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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文艺思想的当代价值研究(董学文)

发布时间:2017-05-26来源:《中国文艺评论》作者:董学文 收藏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讲话,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深刻阐明了时代发展对文艺工作的新要求,深刻回答了事关我国文艺事业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文艺发展规律,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和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本刊将陆续刊发研究阐发习近平总书记文艺思想的理论文章。欢迎广大文艺评论家和专家学者赐稿。

  内容摘要:习近平的文艺思想从多方面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在马克思主义文论史上占有突出的位置。把习近平文艺思想放到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加以考察,就能更清楚地看到它的继承性、原创性、时代性、民族性,看到它对繁荣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和建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巨大价值与意义。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习近平文艺思想 创新发展 价值

  一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近百年的演进中,经历过波折,也经历过辉煌。无论是风雨如磐的岁月,还是高歌猛进的时代,它都以自己的真理之光照耀着中国革命文艺的航程。毋庸讳言,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遭遇被边缘化、空泛化和标签化的运命。如今,它又逐步恢复了生机活力,以前所未有的高瞻远瞩和磅礴之势,引领着中国社会主义文艺“不忘初心”、昂扬自信地奔向前方。

  是什么力量擦亮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这把钢枪?是什么思想使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重现光芒?是什么见解拓宽了马克思主义文论流淌的河床?我认为,在当下中国,只有习近平关于文艺的论述、他的系列讲话所构成的文艺思想,或者说习近平文艺思想所代表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才产生了如此巨大的能量。

  这样讲的根据在哪里?其一,大概没有谁会怀疑习近平文艺思想在运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方面是出色的,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艺思想的继承也是真诚的;其二,大概没有谁会否认习近平的文艺思想中包含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从毛泽东文艺思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大量成分,并且是“接着说”而非“照着说”的典范;其三,大概没有谁会看不到习近平文艺思想在面对新形势下提出了许多新论断,而这些“问题”和“论断”都带有全球眼光和21世纪语境的特点;其四,大概也没有谁会发现不了习近平自身有很高的文学修养,他不仅是个文学爱好者,而且是个创作实践者,对艺术规律的把握不仅来自学理,也来自经验,这就给他提出文艺的新见解奠定了根基。

  我们似乎还可以再归纳出几条“根据”来,但只要有这几点,也就足够了。因为,这已经展露和说明了习近平文艺思想能够赓续马克思主义文论并结合实际做出新理论创造的条件,展露和说明了他能用现实活化理论、又能用理论照亮现实的原因。

  在一百七十多年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史上,文论家星汉灿烂;在近一个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进程中,同样是人才辈出。回望历史,让人感到自豪;凝视今天,令人倍感骄傲。在马克思主义文论史上,习近平文艺思想所取得的成绩和贡献,是值得大书一笔的。

  将习近平文艺思想放到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史上来考察,是因为它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血脉相连,是因为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进行了创造性阐发,是因为它带有极其鲜明的时代性和民族性特色。这种文脉传承、境界提升和思想演进,不但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增添了新内容,而且把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推向了新阶段。

  众所周知,习近平的文艺讲话一出,就产生了“挽狂澜于既倒”“风正一帆悬”“乘风破浪会有时”的功效,让人有一种“拨开云雾见晴天”的感觉。这种理论效果是耐人寻味的。人们不免会发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效果?”回答应该是很清楚的。习近平说过,历史和现实都证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迄今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1]。文艺理论当然也不例外。只要我们还原习近平文艺思想的属性,揭示它与马克思主义这一“看家本领”的精神联系,就能发现其理论威力、影响力和牵引力的秘密所在。倘若我们再把它放到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论述的大系统中,那么就更能看清其文艺思想的价值和意义。

  习近平指出:“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出最大的正能量”[2]。这种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突出强调,无疑构成了其文艺思想的厚重底色。一段时间来,现当代西方文论很有市场、称霸文坛,“以洋为尊”“唯洋是从”的文论肆无忌惮、甚嚣尘上。在这个时候,习近平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给干渴的文艺大地带来滋润的雨露,给雾霾的文艺天空刮来和暖的清风,它显示出无穷的威力也就可想而知了。

  二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它“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3]。它一定会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绝不会停滞不前。按照马克思本人的说法:“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4]习近平文艺思想,可说正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当代文艺实际紧密结合并根据新世纪的条件加以阐明与发挥的产物。如果我们不是静止地看问题,始终注意文论发展的总的联系,注意后人比前人提供了哪些新东西,那么就能发现习近平文艺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所提出的大量新观点、新判断,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宝库。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传入中国,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它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历史时期文艺实践的结合中,一直经历着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过程。早期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传播的先驱,到上世纪30年代,瞿秋白、鲁迅等人以及多位左翼批评家,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译介和建设投入大量心血,开启了该学说与中国文艺实践的初步结合。在其后的过程中,真正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真正使这一理论提升到新高度、发展到新境界,使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河流汹涌澎湃的是毛泽东。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及多篇文艺论述为标志的毛泽东文艺思想,不仅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之大成,而且实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次历史性飞跃。改革开放以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引领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艺不断走向发展繁荣。但客观地讲,这一时期真正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到成熟阶段、真正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又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是习近平文艺思想。这一点,已经从多个方面反映出来。

  我们举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观念为例,即可说明该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重大贡献。从历史上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寄希望于工人阶级的生活和斗争能在文艺的现实主义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列宁主张艺术属于人民,希望文艺不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少数上层分子服务,而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毛泽东指出文艺为什么人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确立了文艺的工农兵方向;邓小平强调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文艺应当为人民服务;江泽民要求文艺工作者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艺术的创造;胡锦涛提出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艺术之树才能常青。习近平的论述,显然是沿着这个思路来的,但却把它提到这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问题的“核心”[5]的高度,提到遵循社会主义文艺“本质”的高度,并将之作为决定我国文艺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来加以阐释。尤其是习近平提出以人民作为表现“主体”,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家的“天职”,以此来规约“创作导向”,这就把文艺方向问题与内在动力问题联系起来,把立场和感情转化为创作的牵引力,使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与创作理论之间得到进一步深化和统一。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可以说是习近平文艺思想的“轴心”与“内核”。习近平甚至把这一点同坚持“二为”方向、坚持“双百”方针、坚持“双创”[6]思想并列,且置于首位。[7]这既体现了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内在要求,彰显了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也揭橥了社会主义文艺应有的属性和特征。马克思主义文论史和革命文艺实践都表明,“人民”在艺术创作中处于何种境遇和地位,艺术以什么为“中心”来组织架构,亘古以来就是一个大问题。能否实施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如今已经成为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和各项文艺事业发展的抓手,具有理论意义,也具有实践意义。仅仅把这个问题当作一般的政策性问题看待,显然是不妥当的。

  三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从来是在反思和直面问题中展开自己的画卷的。问题导向和全局视野,立足实际和针对难题,提升经验和战略眼光,这些都是习近平文艺思想带给我们的理论性营养。

  毫无疑问,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取决于它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习近平文艺思想的各个论点,都是从现实需求和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关切与期盼中催生出来的,是为反思和推动解决文艺领域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中提炼出来的。如文艺与生活、文艺与理想、文艺与时代、文艺与历史、文艺与传统、文艺与市场、内容与形式、创新与风格、道德与价值、作家素养与感情、现实主义、批评标准与态度等等,这些论题都是有的放矢、层层展开的,从而构成了习近平文艺思想几乎覆盖文艺学所有方面的网状结构。因之,我们说习近平文艺思想开创了新的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实现了经验性“名称”向规定性“概念”的升华,是能够成立的。

  譬如,“坚定文化自信”在文艺理论构建中的作用,习近平就给予了超乎寻常的重视。他把文化自信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相连接,把它看作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8],认为中华文化[9]积淀有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这就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和文化学说。

  习近平反复强调要“勇于创新创造”,这在马克思主义文论史上也是不多见的。这里固然有揭示创新是文艺生命的道理,有揭示创新对提高作品质量的作用,但以此针对当前文艺界普遍存在的“同质化”“模式化”“功利化”顽疾,也是明显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向来反对平庸,提倡创新。马克思就曾引述莎士比亚的诗句说过:“我宁可当只小猫咪咪叫,也不愿做个卖唱者弹老调!”[10]极其鄙视“平淡无味,废话连篇”,“给市侩的内容套上平民的外衣”,“给语言赋予纯粹肉体的性质”等的“粗俗文学”[11];列宁讨厌小说把“各种各样‘骇人听闻的事’,把‘淫荡’、‘梅毒’、揭人隐私以敲诈钱财(还把敲诈对象的姐妹当情妇)这种桃色秽行……拼凑在一起”[12];毛泽东主张“还是以中国艺术为基础,吸收一些外国的东西进行自己的创造为好”,要努力“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越多越好,不要雷同”。[13]习近平充满热情地激励作家、艺术家要“大胆探索,锐意进取,在提高原创力上下功夫”,并希望“把创新精神贯穿文艺创作全过程”,要“独辟蹊径、不拘一格”,“抵制急功近利、粗制滥造”[14]。显然,这是力求指引文艺创作追求精神高度、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引导创作向人类精神世界的最深处探寻,并把文艺创新问题提到了文化战略的高度。

  再如“价值”问题,习近平的论述也是超越前人、有创造性的。他不仅认为“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肯定文艺的重要性,而且把价值观问题摆到极显赫的位置:“对文艺来讲,思想和价值观念是灵魂,一切表现形式都是表达一定思想和价值观念的载体。离开了一定思想和价值观念,再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也是苍白无力的。文艺的性质决定了它必须以反映时代精神为神圣使命。”[15]正因为如此,他才呼吁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根本任务”,鼓励用中国人独特的思想、情感、气度、神韵去创作属于这个时代、又具鲜明中国风格的作品。他通过简洁明了的语言,阐发了文艺的价值特征,阐发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堵死了一切文艺通往形式主义、虚无主义的歧路。

  再说“典型”问题。习近平指出:“典型人物所达到的高度,就是文艺作品的高度,也是时代的艺术高度。只有创作出典型人物,文艺作品才能有吸引力、感染力、生命力。”“以高于生活的标准来提炼生活,是艺术创作的基本能力。”[16]这个见解,对马克思主义的“典型”观也有大的推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从历史上看,古今中外的传世之作,的确都渗透着作者对社会的深刻认识,都塑造出不朽的典型形象,都高度概括了生活的本质。“标准”高于“生活”,才能提炼和刻画出代表时代精神的人物形象,这成了一条艺术的铁律。这里,习近平的理论贡献在于,他阐明了“典型人物”的塑造是同伟大时代使命密切联系的。英雄是民族精神的坐标,典型是历史潮流的结晶。“以高于生活的标准来提炼生活”,乃是以博大胸襟拥抱世界、以深邃目光观察现实的必然选择。“典型人物”是作家艺术家灌注崇高理想信念的载体,而“高于生活”则是他们实现其理想信念的艺术之途。为攀登文艺高峰,习近平希望文艺要把提高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作为追求,不仅能反映生活,而且能创造生活。所有这些,都使我们清楚地意识到他强调“典型人物”塑造的深层思考。

  最早把“典型”定为现实主义重要元素,主张现实主义作品“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17]的,是恩格斯。列宁也说过:“小说里全部的关键在于描写个别的情况,在于分析特定典型的性格和心理”[18]。毛泽东更是明确指出: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作品应当把“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19]。习近平在“典型”论上的创造,我以为主要是这样几点:一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典型”理论的声誉;二是揭示了典型人物形象同艺术价值和艺术作用的关系,指出典型人物所达到的“高度”跟文艺作品的“高度”和时代艺术的“高度”是成正比的;三是确认了“提炼生活”要“以高于生活的标准”来处理,指明了典型化的路径,并将之作为文艺创作的“基本能力”。四是把“典型”问题放在“必须积极反映人民生活”这个角度来谈论。“积极反映”这一概念,显然是区别于消极反映、平庸反映、直白反映、机械反映或歪曲反映的。“典型”是价值取向表达的通道,“典型”问题同文艺“倾向性”问题显然是联系在一起的。习近平的“典型”理论,使马克思主义文艺典型论“老树开出新花”。

  四

  关于网络文学的意见,习近平的论述也颇具时代气息。他说:“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改变了文艺形态,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艺类型,也带来了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化。由于文字数码化、书籍图像化、阅读网络化等发展,文艺乃至社会文化面临着重大变革。要适应形势发展,抓好网络文艺创作生产,加强正面引导力度。近些年来,民营文化工作室、民营文化经纪机构、网络文艺社群等新的文艺组织大量涌现,网络作家、签约作家、自由撰稿人、独立制片人、独立演员歌手、自由美术工作者等新的文艺群体十分活跃。这些人中很可能产生文艺名家,古今中外很多文艺名家都是从社会和人民中产生的。我们要扩大工作覆盖面,延伸联系手臂,用全新的眼光看待他们,用全新的政策和方法团结、吸引他们,引导他们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有生力量。”[20]这段话蕴含了多少理论信息、读来多么令人感到亲切和温暖啊!网络文艺是新生事物,它对文艺的“形态”、“类型”、“观念”和“实践”确多有改变,人们还在认识它的途中。习近平对网络文艺的深刻而周全的论述,为我们探讨新媒体文化状况和文艺理论创新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和深刻的文化背景。

  不错,西方当代文论尤其是“西马”文论,面对“后现代”语境和发达资本主义文化生产环境,已有不少涉及网络文化和网络文艺的论述。不过,像习近平这样以开阔的视野和发展的眼光,从文艺演化的角度谈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媒体和网络文艺问题,这在马克思主义文论史上还是头一次。当一场席卷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号称“21世纪革命”的互联网境况和互联网思维冲击到文艺的时候,习近平敏锐地做出对其价值观、创造力、作用、使命、责任和缺陷等的定位与判断,提出只有今天才能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实在是难能可贵的。特别是在有统计资料显示,近年来90%的网络文学作品属于模仿和复制[21],存在价值观错位、创造力缺位、使命感移位、精品意识淡薄、品牌战略失效的情况下,习近平仍给予网络文艺以如此热情的鼓励与期许,不禁让人领悟到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体温和魅力,也让人自然回想起历史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帮助、爱护、引领文艺界朋友不断进步的不少动人的故事。

  从习近平的几次关于文艺的讲话中,我们发现他对柳青、路遥、贾大山这一派作家是十分敬佩和推崇的。这不只是在称赞一种深入生活、贴近人民、呕心沥血的创作态度,而且也是对一种精神和方法——现实主义精神和方法的肯定。眼下有人对“现实主义”的理解是太过狭窄了。其实,欣赏文艺的现实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自不必说,普列汉诺夫甚至认为一切积极的阶级都是现实主义的,列宁对艺术现实主义也是情有独钟的,毛泽东倡导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同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美学精神也高度吻合。

  把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道路来肯定,这对我国今后的整个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都有着巨大的意义。因为联系习近平的系统论述可以发现,他张扬的不是“静止的现实主义”,不是“否定的现实主义”,不是“乌托邦现实主义”,也不是“自然主义的现实主义”,而是有着“对光明的歌颂、对理想的抒发、对道德的引导”的现实主义,是“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民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的现实主义。这种现实主义,倘用习近平的原话来讲,就是“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关照现实生活”[22]。这是把现实理解为一种发展、一种在对立物的不断斗争中进行的运动的现实主义,是将作家艺术家确定为能够参与并决定历史进程情况的积极力量的现实主义。这种现实主义启示我们:“不了解发展过程的人永远看不到真实,因为真实并不像它的本身,它不是停在原地不动的,真实在飞跃,真实就是发展,真实就是冲突,真实就是斗争,真实就是明天,我们正是要这样看真实”[23]。卢那察尔斯基的这段话,触及了现实主义文艺的辩证法,也旁证习近平的现实主义文艺观恰恰是把这种艺术辩证法用活了。

  五

  恩格斯说:“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24]。在习近平文艺思想中,出现了许多新术语、新概念,使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呈现出一片新面貌。这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习近平文艺思想中的许多提法很新颖。譬如,“文艺是世界语言”、“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文艺家要有“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应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文艺作品要“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要“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能够扫除颓废萎靡之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读懂社会、读透社会,决定着艺术创作的视野广度、精神力度、思想深度”;“伟大的文艺来自伟大的灵魂”,“伟大的作品一定是对个体、民族、国家命运最深刻把握的作品”;“虽然创作不能没有艺术素养和技巧,但最终决定作品分量的是创作者的态度”。“文艺要塑造人心,创作者首先要塑造自己”;文艺要“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应“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25],等等。只要我们把这些提法还原到文艺本质论、功能论、文本论、创作论或批评论等的范畴中去,就不难看出这些概括的理论价值和深度,不难看出所反映的学风与文风的端正、淳朴和活泼。

  概念和术语是思想上的“网结”,是认识的“阶梯”和“支撑点”。概念和术语的更新,折射的是思想和理论的进展与深化。习近平文艺论述中大量新术语、新命题的出现,正是他敢于担当、杜绝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着力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一个标志。

  习近平文艺新术语、新概念、新思路的最大特点,从总体上说,就是在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的社会主义文艺运行规律寻求科学的解释、规划与说明。这是现实提出来的任务,是理论激荡碰撞的结果,它既有肯定性的“建构”,也有否定性的“解构”,还有否定之否定后的“重构”,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马克思当年曾经说:“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26]。列宁也曾提出过无产阶级文学事业不能成为“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27];我们党在新时期处理文艺问题时,也非常重视文艺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问题。

  习近平文艺思想的突破表现在,一则,切中肯綮地剖析了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艺创作和文艺管理方面存在的负面问题;再则,有理有据地开出了克服此类弊端的有效药方,如要求文艺家“要珍视自己的社会形象,在市场经济大潮面前耐得住寂寞、稳得住心神,不为一时之利而动摇、不为一时之誉而急躁,不当市场的奴隶,敢于向炫富竞奢的浮夸说‘不’,向低俗媚俗的炒作说‘不’,向见利忘义的陋行说‘不’”[28];指出文艺创作存在“抄袭模仿”“千篇一律”“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存在着“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或“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这种尖锐的批评,是相当精准的。为此,习近平提出“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不能“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当作感官刺激的‘摇头丸’”等等,并强调文艺创作要走精品之路,要笃定恒心、倾注心血、充实内在,取法于上,厚积薄发。为此,还强调要增强文艺的原创能力和职业操守,讲品位,重艺德,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为自身留清名。这样,也就交给了作家、艺术家一把解决和处理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与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相矛盾问题的金钥匙。这是在文艺理论上“补短板、破难题、治痛点”之举,是使文艺作品能“传得开、留得下”的良策,也是使马克思主义在最有发言权的地方焕发出异彩。

  习近平提出: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9]我们有理由说,习近平文艺思想是一种通晓文艺思维的历史、现状和问题基础上的理论思维,是达到了“许多规定的综合”的理性具体,为构建“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树立的新的形象和路标。习近平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继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30]。研究习近平文艺思想,无疑是这一伟大工程和任务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16年5月19日。

  [2]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14年10月15日。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2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33页。

  [5]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16年5月19日。

  [6] 即“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7]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16年12月1日。

  [8]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16年12月1日。

  [9] 这里“中华文化”包括优秀传统文化、党和人民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个方面。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50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322-323页。

  [12] 《列宁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79页。

  [13] 《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47页、第154-155页、第151页。

  [14]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16年12月1日。

  [15]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16年12月1日。

  [16]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16年12月1日。

  [1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0页。

  [18] 《列宁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76页。

  [19]《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61页。

  [20]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14年10月15日。

  [21] 陈定家:《网络文学价值观与创造力漫议》,《文艺报》2017年2月22日。

  [22]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14年10月15日。

  [23] 卢那察尔斯基:《论文学》,蒋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55-56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页。

  [25] 均见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96页。

  [27]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63页。

  [28]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16年12月1日。

  [29]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月25日。

  [30]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16年5月19日。

  *董学文: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责任编辑:胡一峰 

《中国文艺评论》2017年第4期 总第19期

 

  延伸阅读(点击可看):

  2017年第4期(总第19期)目录

  仲呈祥: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指导文艺创作

  文化部发布《“十三五”时期繁荣群众文艺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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