希望它们能对当前和未来的思想之乡的自由旅行有点用处。

  思想原创的渴望,应当植根于北大人一贯的感时忧国传统。这恐怕正是思想之乡之根基所在。一介书生而心忧天下,倾心听从时代精神的召唤,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而孜孜以求新思想,确为“五四”以来北大人的传统气质。鲁迅在《我观北大》中说得好:“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虽然很中了许多暗箭,背了许多谣言;教授和学生也都逐年地有些改换了,而那向上的精神还是始终一贯,不见得弛懈。”[1]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等,绝不选择沉浸于个人小天地里自我完善,而是不约而同地毅然冲决自我或家庭束缚,要以国家和民族前途为己任,勇于追求新思想的创生,甘当思想的原创的先锋。这种感于国家与民族命运而在时代精神召唤下创造新思想的传统,应当成为当代人继续前行的内在根基和原动力。

  思想自由的环境,想必是北大人全力看护的真理的保障。身处近现代以来多元思想之间的激烈竞争环境,特别当真理的火花尚在细弱之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确是从多种异质思想的众声喧哗中寻到真理的学术制度保障。假如没有这种独立与自由之学术精神,“五四”时代的北大人又如何能从众多思想的重重迷雾中慧眼瞥见思想的真理性,进而以理想主义精神在全中国上下点燃起毁灭旧世界而缔造新世界的熊熊烈火?如今的21世纪世界,多元思想、文化及话语之争愈演愈烈,北大人更需秉承思想自由之精神传统,在全球多元话语之林中顽强寻觅和拥抱中国自己的思想传统,让它在此全球化多元文化原野上复兴,重新闪耀其真理的夺目光华。

  思想传播的自觉,难道不正是北大人自觉履行的社会责任?北大人不会满足于独占或独享经自己苦思或苦学才得来的新思想,而是要精心寻求和运用最合适的新媒介、新手段去推广,让它成为太阳底下人人皆知的生活真理,为着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美化,直到最终转变成旨在普惠众生的务实性筹划。北大人深知,这应当是渴望成为引领未来的领袖型人才的一项基本功。

  思想者的多形态,源自北大人浸润于心中的普遍气质。他们无论何种学科专业、无论何种职业,都有思想“润物细无声”地滋养于自身心田,再表现为相互不同而又气质相通的思想者姿态:有思想的教育家或教育管理者如蔡元培;有思想的革命家如陈独秀、李大钊;有思想的学问家如胡适、刘师培、黄侃等;有思想的文艺家或艺术家,如鲁迅、陈师曾、萧友梅、刘天华、徐悲鸿等。其实这种分类法也仅仅停留在理论上,难免相对或界线模糊,你看光鲁迅一人就将文艺家、思想家、文艺史家、革命家及学问家等多种气质和才华集于一身!

  思想总需要艺术形象的魅力滋润,这应是北大人至今百年不变的信仰。蔡元培校长说:“美育之实施,直以艺术为教育,培养美的创造及鉴赏知识;而普及于社会。”美育的目标,不局限于培育艺术专业人才,而是着眼于所有的大学生的素养涵濡,他们往往只是以艺术为业余爱好而非专业特长。于是,理想的“美育之目的,在陶冶活泼敏锐之性灵,养成高尚纯洁之人格”。[2]北大美育的真正目标,在于培育出一批批有能力引领现代中国变革乃至“预备将来解决中国的——现在不能解决的——大问题” 的领袖人才。由此而开创的北大美育传统,并非只在于培育部分学生具备音乐、舞蹈和美术等艺术素养或专长,也非仅仅为着某些人士所狭隘理解的在大学校园营造活跃的艺术氛围,而是根本上要让所有大学生自觉涵养完美人格所必需的审美素养,让这种审美素养深深涵濡于其专业素养之中,成为引导其专业素养乃至人格素养整体的源头活水。这仅仅是由于,美育能够让人们透过创造或鉴赏那蕴藉在艺术形象中并指向未来的审美意象,真切体验到新思想的闪光及其深长魅力,于是更加义无反顾地和激情满怀地投身于未来美好人生的创造之途。

  思想之乡的传统路标当然远非个人所能道尽,难免一孔之见,挂一漏万。但有一点可以确信:思想之乡的北大人,无论置身校园内外乃至国外,都会不拘一格地永远行走在新思想探索的路上!

艺术学人

  随着冬日气温越来越低,最高温度竟降到零度,冰冷中环顾未名湖四周,不觉间已架起了一圈圈白色的钢丝防护网,表明大面积积冰的时节即将到来,该是滑冰爱好者所期待的快乐时光。走笔至此,2017年全年眼看就要过去了。这一年正是老校长蔡元培执掌北大、推行美育及开创艺术学科百周年的时节,回看过去百年和展望未来百年,不免颇多感慨。想想也是,作为艺术学院的教师,还是应当回来多思考艺术学科专业自己的事吧,像伏尔泰所说,“种我们自己的园地要紧。”

  凡来艺术学院的年轻学子,可能会好奇:同艺术专业院校学子相比,咱们这些北大艺术学科之艺术学人,究竟该如何发展?咱们的优势和特色到底在哪里?这问题对思想之乡的乡民来说,自然还是一件见仁见智的事,教师、学子、校友甚至来客们,都可以在这里自由挥洒,各抒己见!依个人愚见,既然你充当思想之乡的艺术学人,就理应涵养成思想之乡的艺术学人特有的气质:北大艺术学科的目标,似可集中在培育有思想的引领未来的艺术学人上面。其理由十分自然而又直白:“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有什么样的育人环境,当养成什么样的人才。

  整日生活在这心灵地带、思想之乡,你总得养成思想的原创性习惯,总得为思想者的园地做点什么吧?思想,不是高不可攀的神秘物,而就是对人生意义的始终不懈的思考或反思习惯。面对一件艺术品,不仅需要体验的激情,也需要认识和反思的冷静,以便了解其中的思想的底蕴。冯友兰先生说,人生的意义就在于他对自己的活动有“觉解”,也就是自觉识别自己行动的价值。“觉解”越深,思想越精,而原创就在其中。与哲学代表人对事物的“心观”不同,艺术正是人对事物的“心赏”,一种出于心灵的鉴赏而非单纯出于身体的感动。好的艺术品总是在形象中蕴藉着从心底里流出来的思想的。

  思想之乡的北大艺术学人,还应该有理论思辨的开阔性与严谨度。思想并非天马行空般的完全无拘无束的胡冲乱撞,而是学术法则引导下的概念、判断及推理过程,是自觉的严格思维训练的成果。读张世英的《哲学导论》,特别是其中的审美分析部分,无疑可领略其艺术理论思辨的开阔与严谨、自由与规范间的高超平衡。身为冯友兰、朱光潜、陈师曾、徐悲鸿等校友的后代,应当培育这种理论思辨的品格,拥有一片无限开阔而收放自如的思想的蓝天。

  人文底蕴的沉厚度也是必备的人生技艺之一。每个北大人都深知“博雅塔下宜聆教,未名湖畔好读书”这一代代传颂的信条。百年北大文史哲外艺等诸多人文学科的交互熏染,直可以涵养独特的人文气度。它们与社会科学和理工科的相互交融,又可以形成人文底蕴与科学精神的贯通。东坡说:“腹有诗书气自华。”多读书换来的沉厚的人文底蕴及其与科学精神的贯通,当是北大艺术学人的自信的根源和发挥才华的底气。

  其实,对艺术学人来说,上面说的思想的原创性、思辨的开阔性与严谨度、人文底蕴的沉厚度等,只有当它们同艺术形象的创造性和未来性密切交融起来,才真正有意义吧,因为,艺术品毕竟是用形象来说话的。艺术学人需懂得艺术形象的创造性,它来自刘勰所谓“神思”,叶燮所谓“随类而兴”,康德所谓无功利状态下天才和想象力的自由游戏,狄尔泰所谓个体人生体验的结晶,等等。艺术形象的创造性,想必是要在运用精湛的艺术技巧创造成的活生生的形象整体中,寄寓新的生活发现,也就是在形象直觉中发现生活的新形式和新意义。同时,也正由于这形象直觉内在指向生活的未来维度,也就是指向未来生活远景,包含对未来人生的预见性或预示性,所以会内含未来性。优秀的艺术品能创造出独特的艺术形象,引导人们从它包含的审美意象中去体验、发现和享受未来生活的真理性。

  有关这思想之乡的育人环境如何培育艺术学人,当然还可以说很多呢!但至少可以说,思想的原创性、理论思辨的开阔性与严谨度、人文底蕴的沉厚度与艺术形象的创造性和未来性等之间,应当是水乳交融地涵濡为一体的,不可人为地分割开来。这样生成的北大艺术学人,才有望真正成为他们想象的未来自己。要成为想—象—的—未—来—自—己,关键在于自己的想象和行动。没有想象,就没有高远的未来。只想象而不行动,那是无谓的空想。只行动而缺想象,那是无意义的低层面重复。想象着和行动着,方有未来。

  北大艺术学人的接力棒已经和正在交给新一代。我们是否准备好了?季羡林先生说过,对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不必想得过于高远和纯粹,其实就在于自然而然的上下承续关联中:你在不同代际的接力中完成了自己应承担的那一棒,或在人生链条的环环相扣中成为那连接上下链环的中间一环。当一代代北大人所合力传递的思想的传统已经延伸到眼前,总不该谢绝递过来的接力棒或拒绝成为它接下来的新环吧?只要完成了应该承接的思想的一棒或一环,作为北大艺术学人的人生价值和意义,就应当可以实现了。

 

  [1] 鲁迅:《我观北大》,《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68页。
  [2] 蔡元培:《创办国立艺术大学之提案(摘要)》,《蔡元培美学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69页。

 

作者:王一川 单位:北京大学艺术学院
《中国文艺评论》2018年第08期(总第35期)
 
《中国文艺评论》主编:庞井君
副主编:周由强(常务)    胡一峰 程阳阳
责任编辑:胡一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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