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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当代中国美术批评的诗性审美(甄巍)

发布时间:2017-10-08来源:《中国文艺评论》作者:甄巍 收藏

  内容摘要:中国当代美术批评语境与西方不尽相同。西方自后现代之后的美术批评更强调艺术的社会与政治功能,艺术的工具化超越了艺术的本体化命题,审美性被社会政治性所替代。在中国当代艺术语境下,传递正能量的社会核心价值观与构建性的审美语言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社会体验是当代艺术的关键价值所在。多元文化时代的中国美术批评需要呼唤诗性和审美,不必因西方当代美术批评的去审美化而避谈审美。

  关键词:美术批评 诗性 审美 文化命题

      一、中国美术批评的当代语境与文化命题

  任何批评都是有情感、有态度的。站在艺术家、批评家、艺术管理者和普通观众的不同立场与角度,对于美术批评的专业性进行阐释,其结果多种多样。20世纪晚期,在西方文艺理论体系内产生了后现代艺术批判,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避开审美,关注文化。当代艺术创作成为知识生产,呈现介入社会的政治性特征,与审美渐行渐远。后现代美术批评也从现代主义的形式主义转向了社会政治。除了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艺术作品,美术批评更重要的意义是文化创造——超越原作和艺术家本人想法的文化创造。西方后现代美术批评所惯常使用的理论范式和阐释语汇,如来自解构主义、符号学、女权主义、性别理论、多元文化主义、后殖民主义的批评概念等,强调了艺术的社会与政治功能。一时之间,在西方的美术批评语境中,艺术的工具化超越了艺术的本体化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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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美术批评语境则有所不同。改革开放后,美术创作和批评减少了政治工具化,更加关注个人情感的表现与美术形式的创新,在20世纪80年代,充满了浪漫主义和形式主义色彩。中国的学术界持续引进各种西方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概念,西方舶来的人名、主义、术语、观点应接不暇。然而,西方美术批评的理论逻辑并不一定契合中国的美术创作现实,其所针对的问题在中国并不一定具有普遍性。这并不是说西方所面临的在中国都不存在,如生态环境就是全世界共同面对的问题。然而,很多西方知识界讨论的焦点,比如种族歧视、同性恋问题,至少不是中国当下最具文化张力的核心话题。

  20世纪60至70年代的欧美社会身处经济危机,各类矛盾不断激化,西方后现代批评产生于此种语境,充满困惑和对未来的忧虑,对理性和逻辑的可靠性总体持悲观的态度。西方艺术的审美性被社会政治性所替代,表现出的多是辛辣的讽喻与反思。而在中国当代艺术语境下,传递正能量的社会核心价值观与构建性的审美语言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中国传统艺术审美多充盈着求善和祈福的民族特性,从宗教艺术、民间艺术、文人士大夫艺术到皇家艺术,大都具有趋吉避害的文化特性。在太平盛世的社会环境中,建构性和审美性依旧是社会的主流。解构与颠覆性的批判作为审美判断的辅助,在中国也有其存在的价值。然而,由于重视文脉传承的同时也延续了儒家“礼”文化“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与人为善学术基因,中国当代美术创作与批评中,“成人之美”的人格特点与对形式美感的欣赏态度依旧具有普遍性。

  与西方艺术批评极度关注种族、人权、性别和政治话题不同,中国当代美术批评的主要目的是在高度稳定和协调统一的政治生态中,在经济、环境、技术、市场的高速发展以及乡村日新月异的城市化进程中,避免个体、家庭及社会族群在身份转化、身体物化、人格异化时产生不平衡、不适应与身份错位的精神痛苦。中国精英知识分子保持着对艺术工具化、庸俗化和市场化的批判态度,内心呼唤着古典精神的崇高与自由。而普通大众则在身份的转化中,体味着工业和后工业时代的孤独、割裂、分离与乡愁。

  在这种意义上,中国当代美术批评一方面学习着西方现代及后现代的经典批判文献,一方面要从自身的语境出发,重新寻找艺术批评的命题。笔者认为,在文化全球化、经济一体化和信息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维护传统文脉,重构当代中国美术批评的诗性审美是一个重要的文化命题。

  二、中国美术批评的诗性方法离不开审美观照

  2013年—2016年,笔者在北京师范大学京师美术馆策划了一系列以“诗歌与绘画”为主题的研究性展览,希望以诗歌与视觉形式呈现当代文化语境下,不同身份和背景的艺术家充满诗意的跨媒介创作现象。如中央美院周至禹教授的版画与诗文写作,展现了具有中国文人精神的诗意表达,对于乌托邦的向往和反乌托邦的理性批判,充满了符号性和形式美的运用;职业艺术家范学宜的诗歌与绘画,则显现出女性艺术家将自然元素与个人生命体验相联系的敏锐和细腻,自由、感性与民族精神相融,展现了点石成金、化腐为奇的魅力;朝九晚五、工作之余坚持业余创作的白领青年光子姐妹的作品,则以一种近乎信仰的艺术表达,去发现生活中不起眼的瞬间,通过诗歌、绘画和装置作品,传递对于“日常神迹”的感动。无论是专业美院教授还是职业艺术家或普通青年市民,无不在诗歌写作和视觉图像的表达中,排斥抄袭和雷同,追求非功利性的精神自由,在具体的生活感受中表明自己的文化立场和创作态度。

  以“诗歌与绘画”系列展览为例,笔者想要表达的是:社会体验才是当代艺术的关键价值所在。离开具体社会情境去抽象地谈论艺术,极易发生理性过度或阐释过度的批评。当下,西方以意识形态和政治正确做判断的批评路径正遭遇社会撕裂的困境,而中国的艺术批评则流行以大数据分析为前沿,以文献的知识积累为依据,崇尚理性的实证和逻辑。学术界专家日渐熟悉各类表格、申报和项目总结,不知不觉将文献综述、计划书、项目论证、可行性报告、成果意义或市场转化效果内化为美术创作与批评的前置条件。然而这种熟悉,却让诗情画意在逻辑和分析中渐渐被抽掉了精神的自由创造与个性的张扬。关于文艺的创新,习近平在文联十大上的讲话昂扬、积极而具有启发性:“创新是文艺的生命。要把创新精神贯穿文艺创作全过程,大胆探索,锐意进取,在提高原创力上下功夫,在拓展题材、内容、形式、手法上下功夫,推动观念和手段相结合、内容和形式相融合、各种艺术要素和技术要素相辉映,让作品更加精彩纷呈、引人入胜。要把提高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作为追求,让目光再广大一些、再深远一些,向着人类最先进的方面注目,向着人类精神世界的最深处探寻,同时直面当下中国人民的生存现实,创造出丰富多样的中国故事、中国形象、中国旋律,为世界贡献特殊的声响和色彩、展现特殊的诗情和意境”[1]。

  向全人类贡献特殊的声响和色彩、展现特殊的诗情和意境,需要中国的艺术家和批评家在直面生存现实时,勇于达到深远的精神境界,感受诗情,构造意境。但诗情画意与知识和理性并非直接的因果关系,呼唤诗性需要创作者人格的养成和哲学意义的审美表达。态度、方法、处世、直觉、感悟,这些看似含糊的概念之间并不应该因为缺乏理性的逻辑关联而丧失价值,使其整合的并非数据分析,而是诗性和审美的回归。

  因此,多元文化时代的中国美术批评需要呼唤诗性和审美,不必因西方当代美术批评的去审美化而避谈审美。与此同时,也可以将西方当代美术批评的创作态度和文化立场考察与中国传统美术人物品藻和品评的方法相互对照融合,使得当代美术批评呈现更加丰富和多元的面貌。

  在当代艺术的语境下,美术批评除了对作品进行描述、分析、阐释和评价,实际上还需要对艺术家创作精神和态度进行品评。艺术已经变成了一种超越风格的文化书写。于是,品评王维的诗歌和绘画与欣赏德国艺术家安塞姆·基弗在美术批评上的着力点竟有共通之处。视觉与文字的表达在王维和基弗作品里都是一种显现人格和生命态度的诗意的书写。在视觉文化时代,诗性和视觉性、图像性是一致且相通的,诗歌提供了这样一种方式,图像也提供了这样一种方式,它超越文字的理论书写或目的性、工具性前置,直指人和生命存在的本质,是跨国界与时间的,回答的是所有人类都要面临的本质性的问题。因此,在特定文化语境中,具有中国特色的诗性书写和审美观照在当代美术批评中是有其特殊意义的。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课题编号:310422103

  *甄巍: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吴江涛

  [1]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国文艺评论》2016年第12期,第12页。

《中国文艺评论》2017年第7期 总第22期

 

      延伸阅读(点击可看):

      2017年第7期(总第22期)目录

      “天人合一”的真实意蕴及其艺术价值(陈传席)

      文艺工作者时代使命的文化学阐释(张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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