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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朝全:民族集体记忆的文学记录与表达

发布时间:2016-06-08来源:作者:李朝全 收藏

  长征是“一次惊心动魄的远征”,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部篇章,也是人类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一道精神轨迹。长征创造了英文中的一个新词LONG MARCH。中国的远程系列火箭也以“长征”命名。在形容一项艰巨繁重的任务时,我们用“二万五千里长征”来表达;而为了强调一项事业起步艰难、任重道远时,我们用“万里长征迈出了第一步”来形容。

  长征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人类壮举,更是一种不可取代的、永难磨灭的人类精神记忆。经过80年的岁月淘洗,长征已经沉淀为中华民族集体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铸就民族精神和国家品格的一项重要内容。80年来,文学在对长征的书写和表达方面的贡献尤为卓著。

  一、长征题材文学创作的三个阶段

  对长征的文学书写几乎与长征这一历史事件同时起步,至今已逾80载。除了“文革”及其前后近20年间几乎没有关于长征这一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外,其他时间都有长征题材的文学作品发表或出版。根据创作题材与内容、主题与风格,大致可以将长征题材的文学书写划分为三个阶段。

  1.长征时期及建国初期:在场书写与及时记录

  毛泽东1934—1936年在长征期间创作的一系列长征题材诗词可谓是对于长征最早的文学书写。包括《十六字令三首》《忆秦娥·娄山关》《清平乐·六盘山》《七律·长征》和《念奴娇·昆仑》《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沁园春·雪》等。

  陈云1935年8月撰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是最早的长征回忆录和纪实作品,被认为是“第一位向世界口述红军长征的人”。而他的由1936年开始向参加长征的红军将士征集长征回忆录等文稿编辑而成的《红军长征记》可谓是关于长征最直接、最鲜活的第一手资料。这部作品集于1937年2月编辑完成,1942年正式出版,收入董必武等人撰写的百余篇纪实。埃德加·斯诺1936年在陕北采访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创作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是关于长征访谈录的一部重要作品。

  亲历者对长征的回忆叙事构成了长征文学书写的第一个高潮。在长征结束后和新中国成立前出版了一大批红军长征故事、日记、回忆录等作品。例如,1947年由冀南书店出版的、陆定一等人撰著的《长征的日记》,晋察冀边区西北印刷局出版的、阿大等著的《中国红军长征的故事》,1948年东北书店出版的《长征故事》,1949年华东新华书店出版的《红军长征故事》、5月由上海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国人民解放军突围史实》等。

  最早的长征书写基本上可被视为一种在场书写和现场书写。这些作品的创作时间距离事件发生最近,当事人的这些追忆、追述和访谈等回忆性记述更为准确、真实,可信度高,保留了关于长征历史本身最珍贵的原始文字资料。

  新中国成立后,长征题材创作发表的代表性作品有王愿坚的短篇小说《七根火柴》和《三人行》(收入短篇小说集《普通劳动者》),陈其通的话剧《万水千山》,陆定一的散文《老山界》《金色的鱼钩》、陈昌奉的回忆录《跟随毛主席长征》、杨得志的《强渡大渡河》、杨成武的《飞夺泸定桥》,肖华创作的《长征组歌》以及张士燮、朱正本等整理编创的歌谣《十送红军》等。这些作品都是关于长征的及时记录和艺术表现,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有不少短篇作品还被收入中小学语文教科书,至今仍深受读者听众的欢迎和喜爱。

  2.1980年至20世纪90年代:长征题材创作走向深入和创新

  在沉寂了近20年之后,自80年代中后期开始,长征题材创作涌现出一批优秀之作。长篇小说方面,有魏巍的《地球的红飘带》、黎汝清的《湘江之战》、邓一光的《走出西草地》、赵蔚的《长征风云》,中篇小说有乔良的《灵旗》、张弛的《甲光》,纪实有王朝柱的《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等。1985年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出版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也是这一时期出版的有世界性影响的纪实作品。

  这一时期创作更多地采用了虚构和小说的表现手法,除了像《地球的红飘带》这样重视全景式地描述长征历程的作品外,也有专注于对长征过程中一个战役或事件的叙事,如《湘江之战》和《灵旗》都注重描写血战湘江。张弛的《甲光》则独辟蹊径,开掘西路军西征失败这一题材。这个时期的长征书写在文体、题材领域和表现手法、历史思考视角和力度上都有所深入与创新。《灵旗》聚焦湘江战役这一红军伤亡过半的关键一战,是一曲战争的挽歌与祭文,试图超越战争敌我双方是非对错的简单判断,深入质问历史本身偶然与必然之关系,提出所有的战争无论正义与否都是违反人性的这一新颖的历史观,曾引起较大争鸣。《走过西草地》以崭新的角度描写中国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数次过草地,聚焦红四方面军中一群被称为“改正队”“甄别队”的“犯人”。这些人员大都是极左路线的受害者。他们在漫漫远征途中,一面肩负部队物资的重担,一面勇猛作战,同时还要忍受着精神上的沉重压力。但他们从未放弃红军必胜和革命到底的信念,相互鼓励,走出了茫茫草地。作品着力凸显这支队伍和这群人身上所焕现出来的那种英雄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光芒,在他们身上寄寓着中国的未来、人类的未来。短篇小说如李本深的《丰碑》,讲述一个因物资匮乏宁愿自己被冻死的军需处长的感人故事。

  3.2000年以来的创作:重视人物刻画和探察历史细节,追求史诗性格局

  新世纪以来,长征题材文学书写呈现出崭新格局,与以前重视事件描写和对领袖人物的塑造不同,此期创作更重视人物刻画特别是红军战士等普通人物的刻画,重视细节,关注历史角落以及被遗忘之人与事,挖掘更为深入、细致。同时,注重全景式、史诗式格局的营构,书写更为宏阔和全面。对长征的思考也更为深刻并且有创新性的突破,将其提升到人类发展史上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一桩大事件的高度,突出一群人为了坚定的理想信念进行长旅、奋战与抗争的普适性主题。

  代表性作品如董汉河2001年出版的纪实《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打捞西路军历史,书写“后长征”故事。——长征结束后,1936年冬1937年春西路军在河西走廊惨遭失败,其中的1300名女战士受尽摧残和蹂躏,之后又长期蒙受不白之冤。2014年,女作家张春燕的《向东找太阳——寻访西路军最后的女战士》对健在的女战士进行抢救性采访,留存了珍贵的西路军“历史影像”。王树增的长篇纪实《长征》在长征胜利70周年前夕出版,获得“鲁迅文学奖”等重要奖项,影响甚大。吴东峰和朱继红则从细节入手,用人物、决策、谋略、地里、鼓动、表率、纪律、觉悟、互动、交战、艰险、牺牲等主题词串联起长征历史,写出长篇纪实《长征——细节决定历史》。江西赣南作家卜谷与众不同,关注红军长征远行后留下的遗产,创作了《红军留下的女人们》《为毛泽覃守灵的红军妹》等一批纪实作品。

  二、长征题材文学创作的成就与特点

  1.体裁的多样性

  长征的文学书写体裁丰富多样。既有如毛泽东、林伯渠、陈毅、张爱萍等人创作的感怀长征的诗词,也有像《十送红军》这样脍炙人口的歌词,《长征组歌》这样的大型组歌。既有虚构的长、中、短篇小说,也有非虚构散文、纪实、回忆录等,还有儿童文学作品,如袁鹰的儿童长篇小说《小红军长征记》。

  2.注重对历史的文学叙事

  长征的文学书写是一种对历史的文学叙事,是对一段历史或史实进行文学描述,是由作家完成的工作,注重文学性。由历史学家完成的历史书写讲究的是“不讳恶、不隐善”的春秋笔法。非虚构作家追求的则是相对客观的纪实,“至少在事件、人物和历史流程上不能有丝毫的虚构”(王树增语)。所有历史都是当下史,都是“活的历史”。非虚构作家的创作,以其敏锐的感知和独到的发现,通过形象的方式,实现了历史的复活,使历史成为一种新鲜的体验,走进了读者的视野。

  历史学家更关心“事”,更注重记事,寻找和搜集的是历史事件、史实史料、实物证据等,彰显的是历史进程中集体的意志、领袖的作用,基本遮蔽了普通个人的表现与表演,遮蔽了个人的理想、信念和精神。文学则是“人学”,作家更注重写人,更关心个人、普通人和个体生命,更关注人物的性格心理与命运遭际。王树增为了创作《长征》,花费近6年时间收集研读史料,采访上百位老红军,并数度重走长征路,“在寻找那些为了这个理想(创造一个崭新中国)而献身的普通战士的往事上尽了极大努力”。他要竭力表现和彰显的,更多的是关于个体生命,是关于普通人不屈的理想、不灭的信念和顽强的抗争。这恐怕也是作者在全书开头首先推出普通红军战士并在书中运用大量笔墨来描写、刻画和表现普通战士的主要原因。

  对长征的文学叙事,也记述事件和史实,但更注重对生动情节的描述,重视对事件中人物心理活动的描摹,注意对历史环境、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等的渲染。这些都是历史叙事所匮乏的。

  情节和细节是文学作品的血肉。对历史的文学叙事,特别讲究挖掘和披露众多栩栩如生的细节。在作家眼里,历史大概就是由无数的细节组成的。细节决定成败,细节决定命运,细节同样可能决定历史。王树增说,他在写作《长征》时,“感到最困难的是所有可见史料对历史事件细节记述的匮乏”,因此,为了获取真实的细节,他经过了艰苦的考证、收集和鉴别的过程。譬如,这部作品写到,在长征伊始,红军第六军团长萧克作战时所依据的地图是从中学课本上撕下来的;英国传教士薄复礼跟随红军度过了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年半时光,在被释放时,萧克主持了一个小小的欢送会,红军特地为他准备了一只鸡品尝。类似这样的细节,都非常文学地表现了红军处境的极度艰难以及对帮助过自己的人的“令人惊异的热情”。丰富的、形象的细节赋予了这部作品较强的艺术性和可读性。吴东峰、朱继红的《长征——细节决定历史》更是用细节来结构全书,更容易吸引读者的关注和阅读兴趣。

  对历史的文学叙事,更注重提炼和开掘精神层面的深刻内涵,弘扬历史境遇中人的高尚精神。王树增在《长征》这部作品中,始终将长征这项旷世壮举放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来考察,竭力提炼的是长征这一伟大行动所蕴涵和映射出的那一群人的不灭信念、坚定追求和永恒理想,从而使长征精神具有了“泛人类精神”的意味。在作家们看来,长征精神是人类的一种公共精神资源,它可以不断地被用来构筑和支撑人类的精神大厦。从这个方面来说,长征永远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永远是一个写不完的革命历史题材;长征已经入选过去1000年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百件大事之一,长征精神还将继续影响中国乃至全人类100年、1000年。

  《向东找太阳》作者张春燕把她能够采访到的西路军女战士——几乎都是百岁老人的命运遭际逐一采写下来,凸显生命中须有坚贞不渝的信念支撑,要坚守理想和信仰这一主题。当年的这群女战士尽管大多被俘虏,受尽各种凌辱、伤害和非人性的折磨,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她们一生的经历坎坷而沧桑,但是她们都有一种坚定的信仰,坚信自己的理想追求和人生抉择是正确的、有价值的。因此,这部作品在引导读者重温历史的同时,实质上是在重申信仰之美、崇高之美。这群女战士经历了血战,经历了无尽的屈辱与损害,但却依旧顽强乐观地活了下来,始终都在默默无闻地为国家劳动、建设、奉献,不求回报不图荣誉。从这些沉默的普通人身上发现崇高的精神,正是这部作品的主题。正如作者在书里写到的,这些女战士的历史,虽然已过去了70多年,但是她们的历史今天与我们重逢,给我们带来很多现实的启示。这部作品的出版,对于西路军诸多历史问题的迷雾是一种可贵的澄清和纠正。而女战士们的理想信念及悲壮人生对于今天的年轻人亦富有启迪意义。那位强悍的女战士刘汉润在给学生讲红军女战士打仗的时候说,你们这些蜜罐里长大的牛奶糖,居安要思危呀,如果发生战争,我这个90多岁的老太太还有胆魄和勇气上战场杀敌人,保家卫国!这位老太太的话一针见血,对青年一代无啻当头棒喝。因此,这样的长征书写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3.风格千姿百态

  对于长征的文学书写以非虚构、写实性作品为主,篇幅上则囊括了长、中、短篇。非虚构创作,注重以真实性作为自己的创作底线及生命线,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可信度,因此更受读者的欢迎。

  长征题材文学创作进行了多样化、多向度和多维度的开掘。有的在场抒发和即时记录,如毛泽东的长征诗词、老一辈革命家和众多红军战士的日记及回忆录;有的则借助采访访谈和搜索历史文献记录等,力图重返历史现场,真实还原历史。有的作品正面描写长征历程、长征人物和故事,有的则关注那些以往被历史讲述所遗忘的人和事,譬如西路军西征历史、西路军女战士的遭遇、红军长征走后留下的人和故事等“长征遗产”。有的作品重视大的事件和情节,注重对宏大场面、壮阔场景的再现与描写,有的则专注于对细节的刻画与表现。在价值取向上,有的作品注重凸显长征精神,凸显革命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主调,有的则在人类发展长河的坐标上深入思考长征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意义与价值,还有的则对历史本身提出质疑,对战争与人性的关系作出新的思考和探索。

  卜谷的创作对象和题材基本上是“红军所留下的”——红军长征走了,但红色苏区还在,老红军、红军遗属和红军精神、红色革命传统还在。他所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全力去开掘这一座座的文学富矿,尤其注重从普通人的视角切入、从常人关注不足或关注不到的内容及人物入手,开辟出独属于自己的一片广阔创作天地。于是,“少共国际师”“红妹子”“扩红”“肃反”“红军留下的女人”“最老的红军”“毛泽覃死亡事件调查”等等,相当独特甚至是独家的题材一一跳入卜谷的创作视域。他的作品因此打上了鲜明的个人烙印并具有独特的创作取向,即从本土红色资源中开拓,讲述不一样的革命故事。

  《为毛泽覃守灵的红军妹》主人公是一位百岁女红军。这位原名张爱兰、后被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改名为张桂清的红军妹,曾经担任过红军首长项英的家庭保姆,与毛泽覃及其夫人贺怡、项英夫人张亮等都有过近距离的密切交往。她的一生几乎经历了中国现当代历史的全过程,在红军时期、解放后、“文革”中、改革开放时期,都有不凡的经历或遭遇。在白军的三颗子弹下死里逃生,身怀六七个月的身孕被敌人绑在树上生生勒出婴儿却依旧母子平安大难不死,她一生五次嫁人五次守寡,多次被怀疑是出卖毛泽覃的叛徒,最终得到平反和优抚待遇。这样一位浑身都是传奇的女性无疑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文学人物。再加上,她孤身一人为毛泽覃守灵77年,最终挖开坟冢却是一座空墓,更使她的经历蒙上了一层感人悲壮的色彩。张桂清是苏区红色革命的见证者,是历史的活化石。这部作品还特别重视地域文化特色。因为故事的发生地属于客家聚居区,人物多为客家人,因此作者特别注意更多地运用或描写客家习俗、信仰等方面的内容,从而增添了作品的文化意蕴及内涵。譬如,张桂清出嫁时哭嫁等仪式和内容,作品中穿插引用的一些客家山歌和情歌,客家人对于“神仙”、风水的信仰或讲究。尤其是描述白军摧残怀孕七个月的张桂清的情节:白军在打出的三颗子弹都是臭弹后,开始相信张桂清是“神仙”,于是试图用“半仙”——村里的神树来与之一竞高下,镇一镇这个女人身上所谓的“凶煞气”,将孕妇捆绑在树上,竟生生地勒出婴儿。这样血腥惨烈的场面,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举动,在被揉进客家特殊的文化内容之后,显得既恐怖又真实,非常震撼人。

  《为毛泽覃守灵的红军妹》故事主线之一是“毛泽覃死亡事件调查”。在这个从中央到地方乡镇历时几十年的调查过程中,张桂清的命运随之起伏,并长期被当作“叛徒”或疑似叛徒。故事的推进亦围绕此展开。因此,这部作品其实是一部悲剧。张桂清的人生是一部悲剧。她用一生去守候自己敬爱的红军首领、“姐夫”毛泽覃的灵冢,最终却被证实那只是一堆红土、一座空坟。她参加过红军,打过游击,因革命工作多次出生入死,但在解放后因种种原因,她却多次沦入“叛徒”的地位,并曾一度被陪斩,差点死在调查组的枪口之下。张桂清的命运多舛,100多年的岁月流水般从这位老人的指缝间溜走,然而,她却依旧坚强地活着。她的存在,让我们相信正义,相信世间确有一种超越时空的力量存在,那就是信念,执著信念,守望信念。作家卜谷用自己的笔为我们刻画了一个平凡如尘芥却精神高尚的人物。

  纵观80年来长征题材的文学创作,大多具有悲壮、沉雄、崇高的美学品格。这种品格几乎一开始便由毛泽东的诗词奠定。“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坠,赖以拄其间”(《十六字令·其三》);“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娄山关》);“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两万”(《六盘山》);“千秋功罪, 谁人曾与评说……太平世界, 寰球同此凉热”(《昆仑》)等等。这些诗词所透射出来的豪迈、激越、昂扬、振奋的气势,正是贯穿长征题材文学书写历程的一种基本品格及特点。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长征的书写日益显得凝重、沉雄,反思意味亦越来越强烈,许多作品更注重凸显长征以及长征人物身上所焕现出来的理想信念之美、崇高高尚之美。长征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人类壮举,它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长征精神已然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一块坚实基石。

  三、不足与缺陷

  长征是史诗性历史事件。但是,对长征题材的文学书写迄今尚未诞生与之相匹配的史诗性巨著,特别是在小说创作方面,力作杰作更显匮乏。长征题材文学创作存在着明显不足和缺憾。

  1.写实有余想象不足

  长征是一个常写常新的题材。它既是一个革命历史题材、一种珍贵的红色资源,也是人类历史的一笔共同的财富。对于非虚构写作而言,这是一座开掘不尽的创作富矿。事实上,80年来,关于长征的非虚构纪实、回忆录等作品层出不穷,丰富充实并完善了长征历史,产生了较大的艺术感染力,也涌现出了诸如《长征》《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西行漫记》这样的精品佳作。但是,在长征题材的小说创作方面却显乏力和苍白。即便是一些受到好评与肯定的小说作品,也大多带有鲜明的纪实与非虚构特征。无论是虚构的还是非虚构的长征创作,都存在着艺术想象力贫乏的缺陷。对长征的艺术描写,应将长征放在中华民族精神底色和民族国家集体心理积淀的高度来艺术地观照这一历史事件。在写作上充分发挥文学的想象,运用更为细腻、丰富生动的想象,写出更加壮美的人性、人情和人心,塑造出更为典型动人的人物形象,提炼出更为深刻、直指人心的主题,创造出更为鲜明有力的艺术形象。

  2.守成有余创新不足

  长征的文学创作较多地拘囿于已有的历史观、历史认识和看法,固步于非虚构的天地。在艺术创新方面特别是采用新视角、挖掘新题材、进行新观照方面存在不足。要用新颖的角度和视阈来照亮历史。长征不仅仅是一群人的被动“逃命”逃亡,他们更是为了北上抗日救亡图存的崇高理想,为了正义必胜的信念和信仰。这场红军战略大转移,既是被迫的长征,又是主动的出击和寻找新机。要了解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就必须了解长征这场壮烈的远征。而从国民党军队和蒋介石的视角,其显然是出于一石二鸟的目的,既试图剿灭削弱共产党红军,又趁机将中央军打入西南地区,辖制削弱西南地方军阀的实力,加强对全中国的控制。长征题材的文学创作还可以在表现载体、样式等方面进行创新,譬如借重纪录片、视频、DV、动漫、影视大片等来实现长征的文学表达。

  3.历史有余现实不足

  对历史的文学书写应该指向当下。今天的长征题材创作“由今人写”,更应“为今人写”。要用今天的视角、今天的眼光和今天的载体、方式来审视长征、思考长征、表现长征,要考虑长征题材的作品对于今天人们的认知价值、启示价值和励志价值。长征精神最重要的是理想信念,是信仰的力量和精神的魅力,是一群青春蓬勃的年轻人为了自己崇高的理想而不懈奋斗、上下求索的过程。这样的主题对于今天的人们特别是青少年无疑具有重要的思想和精神滋养作用。文学创作理应在这些方面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职责与时代使命。

  李朝全:中国作协创研部研究员

  (责任编辑:韩宵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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