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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世界经典作家作品中的忏悔主题研究(卢卡舍维奇.C.B./译:岳德维、孔海萍)

发布时间:2017-07-07来源:《中国文艺评论》作者:卢卡舍维奇.C.B. 收藏

  内容摘要:此文系中俄两国研究鲁迅作品的综述,其研究主题是忏悔与审判。这一主题在其他作家的作品中鲜有提及。文章的开头是中俄两国对鲁迅作品研究的概述,然后分析在鲁迅作品以及俄罗斯作家格里鲍耶陀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忏悔与审判的主题,进而分析鲁迅的短篇小说、圣经《约拿书》,以及莱蒙托夫诗集中有关审判与报应的问题。文章主要研究的作品是鲁迅的短篇小说、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作品《聪明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白痴》与圣经《约拿书》。

  关 键 词:鲁迅 俄罗斯 忏悔 狂人

  一、鲁迅与俄国文学

  自19世纪后期开始,中国文学和俄罗斯文学逐渐接触、熟悉,并且形成了文学联系。俄罗斯汉学家列昂季耶夫翻译的《中国思想》使俄国读者首次认识了中国文学。而俄国文学在中国一出现就引起了极大的读者共鸣,并迅速普及,在短时间内向中国读者介绍了一些杰出的俄罗斯作家——克雷洛夫、普希金、屠格涅夫、莱蒙托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等。可以说,俄国文学,包括苏联文学,影响了一代中国读者,这些作品在今天仍是当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

  俄国经典文学对鲁迅早期的创作产生了极大影响。鲁迅受俄国文学的新兴现实主义思潮影响,吸收了俄国文学现实主义的积极因素。俄国文学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其外来的情节、人物、体裁、人物性格、生活情境等,中俄两国历史进程的相似性也使鲁迅重新思考俄国文学,从中看到了人性的基本原则,并通过事件的相似性传递自己国家的民族色彩、生活特点,以及人的性格。

  五四运动以后,苏联作家对鲁迅的创作产生兴趣,他们认为鲁迅的作品是民主的、大众的。鲁迅成为第一批作品被译为俄语的中国作家之一,并在苏联出版了个人作品集。法捷耶夫曾经这样写道:“鲁迅在精神层面是与契诃夫、高尔基并驾齐驱的,他正如我们的作家一般,是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批判旧社会压迫人民和压抑小人物个性的行为。鲁迅是短篇小说大师,他能简洁地描述重大事件以及人物的形象。”[2]法捷耶夫在鲁迅身上看到了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民族的色彩、独特的社会洞察力,以及叙事简洁的风格。鲁迅作品的早期研究者之一费多连科在1953年出版的《伟大的作家——鲁迅》一书中记叙了鲁迅的生活、创作道路,并称其为“中国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的始祖”。 1954年至1956年间,波兹涅耶娃出版了四卷集以及专题著作《鲁迅》(1957年)和《鲁迅的人生及其创作》(1959年),认为鲁迅是一位杰出的艺术细节大师、中国现代社会细致的观察者,鲁迅用文学推出了一个新的人物——普通人,这需要作者在描述反面人物时更加简洁,结构独特,对角色、地点以及环境有不一样的阐述,描述其滑稽可笑的模仿,利用对比等等手法。波兹涅耶娃把这些成就与鲁迅一生都在学习并翻译经典作家作品的经历相联系,同时指出,在学习的过程中,鲁迅从不重复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索罗金在《鲁迅世界观的形成》中对鲁迅早期作品进行了分析,认为鲁迅的现实主义十分大胆,讽刺力度极大,具有革命爱国主义精神和人文主义精神,并在《中国文学的新现象》中分析了鲁迅内心深刻的心理活动。彼得洛夫在其作品《鲁迅的生活及其创作随笔》中关注艺术形象及手法,认为鲁迅十分接近契诃夫的观念——对于社会罪恶的不妥协、关注小人物的生活、艺术分析的尖锐性及洞察力、论述细致而简洁、处理细节熟练,以及对故事独特的情感。西蒙诺夫在1967年出版了《鲁迅和他的前辈们》,这位文艺学家不仅关注鲁迅的生平,而且形成了创作风格,用历史对比的方法,发现创新并继承传统。西蒙诺夫发现,鲁迅依托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小说,写出了一种更为完善的描述人的新规划。西蒙诺夫写道:以前的中国文章能从言行举止中发现人物性格,鲁迅正努力克服存在于中国文学中的惰性,他的上一部短篇小说《狂人日记》正是在揭露人物内心的精神世界。[3]埃伊特林在文章《关于鲁迅的主题作品》中,发现鲁迅独特的成就是在其创作中积累了中国、西方以及俄罗斯的文学传统,《狂人日记》也受果戈里、安德烈耶夫的影响。1973年出现了热络霍夫采夫的文章《仿写继续:中国媒体关于鲁迅》。1977年格拉果列娃编写了鲁迅的创作索引。1987年费多连科发表了《作家创作及其解释:致鲁迅诞辰90周年》。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俄罗斯的文学家们又对鲁迅的创作产生了极大兴趣,比如罗季奥诺夫的《俄国的鲁迅精神及艺术成就》(2012)。中俄的语文学家出于对中国经典作家的兴趣,多次研究鲁迅的创作。

  为了更好地表达中国作家的思想,许多中国的研究者也关注俄国文学对鲁迅的影响。下面按时间顺序列举一些作品:林志浩的《鲁迅传》(1981)、王兆年的《时代、人民、追求——鲁迅和契诃夫的时代、生活和创作道路的比较分析》(1985)、刘建中的《从学医到从文——鲁迅、契诃夫比较谈》(1987)、李英男的《俄罗斯文学与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2003)、刘文飞的《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接受和传播》(2004)、刘少勤的《从鲁迅对同路人文学的翻译看鲁迅晚年的精神世界》(2008)、徐小丹的《鲁迅与俄苏“同路人”作家》(学位论文,2010)、热妮娅的《鲁迅和契诃夫短篇小说语言风格比较研究》(2012)、米哈伊洛维奇的《鲁迅在俄罗斯》(2015) 、佘晓玲的《鲁迅小说俄译研究述略》(2016)等。

  当代的读者再次对过去的文学产生兴趣,发现鲁迅能在中国文化中展现民族传统文学,并成为世界文学的优秀作品。有人这样形容各国的作家们:他们展现的是永恒且刻不容缓的主题,而人的生活热情和感受都是不容改变的,对过去、将来以及永恒的问题,没有人能找到答案。

  二、俄罗斯文学中的“狂人”形象与忏悔主题

  本文关注忏悔和惩罚的问题,这是在分析鲁迅作品时不经常研究的,但这个话题是永恒的,它使鲁迅的作品成为经典,因为人的本质在几千年间变化很小:人际关系中的虚伪和真诚从过去存在至今,贪婪越来越普遍,无私迅速消失,冷漠和同情齐头并进,还有对理想的追寻等。过去人类出现的问题,同样困扰着当代。

  哲学家和文学家们不断提出永恒的问题:为什么人不能改变,我们应该怎样做?虽然作家真诚地谴责社会的罪恶,试图以不同的思想改变人们的观点,然而医治社会弊病的良药仍然未被发明出来。以语言为武器,鲁迅把拯救生命、治愈民族作为自己的目标,将医生与作家的职业相结合,看到了他作为文学家的社会责任。作为医生的鲁迅明白,身体的疾病和心灵的疾病互相影响,如果治愈好一方,那么另一方也会恢复健康。

  个人与国家的相互关系问题、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异问题,存在于任何时期。在俄罗斯古典文学传统中,作家通过主人公抗议现行制度,这些人最终被称为“疯子”,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白痴》中的梅什金公爵、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聪明误》中的恰茨基、契诃夫的小说《第六病室》中的拉金医生。在这些主人公疯子般的话语中,作者们写出了不被所谓的健康社会理解与接受的真理。类似的情况出现在许多国家的历史中——政府当局向“疯子”们解释,以使他们保持沉默并保证不影响其他人。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中也有类似的情节。为什么称之为“狂人”?在任何一个专制的国家,只有“疯子”才能为大众发声,针砭时弊。

  作者赋予主人公的话语深刻的思想,作为文学手段的影射语言值得读者深思。这些想法,就像从肮脏沙土中洗涤出的珍珠,正以某种方式焕发光彩。如果把主人公的思想逐步描绘并结合起来,我们面前将会展现出一幅可怕的图景:

  (1)主人公明白,他30年的生命都被黑暗所笼罩;

  (2) 父母教给孩子的是一些病态的东西;

  (3) 他看到,如果人能杀害其他人,那么他们也能对你做出此种行为,原因未知,需要参考民族历史;主人公经历虚伪:不能把人道、正义、道德、美德和自相残杀这些概念结合起来;

  (4) 他明白,人是“狡猾的,他们想要吃人,同时在考虑怎样掩盖这一行为”;

  (5) 虽然主人公的兄弟在谈论公平正义,但他的内心充满了吃人的想法;

  (6) “残酷如狮子,懦弱像野兔,狡猾如狐狸”——主人公这样定义他所生活的社会;

  (7) 狂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当一个人有意识地完成犯罪时,吃人行为会被看成是罪恶或良心的完全丧失吗?他想劝阻他们吃人;

  (8) 在他的讨论中我们明白了罪恶的概念,应该清楚的是,我们为什么要劝阻人们吃人。吃人是局部的概念,而罪恶通过很多行为体现出来。罪恶是违法行为,每个人心里都有道德、法规、善恶的概念,但当主人公与年轻人交谈并提问吃人是否正确时,他们的回答让主人公吃惊——他明白,新一代人已经成长,而他们不想思考吃人是对是错;

  (9) 主人公幻想新一代人能够拒绝这些想法,只需越过小小的障碍。但他们并不想改变;

  (10) 为了跨过这一障碍,拒绝这些想法,开启心灵的复活,需要人们自己明白:他们的行为是不合法的,是罪恶的,然后会有忏悔,人才会康复。主人公呼吁:人们为什么不能全力追求自我完善?他指的不仅是吃人的字面含义,还有转义:当人们看不到需求,拒绝帮助别人时,会自相残杀。当他们为利益卑躬屈膝、说尽虚伪谎言时,这也是心灵吃人和罪恶的另一种形式;

  (11) 那些真正允许自己吃掉别人的人,最后开始自相残杀,历史又会重复。主人公还抱有一丝希望,如果人还有良心、还会哭泣、感到羞愧,那么他可以做出改变;

  (12) 但是,主人公意识到注定要失败,因为他不知不觉吃了妹妹几块肉,现在轮到自己(被吃);

  (13) 在主人公的呼声中我们听到了祈祷和希望,下一代可能会是另外的样子,也许有孩子不吃人,请救救孩子。

  主人公也会像其他人一样被吃掉吗,还是会变成同样吃人的人?小说以主人公的康复结尾。这意味着社会胜利了,但是社会仍然在忽略号召悔改和摒弃罪恶的声音,社会的惯性摧毁了主人公。

  社会犯罪没有随着时间而改变,但它们自己在不断修正,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在格里鲍耶陀夫的《聪明误》中,作者嘲笑俄国贵族自私、小资、外表光鲜、内心空虚,展现了当时社会的缺点,通过人物行为活动暴露自己的缺点。法穆索夫作为重要官员,玩忽职守,对周围的一切都漠不关心,人前虚伪,是个道德的说教者,就像《狂人日记》中的次要人物一样,认为自古以来父辈做的事情,对错都是不重要的。法穆索夫身上的奴性及野心,同样体现在莫斯科社会年轻一代的身上。在社会中,真诚而热心的活动家恰茨基,正像鲁迅作品中的人物一样深感孤独,没有志同道合之人,他的观点遭到其他人的反对。恰茨基支持真正的教育、艺术与科学,认为当时的教育不会培养孩子的个性——被宠坏了的孩子们,也呼应了鲁迅思想中被家长错误原则所误导的那些孩子。作者塑造出恰茨基这样一种人:他们饱受伤害,提出自己的主张却被认为是疯子,就像鲁迅作品中的人物,谴责社会的丑恶现象,却不能改变它。

  人类的历史是重复的,一些人呼吁为罪恶而忏悔,然而大家都失败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只是整个社会系统的一部分,并且是不完善的,即使其中有很多正面的东西,但整个社会系统更强大并破坏他们。那么他们又是怎样克服惰性呢?

  1919年鲁迅写过一部作品《一件小事》,主人公遇到了一个善良无私的人力车夫,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自私、狭隘、过于隐藏自己。不管他怎样试图忘记,这个可怕的问题仍使他羞耻。主人公明白自己的自私,并试图改善:他尝试给人力车夫钱,但显然他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了。他认为应该从自己的生命开始改变,希望改变并剔除不好的东西,这是一种忏悔,也是精神重生的开始。这个故事形象地描写了日常的细节,比如吞吞吐吐的语言,这样的文学手法使读者更加关注自身。迈出忏悔的第一步,即是放弃自私。这个故事具有永恒性,它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国家——中国、俄罗斯或者其他国家。

  陀思妥耶夫斯基试图描写一个积极美好的人物形象,也就是作品《白痴》中的梅什金。这一形象不管是在西欧还是在俄罗斯,都没有出现过。梅什金公爵具有强大的道德力量,他精神纯洁、善良、无私、同情他人,并努力获得别人的尊重。失去信心的娜斯塔西亚、空虚自恋的叶潘钦、冷酷无情的罗果仁,内心深处都渴望梅什金的帮助,他们在一段时间内突然表现出善良、高尚的品质,但最终沉沦于生活。邪恶自私的意识使他们无法理解真正的伟大是无需外部修饰的。梅什金公爵的形象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圣经中选取的,他希望梅什金公爵的形象完全继承耶稣的道德品质(简洁、礼貌、耐心、温柔、慈悲、对下层人的爱与宽恕),在当时引起一片沸腾。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止一次地重复,耶稣身上所体现的人性是最高理想,并尝试通过“人”体现“神”。然而梅什金不是耶稣,他只是一个罪人,受耶稣影响,与之相像。梅什金公爵的行为举止影响了周围的人,但这又能持续多久呢?苏联时期的批评家认为梅什金公爵无法在生活环境中起到实质性作用,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想法是通过梅什金公爵的形象去影响周围的人。

  梅什金公爵不像鲁迅作品的主人公一样呼吁忏悔,他只是告诉别人他们能更好,因为人的本性都是好的。但是那些了解自己的人,根本无法战胜内心罪恶的天性。梅什金公爵是谦卑和宽容的典范,但他遭遇了与前人同样的命运,如果说鲁迅笔下的人物是有着正常智力的疯子,那么梅什金公爵则是一个在瑞士医院度过余生的真正的疯子。梅什金谁也没能拯救:罗果仁杀死娜斯塔西亚,阿格兰雅的生活被打破……邪恶总是扼杀人们渴望美好的开端。我们无法完全消除社会的不公与罪恶,但能通过谦卑的说教与道德的自我完善来解决。因为人性难改,陀思妥耶夫斯基人物形象中的内心双重性最终导致其失败。希腊语中的“罪恶”意为错过,未达目的,与人的存在的目标不相符。所有的人物都在错过,梅什金公爵想要改变社会,但最终失败,他不是上帝,像别人一样了解自己的缺陷,也明白自己不能因此而判断整个社会,这一理解最终使其达到一个高度:他得以在道德高度上抛弃邪恶,拒绝报复,继续爱别人。然而他无力改变这个社会。

  三、审判主题

  圣经《约拿书》描述了一个著名的故事,吸引了各个国家几代人的注意:这是人的自我逃避和逃避上帝;这是关于打破陈规的问题:看起来一个人似乎不能改变,然而改变却比我们预想得快;这是关于真诚忏悔的神奇力量和心灵复活可能性的主题,也是怜悯和正义在这个世界上的永恒问题。

  书中的事件发生在哪里呢?历史上有一个强大的亚述帝国,征服过巴比伦、埃及、腓尼基和乌拉尔图,为恐吓被征服民族,活剥人皮、挖掉眼睛、用绳索穿透嘴唇和下巴在亚述帝国习以为常,呈现出一片残暴嗜血的可怕景象。《约拿书》中,上帝派遣约拿前往亚述的都城尼尼微,告诫城里的人离开恶道,否则尼尼微城将在40天后倾覆。显然上帝也爱像亚述这样的民族,还在争取他们悔改的最后机会。与此同时,虽然约拿是上帝的仆人,他却不希望亚述人悔改得拯救——爱他的敌人使他难以接受。因此他躲避上帝的派遣。直到后来,约拿在极端情况下濒临死亡,这才前往尼尼微城宣告上帝的旨意。出人意料的是,尼尼微全城的人听到后都立刻信服了上帝,禁食忏悔。随后上帝也展现了对他们的怜悯,收回灾难。如此结果却令约拿气得想死,他栖身尼尼微城外,要看那城究竟如何。上帝安排一棵蓖麻长出来为他遮阳,约拿大大喜乐。次日上帝又使蓖麻枯槁,暴晒下的约拿怒而求死。上帝对约拿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4]

  约拿同鲁迅《狂人日记》中的主人公不同,后者真诚地向同胞传达忏悔的思想,梦想改变同胞,而约拿更利己一些,他更多地考虑自己,而不是上帝的意旨。约拿清楚地明白亚述人可能会忏悔,上帝也可能会因此不再惩罚尼尼微,然而对他来说,尼尼微城因罪行被毁灭,却比上帝对万物的关怀更为重要。这其中最令人惊讶的是残暴嗜血的亚述人,他们竟比上帝的仆人约拿更迅速地接受了上帝的旨意。这个故事是真实的吗?多年来,人们认为它是一个神话,同时也有历史学家承认约拿是真实的历史人物。比如苏联时期,安德罗波夫在学术著作中写道:“约拿的宣讲有很大作用,尼尼微全城人宣告禁食并在罪孽中忏悔(尼尼微城禁食和忏悔日的主题在公元前8世纪的某些楔形文字文献中被发现)。”今天证明,在亚大得尼拉力之后的三个皇帝统治时期,亚述对邻国的抢劫确实有所减少。如此,一个民族通过对罪恶和忏悔的理解,命运被改变了。

  在《约拿书》中提到的惩罚与报应的主题,我们在鲁迅的作品中也可以有所了解,还可以从莱蒙托夫的诗作《诗人之死》中有所体会。

  在鲁迅的《头发的故事》中,N先生是个怪人,他的言论及其人生经历总不为社会所接受,最终得出结论:不如忘记,不去记起,因为它会带来痛苦。N先生不热衷于通过斗争渡过困难,但在他的话中总有一种报应般的预示:啊,造物主的皮鞭没有抽到中国的脊梁上时,中国便永远会是这样的中国,决不肯自己改变一根毫毛。

  在《药》这一作品中,年轻的革命家夏瑜让刽子手深感后悔,因为他希望别人的生活变得更好,这也是他精神的崇高之处。他的怜悯与爱,和梅什金公爵有相同之处,而不同之处在于,梅什金公爵没有呼吁社会斗争——耶稣改变的不是人的外部世界,而是其内心。夏瑜周围无知的人都认为他疯了,认为现在的生活很正常,不应做出改变,夏瑜与那些不敢违背社会的人形成鲜明对比。此外,夏瑜不同于恰茨基、梅什金公爵之处,还在于他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因而也备受人们的尊敬。这位革命家的母亲说:老天知道这一切,他们迟早会有报应的。

  这里谈的是鲁迅的思想,俄国诗人莱蒙托夫的《诗人之死》传达了一种思想——人因犯罪而得到报应。诗人是这样对那些作恶的人说的:

  你们藏身在法律的荫庇下,

  不准许法庭和真理开口,

  但堕落的宠儿啊,还有一个神的法庭,

  有一位严峻的法官等候着你们,

  他听不进金钱叮当的响声,

  他早就看穿了你们的勾当与祸心。

  诗人揭露社会虚伪、冷漠、轻视、傲慢、贪婪与愚蠢,提醒所有人,除了人的审判,还有不朽的神的审判,这是不能用贿赂解决的。莱蒙托夫也相信,社会迟早将得到惩罚。

  我们也看到许多作品中的例子,主人公请求忏悔,摒弃罪恶,进行最后的选择。一些人认识到人的报应、上帝的审判,一些人却只说出自己的缺点;一些人直面问题,一些人逃避责任……这一问题在今天仍是亟待解决的。我们讨论很多问题,但鲜少有人指出,人应当拯救自己。这也反映了很多问题。各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对法律的理解各异,对一件事物之好坏的理解是不同的,这就是冲突。作者希望人们认识永恒的价值观、道德观,因为这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仍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为什么鲁迅的作品对于俄国读者如此重要?因为鲁迅把亟待解决的道德问题展现在读者面前,其作品的珍贵性不仅在于他对中国旧社会历史空间的认识,还在于其研究的问题对于中国以及俄罗斯的现代读者都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鲁迅作品能被任何一个民族所理解和接近。那些关注当代的读者,对鲁迅作品的人物性格、情境、问题以及人物精神上的病痛都十分熟悉,他们充分理解鲁迅的文学作品——将世界传统融入自身,将民族成就与西方成就相融合,凭借思想及表现的形象达到现实主义的顶峰。当然,作者的个性也展现了其文学作品的传统与广度,鲁迅继承了中国作家真诚、不妥协的精神品质,即宁愿选择真相而贫穷,也不愿接受谎言。[5]

  [1] 刘文飞:《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翻译与研究》,《中华读书报》2006年5月 17日。

  [2] [苏]A.法捷耶夫:《关于鲁迅》,《文学报刊》,1949年10月29日。

  [3] [苏]В.西蒙诺夫:《鲁迅和他的前辈们》,《关注新经典的问题》1962年第8期,第147页。

  [4] 《约拿书》,《圣经》(和合本),2004年,第908页。

  [5] 艾德琳:《鲁迅小说集》,艺术文学出版社,1971年,序言。

  *卢卡舍维奇.C.B.: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俄语系教授

  *岳德维、孔海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俄语系研究生

  *本文由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俄语系副教授许传华校对

  *责任编辑:史静怡

《中国文艺评论》2017年第6期 总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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