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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岫:会通以求超胜——论中华诗词的对外交流

发布时间:2016-09-30来源:中国文艺评论网作者: 收藏

  传统中华诗词文化的当代建设,作为一个无法回避的改革新课题,摆在每位有志于文化改革的诗词家面前。传统文化是组构并蔚然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因子,不同时代可以催生领异标新的“二月花”,但只要不是无根之木、无实之萼,就必然相生相偎着传统文化这条古老的长河,自然生息。不能离开传统诗词文化虚谈当代诗词文化的改革,是因为改革命意的起点首先须站在当今历史的高度审视泱泱数千载的中华民族文化。前瞻后顾,都不可能无视这条古老的长河。任何历史时期的文化发展,都是由拓开的新起点驶向未来的新港湾,民族文化的自觉自信就建树在代代璀璨的伟大积淀之上,民族文化的历史也实实在在地记录在岁月不易的遥遥航程之中。

  任何一个文化大国的崛起,不但不可缺失对自家民族传统文化的自觉自信,还必须有博大的胸怀,以包容、理解、关注和善于学习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作为对外文化交流之国策,会通以求超胜。这是国运昌隆的当今时代赋予我们的机会和使命。

  中华的传统诗歌(包括绝句、律诗和词曲等),在域外古今通行的名称曰“汉诗”。域外创作和研究汉诗,始于汉诗东渐,迄今约已两千年之久。中华诗词走出国门,若长河喷薄倏成大海一般,借助汉字通用会意之便利,很快为汉字文化圈的文人所接受,其流波浩荡所及,深矣远矣。

  汉诗文化输出后,或多或少融入域外本土的文化,已经成了亚洲文化圈诸多国家历时千秋而挥之不去的中国文化情结。在创作中,海外汉诗诗人不但能使用中国汉语言表情达意,而且遵循中国传统诗歌之“格律”,例如在声法上辨四声,在韵法上严守韵部,在字法句法章法上讲究“诗法有承,用法无定”等,一似中国诗家作派;评论唐宋元明清历代诗家诗作诗论,所著诗话、论诗诗等也披沙剖璞,未必种种不及吾国苏黄沈袁。至今,在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地仍然活跃着一些汉诗诗社,吟作汉诗被看作是最富有文化情趣的风雅之事,也昭示着借助中国汉诗文学语言这个客体文学形式表现他国诗人审美理想的可能性。

  这种特殊文化现象,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日本明治时期汉诗诗人宫岛诚一郎(1838-1911)赠予中国诗人黄遵宪(1848-1905)的诗中曾有“幸然文字结奇缘,衣钵偏宜际此传”和“相将玉帛通千里,可喜车书共一家”等诗句。这些诗句也能代表当今世界各国汉诗诗人弘扬和传承汉诗优良传统的共同心声。

  一、花开异域,代有新声

  汉诗肇始远古扶犁、击壤之歌,继之三百,史代更兴,诗脉绵绵至今,又传诵异域翕然成风,其声磬之和,嘤鸣之盛,亦中华诗歌文化不绝骚香之盛事。

  诗非小道,斐然公器,人间不可无诗。无论高轩雅唱,草野讴吟,俱与民风雅俗、世道盛衰通得消息。吾国历史上的盛世时期,文化的对外输出与辐射都是宏大的文化产业。两汉、隋唐、两宋及明清盛世时汉文化的深远影响,向世界展示的不仅是中华文化的神秘魅力,更是一个东方文明古国繁荣强大的综合国力。

  诗会修禊,吟社结集,海内外皆自古有之。东晋兰亭,盛唐竹溪,宋末月泉,清初西泠,辛亥南社,代有钟磬相和,代有诗集刊世;东瀛江户时期的玉池吟社,明治时期的下谷吟社、茉莉吟社、星社的汉诗诗人皆能持奇觚异撰,桴鼓相应,一时蔚然汉诗之盛。日本诗歌史上的汉诗首选集《怀风藻》(辑60家诗120首),编篡于奈良时代(710-784),正值中国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至9世纪,日本平安朝又敕撰了三部汉诗集,即嵯峨天皇(810-823在位)时的《凌云集》和《文华秀丽集》,淳和天皇(824-833在位)时的《经国集》。此汉诗三集成功展示了日本平安诗风的新气象,以及日本汉诗由研习秦汉六朝而追慕隋唐诗风的嬗变历程。700年后,光绪九年(1883年,日本明治十六年)日本岸田国华专程携带东瀛各家诗集到中国,恭请著名学者俞樾编选日本汉诗。

  域外创作和研究汉诗由来已久。汉诗作为某些国家的文学门类,被列入“国学”范畴,能在汉诗领域从事教育、创作或评议的学者皆非等闲文流,研究著述亦非一般浮蚁之说。仅日韩两国裒集吾国汉诗之富或出中华诗人之意外,至今尚有残卷孤本为吾国之无,其历代汉学家所著评论汉诗的各种诗话,累积达百种以上,所辑名家诗集亦近二百种,堪称洋洋大观。

  汉诗融入域外本土的民族文化,或非单生汉诗一脉,例如汉诗对日本文学的影响不仅丰富了日语语汇量,刺激了和歌等本土诗歌的嬗变,而且结合汉魏六朝传奇文学和唐本事诗等,还催生了物语文学。另外,随同汉诗输出的汉诗文书法,亦为诸国文人墨客之共同雅好;朝鲜研习中国明清文人画而讲究汉诗题画,遂成“清品一格”(又称“君子清品”),未必不逮清末手笔。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汉诗的流波深远,吾国宋代而降的诗话、论诗诗等接踵而至,使域外诗学又旁生汉诗诗学研究一脉。以日本和朝鲜为例,日本池田胤则在大正十年(1921)编纂出版《日本诗话丛书》十卷,收录了64种(其中《东人诗话》为15世纪朝鲜汉学家徐居正所撰);韩国赵锺业教授编纂出版的《韩国诗话丛编》17卷,汇集朝鲜诗话105种。

  20世纪20年代以后,经济不振,兵燹祸起,汉字文化圈国家的汉诗相继衰落,交往亦趋冷落。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中日汉诗交流亦渐见复兴,文化的双向交流亦日益发展,日本汉诗再次引起了文化人的广泛注意。如今环球诗苑,汉诗交流日渐频繁。海外诗鸿翩翩来华自不必说,在东亚文化圈内每年往来访问之汉诗诗人均有数百名之众,日、韩、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国的诗社不但适机访谈,而且定期举办汉诗讲座和研讨会。2003年3月21日,日本汉诗界和汉诗文书道界的名宿在东京汤岛圣堂大成殿(明末流寓日本的学者朱舜水监造)成立了“全日本汉诗连盟”,现任会长是石川岳堂先生。这是汉诗东渐日本1400年来的首创之举。现在日本北海道、茨城、群马、千叶、东京、鸟取、四国、福冈等各都县也陆续成立了地方汉诗连盟,登记喜好汉诗创作的诗人已近万人。从2004年起,全日本汉诗连盟又开始创刊发行《扶桑风韵》。此汉诗专刊已成为当前日本诗人发表汉诗和汉诗书道的重要刊物。各种迹象表明,为日本汉诗诗人所企盼的“春风吹又生”的汉诗新时代正在到来。

  汉诗源远流长,远播全球,已非中华民族文化之独秀,当为世界诗人之共雅同赏。日本11世纪编成的《和汉朗咏集》,辑录过两国汉诗195首。此乃域外国家首选中日两国汉诗成集。此集问世,忽忽已逾千年。地球渐小,各国诗友携手弘扬汉诗传统,大有雅唱荟集、共相砥砺之必要。如此,或可云蒸霞蔚,浩然成观,方便博览一代诗艺之新貌;或可荆枝雁行,有裨研究,振励探索千秋源流之变迁。有鉴于此,笔者接受吾国诗人和日本渡边寒鸥等诗人的建议始编《全球汉诗三百家》,广蒐廓邀,历时两载,辑选全球15个国家和地区的著名汉诗诗人324家,以年齿排次,辑1810首。其中,中国诗人186家(含港澳台地区12家),日本百家,韩国10家,又美、法、加拿大、西班牙、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国28家,当今全球汉诗新趠之盛,足见一斑。

  二、诗结情缘,骚香不绝

  当前文化改革的东风正遒劲勃发,充分利用国内外双向文化资源,一则借汉诗为对外文化交流的友好桥梁,积极发挥文化桥梁纽带作用,一则扩大汉诗的文化资源共享互惠的影响,通过加强汉诗文化交流,构建民间人文交流的机制,积极借鉴域外汉诗创作和研究的经验,别开域外只眼,甚有必要。如果我们能以开拓的胸怀和眼光研究域外汉诗,不但可知汉诗文化在域外的传播、植根和繁衍,还能从域外的汉诗文学的研究和批评中照镜了然,反鉴自己;或声磬相和,或独见可采,或增阙补遗,或互资参酌,都会有利于促进中华诗词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1. 声磬相和

  为太平洋环抱的汉字文化圈的国家,车书同式,风月同天,诗道之盛衰迁移,往往前后不出50年就会声应气求,附会动静,而且结局又总是变而不失雅正,大致相同。江户初始,正值明代万历攻击“狂禅”,斥佛教为异术之时,日僧虽不再西向,渡日僧人却络绎不绝,如超然、隐元等,皆为明清文化东渐的传播者。之前,汉诗其源流正变,虽承平安时代的唐宋气息而来,却在五山时代(1192-1602)标榜醇雅清寂后拓出新局。江户中期,幕府为了巩固其“幕藩体制”推崇宋儒朱熹的理学为官学,与清初统治者力倡程朱理学遥相呼应,文人多排奡登堂,致使五山汉诗的禅悦之风渐趋式微而儒学诗风遂盛。

  万历(1573-1620)中后期,抨击“前后七子”的复古思潮而崛起的“公安三袁”主张“辞达”为要,反对复古之“繁、乱、艰、晦”,然而过分强调不拘直言,高倡“宁今宁俗,不肯拾人一字”,后来因矫枉过正仄入旁径,文风反为“浅、俗、平、冗”所弊。这时因复明无望而流寓日本的明儒朱之瑜(朱舜水,1600-1682)被幕府聘为庠序之师、国师,正在提倡荟萃儒学精华的“理实学”,对日本儒学大兴产生着重大影响。与朱同时赴日的学者陈元贇(1587-1671)携来《袁中郎全集》,后来在日本汉诗界也掀起过轩然大波。当时以荻生徂徕(1666-1728)为首的汉诗人推崇李攀龙和王世贞等“明七子”复古流风,批判宋学,力主古文辞学。汉诗作品唯上六朝,下中唐,或舍律而古,或取风李杜,似与中国明代嘉靖、隆庆时文风相追随。

  德川中期,尤其是天明(1781-1788)前后日本汉诗人尊宋,鼓吹范(成大)、杨(万里)、苏(轼)、黄(庭坚)、陆(游)。江户诗人本来寝馈汉籍殊深,故此时创作愈重才情学问,并于唐宋以来字句篇法等莫不留意。例如诗用虚字一法,自古有之。

  江户多汉儒,汉诗主要是文人诗。南宋刘辰翁《须溪集》卷六《赵仲仁诗序》说:“后村(刘克庄)谓文人之诗,与诗人之诗不同”,此言甚是。待清朝乾隆、嘉庆后的“考据”学风影响到日本儒家和史学界,汉诗创作便自然出现了列典如阵的拟古主义和絺章绘句的形式主义诗风。如古贺朴的一句一典诗,赖惟杏坪的“代语诗”等,矜奇炫丽,皆属例类。

  2. 独见可采

  域外汉学家多数自幼接受汉文化教育,有的长期寓次中国,饱读汉籍,淹贯古今。他们对汉诗的研究是全方位的,又敢于抒发独见,故不乏抗志高远而冥心独往者。例如韩国古贤李仁老(1152-1220)《破闲集》对唐宋人文集在朝的传人以及作品入朝时间,考核精赅,极有助益。换个角度看,其考核也能反映唐宋人作品在域外的传播情况。

  以诗论诗,始于杜甫《戏为六绝句》,后经唐之元白,宋之苏黄、陆杨,炉冶一体,又金之元好问,明之王世贞,清之袁枚、张问陶诸家,独标真谛,使论评规矩变化,各有所观,于是门墙渐高。其实,清诗界各家主张不同,流派各异,日本将袁枚置于诗界领袖的高位,树大招风,或获不虞之誉,也遭到“纤冶”之类的苛责。如广濑淡窗《随笔》云:“袁才子讥宋元诗为诗中文。予谓宋元虽坠理窟,犹有真率之趣,悠永之韵,性情未离,不失为诗。清人往往以议论为诗。反覆辨难,无复余蕴,其去性情愈远,则纯乎文矣,非诗也。子才其可不自省乎?”这种批评岂止直刺袁枚,对一味蹈厉局新而古意渐逝的清诗界,以及唐宋元明后“不知如何作诗”的中日两国诗人来说,也是一种针砭。

  3. 增遗补阙

  中华诗论古籍历代散佚甚多,或可从域外东邻书录和藏书中觅得,此为幸甚。倘若东邻不但珍藏了残楮片叶,还有明眼鉴识,归纳整理,著书立说,那就幸甚至哉了。

  日本来华僧人空海(遍照金刚)在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回国,所编著之《文镜秘府论》,留存了吾国已告遗失的7世纪至8世纪末大量诗文散论。例如初唐上官仪(约605-664)著所《笔札华梁》一书,早佚,而《文镜秘府论》南卷的“文二十八种病”、东卷的“二十九种对”及北卷的“论对属”,还保存有此书论病犯、论对偶的资料,故弥足珍贵。

  又作者佚名的《文笔式》,吾国古文献皆不见录。《日本国见在目录》记有“《文笔式》二卷”,也作者佚名。此书传入日本较早,《文镜秘府论》中录有此书部分原文。《文笔式》论及对偶方法有12种(格),除的名对、隔句对、双拟对、异类对、双声对、叠韵对、回文对、联锦对与上官仪所论相同外,另有互成对、赋体对、意对和半对四种。这些对偶方法至今仍在使用,能窈深探源,当然很有价值。

  又已佚的唐代崔融的《唐朝新定诗格》、王昌龄的《诗格》等,也部分留存在《文镜秘府论》中,今人虽然未窥全豹,但能增遗补阙,骚香不绝,也有音流弦外之妙。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朱舜水(1600-1682)在明所作文字,唯《姚江诗存》录15首外,只字难寻。朱公流寓日本22年之文字,吾国亦别无所传。所作铭笺、赋赞、书简、诗文散论之类,以及个人海外教育、研究、生涯等诸多资料,幸从水户侯西山公编次的《朱舜水先生文集》(俗称水户本),又加贺侯松云公使儒臣源刚伯编次的《明朱徵君集》(俗称加贺本)等刊本,及其友朋门人的传记、诗赋等,得以传录至今。朱公流亡东瀛,实出无奈,然而有史传今,学问教业能藉域外著录灿然西归,既可供研究参酌,亦堪填补史阙。

  4. 互资参酌

  在创作构意、谋篇章法、修辞技巧,以及诗家评鉴、流派影响等方面,如果摒弃北枳之见,各国古今汉诗及相关研究皆可互资参酌,当不必以时代地域限也。例如诗歌作法,应为域内外汉诗人共享。指有长短,艺别高低;如何活学活用,但逢佳构大手笔,尽可以借鉴参酌。同种诗法,不妨看看域外诗人如何寄情措语,如何翻覆如丸,造化在手,必然有助于自身慧烛长明。

  以朝鲜诗为例,曹植《偶吟》:“人之爱正士,好虎皮相似。生前欲杀之,死后方称美”,精得比义,妙在生死对举,讬讽在有意无意之间;又吴庆《山中书事》:“雨过云山湿,泉鸣石窦寒。秋风红叶路,僧踏夕阳还”,雅致平和,写景但凭所见所闻,妙在依次点化,诗笔如绘;又李奎报《蓼花白鹭》:“翘颈待人归,细雨毛衣湿。心犹在滩鱼,人道忘机立”,语不必深,点到为止,妙在反笔寓讽,精警夺目;又李嵒《奇息影庵禅老》:“浮世虚名是政丞,小窗闲味即山僧。箇中风流亦有处,梅花一朵照佛灯”,极虚极活,难得闲笔能逸,妙在“梅花一朵”点醒风流;又柳方善《雪后》:“腊雪孤村积未消,柴门谁肯为相敲?夜来忽有清香动,知放梅花第几梢”,低回清婉,风情一注,自然销魂,妙在花开意外,静中香动。好诗幸逢明眼识得,须信骚香不绝,代有新声,读之可增笔力。

  修辞,属于诗歌创作形式、技巧范畴,是一种创造性的语言艺术加工活动。诗人运用比喻、夸张、比拟、映衬等多种方法加工语言,能使表情达意更加精美准确、形象生动。巧擅修辞,可以减少盲目性;数种修辞方法的灵活并用,还会使作品兼收多种艺术效果。修辞研究的历史,实际上也是诗歌创作由盲目向自觉进步的阶进史。

  袁枚逝后百年,日本岛村抱月的《新美辞学》、武岛又次郎的《修辞学》、池田四良次郎的《文法独案内》等修辞学著作陆续传至中国。上世纪初,最早引进东瀛修辞新著的龙伯纯(生卒年不详)曾著《文字发凡》(上海广智书局1905年出版)一书,梓行于世,对吾国近现代诗文学的研究留下了重大影响。这是中华诗学东渐影响东瀛,而后东瀛整装端饰,翩然西归的一种文化现象。延至现代,又有董鲁安的《修辞学讲义》(北平文化学社1925年11月出版)、张弓的《中国修辞学》(南开英华书局1926年6月出版)、王易的《修辞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6月出版)和《修辞学通诠》(上海神州国光社1930年5月出版),以及陈介白的《新著修辞学》(上海开明书店1931年8月出版),著者自序坦然陈述参考了日本辞章学家岛村抱月、五十岚力、佐佐政一等人的观点,因受东瀛影响,多沿袭流行体例,或参考引进东西方心理学和美学理论,内容增新,编次偏异,其陆续成书,洵为后学之津梁,都能一醒当时论坛枯寂。

  其实,日本学习并汲取中国汉文化等外来文化的做法本身也足资借鉴。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的学者之间流行一种说法,即“日本大量汲取中国古代汉文化的能力,是促使日本文化迅速发展从而成功缩短跋涉历程的重要原因”。笔者非常赞同这个观点。因为日本文化在五六世纪还处于相当落后的低洼谷地,弹指200年后便腾跃而入平安文化的辉煌时期,这与及时有效地汲取唐朝大量汉文化(尤以唐朝诗文影响为甚)有很重要的关系。古代日本对中国文化的追摹和熔融,决非一般意义上的翻译、欣赏和研读,而是以汉语言文字直接投入汉语诗歌、散文、诗话等文学与研究的创作,汲取客体文化并将其熔融于本土文化之中。所以,我们在日本、朝鲜美术以及除汉诗文书法外的其他书道等领域中常见的那种汲取并熔融汉文化以丰富本土文化的自主性,虽然隐约存在于当今域外汉诗创作的构意之中,但为汉诗创作这个客体形式的特殊性(须用汉语言文字、遵循声律等)所限,1400年来未出现全然蜕变般的浴火重生的现象,确实是“幸然文字结奇缘,衣钵偏宜际此传”的文化奇缘奇迹。

  三、高瞻远瞩 美美与共

  现在,无论面对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利比亚冲突等政治军事的风云诡谲,还是印度洋海啸、汶川地震、日本海啸等重大自然灾害,域外汉诗人亦同中华诗人一样,自认诗笔担责,在所不辞,创作了不少关注时代和民生的好诗。中国需要好诗,亦愿人间多得好诗。大美共享,大雅共存,实乃当今世界先进文化发展之必趋;为域外汉诗之鼓与呼,实乃为中华诗词文化之鼓与呼。

  文化交流中的双向影响,应该看作是“交流”与生俱来的重要特质。越是维护民族的,就越需要扩充高瞻远瞩的国际视野,激活“本土为基,外为我用”的双向思维。所以,欲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务必利用吾国诗词文化之优势,宣传、鼓励和支持海外汉诗的研究和创作,主动广泛地参与国际间的诗词文化对话,促进诗词文化的相互借鉴,方能会通超胜,形成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的对外文化交流的良好局面,以增强中华诗词文化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

  基于此,笔者提出几点想法。首先,配合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和孔子学院的设立,将欣赏与学习汉诗列入其中华文化课程,派遣代表国家水平的“中华诗词讲学团”隆重开设“中华诗词文化系列讲座”,有计划地宣讲中华诗词文化。争取和鼓励国内外有关学术团体、艺术机构等发挥建设性的文化支撑作用。其次,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学习借鉴一切有利于加强中华诗词的当代建设的有益经验和研究成果;建立面向域外的中华诗词文化对外交流中心,购置或争取获赠一批域外汉诗汇集和研究书籍;组织较高层次的翻译,向域外推介吾国古今诗词研究的优秀成果和诗词创作的精品。再次,适时由中华诗词研究院和中华诗词学会联合举办“国际汉诗友好”竞赛活动或“国际汉诗友好文化节”,或争取国家重点旅游胜地的支持,组织“汉诗之旅”,让中外诗人在游览胜地的同时,吟诗联唱,切磋诗艺,增进友谊。活动结束,编辑出版优秀作品集或纪胜雅吟,赠送参赛者、域外汉诗诗社和诗人。最后,支持海外汉诗连盟和汉诗诗社开展中华诗词的座谈会、吟唱会和专题讲座等雅集活动,设立中华诗词文化国际传播贡献奖,以鼓励那些为中华诗词在国际传播活动中作出贡献的诗词家、教育家和研究者。

  中华传统诗词是当代中华诗歌文学厚重的底色。当前时代生活的气象万千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诗词家在自觉的创造性活动中,驰骋想象,以丰富的生活酝酿和变化无穷的表现技巧,为当代中华诗歌文学创新的辉煌不断增添着缤纷的色彩。研究和支持域外汉诗,无疑会为中华诗词的当代建设带来重要的契机。

  不择细流,有容乃大,大川方得漫汗浩荡。居近识远,广求博取,开拓眼界胸界,所谓“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当不难期望更加辉煌之未来。

  *林岫:中华诗词研究院顾问、教授

  *责任编辑:吴江涛

《中国文艺评论》2016年第9期 总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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