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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立文:老骥伏枥 壮心不已, 文化立命 万有相通

发布时间:2016-07-05来源:中国文艺评论网作者:张立文 收藏

构建中华民族当代哲学精神的一位学术大师

老骥伏枥,壮心不已

文化立命,万有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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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世英先生是当代著名哲学家、中西哲学史家,他在哲学界、文化界、学术界,都享有崇高的地位。张先生已度越了米字寿,我们期盼到茶寿(108岁)时再来向张先生祝寿。他为人为学的精神,值得我学习。我读他的书,《天人之际》也好,《进入澄明之境》也好,都得到了很大的启发。使我能够再进一步思考一些问题,也使我的学术思想有新的促进。张先生作为学者的生命智慧和创新思维,有这么几点值得我学习。

      其一,老骥伏枥,壮心不已。曹操在《步出夏门行》中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我非常敬仰他95岁高龄的暮年,仍然在思考中华文化未来发展的新形态、新命运,真是志在千里。他伏案写作,新思想、新观点不断涌出,可谓壮心不已。这体现了中华民族知识分子优秀的品质。很多人到了80岁,觉得自己退休了,应该好好休息,享受生活。但是张先生却依旧继续他的学术生命,不断提出精到的、独创性的思想。像叶朗先生说的那样,他是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他为学术而生,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而贡献力量。这点非常值得我学习。我有时候想,我已经八十多岁了,也应该歇歇了,家里人也说你不要干了,早应该退下来了。但今天我看到了张先生,他的精神对我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其二,文化立命,生命智慧。张先生有一种为生民立命的观念。他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学术,以学术彰显生命价值,两者相得益彰,始有今天的成就。他又以文化立命,把自己生命、命运融入中华文化生命、命运中去,与人民、国家的生命、命运联系在一起。这种观念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一种高尚品格和精神,我看了他的《从万物一体到万有相通》,副标题是建构之中的中国文化新形态。这里可以看出他为建构中华民族的文化新形态而努力的信念。这种观念实际上是一种民族担当,也是对中华民族五千年来文明史的一种再思考,再反思。

      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不断的发展,不断的繁荣,不断的创新,正是有一批知识分子,文化精英不断努力的结果,也是一代接一代不断智能创造的结果。正因如此,中国才成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当中文化传承唯一不断的民族。中华民族文化的不断发展、创造,都是知识分子生命智慧的体现与再创造。张先生正是体现了从文化立命到生命智慧的创造过程。今天十卷本的出版,其内容之致广大而尽精微,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

      其三,立足创新,会通中西。如果没有继承,就不能有发展;如果没有发展,也就没有什么创新。继承是学术发展的根基,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是源头活水,有创新才有学术哲学的未来。张先生继中西往昔之绝学,不仅继承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哲学传统,同时,也继承了西方的文化哲学传统。这个确实很难得。蔡元培在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序中说,如果只通中国汉学,而不通西学,就不可能构成中国哲学史。他也指出,当时有些人只通西学,有些人只通汉学。所以,就不可能构成好的中国哲学史。他认为胡适禀有汉学的遗传性,又兼治西学,所以能容易写出中国哲学史。张先生既精通黑格尔和康德哲学,又兼具中国哲学功底,兼通中西,他既继承了西方古代哲学,也继承了西方现代哲学,同时他对中国现代哲学、中国古代的思想也很精通,这一点从《哲学导论》当中就能够体现出来。同时他又做中西哲学、美学的、文化的比较研究,探究两者的优缺点和特点,并中其肯綮。基于全球的观念和视野来统摄中西哲学,体现了他思想独特的创新之处。

      其四,关注现实,唯变所适。张先生的思想随着时代的变化又不断适应变化的需要,不断建构自己独立的见解,精辟的意见。张先生永远站在时代的前沿来思考问题,提出问题,创新观点。他在《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中说:在此以前,我的主要研究范围是西方哲学史……文化大革命后,其所考虑的集中在哲学何为与中国哲学向何处去。两者在《哲学导论》后又集中研究人生境界与民族文化的关系,写了《境界与文化》,以补《哲学导论》之不足,不断唯变所适。张先生之所以能够做到与时俱进,我想是因为他以人类的意识和全球的视野来观察中国当前的现实和世界的现实。他能够站得高,看得远,能够为时代的未来提出他的新观点和新意见。

      其五,万物一体,万有相通。我看了张先生在《哲学导论》和《万物一体,万有相通》对其所说的他要建立一种超越主客二分式和自我主体性的新的万物一体的哲学观,很激动,他在耄耋之年,仍然深思新哲学观。他在思考问题时,出入中西古今哲学、文化思想,然后究各自特点,而提出自己的新观点。这个确实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我们的思维往往有种习惯性的定式,从而存在一些先入为主的思想,不能破旧立新。但张先生能够审察其中的奥妙和各自的特点和不足,从而能够做出非常准确的、精到的一种希望的哲学。具体来说,怎样能够做到万物一体,万有相通呢?我想,张先生是具备这么几点的。

      一是中外通。如果说万有相通,没有中外通的话,确实也不可能提出独立见解,进行精辟论述。他对中国天人合一思想做了分析,提出了万物相通的思想。二是古今通。如果说古今不通,古不通的话,不能到今,今不通的话,也不能溯古,所以古今相通,应当对于西方的古代、现代哲学,中国古代的哲学和中国的当代哲学,都是圆通的。所以他能够做到万物相通。三是道器通。中国哲学讲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张先生有顶层的高度的哲学思想架构,即他对形上之道,有比较准确的阐述。同时,他也能回到生活,书中对生活的一些回忆,对导师的回忆,亲人的回忆等,都做了很详细的记录。所以张先生既有形上之道,也有形下之器。四是情理通。张先生是有浓厚情感的人。当然他对于中国美学艺术之理,哲学文化之理都有很高的阐述和建构。但是他和夫人之情,师生之情,好友之情,都体现了他的浓厚的情感,很令人感动。中华民族是讲情的民族,讲爱的国家,张先生爱学术、爱哲学、爱国家、爱民族之情,在其随笔、回忆录中深深地流露出来。

       从这五点来看,张先生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非常敬佩张先生的精神,我想这五点是今后我学习的榜样。我祝张先生身体健康,寿比南山。

       *张立文: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孔子学院院长

  *责任编辑:韩宵宵

《中国文艺评论》2016年6期 总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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