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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的敬畏与诚意(汪涌豪)

发布时间:2018-09-02来源:《中国文艺评论》作者:汪涌豪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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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面对文艺创作的繁荣及公众审美水平的提升,我们的文艺评论不能不说有些滞后了,有的评论家更是缺位或脱岗太久,以至一头跟不上创作的发展,另一头又落后于大众的需求。为今之计,要在接时代之地气和通大众之声气上多下功夫,尤须保持独立的本位,有职业敬畏与学术操守。只有基于对真理无条件的服从,以及对自己视为志业的评论事业的神圣信仰,才能使批评避免寄生的冗余,真正成为艺术强有力的护法。而要做到这一点,评论家能否知所敬畏、常怀诚意就显得非常重要。为此应鼓励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的直言无隐的真批评,并确信只有在这种评论中,批评家才能既提升了别人,又成就了自己。

  关 键 词:文艺评论 独立与公正 敬畏 诚意

 

  与改革开放之初,人们更关注物质条件的改善不同,今天的中国人更追求生活品质的提升。这里的品质既指向教育、卫生、医疗、环保,更指向精神,譬如内心的安和,感觉世界的丰富,还有审美上的愉悦。虽说后者的实现最终都离不开物质,但它们的自在意义显然不可轻忽。谓予不信,只要看从图书馆、博物馆到音乐厅、大剧院,有越来越旺的人气汇聚和踊跃参与,今天大众对“生活艺术化”和“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渴望有多强烈就可见一斑。

一、日渐走进生活的文艺

  文艺的价值和美的价值已越来越为公众所认知。当人们在生活中承受着各种各样的压力,感到身心疲累,动辄得咎,并且任何物质都安慰不到自己时,会自觉不自觉地向艺术与美回归,这样的情形之所以总在我们周围发生,是由文艺与美的自身特性所决定的。因为作为人的自由生存的方式,文学艺术能既立足于此岸的现实,又通过审美为导向的特殊转换,让人获得一种内在的超越的快感。我们每个人因受制于外在环境及自身的局限,通常不易成为独立自由的主体,但在文学艺术中却可以。所以,它们被人视为漫漫人生中最诗意的安慰,以至不论快乐、幸福,还是痛苦、绝望,都愿意藉它的管道释放自己,并引它为知己,实在是很自然的事情。

  或许,生活中的事例更具有说服力。以上海为例,近现代以来就一直是各种文学艺术、特别是实验性先锋艺术的策源地。到上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科技文化的进步,更引来了国内外一流的艺术家和策展人,开始举办旨在反映都市人在营造、融合与拓展当下文化生态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困境与挑战的“上海双年展”。自1996年首展成功后,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如今的双年展已成长为极具影响力的国际性的艺术展示,并被公认为亚洲最重要的双年展之一。而尤为难得的是,在辟出开放的空间,向世界介绍中国当代艺术的同时,它还能以上海城市文化为母体,依托东西方交汇过程中所形成的独特的城市历史和记忆,来思考都市文化的更新、发展与当代艺术的未来走向,从而在全球境遇和本土资源、人文关怀和大众时尚之间,搭建了一座城市与艺术互动与沟通的桥梁,所以,这不仅在视觉映象或艺术史研究层面上向世界展示了中国艺术的最新成果,也为大众提供了一个了解当代艺术动态与走向的平台。但遗憾的是,尽管主办方投入很多,前来参观的市民也很踊跃,就是没能引起评论界足够的重视,即使本埠评论家的关注也很不够。

  更为切近的例子是,作为有着辉煌历史的中国抽象艺术之都,近几年来,上海的抽象画创作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复苏迹象,不仅有专门的抽象画会成立,在让抽象艺术走进高校与社会,乃至出版研究专著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十分明显的进步。至于规模不同的高品质画展,更是举办了多次。今年5月,又有“风流——2018上海抽象艺术大展”隆重揭幕。此次画展汇集了上海老中青三代热衷抽象艺术实验的代表性画家,作品包含油画、水墨、版画、漆画、雕塑、装置、综合材料和影像等,在酝酿时间之久、参展画家之多、绘画形式之丰富多样与学术气氛之浓郁强烈等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引发了媒体与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开幕式当天即有大量市民自发赶来观展,一直到画展闭幕,仍不断有老人和学生涌入。至于展览期间举办的研讨会与公益讲座,更可称座无虚席。但同样,也未见有专业的艺术评论跟进。这让人感到,面对公众日益高涨的审美需求及业已提高的欣赏趣味,我们的文艺评论有些滞后了,我们的评论家缺位甚至脱岗太久了,以至一头跟不上创作的发展,另一头又落后于大众的需求。

二、力戒与现实脱节的批评

  就评论跟不上创作而言,我们知道,比之古典时期,今天各个门类的艺术创作,从电影、戏剧到音乐、舞蹈、美术,都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的变化还可以称是革命性的。而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各种不断崛起的界外艺术样式也越来越占据艺术舞台的中心,成为大众追捧的热点。尤其是,由相对年轻且有海外游学背景的艺术家发起的各门类艺术的跨界实验正方兴未艾,带动了各种艺术样态的竞相登场,简直让人眼花缭乱。譬如三年前,“C3日本动玩博览”在香港开幕。所谓“C3”,突出的是动漫作品中人物(Character)、文化(Culture)与内容(Content)三个要素,这对年轻一代相当有吸引力,所以不但有人从内地赶去参观,有的动漫迷甚至提早三天就等候在展馆门口了。与此相关,随着网络文学、影视与动漫行业全产业链的蓬勃发展,能够被后续开发的知识财产日益增加,导致IP产业强势崛起。尤其相对于真人实景的“三次元”文艺作品,由动漫、游戏、角色扮演及各种衍生品构成的“二次元”,更成为受人欢迎的娱乐门类与样式,相关社交平台也逐渐演变成当今中国网络文艺传播的主力军。甚至那些反映魔法世界、密室逃脱和时间隧道的“异次元”作品如电影、电视剧,也越来越俘获各个年龄段甚至成年人的心。

  当此日新月异的网络文艺新形态大量涌现,如何重视泛娱乐化生产大背景下文化和文艺的正确导向问题,同时更清楚地认识文化产业迥别于其他产业的理念与操守,由此既尊重这个产业的自身特点,又能脱出其先天局限,凸显文化与文艺作为精神生产所特有的超越于资本—技术之上的价值理想,从而在媒介文化与大众文化活跃的当下,为新生的网络文艺发展生态创造可持续发展的良好条件,显然已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至于如何合理处理创新与嫁接、优化与本土化等关系,因不仅是这个产业自身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还涉及对多元文化与文艺资源的合理认知,自然更需要在专业化平台外得到充分的讨论。如此文化与娱乐打通,助成与防范结合,才有可能使IP产业有一个更健康远大的前景,真正成为能拉动文化产业和文艺创作发展的重要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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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面对类似新起的艺术样态和各种门类艺术的跨界实验,文艺评论不能视若不见,一味拒斥。相反,应克服滞后的惰性,主动作出回应,基于一种深入而充分的理解,给出最精准而深刻的说明。为此,批评家需要提醒自己尽可能地将评论建立在价值理论与交往理论相统一的基础上,并尽可能具备如瑞恰兹所提倡的基于“高度发达的事实感”的敏感,即在诠释创作现象和作品意义时,能始终基于当下的事实,使批评始终保持活跃的“现场感”和“既视感”,而不仅仅做托多洛夫所说的“教条论”或“印象主义”的空谈家。我们说,艺术家的创作动机常常隐藏在作品当中,它在核心处供给人以理想,并平衡作品的内外结构及关系。评论家如不能深入艺术创作的现场,身临其境,多方搜讨,必不能搭准创作的脉搏,获得艺术家的信任,从而达成如托氏所说的真正的“关系平等”的对话。

  一个好的文艺评论者既不能一味放大评论者个人的趣味,也不能只让人听一种声音,更不要说是那种已经严重滞后的陈旧的声音。他应该多方养炼自己的人生洞察力,并懂得珍视自己的“艺术初感”,以便能让自己真正深入到作品的内里,由对艺术家“精神前史”的追索,而对作品产生真正的“了解之同情”。与此相联系,他还应该懂得韵律、色彩、空间、音阶及各种材质的特性甚至身体语言,懂得各门类艺术创造最基本的规律,具有最低限度的行内知识储备。总之他应该既能“向内转”,在通晓界内的现状和全球性的艺术思潮的基础上,聚焦艺术本体,作鞭辟入里的分析;又能“向外翻”,有建基于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综合观察的宏观视野,从而确保自己找得到艺术家激情与灵感的原始图景。对照这些条件,我们的差距显然很明显。有的评论家缺乏艺事内外的养炼,虽然写了不少东西,但很难摆脱惯常的陈词与套路。一旦隐去姓名,根本看不出是他在写;待隐去所评论的对象,又几乎看不出他在写谁。经常是什么都谈到了,就是没谈到作品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下批判的失落固然有大环境的原因,但评论家自身的原因也不能回避。

  再就评论落后于大众而言。现在有些评论似乎不大在意回应大众,只知搬来主义,横向移植,玩术语、说黑话,结果弄得佶屈聱牙,满纸死气。其实好的评论固然基于学理,但不会一味贩卖与搬弄学理,更不会“以艰深文浅陋”,高自崖岸,拒人于千里之外。譬如歌德说及自己初读莎士比亚的感受,他的表述就洋溢着诗人的激情。他称自己才读了第一页,就知道了此生之所属。他以天才般的艺术感悟能力,状说自己如何觉得有一只神奇的手赋予他以视力,而那尚未习惯的光明又如何一下子刺痛了他的眼睛,让他感到自己的生活被无限地扩大了。但一般人可能不具备这样出色的感受力,因此需要有人分析引导。尤其像音乐、舞蹈等艺术门类,前者具有非语义性和非再现性特点,不擅长或本无意于具体呈现客观对象,它的艺术实现过程比造型艺术要复杂许多;后者依赖身体媒介,固然有一定的程式标识,但更多是超越于具体体相之上的抽象展示。这些都需要艺术评论及时跟进,细扪其机质与肌理,一一展开给大众看。

  而高居于基础性、符号性呈现之上的作品的深层意旨,就更需要评论家作深入浅出的开显了。对反映异文化的艺术创作是如此,对反映本民族文化的艺术创作也是如此,甚至更是如此。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霍尔曾提出文化有一个语境的问题,并将其具体析分为“高语境”(High Context)和“低语境”(Low Context)两种。前者所传达的讯息大多内化在身处该语境中的个人身上,后者则较多体现为简单而明确的一般性的语言表达。他认为中国文化历久而复杂,属典型的“高语境”。基于这种文化中语义的传达主要不是语言性的,而是语境性的,且人们的实际交往与意义表达也并不完全依赖语言,相反,为其既可以单义确指,更常多义泛指或复义曲指,而认为它多有局限,甚至不可信任,因而对非语言性的语境特别倚重。这造成了中国人的艺术创造与欣赏特别讲究意会,不重言传;特别依赖神通,不求语达。有的艺术家甚至有意营造这种亦此亦彼、或此或彼的复合语境,以回应情感表达过程中常常需要突出的那种由直接切入性、整体契合性和神秘意会性带来的说不清道不明的“言外之意”和“文外曲致”,从而使自己的作品的意义表达有多面的延展性。而所谓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更被视为各门类艺术创作都追求的最高境界。我们的艺术批评若不能对这种复杂含蓄的语境作出有效的开解,而是一味笑大众无知或外行,就不仅是一种不当的傲慢,还是对自己所应承担的责命的弃守。

  须知,今天的公众早已不满足仅仅以旁观者的身份接近艺术,而是希望通过欣赏活动,体验到艺术与自己生活的关联。能否最大限度地落实这种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几乎是艺术作品要获得场外生命的关键。在这个关键点上,评论家的接引与摆渡的作用不可或缺。一个好的评论家应花力气研究如何帮助大众找到这个点,从而使艺术的审美功能得以最大限度的实现。为此,他应该努力做美的启蒙者,而不能醉心于“私语批评”,自尚格调,自以为高明,进而将评论弄成书斋中的清供,针对公共领域的艺术批评尤其不能如此。至于艺术社会功能,更有赖评论家的发掘与高扬了。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体会,今天社会上存在的种种乱象,有的并不起因于人不明是非,而恰恰是因其不辨美丑。所以如何化性起伪,文艺评论可以做的事情很多,可以施展的空间很大,作用实在未可轻视。说到这里,很自然地想到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他称“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他的这个判断至今仍未过时。

三、坚持做有敬畏与诚意的批评

  所以,一个有责任心的评论家应该心里装着大众,不能仅从观念出发,从自己所知所好的理念出发,生搬硬套,浮皮潦草。前面说到评论家应该兼具艺事内外的多种修养,至此还须补充,这其中还得包括能接时代的地气和能与大众通声气。总之是要有将自己放在大众的角度思考的能力,这样大众才可能有更实在的精神上的“获得感”。

  文艺评论要在上述两个方面求得繁荣与进步,有一个基础条件,就是评论家必须永远保持独立的本位。没有评论的独立,评论的公正、深刻和引领作用都无从谈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社会急剧转型带来的文艺批评的沦落,大家有目共睹。当然不仅此间如此,正如埃金斯所指出的,世界范围内的艺术批评都经历了一场危机,批评的声音正变得越来越微弱。本来,文艺评论被视作是一种神圣的事业,评论家更被视为“经典的确立者”(canonsetter),手里握着升降艺术的权杖,是所谓立法者。由于他能秉持既定的原则,作“健康的批评”,甚至被伏尔泰誉为“第十位缪斯”。又由于评论虽然有好说好,但精髓和要义却只在批评,所以评论家又被左拉称为“警察”。当然也有人不服气。在中国,自古就有“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的说法。直到今天,“有本事你来试试”这样的认识,在一些作家、艺术家心中仍然存在。在西方,小说家司各特也曾将搞评论的人称为“毛毛虫”,托尔斯泰直称批评家是“评论聪明人的傻瓜”,诗人拜伦在《唐璜》中借魔鬼之口,嘲笑理论家是食干草长大的动物。其中最刻薄的要数爱尔兰剧作家贝汉,他将批评家比作后宫的太监,称他们知道怎么写作,却没有写的能力。

  但事实不断证明,评论家“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常能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且一语中的、入木三分。尤其那些思想深刻、艺术修养深厚的评论家,目光灼灼,照见的常常是艺术家未曾体察的事物的内在隐秘部分,甚至是这个世界的本质。他们能用文字揭开艺术诞生的始原性基因,能借助历史与美学相统一的批评原则和方法,从作品中超拔出人类精神的终极原型。由于他专注于自己的工作,他的批评内行而精准,以后,当资本、市场以及各种非艺术因素阑入,又能摆脱利益与人情的干扰,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平理若衡,照辞如镜,好就是好,不好则直言无隐,他真的就在一种实事求是的言说中提升了别人,成就了自己。即使周围的人因他而明白批评家不是寄生于艺术的冗余,同时也向人证明了谁才是艺术真正的护法。

  当然,基于各种因素的干扰,有时一些批评并不中肯,甚至多有误判,以至发生了前述既不能使作家、艺术家信服,也没能让公众满意和有所得的情况。为此,我们要特别提出,评论家须知所敬畏,更要常怀诚意。

  先说知所敬畏。今天,许多人对文艺评论的现状不太满意,有一个原因就是因社会急剧转型,及随之而来的“诗性”的消失和“散文化”特征的成形,评论被不同程度地边缘化了。这种边缘化对文艺的伤害是十分巨大的,尤其是它所带来的评论家自身的分化,对文艺创作能否获得及时而有质量的提示构成严重的挑战。一段时间以来,受上述风气的影响,有的评论者自觉不自觉地放弃了经典确立者的地位,屈从或放任媒体批评成为艺术批评的主阵地,严重的甚至不再视批评为终身的志业,而仅拿它作谋生的工具,马不停蹄地窜身于各种发布会、展览会和演艺场,忙着交际,乐于应酬;写成的文章也不过在各种主义中翻滚,甚至以过时的教条和经验,粗糙地应对业已改变了的人的精神生态,或用空泛的意识形态和道德批评,来代替建基于本体关照的审美批评,并常常是有姿态而没立场,有偏袒而没主见,不讲真话,只讲套话。当市场经济的大潮涌来,又不能抵御消费时代注意力经济的影响,不仅不能对票房和码洋保持警惕,与画廊主、交易商等市场力量拉开距离,相反,如赫尔德所批评的,完全把自己当成后者的“友人”甚至“仆人”,竟浑忘了做一个“超然的评判者”的立场,向世俗投降,作精神撤防,在将批评弄成营销的同时,最后也将自己弄成了人所嘲讽的“坐台批评家”。

  我们说,当物质的力量因市场与资本的介入而无限度放大,精神的声音不再清晰并唯一,批评家的职业敬畏与学术操守就显得尤为重要。那种基于对真理无条件的服从,对自己视为志业的文艺批评所应承担的高尚责命的信仰,都会使一个有使命感的评论者片刻不敢懈怠,既常怀戒惕之心,又永远秉道直言。这就是我们所讲的敬畏。说起来,对天道与人事的敬畏本来是中国文化中生成出的最重要的语境,所谓“入道莫如敬”“涵养须用敬”“敬为学之大要”。在古人看来,如果缺少恭敬、谨慎和严肃的人生态度,做不到孔子说的“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那他对天地之道的体察也就无从言起,问学治学之道也必然无所附着。此所以《中庸》会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我们并不要求批评家与现实世界脱开一切关系,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想一概拒斥资本和商业对批评的介入也不现实。但评论家应平衡好其间的关系,不能为了利益而放弃学术操守,更不能违背学术道德,乃至中国文化所一贯崇扬的德性。前些年,有评论家公开立约,向需要其写评论的艺术家收取劳务费,还立下千字多少钱、未满千字须作千字计算,及有关评论发表与被引用等诸多规矩。评论家的付出自然需要尊重,但这样的约定无论如何都有违文艺评论的本义,其间所透露出的那种鄙俗与功利的气息,没法不让人想到“自我贬损”一词。这样的乱象,包括一段时间以来泛滥成灾的“人情批评”与“红包批评”,以及“用票房代替评论”“用评奖代替评论”,背后都看得到对批评权力的滥用与弃守。而究其根本的原因,不能不说都与对所从事的事业失去敬畏有关,这应该引起今天所有文艺批评工作者的警惕。

  再说常怀诚意。为什么今天的文艺评论既不能取信于艺术家,也不大能取信于公众,这还与评论家缺乏诚意有关。诚意是这个世界最简单、最直接的人性,也是人真实表达与真心沟通的基础。古人说得好,“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所谓“正心”指心端正而不存邪念,“诚意”指意真诚而不欺人,更不自欺。为何不欺人、不自欺被置于心正之前?是因为古人认为心是本体,本无所谓不正,只因人的意念发动,而后才有正与不正。所以传统中国人从来强调诚意的重要,并以之为人的“进修之术”,认为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才谈得到修身、齐家、治国与平天下。有鉴于意是心之主宰,意为心本,他们进而还认为与欲求敬畏一样,人要做到有诚意,能知慎独非常重要。在这里,敬畏与诚意很自然地被联系在了一起。而就这两者的意义位序而言,“诚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故倘一个人能做到知所敬畏,必能常怀诚意,是所谓“敬则诚”。而倘若放任自己,“进学不诚则学杂,处事不诚则事败,自谋不诚则欺心而弃己,与人不诚则丧德而增怨”,终究难成气候。

  总之末习曲艺都必须诚然后精,文艺评论自然更须遵循这一原则,既对所从事的工作心存敬畏,然后用至善之真诚,开诚布公,推己及人。落实到具体,就是要基于艺术创作对评论的要求,还有社会大众对自己的期待,努力兼顾批评的理论特性(methodology)与实践特性(approach)两者,尽可能说真话,特别是说有思想性、建设性的真话。如此既不欺人,更不自欺,才算是亮明了真观点,提出了真主张。现在,大家都在抱怨讲真话太难,公开批评太得罪人。其实只要评论者能克服蒂博代所批评的那种以法官自居的“职业批评”的傲慢,抱一种临文以敬、衡文以恕,与人为善、乐观其成的真诚态度,注意与作者交心,坦陈自己的意见或困惑,怎么会受到艺术家排斥?就个人与艺术家交往的经验,觉得他们固然很希望被人肯定,但心里最佩服的,还是那种能内行地给予驳正,高屋建瓴地给予引领的人。因为他们明白,老在面上浮议,作轻飘而庸滥的表扬,不仅没有意义,还会毁损自己的形象。而有诚意的批评不仅不是与自己为敌,相反是一种难得的助成与激励。

  经过这么多年市场经济的洗礼,艺术家的内心已足够强大,心态也渐渐趋于平和,早已不那么紧绷,不那么脆弱了。评论者也应该有这样的格局,有这样开阔的胸襟。正如在生活中,我们尊重直道相砥的朋友;在艺术中,我们经历的是一种精神性的生活,分享的是对美的真切的体验,有一说一的背后,全是鲁迅所说的“对文艺的热烈的好意”。对这一点我们要有信心,不要怀疑。彼此心存怀疑,甚至自己心存疑虑,也是不够诚意的表现。

  说到鲁迅,不免想起他同时代而稍后的李健吾。他曾说,一个批评家要明白他的使命不是摧毁,不是和人作战,相反它是建设。如果一定要用“作战”这个词,那也是批评家“和自己作战”。他的意思是,一个有诚意的评论家要首先并时刻与自己的偏见和误判作战。有这样的批评态度,再有足够的人生关切与深度超越,并摆得开个人利益的考校,批评何愁不受人待见。作家张炜曾说,他最需要的是“尖锐的批评”“深刻的批评”和“感动的批评”。其实这三者加在一起,就是我们所说的有诚意的批评。

 

作者:汪涌豪 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
《中国文艺评论》2018年第08期(总第3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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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编:周由强(常务)    胡一峰 程阳阳
责任编辑:陶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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