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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诗:接受响应之要论(陈仲义)

发布时间:2017-04-17来源:《中国文艺评论》作者:陈仲义 收藏

  内容摘要:现代诗文本的诞生与完型,因其与潜意识、意念、直觉、智性相联系,造成颇多艰涩、跳脱、变幻之面相。上世纪70年代,接受美学与读者反应理论的“崛起”,使现代诗文本的客观“承载量”遭遇巨大挑战,更教主观接受的无边开放性愈演愈烈。本文认为,现代诗终端接受可以用“阐释共同体”作为接受前提,以“哑铃”模式保持接受过程中的动态平衡,接受终端的心理响应可以细化为好诗接受的“四动”,在心理响应细化基础上,展开接受的坐标与接受的品级梯度,达成接受的辩证实现。

  关 键 词:现代诗 接受前提 “哑铃模式” “细化响应” “品级坐标”

  百年新诗,渐成一套写\读\评体系,而处于新诗前端的现代诗,则充满更多实验、探险的意味。现代诗文本的诞生与完型,因其与潜意识、意念、直觉、智性相联系,造成颇多艰涩、跳脱、变幻之面相。百年来,尤其后40年,微词与指摘接连不断。上世纪70年代,接受美学与读者反应理论“崛起”,强化了接受终端的话语权重,使得现代诗文本的客观“承载量”遭遇巨大挑战,更教主观接受的无边开放性愈演愈烈。为纠正某些偏颇、偏离,本研究侧重拎出四个问题:现代诗的终端接受响应,需不需要某种前提条件?如果需要,如何认领接受过程中的动态平衡?而接受终端的心理响应可否做进一步细化?在细化基础上,又如何展开接受的坐标与接受的品级梯度?达成接受的辩证实现?

  一、接受前提:“阐释共同体”

  接受美学与读者反应理论打开了新诗、现代诗接受的无边开口,它一方面抑制作者中心、文本中心的长期“主宰”,另一方面也加剧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相对主义局面。现在的问题是,在个人“重口味”驱使下,所谓“只要你认为好就是好”的通行认证,正在把人们引向接受的“迷津”。那么在尊重个人千差万别的“胃口”面前,我们是否有必要找到一个基本共识的“平台”以避免无序的混乱?费什在《阐释集注本》提出的“阐释共同体”(又译阐释团体)应是可行性方案之一。

  “阐释共同体”虽然没有显示老康德的鉴赏判断的审美心理遗迹,却有“共同”认知的面影。严格意义上,阐释共同体只对趣味相近、相似的读者团体、社群、圈子起作用,因为背景、经历、教养关系,他们拥有相对连锁的“共感”基础,即拥有“家族相似性”的血缘。远祖、近亲、同乡、朋友、上司、下属,在宽泛意义上都可组成“家族相似性”群落。他们千丝万缕或若即若离——在文本关系上至少保留某种亲和性,容易完成沟通交流。换句话说,一旦阐释共同体(或家族相似性)得以形成(不管以何种方式),就意味着个别成员对文本意义的决定权开始削弱,而多归属于共识性的“趋同”。

  阐释共同体不是绝对稳定的,纵使它维护相对一致的策略,但阐释策略会因各种因素起变化而需加以订正。其生机在于保持某种相对稳定的对话协商基础。或者说,为克服个体差异,人们应更倾向接受冲突中的“和解”部分,在接受妥协中争取最大公约数。平息与妥协,是阐释共同体应有的“调解”机制。

  客观说,费什这一共同体观念是比较理想化的,“从阅读中抽取差异和问题,复将它们投射入阐释团体之间的差异,这样就肯定了每一读者与每一团体的程度及经验的统一和同一性。”[1]如果是这样,是不是又会落入到连费什本人也不愿意看到的接受的同一律?而实际上,号称共同体的内里,根本上还是无法排除个体差异的,所谓的“共同”,充其量仅仅是一种可供弥补的调节与缝合。这无疑也暴露出“阐释共同体”自身的脆弱与破绽。

  阐释共同体的盲区无疑分布在艰涩玄奥地带,从事多年写作的诗人与诗歌研究专家也不时会叩问无门,知难而退,这是无奈的事。但是,不能因为出现上述类似的“反例”和盲区,就轻易踢开阐释共同体——否认它作为一种接受前提的可能。毕竟,多数人在现代诗这一“特殊知识”氛围里,在“集体无意识”场域下,以社会化或个人化触须,经由“家族相似”的对话争辩,还是能够部分营建共享温床的。倘若连这样一个脆弱的、藕断丝连的前提,都无法接纳而弃之门外,那么现代诗接受的混乱,就不是“溃堤”两字所能形容的了。

  不管你承认阐释共同体的效应有多少,是公开挂牌抑或临时经营,实际上它既是一种“虚拟”的平台,又是一种现有的实存。仿佛是理想中的海市蜃楼,又是暂时搭建、雁过留声的驿站。精神、立场、观念、趣味的倾向,或多或少都会自然“结盟”,无论整体宏观或枝节细末,都会留存某些相对共识的理解,而相对共识的理解,总能多少弭平彼此沟壑而趋于求同存异。在共同体内部,经过碰撞、协商、妥协,进行自洽性寻找与选择,至少在最小公约数方面不至于完全落空。举凡两三人的年度编选、三四人的流派编辑、五六人的评奖委员会,操持教材教辅的编写组、撰写诗歌史的联合团队,即便半月见上一面的诗沙龙、读诗会,从未谋面的粉丝团、微信群、诗友圈、俱乐部,更大范围内的同人研讨、在线圆桌——都可以装入这个大篮子、大平台。下面的单哑铃图示所代表的文本接受世界,实际是由形形色色的阐释共同体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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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宽泛意义上的共同体内部,无数单位成员自由出入,不断诞生又不断消失,不断群集又不断离散(甚至极端到像黄礼孩一人集编辑\出版\评奖于《诗歌与人》“这一个”身上,或者像万里之隔的发烧友,彻夜刷屏争论余秀华的《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他们对峙又交集,赌气又缓解,诗歌接受特有的“春秋战国”,让共同体内部布满主流与非主流、中心与边缘、公开与隐秘、成熟与幼稚、威权与乌合、先锋与保守、西化与本土、激进与中庸等大大小小的团伙。每一种各有侧重的阐释团伙,可能造成一时倾斜,但整体趋势都会促成文本“总质量”提升,否则怎么解释在漫长的历史阐释中留下的经典?没有这些大大小小、有形无形的共同体的努力,诗歌发展到今天简直无法想象。即便对它的功能有所生疑,就目前状态而言,它乃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作为一种相对松散的“控制机制”,它没有完全丧失阻止过分主观、随意的调节功能。理想地看,特别成熟而威权的阐释共同体,还是能召唤独来独往的个体,重返文本意义的基本层面,给予漫无边际的接受,留下“回头是岸”的机会,为“无限有界”说提供一份保单的。

  二、接受的动态平衡:“哑铃”模式

  如果说,“心得意会”是打开诗歌接受的古老钥匙,那么个人“趣味”与个人“偏爱”的结盟,就是加快通往现代诗接受的大堂。它们一方面给诗歌接受带来增值几率,另一方面又加剧诗歌接受的即兴随意。在此,接受的主观性向文本的客观性发出了严峻挑战,原本偏向文本客观性的天平迅速向接受的主观性“反转”了。为克服过度倾斜,笔者尝试引出“哑铃”模式。

  伊瑟尔在《阅读过程:一种现象学方法的探讨》中指出,文学文本有两个极点,所谓艺术极点就是作家创作的文本,所谓美学极点就是由读者实现过程。两个极点既不能与文本本身等同,也不能与文本实现等同。[2]等同或不等同意味着什么?双方在什么情势下可以趋于等同?西德学者G.格里姆在经过一番“算计”后,给出了文本意义的接受公式:

  S(意义总量)=A(文本客观意义)+ R(读者接受理解)

  具体展开为:

  S(意义总量)=A(作者可能的原义) + T (文本潜在的意义结构) + R(读者接受理解)

  然而,G.格里姆很快就发现问题而改变主意,重新给出第二个公式。他的修订有一定道理:从广阔的时空看,A几乎没有变化,且读者阅读中不一定能完全领会客观意义,而R则随着阅读历史的加长,会出现非常大的变化幅度,结果R趋向无穷大。根据函数原理,R的值太大,A可以忽略不计,因而 S(意义总量)几乎取决于读者。于是,他推导出来的最后结果变成:

  S(意义总量) ≈ R(接受变量)[3]

  显然,接受主体的能量变成决定一切的因素,仿佛是对此前文本主义的一次报复或反扑。如何缓解两者之间的深刻龃龉?我们试图勾勒文本实现过程的动态平衡——“哑铃”图示。

  先看横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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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本结构的自足性与文本接受的开放性可比作左右两个哑铃,连接哑铃中间的“把柄”或“通道”具有隔离的一面,也有打通的一面。打通状态时,即张力所体现的贯穿功能,将文本的客观结构与接受的主观性统一起来,进行动态的、张弛有度的弹性调节;不打通时,文本与接受处于各自孤立的状态。

  纵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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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横截面做90度转向,通道被“压扁”“消失”,两环前后“重叠”,便成了“同心圆”。假设我们站在外环的接受终点上,往里看,我们将看到内环的自洽自足的文本部分,有机会被接受外环吸纳或抵制。这样,同心圆的趋同性愈大,内环与外环重叠愈多,接受程度愈具一致;同心圆的趋同性愈小,内环与外环的“间距”愈大,接受的分歧也愈大。

  内外环都带有膨胀系数,尤其是外环。比较而言,内环作为文本客观自足性相对恒定,如果不须考订、修正、改版,它的膨胀系数近乎等于零,这正是它的客观性。而外环则完全不同,如果受众的人数、心理、频度、环境,因某些原因(行政推行、市场制导、通俗流行、时尚引领等)被大大激发,意味着它的膨胀系数增大,这样,接受外环不仅不会与内环重叠,反而拉大间距,甚至远远超出内环的“地盘”,表明文本接受的有效性远远大于文本客观自足性。反之,接受外环遭到压制,膨胀系数减弱,乃至为负,接受外环便缩到比原来内环更小的“面积”,表明文本接受的有效性远不如文本的客观自足性。任何接受,都是一次内、外环的“拉锯”博弈。不过,过大的膨胀系数,不一定证明文本价值就高,过小的膨胀系数,也可能表明文本暂不为人们所认知。一般而言,内外环的动态关系呈现为三种情状,前提是在内环不变的条件下——

  内外环基本重叠:文本客观性与接受主观性大抵“持平”。

  外环小于内环:文本的客观性愈加“闭合”,接受主观性愈加“缩水”。

  外环大于内环:文本客观性愈加“发酵”,接受主观性愈加“溢出”。

  换言之,内环密度较大(如文本紧致、含蓄、适度晦涩),容易让外环(接受)随之撑大、放大、扩大;内环密度较小(如文本稀松、清楚、过于明白),容易让外环(接受)随之缩水。当然,稳定得多的内环也会出现“波动”,通常是内环(文本)自身要么过于浅近,要么过于奥涩,必然导致外环(接受)的“不屑”或“拒斥”。而外环如果过于“膨胀”,主要是文本太吻合特定时尚培育太多的流行胃口,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外环溢出的范围越大,并不证明价值就越高,恰恰许多一时蹿红的文本是短命的;同理,外环的缩水越厉害,也并非证明文本价值越低,因为许多“坚硬”文本需要经过漫长时间得以消化。

  古典诗歌由于拥有较大的客观稳定性,内外两环的“间距”一般不会过大,审美系数相对“老成持重”,很难出现云泥之别的接受大偏差。现代诗的文本元素不断处在推陈出新的生成中,趣味主宰使得主观接受系数变动大,内外两环的“间距”不仅很难“贴近”,反而呈拉大趋势,故而现代诗接受的开放性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加“放得开”。两难的失衡在于,以文本为中心的接受一旦过于“羸弱”,它只能受制于强大的客观文本的支配,接受增值将有所保留;以趣味为主导的接受主体如果过于强势,接受效应将大面积疯长,导致无边的相对主义。

  解决这一两难,取决于文本自足性与接受开放性这两环能否有序平衡,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张力通道的弹性调节。因为“作品的意义生成,既不是文本对象的客观反映,亦非接受主体的主观引申,而是分布在两极之间相互作用形成的张力场内,应以开放的动态建构把握它。”[4]由此推开:文本结构的自足性越丰沛,张力通道撑得越开,流量越大,接受越丰富,接受效应越高。反之亦然,接受一方偏弱,说明张力的通道受阻,流量偏少,文本增值的可能性受损,接受效应偏差。这种动态“势能”颇像人体的心肺循环,心脏的血液搏出量(文本),经过冠状动脉通道(张力),灌注到体内外循环(接受)。三个环节中,哪一个环节出了毛病,循环就要被打折扣。如果搏出量少,加上通道粥样硬化,外周阻力增大,灌注面积肯定削减。如果搏出量正常,通道弹性虽不错,但外周毛细血管出现大面积淤积,循环也会出现不畅。

  上述哑铃模式的建立,应该说,是对此前文本中心主义的相对“抑制”、对接受主体开放性的相对“宽容”,至少有望让双方接近“平分秋色”的同价地位。此消彼长的膨胀系数,也恰恰反映了文本客观性与接受主观性的动态平衡。乐观地看,这一图示不仅适用于现代诗,或许还可以扩展到其他文类。

  三、接受的细化响应

  传统诗歌接受,向来都定位在“感动”“动人”“打动人心”的心理层面上。笔者承认,感动不失为一个重要尺度,这是因为诗歌表现对象,许多时候涉及到人的情感世界。不过,一味横亘着“感动”的标杆,千年不变,也会显得单薄贫瘠,适应不了时代变数。因为新诗的发轫、现代诗的推进,已然添加了许多迥然有别的东西——如潜意识的、瞬间的、体验的、智性的、意识流的、互文性的、荒诞的、怪异的因素,部分改变了现代诗的质地。这样,现代诗的接受尺度,势必要有所增补。

  具体说,新诗、现代诗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情感上的感动,它可能带来智性层面上的悸动,带来精神意识上的震撼,也可能只带来纯生理上的快感或语言上的惊喜。由是,笔者想对原有的诗歌接受尺度做些调节,将好诗接受的“一动”增加为“四动”:即感动、撼动、挑动、惊动。笔者以为,传统好诗靠“感动”安身立命,如若再掺合、调适其他“三动”,可能更靠拢现代人的心理结构与心理响应。

  诗歌接收总体上可用一个“动”字涵盖。心灵有所触动,不管强烈与否,是微动、小动、大动,只要出现“动”——“有所动”——“能够动”,就取得诗歌接受的准许证。再将“微心理”的响应稍稍整理一下,我们发现所谓笼统的“心动”,并非铁板一块,完全可以进一步细化:

\图4

  “心动”作为发射器,显然不止于上述八种“射线”,心动完全可以形成N次方的扩散涟漪,我们只是找出其中重要的四种,分别对应在情感、意识、思维、语言四个层面上的特定响应“表情”,学习当年郭沫若与王独清所出示的诗歌“公式”[5],给出一个理想化的“框架”:

  好诗 = 感动 + 撼动 + 挑动 + 惊动

  大多数情形下,好诗和较好的诗,只占其中一两种响应“份额”。有的是以智与思的锋利撕人心肺,有的是以感觉或想象带动思维刷新,有的是以语词制造快感。不过只要其中一项十分突出,当可以和好诗的指数挂钩了。不过,稍微复杂一些的新诗、现代诗的接受,并非上述简单的一对一“单列”。往往是以感动为“牵头”,混合着其他“两动”“三动”,形成其他多元的“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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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倚重感动与撼动的混交,或者倚重感动与挑动的混交,或者倚重感动与惊动的混交,或者只是后面“三动”的相互混合,或者是其中“两动”的交集,也未尝不能成立。这样一来,以感动为初始的接受“交响”,又可以变奏出各有侧重的多种接受可能。[6]

  有人不买账,所谓接受的“四动”响应,完全起源于生理学上的“心动”,充其量只是个心理标准,而非真正意义上的诗歌接受标准。果真是这样吗?人类一直以来都把心、脑器官“捆绑”在一起,心脑是一起“并列”工作的。换句话说,心动是脑动的替代物,这使得表面上是心动的心理反应,内里依然可以指向科学意义上的脑动——关乎精神、意识、情感的活动。既然心动的心理响应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大脑活动的真相,表达了精神、意识、情感上的整体倾向性,那么通过“四动”大小、强弱的不等反应,完全有可能出示接受的最后判断。

  也由此可回应部分人所认定的:有一个“感动”接受的大框架就行了,何必搞得那么琐屑。我们要说,现代生活的复杂性已经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现代心理学分支可以细致到神经、心灵、实验、统计、遗传、变态、残疾、工程、人机、数学的“末梢”,所谓感动,已经远远不能涵盖心理冰山的一切裂隙了。感动只是代表和显示了明显的部分,那些突如其来的噩耗,难道不是首先指向震撼吗?那些做梦也想不到的意外,难道引发的不是悸动吗?还有那些莫名其妙的连锁触动,那些大起大落、转瞬即变的悚动……这一切,不也多少游离出感动的接受范围了吗?

  在定性与细化的基础上,我们初步摸索心理层面上的响应,是精神意识和诗性思维的历险,经由语言中介,显现成以感动为征象的接受型构。故而有如下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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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张力理论审度,这种棱台结构,是现代诗的形式化结构,也是好诗的理想接受状态。三切面所支柱的“纸上建筑”,分别是情感经验张力、精神思想张力、诗性思维张力,它们是建立在第四切面——诗语张力的基础上的。没有诗语张力这一“基座”作为载体,其他三切面只是空中楼阁。同样,三切面张力相互共同作用,使基础性的诗语张力更为丰富与牢固。总之,情感、精神、诗性思维的历险,是在历史现实的“夹合”下,经由文本形式,在诗语张力的基座上留下的“投影”。这些“投影”在接受者那里,最终转换为“心动”的势能与“踪迹”,并且体现多种取向:

  情感历险的张力大于其他的,形成以感动为主导的接受;

  精神历险的张力大于其他的,形成以撼动为主导的接受;

  思维历险的张力大于其他的,形成以挑动为主导的接受;

  语言历险的张力大于其他的,形成以惊动为主导的接受。

  同时,四个层面(切面)形成张力统摄作用下相拥相济、相辅相生的“拉伸”关系,经由心灵的二度创造性历险,探向新诗最可宝贵的“发见”。在某种意义上,心动其实就是对“发见”的认领,分别指涉——情感历险中的感动:人性隐秘幽微之发见;精神历险中的撼动:经验体验之发见;思维历险中的挑动:智慧灵性之发见;语言历险中的惊动:陌生化言说之发见。

  这就是对接受响应的细化“夯实”,是不是比笼统的“感动”,在复杂性与丰富性上推进了一步?

  四、接受的品级坐标

  细化接受响应,为品级坐标与梯度打下了铺垫。但由于接受的难度和由趣味主宰的法则,诗歌的接受场域不断出现对诗歌尺度的抵制。尽管如此,笔者依然坚持有一个隐形的接受坐标存在,由此坐标来“想望”接受的品级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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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轴与横轴的关系反映文本客观性与接受主观性的矛盾统一。纵向轴列指示诗文本的客观物质性,其生成性体现为文本的形式化结构,是由文本内部各要素合成,相对独立,也相对恒定。横向轴列则指示接受结果,以“心动”的响应程度表明它的效应。如果说前面已论及到“阐释共同体”属于虚拟中的接受平台,那么现在的纵横轴列,可以推进到具体的、可操作台面。

  纵轴的生成性标杆,主宰着文本形式化结构的质量,任何现代诗类型都服膺其“领衔地位”。横向轴列表明受众的接受走向,“心动”是其实现的心理表征——在心得意会和趣味的牵引下,总体呈现为“四动”(感动·撼动·挑动·惊动)的接受交响或“分延”,就此对应于品级梯度。由“心动”引发的品级有可能成立,是意识到诗歌背后,“中国有着广大的心灵市场。诗歌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一种心灵的学习或者说学问。诗歌的起源是感于心动于情,其过程是从心出发,用心写作,也可以说是一个修心的过程,而其目的是为了不断提升境界也就是心灵层次,从而不断自我超越,最终达到安心。好的诗歌作品能让他人读了以后感到动心,体验诗中情感,领悟诗中意境,同样达到安心的效果。”[7]

  必须说明的是,“安排”在纵向轴列的形式化结构,即文本生成性——由文本形式化结构的各元素质素,多属于并列关系而非递进线性关系。横向轴列呈现的接受“心动”响应度,总体也多为混交、融汇,无法量化,所以借用明晰的坐标指示,难免要冒很大风险。但考量到现代诗接受的失衡与混乱,与其放弃任何努力,听从无序,随波逐流,毋宁在不可能中寻找一点建构间隙,尝试给出某种理论轮廓,总比无数次重复那些空而疏的“完整性”“超越性”追求,来得踏实些。

  下面分别讨论两轴。

  在纵向轴列上,承载着文本的物质形态。如果没有文本这一客观对象物,所有堂皇美妙的接受说辞都是空穴来风。经验体验是占据形式化结构的头把交椅——即诗质,是诗文本最重要的生命能量,是精神、意识、情感、思维的聚合物、沉淀物。但这种对象化必须经由诗语与诗形来呈现,否则将成为水中之影。而诗语作为外露的底盘,借助诗形的脚手架,才得以让隐含其内的经验体验,搭建纸上构筑。三者相铺相成,生成诗的活体。

  除诗语外,诗形是诗的又一外在呈现。最小的外在呈现是由具体的分行、跨行做出充分诗意化的排列,最大的外在呈现是趋于某种共识度较高的格式呈现(如“豆腐干”、双行体、截句、半格律、十四行等)。这样,由诗质(经验·体验)、诗语(诗性话语)、诗形(排列·格式)共组的形式化结构,经由诗人一次次的心智活动,最后抵达文本的完型。

  当所有这些大小、虚实、轻重、厚薄、隐显的基质或元素化合、凝定为诗文本结晶时,我们说,诗文本的客观形态完全可以抽象到纵向轴列,成为可供“建模”的一部分。现在,将形式化结构作为“观照”维度,“移植”到纵向轴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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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相对客观性的纵轴列与主观性较强的横轴列便处在相互“投射”、相互“映照”的“视界交融”里,有条件为诗歌接受的辩证实现及品级,提供虚实并存的支柱。

  在横向轴列上,是对应着纵向轴列上文本结构的接受主观性。它是由一系列“心动”变现为接受响应度的——从“无动”“微动”到“大动”“恒动”。其中重要的四种:感动、撼动、挑动、惊动,分别对应在情感、意识、思维、语言四个层面上,并形成某种梯度响应关系。

  在横向轴列上,可以看到,居中的“心动”对应于较好的诗,那是带有特点、有亮点的诗。“心动”犹如钢琴键盘上的“中央C”,愈是右移,愈是朝向有所发见的好诗,直至最靠右端的“大动”(含“恒动”)则接近于恒久常新的经典文本。而居中左移的,愈向左移愈趋向接受响应的“微动”及至“无动”,那便是毫无特点的、一般化的庸诗;再继续左移到端点,则是劣诗非诗。横向轴列的五种梯度,对应于古人在艺术裁定上长期积累的“五品”:非品、下品、中品、上品、极品。

  当然,这是就一般接受情形而言。对于缺乏基本训练或过分弱质的心灵,无论是浅显或深奥、明白或晦涩,他们处于“无动于衷”中,就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内了。我们讨论的范围,是以触动为起始的。在横向轴列上,五种响应梯度实际上构成了品级共同体,以“中央C”为界,右移的好诗梯度,形成叠加(较强向更强发展)的升值关系,左移的差诗梯度,构成衰减(较弱向更弱流失)的降值关系。人们可以在这一把内化的或外显的“游标卡尺”之间,应对现代诗文本的接受现实。

 

  [1] [美]乔纳森·卡勒:《论解构》,陆扬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56页。

  [2] 胡经之、张首映主编:《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第3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85页。

  [3] [德]G.格林:《接受美学简介》,罗涕伦译,《文艺理论研究》1985年第2期。

  [4] 龙协涛:《文学阅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页。

  [5] 郭沫若:诗=(直觉+情调+想象)+(适当的文字),王独清:(情+力)+(音+色)=诗。

  [6] 参见陈仲义:《感动 撼动 挑动 惊动——好诗的“四动”标准》,《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7] 李少君:《诗歌,重回人们的日常生活》,《人民日报》2015年4月7日。

     *此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项目《诗歌审美接受研究》(14FZW005)36万字之主要观点。

  *陈仲义:厦门城市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首届研究员

  *责任编辑:史静怡

《中国文艺评论》2017年第4期 总第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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