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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当代文艺思潮的混合性结构(古远清)

发布时间:2017-06-28来源:《中国文艺评论》作者:古远清 收藏

  编者按:香港是中华文艺版图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长期以来,香港与内地在文学艺术领域保持了充分、频繁的互动。香港文艺独具特色的美学风格,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对内地文艺产生了深远影响。值此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之际,本刊特推出一组文章,从文学、电影、电视、音乐等多个方面,对香港文艺发展的历程、脉络与特色,及其与内地的文艺交流作出分析。

  内容摘要:当代香港文艺思潮,出现了传统与前卫文学思潮不断混合在一起的奇异景观。其中“美元文化”与写实主义文学思潮的混合,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与反殖民意识的混合,本土意识与中国意识的混合,后现代与后殖民、分离主义等文学思潮相组合,共同形塑了香港当代文学思潮的混合性结构。

  关 键 词:香港文学 文艺思潮 本土意识 混合性结构

  本文所说的文艺思潮,系指香港特定时代和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香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表现。在社会发生变革的年代里,香港文艺思潮往往与各种社会思潮激荡碰撞、交织互动、此消彼涨。受社会思潮和文化思潮制约的香港文艺思潮,与创作方法有联系又有区别。还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说的香港文学,主要是取宽标准“出现/产生在香港的文学”,而不单是指“植根/属于香港的文学”[1]。至于“当代”,系相对从1900年至1920年的旧文学时期的“近代”以及从1921年[2]至1949年新文学的成长壮大的“现代”而言,从1950年算起,下限为新世纪的当下。这时期的当代香港文艺思潮出现了传统与前卫文学思潮不断混合在一起的奇异景观。其中“美元文化”与写实主义文学思潮的混合,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与反殖民意识的混合,本土意识与中国意识的混合,后现代与后殖民、分离主义等文学思潮相组合,共同形塑了香港当代文学思潮的混合性结构。

  “美元文化”与写实主义的混合

  1949年10月,新中国在北京庄严宣告成立,那些害怕被清算或不理解新政权的“难民”成批从内地外流香港,致使香港人口迅速膨胀,衣食住行供不应求。当时香港处于冷战结构下,左翼人士在右翼文人的挤兑下难于立足,纷纷北上,其中有的还是被英国政府驱逐出境。这种冷战格局造成香港左翼文学运动[3]式微,再加上社会沉闷,香港文坛一直缺乏生机。但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不仅为濒临衰落的香港社会注入一支强心剂,也使寂静的香港文坛走向喧嚣和新生。正是抗美援朝这一重大军事行动,使美国发现红色势力在亚洲有如星火燎原,如不及时扑灭,美国的霸权地位便岌岌可危。为了“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他们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文化上采取紧急措施,措施之一是通过“美国新闻处”由“亚洲基金会”出面,每年拨出60万美元专款资助香港的文化事业,令香港文坛“绝处逢生”。

  作为一种思潮的“美元文化”,其理论核心是抵抗红色文化的入侵,因而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坛,几乎成了右翼文人的天下。1952年5月创刊的《人人文学》杂志,在政治倾向上与台湾的“战斗文艺”相呼应,但该刊较高的稿酬,毕竟使煮字疗饥的文人有了生活保障。比《人人文学》更长寿影响也更大的是1952年7月创刊的《中国学生周报》,它不仅吸引了香港青年作家,台湾作家也常在此“报”亮相。现今活跃在香港文坛的作家西西、亦舒、小思、钟玲玲、黄维樑、古苍梧,还有不久前作古的也斯,均经由此“报”走向文坛。余英时、胡菊人等著名文化人,也是专门研究大陆问题的“友联研究所”及其创办刊物培养出来的。张爱玲的两本著名小说《秧歌》《赤地之恋》,系“美元文化”的产物,但张爱玲是自由主义作家,她不可能完全听命于“美国新闻处”,其作品提供了另一种不同于主流文学的艺术特质,表现了真实动人的人生祈求温饱的欲望,写乱世男女物质世界时透出一股悲凉气氛,有不同寻常的民间文化形态,并启发了高晓声后来所写以农村为题材的作品。

  50年代盛行的“美元文化”,扼杀了文艺创作和文学评论自由局面的扩展,使作家们无法独立思考,学者们也较难写出有学术见解的论著。它还“对一切私营的自由文化事业予以莫大打击,使它无法抬头超生,其次是廉价供给中共以大量的造纸原料”。[4]但不能只看到负面作用,而应看到“美元文化”在客观效果上促进了香港文学的发展,如打开了香港作家的眼界,让他们从固守传统中接触到美国新诗、文学理论等西方文化。用美钞作后盾的《中国学生周报》进入70年代后,开展了挖掘三四十年代文学宝藏的活动,使香港青年重视五四以来的文学传统,这和两岸从不同角度狠批30年代文艺的做法完全不同。

  这一时期,最活跃的是如张爱玲这样从内地去的“南来作家”。不过,张氏是左右两方混合在一起的文人,而当年曝光率极高的力匡、赵滋蕃、林适存、易君左、孙述宪,则属右翼文人。他们的作品,无论是赵滋蕃的《半下流社会》、易君左的《流亡》,还是力匡的《北窗集》,无不流露出背井离乡的伤感情绪。他们看不惯香港这个殖民社会崇洋媚外的社会心态,和一切以商业标准来衡量人生价值。与此同时,他们十分怀念故乡“北方”,留恋内地的生活。那时还没有“港独”,他们作品的国族想象和左翼文人表现出惊人的一致:认同神州大地而非香港这个“借来的地方”。在他们看来,香港虽不是“异国”,但毕竟是“他乡”。这些“难民”生活没有依靠,过着流浪的生活;高楼大厦与他们无缘,“木屋”才是他们的栖身之地。《半下流社会》用现实主义充分写出了“难民”们的惶恐与忧伤。

  在台湾,50年代曾流行“反共”与“怀乡”混合在一起的文学思潮。香港也不例外,“怀乡”是许多作家描写的题材,如司马长风的《北国的春天》,以怀念故乡的散文为主。在他看来,故乡的一切都比现在美好,是“光明的来临,束缚的解脱,渴望的满足,美妙的神奇”。这种家国想象,为50年代的香港增加了一种流民或“难民”的过客心态。这种浓郁的中国情怀,排斥香港的商业性及随之而来的现代性。在创作方法上,由“美元文化”为支柱的“难民文学”,以写实主义取胜。写实主义一般被定义为关怀现实而摒弃理想化的想象,主张细密观察事物的外表。这种思潮及其创作方法,在50年代的香港文坛居主流地位。这不仅体现在《大公报》《文汇报》及后来的《新晚报》副刊中,也体现在并非外来作家而是本土成长的舒巷城、金依、海丰、吴羊璧、张君默等人的小说里。这些来自底层的本地文人,关怀香港社会,关心下层人民的生活,作品呈现出香港的乡土色彩。舒巷城的《太阳下山了》,可谓是这方面的典范。金依的《迎风曲》《还我青春》,站在工人的立场表现劳资冲突,海辛的《远方的客人》,无不体现出客观写实的特色。

  谈及香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学,最重要的收获是受通俗文学思潮影响的梁羽生、金庸,在50年代中期开始写作的“新派武侠小说”。“新派武侠小说”新在以簇新的人文史观弘扬正义的侠道精神,发抒悲悯的人道情怀,歌颂捍卫民族利益的正义斗争,批判以强凌弱的民族霸权主义,精心刻画少数民族的英雄儿女,深刻反思汉族文化的各种落后面。作品中的矛盾冲突大都由国家仇和民族恨而非个人恩怨所引发,所体现的是反战争反暴力的“神武不杀”的高超境界,表现出大侠们豪迈的英雄气概和浪漫的爱情故事。

  “美元文化”与写实主义思潮不是同构关系,也非平行关系。前者提倡向西方学习,可那些拿美元稿费的右翼作家,在内地长期接受传统文化教育,并不想唯西方马首是瞻,故与其说50年代是“美元文化”与写实主义思潮的混合,不如说是两种思潮的凑合。至于“新派武侠小说”则不存在“凑合”的问题。在梁羽生、金庸那里,武侠传统与现代小说叙述方法混合得如此巧妙,这是这类作品至今仍然被人们视为通俗文学经典的一个重要原因。

  现代主义与反殖民意识的混合

  香港文学以通俗性、现代性、都市性相混合著称,这三“性”均发端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其中“现代性”除上述“新派武侠小说”有所体现外,另还有创刊于1956年的《文艺新潮》。该刊肩负着推动现代主义外加自由民主的使命。他们宣扬的现代主义,系出自西方文艺复兴开始所出现的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一种混合。这些主义不仅与表现形式有关,有时还与政治关系密切。《文艺新潮》希望用文艺的力量去建构“理想中国”,这在不主张弘扬中华文化的殖民地香港,带有强烈的虚幻性及浪漫色彩。当该刊负责人马朗离开香港,《文艺新潮》也随之画上句号时,1958年2月由王无邪、叶维廉组成了“现代文学美术协会”,次年元旦又发表了《现代文学美术协会宣言》。该“宣言”以“中国”为主要意象,站在大中国角度看待香港社会,并以“北”对“南”的方式,流露出对香港西化生活方式的不满及对香港文坛风气的负面评价。和《文艺新潮》的“宣言”一样,那里“中国的香港”多于“香港的中国”。该刊期望用初生牛犊不畏虎的勇气,去改变香港人文气息淡薄的现状。他们扬言要推行“文化再造运动”,可谓雄心勃勃,但收效甚微。即使这样,“宣言”所洋溢的青春气息,并未因岁月的洗磨而消失。1963年创刊的《好望角》,连续三期在头版以“反白体”印上“宣言”的主要观点,并拼贴出不甚整齐的字样:“文”“学”“美”“术”“现”“代”“中”“国”“诗”。这表明《现代文学美术协会宣言》精神仍在,尽管面目不似当年那样清晰。

  现代主义文学,是1890年至1950年间流行于欧美各国的一个文学思潮。体现在香港纵向上混合了古典文学传统、浪漫文学传统和写实文学传统,再接后现代主义文学;横向上则混合了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意识流和超现实主义。受现代派文学思潮影响的香港作家,多采用主观色彩浓重的表现法,强调主观随意的自由联想。在语言形式上广泛运用意象比喻、甚至拼写方法和排列形式,暗示人物的精神状态。在塑造人物形象上,着重表现人的全面异化。无论是《香港时报》“浅水湾”综合性副刊发表的作家作品,还是该副刊主编写的小说,在艺术形式上均体现了新、奇、怪相混合的艺术风格。

  现代主义文艺思潮之所以崛起,与香港社会开始向现代化迈进有关。那时市民的文化水平,普遍还没有达到高等教育的程度,但年轻一代在社会关怀、生命体验尤其在文学视野上,均与从前大不相同。“实验小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从事这方面创作的作家主要有刘以鬯、昆南、江诗吕、西西、也斯、吴煦斌、黄碧云等。他们让写实手法与隐喻、象征、意识流等西方写作技巧相混合,去表现现代人的精神状态,作品极富前卫性。成就最骄人者为刘以鬯,其代表作《酒徒》,系“中国第一部意识流小说”[5]。全书分43章,以一种回旋循环形式进行,写主人公用酗酒来麻醉自己的意识,又以酒醒后回到现实生活中作结。在一醉一醒之间,作品入木三分地表现了现代都市人的精神状态,透视了被“赵公元帅”宰制的现代人心灵深处的矛盾与苦痛。作品从现实生活写到梦中世界,再从梦中世界回到现实生活,其中梦幻与社会、现实与梦想、过去与未来、意识与潜意识混合得天衣无缝。此小说跳跃性极大,思想与意识之间,事物与事件之间没有清晰的逻辑关系,所使用的是意识流“没有情节的情节”的技巧。从这部小说中,还可以看到刘以鬯的文学主张。虽然环境局限,但刘以鬯还是写出了《酒徒》这样的一流作品,在80年代又创办了一流的文学杂志《香港文学》,这些均和写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奇妙的混合分不开。

  香港各种文学思潮的混合带来一种异质性,其中有中国传统的熏陶和影响,又混合有外来思潮的吸收。要说明的是,英国人统治香港,其“殖民化”并非彻头彻尾。这不彻底不等于港英政府无所作为,从不关注文学的发展。政治上既然以英语为官方语言,中文就顺理成章受到压抑,使中国文化很难在香港本土扎根开花。为了消解这种压抑,战后本土成长的一代不再像过去那样对社会事务漠不关心,他们以反殖民姿态参与社会活动和文化事务,创办“香港青年作者协会”那样的“文社”,并发行《大拇指》那样的同人刊物。对保卫钓鱼岛,他们表现出空前的热情。为维护中华文化,他们发起“中文合法化运动”。在大专院校,“认中(国)关社(会)”是最流行最响亮的口号。这些觉醒的一代,对殖民统治不再麻木不仁,而是对身份认同和国族想象作出空前的反思,向本土化迈出关键的一步。

  现代主义与反殖民意识也是不相容的,但现代主义过了头,读者就不买账。为反抗殖民化及随之而来的西方文学思潮,60年代本土化开始抬头。这时期两者的混合不是半斤对八两,而是现代主义远重于反殖民意识。在文学的天平上,显得一头重一头轻,也就是说这是一种隐型结构,其反殖民意识的锋芒已被现代主义所遮挡。

  本土意识与中国意识混合

  香港社会主要由“难民”和“侨居者”混合组成。他们多半没有扎根的愿望,最缺乏的是归属感。20世纪70年代后在香港出生或在香港成长的年轻一代,与他们不同。这些年轻人追问自己的身份:到底自己是英国人,还是香港人、中国人,或中国的香港人、香港的中国人?这种身份归属的寻觅,既是殖民化与本土化的混合,也是从“难民”、侨民到香港人身份的确定。从50年代消闲野趣、讽刺时事的港式专栏,从王无邪、昆南对殖民统治不满与抵抗,到70年代后期众多作家均以香港为书写对象,不断地宣示“我们的城市”“我们的故事”“我们的小说”“我们的新诗”,无不体现了本土意识的张扬和觉醒。

  本土化不一定囿于一乡一土。它不是地方主义的产物,更不鼓吹族群的对峙,而是放眼世界,展望明天。香港是一个现代社会,交通四通八达,新界地区与港九地区之间往来密切,还有一些内地居民移居过去。到了一个新地方,想要落地生根,融入当地生活环境,就要学习粤语,还要学习英语。适应和接受当地各种语种混合的风俗习惯,就成为首要的条件。条件成熟后造就了本土文化意识,其实它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已经开始在香港浮现,还在不同文学体裁中成为焦点。由渔村向都市迈进,使殖民历史对本土文化发生了重大影响。表现在诗歌创作中,也就出现了以反殖民思潮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反省。抨击现实生活及社会制度的小说、散文也有不少。

  有论者说本土意识言必称“香港意识”。其实,这“香港意识”源于中国价值观,它再独特也是“中国意识”的一个分支。有些人只承认自己是香港人而不认为是中国人,是“香港意识”恶性膨胀的结果。1974年7月《中国学生周报》所制作的“香港专题”,无论是张景熊,还是铜土、梁秉钧的诗作,都还没有把香港置身于中国之外,何况这份刊物就以“中国”为名:是《中国学生周报》而非《香港学生周报》。但不可否认,这些作者书写的对象已由书本上的长江、黄河、黄山,转化为狮子山脚下的维多利亚海湾、弥敦道、铜锣湾、尖沙咀、中环,而不再是未曾登临过的长城或黄鹤楼。这种本土思潮的出现,作家们咏叹都市风景时混合着日常生活的思考,这与香港社会的稳定,与第25届香港总督麦理浩实施的政策令市民心向本土,对本地生活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归属感密不可分。

  作家不仅用文学形式去建构本土意识,也通过小说、杂文、戏剧等形式反省“香港意识”。反省时,有人认为相对现代化建设带来的现代性,本土意识未免显得小器和封闭;现代科学的理性也衬托出本土化的非理智情绪。其实,本土意识与现代性并非水火不容,地方观念也不完全是情感所驱使。寻觅香港作家的身份和文学的本土性,原本就有一个难于说清的混合过程。还在60年代,包错石的文章《研究全中国——从匪情到国情》,提出生活在港台的中国人和海外华人应具有“中国意识”,应明确自己炎黄子孙的身份。这里讲的身份,除了华裔与非华裔、华人文化与西方文化、旧的历史认知与新的现代意识相混合外,还有原住民与新移民的矛盾,所有这些无不表现出一种二元对立的紧张关系。必须强调的是,香港的独特本土性并不是建立在脱离“中国意识”的基础上,相反,本土性与中国性的混合,“香港意识”与“中国意识”的融合,才是建立香港文学独特本土性的正确方向。事实上,这时出现的综合性同仁杂志《盘古》,立足香港,放眼两岸,还有《快报》《星岛日报》副刊或专栏刊登的作品,其本土并非都是局部的、狭隘的、碎片化的,而是有代表整体性的地方,是在用“小乡土”去表现“大乡土”。这类种族文化的本土,离不开“中国意识”的“香港意识”,也是本土的一种,且是最有旺盛生命力的一种。

  本土意识当然不是守旧的同义语,因为香港的本土小说很注重吸收混合法国“新小说”和拉丁美洲“魔幻写实主义”的技巧。这不是彼来俘我,而是将彼俘来,将外国手法移植、混合在香港故事的书写中。这时期虽不是土生但土长的西西,其作品独创性突出。1975年她的小说《我城》,以生花妙笔写“我”与“城”的关系,代表了年轻一代对香港都市的认同态度,是香港小说走向成熟的标志。用香港学者的话来说,这类作品“有本地情怀而不狭隘,具世界视野而不矫强,涉笔异域而不浮浅,是香港近二十年优秀小说的努力方向。西西以外,也斯、吴煦斌、辛其氏等,都有可观之作。”[6]总之,20世纪70年代香港小说所取得的成绩,是对五六十年代占统治地位的写实主义的突破与超越。

  70年代是香港本土思潮最为流行,也是本土化表现得最为充分和突出的时期。报纸等传媒,以肥皂剧、跑马文化、武侠小说等本土方式,把自己的文化与海峡两岸的文化明确地区分开来。作为纯文学的小说,则用新的技巧和所谓“诺贝尔视野”,去强化香港的本土意识。作家的作品不常寄生在《明报周刊》这类商业化杂志以及女性刊物《象牙之塔》上,这是香港不同于台湾文学,更不同于内地文学的一大特点。当然,本土意识不等于夜郎自大,更不是粉饰现实的一种借口。这时期梁秉钧等人的诗作不走晦涩路线而显得口语化,这与台湾现代诗过分艰涩难懂及内地作品过多的“文艺腔”,也大异其趣。

  70年代的本土意识来源于50年代的“难民文学”以及60年代初试锋芒的本土化。这时期兴起的本土意识与过去不同之处在于不单纯是地域的强调,还有对地域认识的转化,在心态上经过了一个从批判走向认同的过程。试比较侣伦的《穷巷》与舒巷城的《太阳下山了》,前者浓墨重彩表现香港的贫困,所缺少的是对都市的认同感。而《太阳下山了》虽然也写香港陈街陋巷,有一种霉烂味,但这不是藏污纳垢之处,而是散发着泥土的芳香;就是对“默默地在那环境中挣扎”的人,作者也行注目礼,其生活情感跃然纸上。至于黄楚乔的新诗《康乐大厦》,并不是对香港最高楼的单纯赞美,而是对楼高造成人际关系疏离的思考,这也是《穷巷》所没有的。

  1997年香港回归,让香港脱离殖民统治回到祖国母亲怀抱,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喜事。从原先所谓“妾身未明”回复到“名正言顺”的母体文化,是香港文化的新生,是“中国意识”扬眉吐气的时刻。正是在“中国意识”的主导下,出现了一小批以“九七”为题材的小说。这些小说,与怀旧思潮混合在一起。“怀旧”规模最大者为台湾旅港作家施叔青写的《香港三部曲》,还有辛其氏的《红格子酒铺》、心猿(梁秉钧)的《狂城乱马》、陶然的《天平》、董启章的《地图集》、陈浩泉的《香港九七》、梁锡华的《太平门外》。只要有民族自尊心的人,均会从法理上庆幸回归。这里要强调的是文化身份的转换,并不是通过降米字旗升五星红旗就可以一蹴而就。对多年受殖民文化影响的作家、艺术家来说,认识自己是中国人或香港的中国人,往往要通过时间的考验,允许他们有一个内心挣扎和调整的过程。香港社会与内地当然有众多相同的地方,香港文化也是岭南文化的分支,但当罗湖桥不再是自由往来的通道即是说广东与香港断裂后,香港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均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一国两制”的“两制”,正是对这个事实的承认。在回归前后香港文化人对自身身份的探讨,带动了不同的“文化中国”想象,促使内地与香港作家的互动与反思,为簇新的中国文化的出现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

  本土意识之所以会与中国意识混合,是因为本土意识与中国意识并不是对立关系。有些人不明白,香港本土意识说到底无论从地缘,从历史,从文化上来说,均是中国香港的本土意识。过分强调这种意识,就会走向反面,所以中国意识必须出来掺沙子。和60年代现代主义与本土意识相混合不对称一样,这时期本土意识与中国意识也不是平行结构,而是前者大于后者。

  后现代与后殖民思潮的混合

  在90年代,香港文坛呈现出一片兴旺景象,有许多新作问世的作家,有陈惠英、董启章、余非、关丽珊、朗天、郭丽容等。到了新千年后,流行的是后现代与后殖民相混合的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本是现代主义的发展和延伸,它继承了现代主义反传统的一面,而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又是对现代主义的反叛,表现了后现代作家抛弃现代主义文学的内容和形式的企图。香港后现代主义文学强调反传统,摈弃所谓的“终极价值”,不大愿意对重大的社会、政治、道德、美学等问题进行严肃思考,崇尚所谓“零度写作”,这时期的香港作家蓄意打破雅文学与俗文学的界限,出现了明显的向大众文学和“亚文学”靠拢的倾向。有些作品干脆以大众的文化消费品形式出现,试图将文学与非文学混合在一起。一些香港作家还认为国家的概念和地区的界线在模糊、失落,代之而起的是全球化。这一论述引发另一部分香港作者的质疑:全球化是否以消解香港文化为代价?没有地方性、本土性,何来全球化?越是地方的,越是本土的,才越容易走向世界啊。

  文学仍然在远离“庙堂”,回归“广场”;使用的语言仍夹杂有大量的方言和英文,文类依然是以通俗文学为主,作家和读者均以娱乐为荣。之所以万变不离其宗,是因为九七回归不因普通话比过去流行就消解了作为精英文化的英语和作为本土特色的粤语,这是有文化自信心的表现。香港文化人不追求也不认同内地的社会主义文化,保留着香港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鸡尾酒文化,让市民的生活价值与娱乐习惯长期保持不变。香港的“天空小说”(即广播剧之一种)催生出来的所谓“文艺小说”,也不愿被内地文化和英语文化同化。此外,作家们还要应对武侠小说、科幻小说、奇情小说和“三及第”[7]文体的压力。这是香港小说家,还有散文家、戏剧家所面临的与内地不同的文化处境。

  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笼罩下,香港作家没有只看到科学和理性主义所带来的“进步”憧憬,还“睇”到了人文精神的失落。西方式的现代性对欧美国家来说是一种必然,但对香港来说并非注定要走这条道路。难能可贵的是,身处后工业时代的香港作家,没有对西方亦步亦趋,反而作出批判性的反省。这表现在创作上,“‘漂流异国’的故事明显减少;‘此地他乡’的感慨由激愤张狂(比如《失城》)转身戏谑婉转(例如《后殖民食物与爱情》);新旧移民依然在往事回忆中显示对繁荣城市的陌生感,但艺术上最有收获的却是青年作家们对都市异化状态或荒诞或朴素的抗议。从‘香港意识’的角度来看香港小说的近况,可以说香港小说进入了一个比较犹疑不定的时期”[8]。

  香港主权回归后,香港传媒曾有过“身份证”的“份”是“分”还是“份”的争议,这表面上看来是说文解字,其实内中隐藏的是“简体字恐惧”。事实上,香港回归后仍通行繁体字,正像粤语仍为市民生活的主要用语一样。和“舞照跳,马照跑”相适应,回归后的香港文化并未被中原文化所蚕食,在电影、电视剧和小说创作中,仍有众多的暴力镜头和床上动作描写,对人性的扭曲和社会阴暗面的揭露,比回归前有过之而无不及,故有人曾预言“九七”后香港文学会变得严肃和大器,不再有色情和暴力[9],这纯属一厢情愿。

  后殖民理论还在20世纪末就受到香港学界的青睐。所谓后殖民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西方学界的一种具有文化批判色彩的思潮,它着眼于宗主国和前殖民地之间关系的话语。后殖民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常常变化着内涵,以适应不同的历史时期、地理区域、文化身份、政治境况以及阅读实践。正因为后殖民理论对殖民性有较深刻的披露,有它独特的优势,故不少学者用后殖民理论去分析香港文化身份和大众文化走向。不过,后殖民理论毕竟是西方叙事形式,香港是否在严格意义上具有后殖民属性,学术界看法并不一致。笔者认为,回归前后的香港文化难定性为后殖民主义文化,因为香港回到中国怀抱后,不像新加坡那样脱离宗主国实行政治上的独立。但不可否认,香港文坛出现了这股思潮,又出现了也斯的《后殖民食物与爱情》。这本小说集告诉我们的是舌头上的故事,顺着食物的线索和爱情的变化,让读者去洞察作者的后殖民立场。也斯用清新而有趣的笔调写香港人“去殖民”历程的艰辛,其中有的颓唐,有的前进,有的逃离,有的颇感迷茫。也斯笔下的 “食物”意象具有双重属性,它呼应了后殖民文学生存环境和身份认同的转换,相类似的还有文津写的《老鼠》。其实,这类小说中还未成为“后殖民论述”的形象范本,其体现的仍然是身份的暧昧,贯穿其中的还是所谓“香港意识”问题。所不同的是,这些作者都是用“后殖民”去混合女性主义,然后去套或去寻香港的本土性。应该肯定的是,作品的陌生化效果运用得好,如也斯把小说、手艺和食物混合在一起,显得是那样顺理成章和水到渠成。

  近年来出现了一种与“香港意识”相混合的分离主义思潮,“香港归英独立联盟”一些人向内地游客叫嚣:“谁跟你是同胞!”不知道香港历史的纨绔子弟也就是香港大学学生会负责人,天真地主张“独立”或“拥抱英国在香港的殖民主义”。从 2013年起,港大学生会的官办刊物《学苑》先后编制了《香港民族论》的书及《香港民族命运自决》封面专题,企图把香港特别行政区从中国分裂出去。

  分离主义混合着强烈的本土意识,“港独”人士往往是从宣传“本土意识”开始,然后一步步把“本土意识”转化为排中、歧中、抗中意识。“港独”目前处在初级阶段,但它借2014年“占中”前后的香港社会分裂在加快发展步伐。不过,“港独”并不代表香港主流民意,它本身是个假命题,因为香港从来没有“独立”过,英国人也只是向中国“租用”新界。分离主义思潮在香港不成气候,实际上也没那么多人支持,文艺界也极少有人参与“港独”组织和活动。不过,那位被捧为“港独国师”的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曾获第九届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散文组首奖的陈云根[10],倒很值得注意。他一直鼓吹“香港不是中国(Hong Kong is not China)”。对他的错误立场,和文艺界某些人不认同自己是香港的中国作家或中国香港作家,还有某些学者一再嘲笑与抨击内地学者写的《香港文学史》所主张的“香港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我们不能不保持警惕。

  后现代与后殖民均姓“后”,新世纪这两种思潮的混合呈平行结构,不再给人头重脚轻之感,但从强烈的本土意识引申出来的分离主义思潮,则破坏了这种结构的平衡。

  从以上论述可看出,不故步自封,不全盘西化,中西混合,好的全部借鉴,这才是香港文学软实力的标志。也许有人认为,真正的作家都不需要去了解文艺思潮的走向,真正的优秀作品都不是文艺思潮促成的。就像也斯的《后殖民食物与爱情》,没有“后殖民”思潮和理论,难道它就不存在吗?或者说,文艺思潮对文学创作的指导作用到底有多大?可刘以鬯、西西、黄碧云等人的创作实践告诉我们:作家永远脱离不了文艺思想的指导,永远都不要妄想从事创作可以不受文艺思潮的熏陶和影响。因为只有理论与创作实践相混合,才可能缔造出自己的艺术世界。还因为“美元文化”与写实主义、现代主义与本土化、“香港意识”与“中国意识”以及后现代与后殖民的混合结构,成就了香港文学发展的特色和意义所在。为使自己的创作更有意义,必须走出本土化的迷思,排除分离主义思潮的病毒,为做“中国香港作家”而自豪,香港文学才能步上康庄大道。

  [1] 黄继持:《香港文学主体性的发展》,载黄继持、卢玮銮、郑树森:《追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91页。

  [2] 香港新文学的起点通常认为是《伴侣》杂志问世的1928年,袁良骏在《香港小说史》中将其提前四年,赵稀方却认为应以1921年创刊的《双声》发表黄天石的《一个孩童的新年》和《双死》这两篇小说为标志,见赵稀方:《如何香港?怎样文学?》,《香港文学》2017年3月号,第68页。

  [3] 所谓左翼文学运动,本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继五四文学革命后最重要的文学运动。它所形成的文学理论在新文学界举足轻重,在20世纪40年代的香港仍保持着强大的、主导性的影响。

  [4] 尚方:《说美元与美援文化》,《香港时报》1956年1月12日。

  [5] 许子东:《香港短篇小说初探》,香港:天地图书公司,2005年,第37页。

  [6] 黄继持:《七八十年代的香港小说》,见黄继持、卢玮銮、郑树森:《追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6-27页。

  [7] 是指混用英文、白话和粤语的一种特殊文体。

  [8] 许子东:《香港短篇小说初探》,香港:天地图书公司,2005年,第59页。

  [9] 潘亚暾主编:《台港文学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

  [10] 陈云根出版有《香港有文化——香港的文化政策》等数种著作,系德国博士,曾任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研究总监。参加香港立法会新界东选区落选暨“香港复兴会”主席陈云根(笔名陈云),在受到舆论谴责及岭南大学不再聘用后极度失落,居然宣布自动消失,也就是所谓政治“自杀”。

  *古远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文系教授

  *责任编辑:吴江涛

《中国文艺评论》2017年第6期 总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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