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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艺2017:走向文化治理和全面规范(郑焕钊)

发布时间:2018-03-02来源:《中国文艺评论》作者:郑焕钊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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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2017年是网络文艺从“野蛮生长”向“文化治理”转换的历史拐点,三个标志预示着治理时代的到来:围绕《王者荣耀》的网络文艺社会责任感的讨论,推动网络治理的观念深入人心;网络文艺治理话语推动网络文艺批评与研究的范式转型;相关政策和行业规范相继出台,奠定了网络文艺治理体系的制度基础。治理时代的到来,从根本上倒逼行业自身的规范和提升,政策规范倒逼内容自身的质量提升,付费和独播等新的产业模式的形成推动内容生产的精品化趋向,网络文艺类型的多样化促进网络文艺生态的发展。治理时代,网络文艺理论研究与公共治理、产业发展引导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理论与实践具有强关联性:一方面,网络文艺的艺术本体研究的相对缺位,将限制社会的治理观念与政府的治理思维;另一方面,网络文艺主流化中带来的多层次需求,为理解和阐释网络文艺的价值性依据提出了挑战。两者都亟待理论的解答。

  关 键 词:野蛮生长 治理时代 网络文艺 政策体系 付费模式

 

  2017年,在中国网络文艺发展史上是关键的一年。这一年,随着相关政策和行业规范的出台,网络直播、网络综艺、网络平台等整改的开展,包括网络文学、网络视听、网络直播、网络游戏在内的整个网络文艺进入了规范化的文化治理新时代。从2014年网络文学历时八个月的“净网行动”,到2015年关停十家动漫网站的整改行动,再到2016年对《心理罪》《无心法师》《盗墓笔记》等网络剧和《大风水师》《消灭大学生》等六十多部网络电影的整改下架等,至此全面结束网络文艺野蛮生长的十年。随着网络治理观念深入人心、网络治理话语形成和网络治理体系的建立,网络文艺治理时代正式到来。毫无疑问,2017年是网络文艺从“野蛮生长”向“文化治理”转换的历史拐点,它的特征及困境,将为我们理解“治理时代”网络文艺的趋势与发展提供重要参照。

  一、治理时代形成的三个标志

  2017年,有三个方面的现象预示着野蛮生长时代的结束、治理时代的到来。

  首先,围绕网络游戏《王者荣耀》掀起的网络文艺社会责任感的讨论,推动网络治理的观念深入人心。7月4日,《人民日报》以标题“是娱乐大众,还是陷害人生?”批评腾讯的手机游戏《王者荣耀》。这一批评导致腾讯股价大跌4%,市值蒸发千亿港元。紧接着,《人民日报》继续发文,二批、三批《王者荣耀》,其他主流媒体也纷纷介入。比如,新华社以题为“没有责任血液的游戏注定走不远”对其批评,从而引发社会各界对网络游戏社会责任感的讨论。事实上,回顾这一过程,大部分争论仍然没有脱离以往批评大众文化(如言情小说、国产动画)的论调,以李维斯主义的道德批判和精英主义作为批评基础,缺乏学理性的依据。但是,这场讨论在当下具有重要意义,因为网络游戏是中国当代网络文艺中产值最大、受众最广、影响最大的一种泛娱乐泛文艺类型和中国网络文艺“走出去”的“先锋部队”——2017年,中国网络游戏客户端游戏用户数量约1.5亿,与2016年基本持平;移动游戏用户约4.6亿,同比增长9.0%;网页游戏用户约2.4亿,同比下降2.0%;中国游戏厂商出海热情高涨,2017年,自研网络游戏海外营业收入约为76.1亿美元,同比增长10.0%。《王者荣耀》作为一个拥有2亿注册用户、超8000万日活跃玩家的游戏,由它引发的争论,在产业输出、文化原创、监管治理等方面,凸显了中国网络文艺问题的内在复杂性:“以网络游戏为代表的网络文艺的问题、意义和困境,其影响和辐射范围将注定波及到文化、经济、政治等更多领域,这对于我国的互联网治理乃至国家治理,都是前所未有的挑战。”[1]它让网络文艺的社会影响、受众层次的多元复杂、不同阶层的文化需求的现实,以及如何处理好产业与文化的关系等问题,第一次清晰地呈现在社会面前。这场适逢其时的关于网络文艺社会责任感的讨论,不仅彰显了网络文艺领域社会效益问题的紧迫性,也显示出社会各界文化治理观念的自觉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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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网络文艺的学理思考不断深入,治理话语成为网络文艺批评与研究中最重要的议题,形成了新的研究范式。2017年是网络文艺批评与研究中关键的一年,突破了过往局限于文艺领域的研究,而从整体的文艺格局、社会格局和主流文化建构、软实力提升等关系中去讨论网络文艺的地位、功能和价值,进而形成以治理话语为主导的研究批评范式,成为各种学术会议、出版著作、专题文章的最重要的议题。媒介迭代之际的文艺格局和文艺生态的变化,成为学术界和批评界对网络文艺理解的前提。在此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网络文艺研究更多停留在文艺学领域内,着眼于叙事、审美、主题的研究。网络文学研究界在主流化议题上的回应走得最早。[2]在2012年前后,就有学者提出“网络不再是年轻的‘网络一代’自娱自乐的亚文化区域,而将成为国家‘主流文艺’的‘主阵地’”[3]的观点。还有人从出版和国家青年文化建设的高度,探索包括网络文学在内的网络文艺的治理问题。[4]这些都为2017年中国网络文艺治理话语的形成做了很好的学术准备。

  2017年网络文艺治理话语的形成,首先与网络文艺产业的迅猛发展及其影响力息息相关,尤其是网络文学(2017年上半年“中国网络文学海外传播热”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网络游戏、网络影视剧“走出去”[5]步伐的加速及其对于网络舆论的主导性,使其成为文化话语、社会舆论、资本竞夺和国家监管的焦点。在此背景下,5月,在光明网与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主办的“网络文艺发展与新型智库建设”研讨会上成立了网络文艺智库专家委员会,智库以网络文艺评论为手段,致力于培养良好的网络文艺生态,净化美化网络文艺环境,推动网络文艺的健康可持续发展。6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与浙江省文联以“网络文艺的中国形象”为主题举办的第三届中国青年文艺评论家“西湖论坛”上,来自网络文艺研究一线的政府、院校、媒体和业界专家研判中国网络文艺的发展现状与问题,并发布“中国青年网络文艺评论家‘西湖论坛’倡议书”,将网络文艺评论作为重塑中国文艺格局和精神生态的重要方式,产生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反响。8月,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北京市人民政府指导,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北京市版权局)、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主办的首届中国“网络文学+”大会在京举办,会议以“网络正能量、文学新高峰”为主题,以构建网络文化发展生态圈为目标。其次,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网络文艺治理作为网络治理的核心要素,成为构建网络治理体系、落实顶层制度的重要举措。这种制度性的吁求推动了学术性的呼应,并促进了网络文艺评论和研究范式的转型。十九大以后,主流媒体相继策划专题,讨论网络文艺治理问题。比如,《红旗文稿》组织专题笔谈“网络文艺:如何引导、怎样把握”[6];《中国社会科学报》用了较大版面专题讨论网络文艺治理问题,从网络文艺治理的立法、评论,对如何构建健康的网络生态进行了多方位的分析。[7]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网络文艺多元治理格局,在定位上从属于网络空间治理大格局,也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从主体而言,包括有关政府部门、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从手段来说,涵盖党纪国法、公序良俗、行业公约等,也包括文艺评论。”[8]因而,网络文艺治理的话语转型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向,不再局限于文艺学和产业化研究范式,而是将研究推向创意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领域,极大增强了网络文艺与现实关联的维度,从根本上适应了网络文艺作为文化、经济与政治诸领域交融争竞的场域的实际情形。

  再次,随着政策规定与行业规范的相继出台,一个涵盖内容规范、平台规范和版权规范的多层次监管体系基本形成,奠定了网络文艺治理体系的制度基础。2016年下半年至2017年以来,网络文艺监管不断加强:一方面,在价值导向、版权清理和市场规范方面,广电总局、文化局和网信办持续开展整改行动。在网络直播方面,在2016年底发布实施的《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的基础上,2017年4月,北京市网信办等部门约谈今日头条、火山直播、花椒直播,依法查处了上述网站涉嫌违规的内容,责令其限期整改。6月,文化部关闭了12家平台,处分了龙珠、YY等知名平台。在网络视听领域,2017年初,因缺少《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A站(AcFun)、新浪微博、凤凰网等被禁止开展视听剧目服务。7月,在年轻人中影响较大的A站(AcFun)和B站(bilibili)上,大量影视内容被下架整改。在网络综艺方面,包括《吐槽大会》《姐姐好饿 第一季》《hello,女神》《举杯呵呵喝》等遭遇整改下架。另一方面,网络文艺监管治理的政策体系不断完善,针对新技术、新媒介和新业态迅速发展所带来的新的网络形态不断创新的现实和由于相对宽松的监管所带来的各种“擦边球”现象,在网络视听、网络文学等领域出台新的监管政策,对传统监管政策进行升级,建立健全监管治理全覆盖的政策体系和制度环境,使网络文艺治理的政策、行业规范日趋健全,一个涵盖内容、平台和版权等方面,涉及事前、事中和事后诸环节,包括网络文艺诸领域,由政府、行业、平台和企业构成监管主体的网络文艺治理体系初步形成,为构建现代网络文化治理体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2017年出台的政策规范中,最重要的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视听节目创作播出管理的通知》(后面简称《通知》)、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审议通过的《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审核通则》(后面简称《通则》)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的《网络文学出版服务单位社会效益评估试行办法》(后面简称《办法》)这三个文件。其中,《通知》明确提出坚持网台“同一标准”“同一尺度”的标准,把好政治关、价值关、审美关,实行统筹管理。这就将从2014年以来,广电总局领导在不同场合提出的“同一标准、同一尺度”的表述正式以文件予以明确,形成制度。《通则》则是对2012年出台的《网络剧、微电影等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审核通则》的修订完善,从内容、原则、导向、标准、处罚等方面全方位形成行业审核规范。在网络文学领域,《办法》将网络文学出版服务单位社会效益评估的方法具体化,将其分为出版质量、传播能力、内容创新、制度建设、社会和文化影响五项,并对出现严重政治差错、社会影响恶劣、推介导向有严重问题的作品,以及违反政治纪律和规矩的情况,实行“一票否决”,明确评估结果的奖罚情形。从总体上,2017年出台的文化治理制度凸显三方面的特征:第一,将价值导向作为文化治理的首要原则。如《通知》以较大篇幅明确网络视听节目创作播出的导向要求,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文明健康的审美底线,对网络视听节目创作进行具体规定;《通则》新增“导向要求”,强调网络内容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办法》的出台从根本上就是围绕社会效益的导向。第二,突出全方位多层次监管的具体范围和程序。如《通知》《通则》不仅从原来的网络剧、微电影扩大为涵盖网络剧、网络电影、微电影、影视动画、纪录片、专业网络视听节目等类型,《通则》还增加“其他网络原创视听节目”选项,以适应新业态不断涌现的趋势。与此同时,在事前、事中、事后各环节,政府、行业、平台的职责都予以明确。第三,监管标准和监管后果都给予清晰的规定。比如,在《通则》中,为了有效应对网络综艺节目中谈话讨论类、脱口秀类节目内容的实际需要,将网络语言纳入监管范围。此外,自主创新和版权治理等制度内容也成为治理政策关注的对象。

  虽然目前网络文艺治理在上位法的立法、文化治理机构的更合理协调等方面仍需进一步完善,但随着2017年相关政策和行业规范的出台和升级,从价值导向、内容监管、制度建设和版权保护等层面,对网络文学、网络视听、网络游戏、网络演艺、网络音乐在内的各领域进行全面治理监管的网络文艺政策体系和治理结构已经基本形成,网络文艺全面治理时代已经到来。

  二、治理时代网络文艺的特征

  首先,治理时代的到来,从根本上倒逼行业自身的规范和提升,政策规范倒逼内容自身的质量提升。

  曾几何时,“网感”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在野蛮生长期,由于监管的相对缺位,网络内容生产出现两种情形:其一是网络内容以对电视内容的“补充”的形式出现,网络文艺生产的内容大多围绕着传统电视由于政策等原因所无法播出的内容来进行,在网络剧方面出现大量神鬼妖怪、刑侦惊悚和色情内容,而在综艺方面,污文化融入综艺广告、话语与表演之中,产生了网络眼球效应,从而以“题材红利”的方式产生了网络内容的“特殊形态”;其二是受到个别爆款的网生内容的影响,带动业界对所谓“网感”内容和形式的过度追求,导致内容生产的跟风和模仿。

  近年来,随着监管的加强,网络文艺内容生产内在的自我规范不断加强。不触红线,成为网络文艺内容生产的关键事项。随着2017年网络综艺的自我整改,“去污”成为一种自觉选择。以《姐姐好饿》为例,第一季由小S与嘉宾不断通过“饮食男女”式的“挑逗”“诱惑”所构成的内容,在整改之后的第二季已经极大减少。《奇葩说》等节目从第二季开始已经不断自我消音。在网络剧方面,像前几年打着擦边球火爆的网络剧,如《太子妃升职记》《上瘾》等,基本没有再出现,而新拍网络剧更为注重内容的正能量。随着《王者荣耀》遭遇的舆论批评,网络游戏领域也开始改变自身产业形象。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业务主管部门对市场上广泛引起热度的“大逃杀”类游戏表达了高度关注和明确态度的情况下,网易《终结者2:审判日》官方发表了名为“网易对大逃杀类游戏指导意见的执行”公告,表示将严格按照国家管理部门的指导意见,尽快对相关类型的游戏进行修改和调整,确保游戏传递的理念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游戏中倡导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习惯与道德规范。经历严格监管的网络直播领域,也涌现出从野蛮生长到提质转型之后的新的发展生机。

  其次,新的产业模式的形成推动内容精品化。

  根据《2017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网络视听内容已经“从粗放的数量增长变为追求精品的质量增长”。网络文艺产业模式的形成推动内容生产精品化时代的到来:付费模式和播放模式导致了网络剧内容生产的垂直化和精品化转型。2017年国内网络视频用户的付费比例继续增长,有超过四成的用户曾为视频付费,付费意识已经养成。并且相比2016年,用户的付费能力也有较大提升,每月支出40元以上的付费会员从2016年的20.2%增长到了2017年的26.0%。“表面看,网剧、电视剧是以播出平台为区分的剧种,事实上,二者最本质的区别在于付费,网剧并非为互联网而生,它是为付费而生。”[9]网络剧与电视剧最根本的差异就在于付费模式。付费使网络剧的内容直接为观众服务,改变了以往电视剧收视率和广告的关联式效应及其所带来的内容注水、追求数量的问题,促进了网络剧的质量升级。长期以来,电视台购买电视剧都是以集数多少作为购买标准,商业交易模式相对单一,电视台并不与内容制作方分享广告等收益。对内容制作方而言,生产一部60集的电视剧并没有比30集的剧目成本翻倍,但因为购剧按照剧集数量,为了收益需要,就会出现“注水”加长集数的问题。“一剧两星”对于打破某部电视剧的霸屏、推动电视剧类型多样化有一定作用,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大量二线三线卫视没有实力购买有流量明星、IP和优秀制作团队的优质电视剧,在过去“一剧四星”的情况下还有机会通过联合购剧的方式与一线卫视抗衡,但在“一剧二星”的情况下就完全丧失了这种可能,而无法购买优质剧集,就只能对优质剧集进行二轮播放或购买价格更低廉的一般内容。这对电视剧内容的生产造成了极大影响。

  与之不同,随着《万万没想到》《嘻哈四重奏》等“段子剧”的巨大点击量所带来的市场预期和近几年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巨大的网剧市场及其商业想象空间被打开了:网络平台与网剧内容制作方以新的模式开展合作,尽管网络平台也购买优质电视剧,并为优质电视剧带来收视流量,但网络平台通过投资制作等方式所开展的内容自制和独播方式成为网剧更主要的制作模式。根据国家广电总局监管中心《2017网络原创节目发展分析报告》显示,2017年视频网站独立制作的网络综艺节目占所有上线节目的46%,参与制作的更是占到72%。全年新上线网络综艺节目中,独播节目达到170部,占到了86%,独播已成主流形式。另据研究显示,2017年自制综艺的数量也在明显提升。2016年视频平台自制综艺共有93档,2017年仅上半年已播自制综艺47档,比2016年上半年提升了74%。[10]这种选择的原因在于:随着平台之间竞争的加剧,能够拥有独家优质内容成为平台流量增长和用户增长的基础。优质版权剧的购买价格在这种竞争情况下水涨船高,加大了购买成本,因而,通过多种形式的投资和利润共享模式自制优质内容就成为更优选择。在自制模式之下,平台与制作方一般通过用户付费分成、广告分成等方式来分担成本和风险,而只有优质的精品剧和有影响力的综艺内容,才能真正拉动付费用户的增长。这有效地推进了原创优质内容的产生。2017年网络综艺、网络剧大量精品的涌现,正是近年来网络内容生产模式有力推动的结果。

  再次,网络文艺类型的多样化促进网络文艺生态的优化。

  对观众的满足从根本上促进了内容生产的多样化,从而带来了更加丰富的类型。以网络剧为例,据骨朵数据统计,2017年前三季度,全网网剧数量251部,共涉及21大类型,包括校园青春、悬疑推理、警匪、罪案、喜剧、爱情、历史、武侠、玄幻、奇幻、软科幻、娱乐圈剧、军旅、职业、行业、商战、恐怖等。其中,青春校园、侦探推理、历史题材等内容得到极大丰富,出现了传奇悬疑探案剧《河神》、罪案剧《无证之罪》和《白夜追凶》、古装剧《花间提壶方大厨》、青春剧《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和《你好,旧时光》、历史剧《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等人气口碑俱佳的网络精品剧,极大开拓了网剧的种类范围,改变其为电视剧题材补充的形象,已成为观众观剧的主流选择。在网络综艺节目方面,节目类型得到极大丰富,包含谈话谈论、真人秀、脱口秀、文化科技、互动娱乐、竞技选拔、婚恋交友、生活服务、娱乐报道、单项艺术、综艺晚会等多种类型。其中,谈话讨论类、真人秀、竞技选拔、脱口秀、互动娱乐和娱乐报道是数量较大的类型。以《奇葩说第四季》《火星情报局第二季》《吐槽大会》《饭局的诱惑第二季》为代表的“爆款”脱口秀节目,因具有鲜明的网生特色深受网民的喜爱,而像《见字如面》《圆桌派第二季》《晓说2017》等具有较强文化色彩的节目,也以其鲜明特色获得口碑,成为豆瓣评分较高的节目。

  网络传播的分众化、差异化和垂直化的特点,使圈层文化在网络时代的内容生产中凸显。在网络综艺中,针对垂直领域的节目,如美食、亲子、辩论、游戏、家装、萌宠、旅行等日益丰富,为满足不同人群细分的需求,类型垂直细分日益成为网络综艺节目生产的制胜法宝。其中,各种精准对位“95后”“00后”的专门内容,如二次元文化和小众文化,也使“90后”新文化主体的需求得以表达出来。如《明日之子》《中国有嘻哈》《超次元偶像》《次元星计划》等,主打差异性的年轻圈层文化,凸显了年轻一代新的价值观和追求(如“keep real”的价值观、对多元偶像的选择等)。在网剧中,以《颤抖吧,阿部!》《你好,旧时光》《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为代表的内容,体现了年轻网民对“脑洞”和“小确幸”的文化追求,形成了代表“90后”的网络审美新类型。诚如研究者所言,“比起‘80后’,‘九千岁’才是真正享受了中国30年经济增长和独生子女政策红利的一代,他们非但没有‘70后’童年记忆中的布票粮票,也没有‘80后’的房贷压力。在他们成长的岁月里,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包括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之间的界限。网络空间给他们带来了无数个‘平行世界’,在各种亚文化生态中自给自足、自娱自乐,与主流社会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不再渴求既有体系的认可。他们是犬儒的、小确幸的,却是天生具有互联网基因的一代,随着媒介革命的深入,世界文化潮流正在向他们走来。”“网生一代已经全面崛起,并且人多势众,他们的价值模式和快感模式必然改变着网文的叙述模式和爽点萌点。”[11]网络文学中主打日常生活情趣,没有打斗和恋爱情节的“日常向”、以轻松欢乐风格和幽默语言为主体的“欢脱风”等,正是这种文化特质的体现,而这不仅在网络文学领域,也在网络动漫、网络游戏、网络视听等领域得以全面呈现。

  此外,《见字如面》《了不起的匠人 第二季》《读书人》《观复嘟嘟丁酉版》《演说家》等文化科技类节目如春风拂面,为网络综艺注入一股清流,获得较好的口碑,打破网络综艺强调娱乐功能的既有格局。

  三、治理时代网络文艺的理论挑战

  治理时代的来临,对网络文艺理论提出了重要的挑战。这是因为,随着网络文艺治理话语的形成,网络文艺理论研究与公共治理、产业发展引导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理论与实践具有强关联的关系。

  告别野蛮生长的时期,网络文艺也告别了凭借野蛮时代生长的特点作为其“网感”凭借的依据,导致对网络文艺的定义问题在今天变得愈来愈难。首先,随着网络文艺在文艺结构中的比重的增加,以及媒介融合和内容产业的发展趋势,网络剧与电视剧、网络综艺与电视综艺等在制作人才、播放渠道、内容输送等层面日益融合,网台联动的趋势不断加强,新丽、正午阳光、耀客等传统影视公司陆续加入网络影视制作行列。随着网络电视日益成为电视的主流形态,两者的边界似乎日益模糊。以受众作为划分两者差异的分析模式不但不能够继续作为两者差异的依据,而且将愈来愈难以成立。其次,随着监管的加强,以往以尺度作为体现网络文艺自由性的标准,将随着网台标准的同一而变得不可能,网络亚文化也因为资本的介入变得日益主流化,成为日益涵盖大众的文化表达形态。在这种情况下,定义网络文艺及其特征将变得困难。但只要我们讨论网络文艺,“网感”始终是关于网络文艺问题的逻辑起点。作为媒介迭代之际的新的文艺形态,网络文艺的“网感”研究的重要性就在于它的用户人群的特征、类型特性等多层次方面。我们既要看到媒介融合之际的现实情况,也不能就此忽视对新媒介的审美经验和受众体验的研究。对《王者荣耀》的讨论实际上显示出一种主流话语的粗暴,并不利于网络文艺自身的健康发展。因而,有两个问题亟需解决:

  第一,网络文艺的艺术本体性理论研究。以《王者荣耀》为例,这是一档英雄召唤类游戏,具有自身的游戏世界观的内在逻辑,被批评为扭曲历史人物、误导未成年人历史认知的问题,恰恰是不了解其游戏逻辑所致。“传统评论者难以理解‘关公战秦琼’,不仅在于他们不熟悉英雄召唤模式,而忽略了玩家和游戏开发者为英雄赋予的意义,更在于他们试图用现实世界的规则去解读英雄召唤类电游世界的现象。”“英雄召唤类电游中有自我代入的身体感知、巨大的内部折叠空间(即‘棋盒’)、大量专有名词组成的话语体系,使自己置身其中或了解这个‘棋世界’的规则,是对其进行评价的前提。”[12]无论是社会观念层面的讨论,还是监管层面上的批评,实际上都显示了游戏艺术本体研究的滞后与缺位。除了网络文学有着较为庞大的研究队伍和研究成绩之外,网络游戏、网络影视、网络综艺、网络直播等领域的研究都跟不上,基本为产业研究所主导,缺乏艺术本体和文化本体的研究。网络文艺艺术本体研究的相对缺位,将限制社会的治理观念与政府的治理思维。如何超越社会的一般偏见和旧有知识框架的束缚,以一种更符合新的文艺形态和文艺现象的分析模式和讨论框架来介入网络文艺治理,是当前网络文艺领域所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

  第二,网络文艺主流化过程中的多元需求的理论回应。网络文艺主流化已经成为今天文化发展的现实,也为网络文艺告别野蛮生长、转向规范化发展提出了内在要求。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考虑媒介迭代所带来的多层次需求问题。从总体上,以互联网的普遍应用为基础,凸显网络受众的多元差异,呈现出网络文化图景的驳杂;与此同时,媒介迭代释放出来的巨大的文化需求在推动产业迅速发展的同时,使文化主流化的过程变得复杂。据企鹅智酷发布的《2017小镇青年泛娱乐白皮书》显示,44.1%的小镇青年,每天在网上看影视剧超过一个小时,49.3%的小镇青年有过付费行为,小镇青年最乐意向网络影视付费,其次是游戏。小镇青年作为文化消费主体的崛起,从根本上带来了与一线城市青年、中产阶级不同的文化消费内容和审美形态。多样性的需求带来了网络文艺形态杂多而又内容驳杂的景观,近几年网络文艺领域出现的诸多问题正源于此。这就意味着,网络文艺主流化,需要立足于这种多元化需求,在其中处理好不同层次的价值关系。因此,如何在坚持文化的政治导向、价值导向和审美导向的前提下,在生产和传播环节,既提升文化内容的精品化,又能够真正接地气地满足不同群体差异明显、层次不同的文化需求,在监管环节,能够真正科学有效地进行产业引导和满足网民需求,就成为网络文艺主流化发展和文化治理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难题。

 

  注释:

  [1] 孙佳山:《网络文艺在讲好中国故事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12月1日,第5版。

  [2] 在网络文学的主流化论述中,学者们对“主流化”的意指并不相同。比如,邵燕君指承接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网络时代:新文学传统的断裂与“主流文学”的重建》,《南方文坛》2012年第6期)或媒介融合下网络文学对主流价值的承担(《网络文学:媒介融合背景下的“主流化”与“多样化”》,《文艺报》2016年11月18日),马季则强调对现代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接续(《网络文学主流化及其前景》,《网络文学研究》第一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12月)。

  [3] 邵燕君:《网络时代:“新文学”传统的断裂与“主流文学”的重建》,《文艺研究》2012年第4期。

  [4] 庄庸、张瑞霞:《网络文艺是建立文化自信的好抓手》,《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7年6月23日,第4版。

  [5] 2017年12月,《白夜追凶》海外发行权被美国主流媒体视频服务提供商Netflix(奈飞公司)买下,未来《白夜追凶》将通过Netflix在全球一百九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播出,成为首部正式在全球大范围播出的国产网络剧。

  [6] 《红旗文稿》的这组专题笔谈包括孙佳山的《从网络游戏到网络文艺》、高伟的《网络视听文艺治理:从野蛮生长到规范引导》和乔焕江的《让网络文学走向人民》三篇文章。

  [7] 《中国社会科学报》的专题讨论包括胡一峰的《网络文艺生态治理格局中的文艺评论》、丁旭东的《文艺评论要以人民为中心》、高伟的《网络文艺生态治理创新》、黄鸣奋的《流通:网络文艺生态的智慧》、孙佳山的《网络文艺讲好中国故事》、周志雄的《商业机制下生长的中国网络小说》、王琳琳的《完善网络文艺治理体系》、马立新的《网络文艺眼的视野转换》和曹峰的《网络管理,综合治理是关键》等文章。

  [8] 胡一峰:《网络文艺生态治理格局中的文艺评论》,《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12月1日,第4版。

  [9] 宋诗婷:《这些年我们正在追的网剧》,《三联生活周刊》2017年第44期,第32页。

  [10] 杨光:《“超级网综”时代已到来》,《北京娱乐信报》2017年8月1日,第9版。

  [11] 邵燕君、肖映萱、吉云飞:《媒介融合 时代更迭——中国网络文学2016-17年度综述》,《文艺理论与批评》2017年第6期。

  [12] 项蕾:《“关公”何以战“秦琼”:从英雄召唤类电子游戏说起》,《文艺理论与批评》2017年第5期。

 

作者:郑焕钊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文学院

《中国文艺评论》2018年第02期(总第29期)

《中国文艺评论》主编:庞井君

《中国文艺评论》副主编:周由强(常务) 胡一峰 程阳阳

责任编辑:史静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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