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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彤:“炮”与“刀”——对《炮神》中一场戏的看法及其延伸

2017-02-22来源:中国文艺评论网 作者: 收藏

  内容摘要:历史传奇题材作品中的角色形象和故事情节,常常是创作者想象式地建构起来的。创作者借以想象的文化资源,影响着作品的情节设计以及意蕴表达。本文以《炮神》为例,分析了抗战题材电视剧中常见的缴获日军指挥刀的情节,指出一味遵从类型模式,追求奇观化效果,而陷入传奇化想象,将失去作品本身的精神力量。抗战剧要拍得自尊、自信和自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关 键 词:战争戏 传奇化 炮神

  在我们的抗战题材电视剧中,缴获日军指挥刀的情节多有出现,大多数电视剧对这个情节的处理都很相似,而《炮神》对这个战利品的处理却非常独特。

  在《炮神》第24、25集中,日本陆军省教育总账冈本河太中将来到山西战场视察日军战况,在前往小曹庄据点途中,遭到杨志华率领的八路军独立旅炮兵营伏击,仓皇奔命时,将指挥刀丢在战场上,被炮兵营战士刘铁头缴获。丢失指挥刀的冈本河太异常狂躁,他告诉学生日军前线指挥官枝野胜男:“这是日本天皇钦赐的军刀,比我的生命都重要。如今落在中国人手里,我受此羞辱,如何苟活于世。”说罢,他欲剖腹自杀,被枝野胜男拦住。枝野胜男劝慰老师,他会向杨志华要回指挥刀。之后,枝野胜男约杨志华见面,讨要军刀时他说:“这把刀对你来说没有多大意义,但是对于我们的长官来说,意义不一样。”杨志华回答:“要这么说的话,也可以,那怎么着你也得给我表示表示。”杨志华提出枝野胜男要用“两门九二式步兵炮、五百发炮弹”可以换回指挥刀。

  《炮神》设计的缴获日军指挥刀的情节具有独特性,在与电视剧《亮剑》和《永不磨灭的番号》中八路军缴获日本军官指挥刀的情节设计相比就更加凸显。在《亮剑》中(第6、7集),李云龙率部狙击了日军战地观察团,在与日本军官团一对一决斗之中,八路军战士魏大勇杀死了“日军华北方面军第21旅团旅团长服部直臣少将”,缴获了他的指挥刀。李云龙将这把日军将官指挥刀上交了八路军旅部。在《永不磨灭的番号》中(第28、29集),李大本事在作战中与日酋山下奉武少将白刃格斗,炮击将两人震昏,苏醒后,两人各自抓起身边的武器继续格斗,但李大本事抓到的是山下奉武的指挥刀,山下奉文抓到的是李大本事的砍柴刀。战斗结束后,山下奉文误以为这把砍柴刀就是李大本事的指挥刀。在约谈李大本事时,李大本事将指挥刀插在山下奉文站立的地上,山下奉文也将砍柴刀插在李大本事身前。双方完成了交换。

  在《炮神》中,虽然杨志华与枝野胜男的“交换”因为其他变故未能实现,但这次“交换”的口头契约事实上是完成了。需要探讨的问题出在这个口头契约的达成上。问题就是:杨志华想用一把日军指挥刀换回一批重武器的做法妥不妥?

  《炮神》的剧情揭示,杨志华意识到了指挥刀对冈本河太本人的重要性,但他更多的还是把这把指挥刀看作是一种冷兵器,其杀伤效果远不如大炮重要。所以,他认为与枝野胜男来个以物易物是合算的。但是从日本文化的角度来看,这把指挥刀的价值远不是杨志华所想的那样简单。

  新渡户稻造的画像印在1982年至2004年的5000元日元钞票上。这位日本思想家、教育家在其名著《武士道》一书中,深刻而鲜明地指出:“有一句格言称刀是武士之魂。”[1]他还分析指出:“武士道把刀当作力量和勇敢的象征。”“他佩戴在腰带上的东西,也就是佩戴在心上的东西——是忠义和名誉的象征。”[2]“知识的以及道德的日本,直接间接地都是武士道的产物。”[3]“二战”期间的日军指挥刀就是一种特别的武士刀。

  新渡户稻造生于1862年死于1933年,这期间的日本自1968年明治维新之后,开始走上发展近现代工业和军事工业的道路,开始一系列对外侵略。军舰、大炮和坦克已经取代了封建时代的武士刀,武装了日本军事力量。但是,作为武士道精神象征的武士刀,并没有退出日军的武库。我们在诸多的国内外抗战/“二战”题材影视作品中,都可以看到日军各级指挥官都佩戴着武士刀,而日军投降的场面,也常以其指挥官交出指挥刀画上句号。

  在《菊与刀》这本名著里,美国学者鲁斯·本尼迪克特指出:“军舰和大炮,只不过是永世长存的‘日本精神’的表面象征,犹如武士的佩刀是他的道德品质的象征。”[4]“武士的佩刀不单纯是装饰,而是其特权和阶级的标志。”[5]在本尼迪克特对日本文化的分析中,她特别分析了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重要性——“在30年代,前陆军大臣、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荒木大将在名叫《告日本国民书》的宣传小册子中写道:日本的‘真正使命’在于‘弘扬皇道于四海,力量悬殊不足忧,吾等何惧于物质!’”[6]“就是在日本打胜仗的时候,日本的政治家、大本营,以及军人们都反复强调说:‘这次战争并不是军备的较量,而是日本人信赖的精神与美国人信赖物质的战争’。”[7]

  美日学者都指出,日军指挥官佩戴的武士刀所蕴含的精神价值,这是超越兵器意义之上的价值。由此,我们就更好理解,交出指挥刀对日军而言是一种远比肉体打击更为严重的精神打击。而缴获日军指挥刀,就意味着抗争者的巨大胜利。

  然而,在《炮神》里,杨志华对日军将领指挥刀的价值判断却止于等同于两门火炮和五百发炮弹上。这些武器在日军看来是无法与武士道精神相提并论的。杨志华向日军要火炮,看重的是火炮可以消灭成百上千日本鬼子的肉体;而在冈本河太、枝野胜男看来,武士刀则是日本武士不可失去的灵魂。如剧情所示,杨志华和冈本河太都觉得这项“交换”合算。设若把这个“交换”条件让新渡户稻造或本尼迪克特来判断,他们的结论恐怕会让杨志华大失所望。

  多年以来,从“手撕鬼子”“手榴弹炸飞机”“不用换弹夹地机枪扫射”到《炮神》里对日寇的大规模炮击,我们的抗战题材电视剧特别喜好渲染中国军队大量杀伤日本鬼子的画面。从发泄痛恨日本侵略者的情绪来看,这么拍勉强可以理解。但是,从吸取历史经验和教训、提振民族精神品格来看,这么拍却是背道而驰。

  在战争中,消灭敌军是重要的。但消灭敌军并不是目的,目的是通过消灭其武装力量,瓦解敌人赖以发动战争的精神支柱。我们民族伟大的军事思想家孙武在《孙子兵法》中早已指出:“上兵伐谋,其次伐交,攻城为下”。而具体到每一个战役或战斗,“上兵伐谋”就意味着打击敌人的士气、瓦解敌人的意志。由此来看,在《亮剑》中,李云龙缴获服部直男军刀的同时,偷袭八路军总部的日军特种部队也得到命令撤退,这种情节设计是到位的。在《永不磨灭的番号》中,李大本事处处要与山下奉文对等,他以敝帚自珍的黑色幽默气质,用指挥刀换回自己的砍柴刀,表达了对日军的轻蔑,这种情节设置也是到位的。

  但《炮神》以指挥刀换山炮这段情节却是败笔。

  孙子曰:“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杨志华缴获了冈本河太的指挥刀,无疑于夺日军之气、夺冈本河太之心,但他转过头来就把缴获指挥刀这种对日寇精神的精确打击,转化为了对日本侵略者无关痛痒的一笔“交换”。

  创作者乃至一些观众,或许以为这种“以物易物”的“交换”合适,其实未必合适。

  在《左传·成公二年》里,有这样一段史事及孔子的评论:“新筑人仲叔于奚救孙桓子,桓子是以免。既,卫人赏之以邑,辞。请曲县、繁缨以朝,许之。仲尼闻之,曰:‘惜也,不如多与之邑。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若以假人,与人政也。’”[8]在孔子看来,曲县、繁缨虽小、虽不出地产,但这微小的礼器却是礼秩的寄托,是不能与一块土地相提并论的。由此来看,日军指挥刀与两门火炮的价值也是不对等的,杨志华做了一笔“亏本”买卖。

  在《炮神》里,支配杨志华用“刀”换“炮”的价值准绳无疑是实用主义。在他的判断中,在战场上,一把军刀只能配给一个战士,一次只能砍杀一个鬼子,远不如一炮打出去有杀伤力。而他在与枝野胜男谈“交换”条件时,其语气和神态,与跑江湖的“买卖人”的气质严丝合缝。在这场戏中,在这位八路军指挥员角色上,我们看到了实用价值观和江湖气的结合。这种角色气质,不单杨志华有,《亮剑》中的李云龙身上、《永不磨灭的番号》中李大本事的身上也有。或可说,这种气质在近年来抗战传奇剧中数见不鲜。

  同样是抗战传奇题材,我们在老电影《铁道游击队》《平原游击队》《吕梁英雄》《51号兵站》等作品中,是看不到抗日英雄角色身上有实用+江湖气质的。这种气质形成的文化土壤是今天的现实环境。历史传奇题材作品中的角色形象,常常是被今天的创作者想象式地建构起来的。而创作者借以想象的文化资源,有相当的成分来自当甚是客观的商业文化。市场经济催生了“交换”思维,也不断突破着“交换”的范围和底线。而在市场经济短期效益催动下,利润的最大化与缩短生产时间成正比,创作历史题材的传奇故事,往往省略了对历史的考校,既不研究自己,更不研究对手,强化的是对传奇的渲染,凸显的是对类型模式的遵从与奇观化效果的追求。

  看《炮神》,很惊奇于八路军一个营的火炮如此厉害,惊诧于八路军基层指挥员用“刀”换“炮”的奇想。虽然用“刀”换“炮”只是短短的一场戏,但透过它我们不难看出抗战剧要拍得自尊、自信和自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日]新渡户稻造:《武士道》,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75页。

  [2] [日]新渡户稻造:《武士道》,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76页。

  [3] [日]新渡户稻造:《武士道》,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91页。

  [4]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增订版)》,商务印书馆, 2012年,第21页。

  [5]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增订版)》,商务印书馆, 2012年,第58页。

  [6]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增订版)》,商务印书馆, 2012年,第20页。

  [7]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增订版)》,商务印书馆, 2012年,第20页

  [8]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年新1版,第640页

  *赵彤: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研究部主任

  *责任编辑:杨婧

《中国文艺评论》2017年第1期 总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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