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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鑫:论曲艺在重大主题创作中的独特魅力

发布时间:2016-01-29来源:中国文艺评论网作者:张鑫 收藏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回顾过往,曲艺人以坚韧不屈的精神、勇往直前的义举谱写了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壮丽篇章;今年,曲艺以抗战为创作题材向人民群众述说历史、鼓舞斗志、坚定信心;展望未来,曲艺更要担负起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不论过去,还是现在,抑或将来,爱国主义始终是曲艺人践行的永恒主题。

  一、曲艺在重大主题创作上独具价值

  曲艺是中华民族传统艺术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其历史悠久、源远流长,2000多年来深受群众欢迎和喜爱;它种类丰富,最多时达千余种,至今仍存400多种,相声、评书、弹词、琴书、坠子、莲花落、大鼓等十分活跃;它分布广泛,遍布中华大地,从农村到城市,从内地到边疆乃至海外,都能发现曲艺的身影;它用语言进行说唱叙述,是文艺轻骑,小、快、灵;它通俗易懂,最具生活底色。正因为如此,曲艺在围绕重大事件、重大主题进行创作演出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魅力。

  1. 曲艺说唱叙述,可以直入主题,具有十分高效的教育功能。 “说书唱戏劝人方”“无书不益人”等艺谚充分表明曲艺具有强烈的传递思想和价值观的艺术取向。曲艺通过说唱进行叙事、抒情、写景、说理,“明明白白,一听而过,容不得半点晦涩”。[1]在重大主题作品中,曲艺开门见山、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用“再现”和“表现”展示此情此景、彼人彼事,同观众进行直接的情感交流,抖响包袱儿展现的是与观众的共鸣,“评书无评,如目无睛”更直接具体表达了演员的价值观。因而,曲艺既能够起到直抒胸臆的功效,又可以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地影响人们的思想认识,两种功能并行不悖,形成合力,有利于实现主流价值观的有效植入。

  2. 曲艺方便快捷,可以四通八达,具有独特的传播效果。曲艺界常讲,“千军万马,全靠咱俩;分包赶角,装啥像啥”“装文装武我自己,好似一台大戏”,形象描绘了曲艺文艺轻骑的特点。曲艺演出简单,人数少,伴奏乐器少,舞台美术简单,不要化妆彩匣,不用过多服装道具,一板一醒目一架鼓一副琴,几人甚至一个人通过一人多角、化入化出就能演得淋漓尽致,是为曲艺“小”的特点;曲艺创演周期可以非常短,一段唱词、一篇书目,平时有积累的演员几日甚至一夜即可成型,排练也十分方便,而且在演出中还可以现场修改完善,是为曲艺“快”的特点;曲艺演出不受环境制约,走到哪就能说唱到哪,随时随地都可以展开演出,街头巷尾、村庄山林、边塞僻壤,登台献艺,直接面对面交流,是为曲艺“灵”的特点。小、快、灵,使得曲艺这一文艺轻骑在表现重大主题方面能够产生独具特色的传播效果。

  3. 曲艺通俗易懂,可以谐于里耳,具有迅速融入的交流本能。曲艺界老话讲,“要当好唱手,就得四海走。”“谁的见识多,谁的嘴会说;要想嘴会说,多唠庄稼嗑。”“不隔语, 不隔音, 顶要紧的是不隔心。”这无不展示出曲艺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本质联系。曲艺具有群众性,它最贴近百姓,最具生活底色,用百姓的话讲百姓的事,最易百姓接受,最受百姓欢迎。曲艺具有地方性,它是说唱的艺术,方言使得曲艺的地域性和乡土性很强,而这正是曲种丰富的内在原因,也客观上使得当地曲种在本地流传广泛,河南坠子在河南家喻户晓,二人转在东北喜闻乐见,苏州评弹在江浙沪妇孺皆知,那亲切的乡音、特有的表达方式和熟悉的乡风民俗都缩短了曲艺与观众之间的感情距离。曲艺具有即兴性,“入乡问俗”“把点开活”“抓哏现挂”,为的就是增强与观众的交流,在与观众互动过程中打造优秀的作品。曲艺的群众性、地域性、即兴性使曲艺在重大主题宣传方面可以迅速融入人民群众当中,打开人们的心灵之门。

  4. 曲艺秉持传统,可以写意取象,具有十分独特的审美价值。中华美学精神注重写意,借事抒怀。曲艺艺谚云,“唱哭像哭,唱笑像笑;真哭真笑,功夫不到”,“不像不成戏,太像不成艺;又像又不像,是戏又是艺”,“不实当作实,非真认作真”,讲的都是曲艺间接地表现艺术形象、写意取象的道理。这是曲艺与戏剧的一个显著区别,一个是演的戏,一个是说的戏。戏剧总是诱使观众自然而然地进入剧情,与剧中人物产生感情共鸣。曲艺则通过演员叙述他人或自己的故事,调动观众的观察力和理解力,使他们对书中人物命运和事情发展趋势做出判断。[2]曲艺文学的题材历来有讲史、侠义、公案、神怪、世情之分,通常是以史喻今、说事明义、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展现中华民族历来所推崇的价值观念,反映人民群众寻求正义、惩恶扬善的良好愿望。正是坚持了写意取象这一传统,使曲艺在重大主题宣传中以情感人,以理服人,以趣悦人,唤起人民群众审美的主观能动性,增强文化自觉和自信。

  二、抗战时期曲艺的价值得以充分展现

  曲艺分布于全国,扎根于人民,特别是国难当头、民族危机的时刻,成为表露爱国热情、展示抗战决心、提振军民士气的重要艺术形式。抗日战争时期,在抗日根据地、在国统区、在敌占区和沦陷区,到处都有曲艺人的身影,他们用说唱揭露侵略者的罪恶、讽刺日伪汉奸的丑态、赞美民族英雄的壮举、宣扬全民抗战的主张、鼓舞抗战到底的斗志。

  1. 曲艺植根民间、生命力强,在遭受日寇欺凌的中华大地上生生不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中国东北,成立了伪满洲国,“七七事变”后日寇大举侵华,致使我国土沦丧,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曲艺作为民间土生土长的艺术,展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曲艺人用自己特有的方式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抗争。在东北的偏僻荒村,二人转艺人在演出时常常加进去一些反满抗日的唱词,日伪统治者一再发布取缔二人转的公告,不断地大肆搜捕民间艺人,但老百姓对二人转艺人备加爱护,主动掩护艺人不被抓捕。二人转艺人李青山、刘士德经常在段子里夹带对侵略者和伪政府的讽刺,刘士德还直接给抗联战士演出,《蓝桥》《劳工叹》《李桂英寻夫》集中描写了东北劳动人民在日伪统治期间的苦难遭遇,引起了人们国恨家仇的情感共鸣。[3]河南坠子皇后乔清秀与丈夫乔利元在沈阳演出轰动一时,面对宪兵队送来的请柬不予理会,惨遭迫害。郑州被日军占领后,以演唱《刘公案》《征东征西》《东西汉》等英雄书见长的河南坠子名家刘桂枝,坚决不给日本人演唱,对敌人横眉强颈,展现了不屈的民族气节。天津著名相声艺人常宝堃成长在劳苦大众之中,爱劳动人民之所爱,恨劳动人民之所恨,他用隐晦手法通过《牙粉袋》《打桥票》等相声节目讽刺日伪反动统治,也触怒了日寇、汉奸,两次被捕,一次遭受毒打。常宝堃的师傅、一代相声大家张寿臣也有不少讽刺卖国贼、抨击反动政局的相声作品,如《揣骨相》《哏政部》《夸讲究》等,他与陶湘如在京津演出,广受欢迎。广州、香港落入日军之手后,粤曲平喉四大家之一的小明星不惧迫害,联同众艺人上演了《人类公敌》等曲目,同为四大家之一的徐柳仙演唱爱国曲目《热血忠魂》《血债何时了》,虽受威胁却坚决不为敌伪电台演唱,这些都展现了她们的爱国热情和勇气。上海沦陷前,上海滑稽艺人张樵侬、杨华生常演的滑稽京戏《沈阳城》述说了日寇侵略中国东北、东北人民与日寇斗争的故事。上海沦陷后,张樵侬、杨华生等在江浙一带一边流浪,一边坚持宣传抗日,演唱《拾炸弹》《南京城》《西洋镜》《歌八百壮士》《出征别妻》等直至抗战胜利。在敌占区、沦陷区,还有很多爱国曲艺人经常演出如《精忠报国》《擂鼓战金山》《双枪陆文龙》《木兰从军》等曲目,发扬曲艺借古喻今的传统,来鼓舞民众的士气。扎根于人民群众中的曲艺,就这样如同坚韧的小草,虽遭受踩踏,却顽强地生存,用绿色的生命呼唤着希望。

  2. 曲艺说唱大义,各曲种艺人展现了崇高的爱国精神。在全民族抗战的激扬岁月里,曲艺作为普通民众文化生活中最常见的艺术样式,理所当然成为宣传全民族抗战的有效武器。各曲种代表人物纷纷把本来用于生存的张口饭化作激发民众团结抗日的锣鼓,展现了曲艺人担当道义、爱国为民的家国情怀。“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东北后,上海独脚戏艺人江笑笑、刘春山等编演了《一•二八小鼓调》《抗敌英雄马占山将军》《抵制日货打倒奸商》《闸北掼炸弹》《哭东北》等大量段子。在贵州,“打围鼓”艺人们创作表演《十二月抗战》《八百壮士志不屈》等曲目宣传抗日。四川清音艺人纷纷把《长城谣》《松花江上》《九一八小唱》等歌曲改编成清音曲目演唱,创作了《国情探五更》《吊姚营长》等抗战新曲。金钱板艺人杨林自筹组建宜宾县青年服务队宣传队,自编自演曲目《七七事变卢沟桥》《华北失陷人民苦》《八一三上海保卫战》《血战台儿庄》,竹板一响,茶楼内外就挤满了听众,一时街道为之堵塞,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河山等口号此起彼伏。粤曲艺人关德兴、马师曾、薛觉先等多次义演献金,演出的《岳飞》《海底霸王》《汉奸的结果》《救国怜香两情深》《秦桧游地狱》《战地莺花》《金鼓雷鸣》等获得大众称赞。“七七” 事变后, 全国各地曲艺艺人来到重庆,使得重庆曲艺种类大大丰富,京韵大鼓、滑稽大鼓、山东快书、河南坠子等曲种知名艺人富贵花、富少舫、董莲枝、欧少久、小地梨、花佩秋、叶利中等同重庆曲艺界人士一起, 在老舍领导下, 成立了“曲艺抗敌宣传队”,活跃在抗日宣传一线。[4]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抗战,也是广大曲艺人的抗战,位卑未敢忘忧国,曲艺人虽然分散在中华大地,但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气节驱使他们用自己各具特色的表演担当起宣传抗战救国的使命。

  3. 曲艺表演通俗、适合大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为文艺战线的重要力量。抗日战争中, 文艺战线的广大共产党员、左翼和一切爱国的文艺工作者,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 为了民族生存和独立, 在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发展, 促成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号召鼓舞全国人民投身于伟大抗日民族战争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战斗作用。在党的领导下,一大批曲艺人从自发到自觉,承担起服务革命,服务人民大众的历史责任。陕北说书一代宗师韩起祥,年幼生病双目失明,在陕北书说得很出名,毛主席曾请他去说书并勉励他编新书、宣传革命、歌颂共产党八路军。1940年8月,韩起祥在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冲破封锁来到延安,他自我改造,不算命,不说迷信书, 把陕北民歌、道情、碗碗腔、秦腔、眉户曲调融化于唱腔,创造陕北说书曲调新特色,编写说唱了《抽洋烟》《血泪仇》《中国魂》《红鞋女妖精》等一批反映民族精神民族气节、反对压迫反对侵略的新书,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被毛主席誉为“革命的三弦战士”。1937年秋,西河大鼓艺人王尊三在大同市说书时,听到八路军已开到唐县抗日的消息,他步行500多里回到家乡,结束了流浪说书的生活,从此成为了一名专业的抗日曲艺工作者。他工作热情非常高涨,新编唱演《台儿庄大捷》《平型关大战》《保卫大武汉》《大战神仙山》《晋察冀小姑娘》《英雄儿女王桂香》《皖南事变》《王若飞》等一批抗战题材的中长篇鼓词,他的表演神情并茂,气壮山河,说到情感激烈的书段如同呼号和呐喊,激起战士和群众的万丈豪情,由此他得了一个“大武汉”的绰号。山东快书艺人杨星华入伍后, 创作演出了《沭河战斗》《大战岱崮山》等有着强烈的时代感和战斗性的作品,群众反响强烈,成为我党我军最早的山东快书演员之一。山东大鼓艺人曹永山,9岁登台,被称作“九岁红”,抗战爆发后他参加八路军, 加入中国共产党,和老搭挡弦师王桂山一起, 创作演出了《阎成独战汉奸队》《打凤凰店》《打王祥庄》《大摆地雷阵》《跳城》《孔二小姐出嫁》等作品,部队打到哪里他们就唱到哪里,还冒着生命危险到敌人据点前演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旧艺人纷纷加入“胶东盲人抗日救国会”“武乡盲人曲艺宣传队”等曲艺宣传救国队。这些盲艺人结束了旧生活, 以抗日文艺工作者的崭新姿态,积极投身抗日宣传,编唱《南关战斗》《王小三卖驴从军记》《打倒卖国贼汪精卫》《西安事变》《减租减息》《屯积公粮》《王国昌参军》等抗日题材作品,经常深入敌后,奔波在抗日烽火之中。除了直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抗日队伍外,曲艺人走向自觉的另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在党的文艺通俗化大众化方针指引下,宣传思想战线越来越多选择了曲艺这一艺术形式,曲艺也越来越被作家、戏剧家重视和运用。例如,著名小说家赵树理,创作了大量的快板、鼓词、顺口溜,尤其是他创作的鼓词《茂林恨》和《战斗与劳动生产相结合——一等英雄庞如林》,生动活泼、慷慨激昂,很受读者欢迎,在根据地产生了广泛影响。陶钝,原名徐宝梯,抗日战争时以“陶钝”的笔名发表了许多运用通俗文学语言创作的作品而传名于世。他运用曲艺形式创作了长篇唱本《杨桂香鼓词》,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党领导的山东抗日根据地抗战军民的斗争生活,从此与曲艺终身结缘。在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方针指引和影响下,一批作家创作了许多曲艺作品,著名作家老舍是最为典型的代表。老舍在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时期,团结和组织广大文艺工作者,利用各种文艺形式特别是曲艺为抗日做贡献,他自己也创作了相声《骂汪精卫》《中秋月饼》《卢沟桥战役》《樱花会议》《欧战风云》等,还有鼓词《新拴娃娃》《陪都重庆》《王小赶驴》《打小日本》等。在后来创作的小说《鼓书艺人》中他对曲艺在抗战中所起的宣传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有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文艺战线和文艺工作的正确领导,曲艺这一传统艺术形式和曲艺人这些过去被人瞧不起的群体,找准了方向,为抗战和人民大众鼓与呼,焕发了新的生命,也逐步形成了服务大局、服务群众的优良传统。

  三、抗战题材对于曲艺传承发展的启示

  在抗日战争期间,曲艺说唱劝人、方便快捷、通俗易懂、以意取象等功能性价值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不论是曲艺人自发地表达爱国热情、抵制日寇侵略、宣泄仇恨情绪,还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自觉地承担起宣传、鼓动、教育军民团结一致抗日的使命,都记录了在那个救亡图存的峥嵘岁月里,曲艺和曲艺人对时代主题的呼应。新中国成立后,曲艺依然把抗战作为重要题材,创作了很多人们耳熟能详的优秀曲艺作品。今年适逢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曲艺界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推出了一批抗日题材新作。可以说,推出抗日题材曲艺作品,不仅是曲艺的责任与使命,更对于曲艺艺术持续健康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而曲艺在抗战中走过的历史以及抗战题材曲艺创作则给我们许多新的启发。

  1. 宣扬爱国主义精神是曲艺创作的永恒主题,也是曲艺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重要原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曲艺始终把爱国主义作为作品的一个主题,通过人物的塑造、事件的述说来表达人们对英雄的纪念和歌颂,来感召人们保家卫国、振兴中华。《杨家将》等传统题材曲目反映了人们对保国抗敌、惩恶扬善、崇忠仇奸思想观念的推崇。在抗日战争时期,许多艺人通过说唱评书、西河大鼓、东北大鼓、河南坠子等各种类型的曲艺作品来激励人们与侵略者进行抗争。曲艺擅长通过讲故事对抗日战争历史进行艺术再现和表现。《烈火金刚》《血溅津门》《铁道游击队》《野火春风斗古城》《敌后武工队》《夜幕下的哈尔滨》《桥隆飙》等长篇评书、评话,经袁阔成、杨田荣、田连元、王刚、吴君玉等艺术家表演而广为人知,这些作品都是根据同名小说改编创作的,其中经典段子《打票车》《肖飞买药》《大闹玉清池》更是被广泛演出。这些抗日题材作品,一方面体现了曲艺与文学作品之间的密切关系,另一方面通过曲艺二度、三度创作,展现了不同于其他艺术门类作品的独特魅力。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重大主题活动中,各地曲艺人自觉创作的抗日题材作品,充分展现了曲艺人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的文化自觉,深刻反映了当代曲艺人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方面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如河南坠子《乔派往事》、彩唱单弦《审战俘》、相声《嫂子颂》等新创作品在中国曲协举办的展演比赛中登台亮相,广受各方好评。在北京、天津、广东肇庆、黑龙江佳木斯等地,曲艺界纷纷举行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专场演出,《黑牛钓鱼》《北平无战事》《内心独白》等一批反映抗战题材的曲艺新作,赢得人们的欢迎。青年评书演员王玥波与新浪网合作,用新媒体技术创新评书艺术,演绎了新创评书《抗战秘闻》,让人们耳目一新,上线不到三天,点击量已达十余万。由此看出,曲艺只要抓住爱国主义这一最具感召力和凝聚力的民族精神,精心创作并用符合时代要求的形式进行表演,就能够不断赢得人民群众的认可和喜爱。

  2. 发挥历史教育功能是曲艺创作的重要目标,也是曲艺以文化人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要牢记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历史传承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基因,形成了社会集体认同的价值观念,历史教育对一国家一民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南宋时,说话艺术就有“讲史”这一分类,在评书评话中还有说“银字儿”“公案”“铁骑儿”之分,其中“铁骑儿”指的就是战争。曲艺艺谚有云,“一世劝人以口,百世劝人以书”“唱字两个曰,曰古曰今,用口来醒世”,这些足以证明曲艺具有历史教育的功能。而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卫国战争,在这场中国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中,中华民族同仇敌忾,浴血奋战,无数英雄儿女抛头颅洒热血,书写了无数英雄事迹,这段历史自然成为曲艺创作的重要源泉,也成为曲艺开展历史教育的主要素材。在评书《千古功臣张学良》中,单田芳讲述了张学良为国恨家仇、以民族大义为重的传奇一生,又为听众讲述了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等历史事件。李润杰演唱的快板书《大义灭亲》、张秋萍演唱的京韵大鼓《吉鸿昌》都展现了抗日名将吉鸿昌救民族于危亡的理想和决心抗日的壮举。快板书《杨靖宇三战邵本良》展现了杨靖宇将军与汉奸邵本良数次交战、斗智斗勇的惊心动魄的故事。袁阔成创演的评书《抗日烽火》,讲述了八路军豫西抗日先遣支队领导荥阳人民对日、伪、顽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事迹。曲艺作家李新元编创,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表演的长篇评书《抗日英雄杨靖宇》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演播,重现了杨靖宇领导东北抗联一路军发动民众、团结抗日的传奇故事,使人们深刻感受到了抗日联军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与日本侵略者顽强战斗、英勇不屈的伟大精神。这些曲艺作品使人们通过艺术真实感受到历史真实,让人们时而热血沸腾、时而热泪盈眶、时而感叹不已。由此看出,曲艺作品通过艺术的表现手法再现历史人物和事件,不仅仅是对历史的记录,更是通过艺术的手段把历史教育潜移默化于艺术欣赏之中,收到的效果自然比一味地宣传说教要好很多。

  3.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曲艺创作的灵魂,也是曲艺紧随时代脚步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近年来,曲艺创作特别注重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抗日题材作品中,除了蕴涵爱国这一价值外,也渗透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其他内容。例如,陕北说书《和平愿景春光好》,描述了我国朝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目标迈进,人民群众努力创造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景。粤曲《祖国颂》表达经历了抗战烽火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贫穷落后挨打的日子一去不返,只有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依法治国、坚持从严治党,只有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排除困难,才能够实现振兴中华的理想,作品真实反映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诸多价值目标、价值取向和价值准则。曲艺小品《心愿》,通过讲述爷孙俩对孙子找日本女朋友看似相异实则相同的态度(即都认为罪恶的是日本军国主义者,而日本人民其实也是受害者),表现了中日两国人民铭记历史、展望未来、友好交往的心声,体现了中国人民以邻为伴、勤劳善良、热爱和平的优良传统,将友善的核心价值观深深蕴涵在作品之中。由此看出,曲艺只有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条主线贯穿始终,才能跟上时代前进的脚步,才能在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伟大中国梦历史征程中实现自己的价值。

  4.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曲艺创作的责任,也是曲艺持续健康发展的客观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来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曲艺作为中华民族一门传统的艺术,更是承载着“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传统价值理念,抗战题材曲艺作品也不例外。很多抗日题材曲艺作品不仅反映爱国主义主题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线,也多饱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讲究忠的是国家,孝的是父母,取信于朋友和战友,仁爱于群众和百姓,以背叛民族为耻,以民族独立为义。例如,有着光荣历史的武乡盲人曲艺宣传队近年创演的武乡鼓书《送子参军》,说唱的是英雄母亲李改花先后送三个儿子上抗日战场参加八路军的故事,李改花丈夫惨遭日军杀害,她告诉儿子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把三个儿子陆续送去参军,儿子遵从母亲的意愿和嘱托,个个在战场上奋勇杀敌。后来二儿子光荣牺牲,李改花坚定地说,只要是给咱老百姓打鬼子报仇,死了也值。这个作品充分展现了李改花对同乡百姓的仁与义、三个儿子对国家和父母的忠与孝。京韵大鼓《阔海别妻》讲述了熊阔海公开刺杀日本天津宪兵队司令加藤敬二的故事,加藤为了自保以熊阔海妻子周书真作为人质约熊阔海在自己的办公室见面,想让熊阔海放弃刺杀,而周书真与熊阔海感情深厚,临危却让丈夫为民族大义、不要为儿女情长而失去刺杀的机会,妻子被害后,背负国恨家仇的熊阔海后来终于智杀加藤,夫妻之间的忠贞爱情与民族大义融合一起。另一方面,中华美学精神具有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言简意赅、凝练节制、形神兼备、意境深远的特点,强调知、情、意、行相统一。曲艺更是以意取象,运用嬉笑怒骂、顾左右而言他等写意手段方法,与观众进行直接交流,给人以启迪和思考。例如,中国曲协主席姜昆和搭档有一段相声作品《骂鬼子》,通过老相声艺人之口,扮演汉奸、日寇之间的对话,铺平垫稳,三番四抖,借事寓意,在讽刺日军强盗嘴脸过程中让人们捧腹,又让人们看清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目的和实质,使人们在热的掌声中进行冷的思考,集中展现了相声表演艺术的审美特质。京韵大鼓《重整河山待后生》,旋律激愤、高亢、悲壮,节奏自由,通过音域宽阔、抒情浓郁、悲壮苍凉的演唱,写意式地描写出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人民的苦难,表现了中国人民为雪国耻不怕流血牺牲、坚强不屈的民族精神。由此看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美学精神是曲艺的精髓所在和曲艺艺术本体的重要组成,必须一如既往地予以传承和弘扬,唯有如此,才能推动曲艺艺术持续健康发展。

  注释

  [1] 戴宏森:《论曲艺的艺术特征》,《曲艺特征论》,北京:中国曲艺出版社,1989年,第28页。

  [2] 戴宏森:《论曲艺的艺术特征》,《曲艺特征论》,北京:中国曲艺出版社,1989年,第41页。

  [3] 王兆一:《抗战中的二人转》,《东北史地》2006年第6期,第81-83页。

  [4] 薛新力:《抗战时期的重庆文学艺术》,《渝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第68页。

  张鑫:中国文联曲艺艺术中心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王筱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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