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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写史 以虚写实:《决胜时刻》对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创作的新探索(尹鸿)

发布时间:2019-09-29来源:“当代电影杂志”微信公号 作者:尹鸿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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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胜时刻》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献礼片,表现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在开国大典前夕,驻扎北京郊区香山的半年时间所经历的重大事件,表现中共从革命政党转变为执政党所经历的抉择、准备、安排和部署。该片不仅揭秘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史实,而且也是对中共执政为民的政治初心的一种追忆和致敬。在共和国70年华诞前夕,其政治意义和价值不言而喻。某种程度上,它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赞美诗。

  当年,在中国革命最困难的时候,毛泽东在他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充满憧憬地描述过未来的新中国,“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而在《决胜时刻》中,这个新中国已成为一种即将实现的既定事实。无数仁人志士梦寐以求、浴血奋战的人民当家作主、民族独立自强的愿望即将实现,这已经不是黎明前的黑暗了,而是红日喷薄、朝霞满天的新世界了。这注定了影片昂扬、辉煌、生机勃勃的基调,呈现的是一种新的精神、新的文化。黑暗在光明的照耀下正在逐渐褪去,新中国的诞生已经大势所趋、无法阻挡。影片中,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集团无论怎样垂死挣扎,都无可奈何花落去。对于毛泽东所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夺取全国胜利的考卷已经圆满答完,如何掌握政权则成为新的考题。从影片一开始,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进发北京,这个开局就已经形成。这也昭示了本片的主题意义。

  影片表现了这个特殊的黎明瞬间。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香山指挥了夺取全国最后胜利的大局,安排了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格局,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最早的雏形······这些重大的背景,在影片中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表现,如国共之间的最后一次谈判、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第一次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和召开、开国大典的举行······甚至象征着中国人民独立自主、捍卫主权的炮打英舰紫石英号的场景,也第一次完整地呈现在电影中。这一切,都确定了这部影片的历史宏大性和题材重要性。

  在影片的后半段,生命垂危的任弼时,用他如泣如诉的小提琴旋律,似乎完成着“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主题传达。当毛泽东率领同志们含泪倾听的同时,观众也深切感受到在无数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之后,一个新中国展现在我们面前的百感交集。这一笔的感怀,与大背景的瑰丽相辅相成。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它既有抚今追昔的怀念,也有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豪迈,就像和声旋律,共同谱写了新中国的黎明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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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历史因人而鲜活

  电影不是历史教科书,记载已经发生的事往往不是艺术的主要使命。如果说历史是结果的凝固,艺术则是对已经远去的历史的激活。艺术与历史最大的差异在于:历史更关注事——发生了什么和怎样发生;而艺术则更关注人——人做了什么和为什么做。在这方面,《决胜时刻》不仅仅是一段历史文献的影像再现,更是对历史中形形色色人物的艺术想象。在这方面,本片的艺术探索弥足珍贵。

  影片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为故事圆心,又同时展开了多条叙事线索。中央书记处工作,国共合谈进程,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垂死挣扎,军事前线的战斗,毛人凤、戴鹏程和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毛泽东与毛岸英、李讷、李敏以及若隐若现的江青的家庭生活,全国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再加上虚构的警卫队长陈有富和播音员孟予的爱情,小警卫员田二桥的故事······显然,这么多的线索和界面,注定了这部影片的“非故事性”和“非戏剧性”。它与其说是具有完整戏剧冲突的故事,不如说是一部形散而神不散的散文电影;与其说是靠故事的一波三折,不如说是靠人物的栩栩如生将观众带入历史观看的视角中的。这个形散而神不散的“神”,就是影片对各人物性格的塑造。电影像一幅动态的历史大画卷,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在银幕上谈笑风生,也让历史的片断变得鲜活生动。

  在众多表现毛泽东的电影中,这部影片的毛主席形象至少可以说是最为丰满之一。在决定重大事件时的坚定、睿智,帮助捕捉麻雀时对待孩子的童心和慈祥,对待同志和战友时休戚与共的诚恳,对待张治中和民主党派人士的虚怀若谷,用锦囊妙计促成身边警卫员的恋爱所体现的风趣,对梅兰芳先生的尊重所体现的艺术修养,在街边吃完北京小吃的“赖账”······许多细节都从不同维度塑造了一个更加立体的毛泽东形象,也与毛泽东当时的精神状态和生活状态高度契合。虚虚实实、自成整体。虽然饰演者唐国强与当时仅仅56岁的毛泽东有不小的年龄差距,但正是人物形象的生动性,才使得演员能够超越年龄局限,抓住了人物的内在特征,也成为他自认为塑造的最成功的毛泽东形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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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相似,影片中许多历史人物的塑造都有新的突破。在这部作品中,刘劲饰演的周恩来改变了过去相对固化的温良恭俭的形象,他两次与老对手、老朋友张治中的唇枪舌剑都合情合理、有礼有节,表现了在当时处境下更准确的人物本色。而马晓伟饰演的蒋介石形象,在本片中既没有过度人性还原的矫枉过正,也没有回到过去的政治漫画,而是写出了他在大厦将倾时困兽犹斗和无可奈何的矛盾心理,而最后一刻放弃在开国大典当天轰炸天安门的计划,更是为观众留下了丰富的性格想象空间;而广受赞誉的任弼时拉小提琴的段落,将无数先驱为理想献身的精神表现得充满诗情画意。即便是影片中着墨不多的一些次要人物,如民国政府代总统李宗仁(濮存昕饰)、最后自杀谢罪的潜伏特务戴鹏程等人,也都有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和典型命运。这部影片,虽然人物众多,有名有姓者数十人,但大多数都性格鲜明,让人过目难忘。历史云卷云舒的画卷,因为有了这些人物的点染,才有了艺术的生动性和感染力,而没有仅仅停留在对历史事实的文献展示层面。

  当然,影片最重要的艺术创新之一,是虚构的毛泽东身边的几个“普通人”。陈有富、孟宇这一对情侣形象,为多维度展示毛泽东的性格提供了一面不同的镜子,展示了伟人“普通”的生活侧面和性格侧面,如毛泽东给陈有富提供“诗经”的锦囊妙计去讨取孟宇的欢心,又让孟宇为参会者朗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些段落都是影片中的神来之笔。当然,相对而言,这两个虚构人物由于缺乏性格假定的统一性和自身行为的主动性,与那些真实的历史人物相比,反而更多地停留于功能设计的状态,自身的完整性和深刻性反而并不出彩。不过,在文学和电影史上,用虚构的普通人来带动大历史的叙述,虚构人物往往都会出现功能性价值大于艺术价值的现象,例如美国作家赫尔曼·沃克著名的《战争与回忆》中的维克多·亨利,也更多的是串联“二战”大历史的功能性角色。

  影片中警卫员田二乔的角色,应该说是影片中意外的亮点。从不认识双清别墅的细节开始,这个天真、勇敢、忠诚的青年人的性格就让他立在了观众面前。因为一个梦境,毛泽东意味深长地同意他回乡探亲并让他收集从基层得到的信息;小战士申请到前线并悄悄给主席写信汇报;最后在渡江战役中英勇牺牲,毛泽东得知消息后泪流满面······这一生动的形象既为毛泽东与普通战士的联系提供了维度,也使得当毛主席正与孩子们团聚时得到小战士牺牲消息的细节有了一种感人的意味。领袖形象的立体,正是有了这些虚构人物的镜子才能更加充分地体现出来。这也是本片创作的一大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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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归根结底是人的艺术。我们看艺术中的历史,更是被那些创造历史和被历史所创造的人的性格和命运所感动、所感染、所激励。这正是《决胜时刻》独特的艺术成就,也体现了编剧何冀平老师、监制和导演黄建新、导演宁海强以及一干好演员在艺术追求上所达成的共识,体现出艺术创造的能力。

 

  三、质感是历史片的生命力

  历史题材电影,历史质感在某种意义上是历史真实感的基础。近年来,某些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为了“提升”电影观赏性和市场竞争力,往往选择那些在气质和内涵上明显不足的流量明星饰演历史角色,让服装、化妆和美术都更加所谓的现代化、时尚化,特别是在场面和动作设计上不遗余力地渲染和放大,甚至还制造一些脱离历史真实性的所谓悬疑、枪战、武打、情色等“娱乐”桥段······然而,这些探索,大多并未能真正增强这些电影的艺术品质和市场魅力,其原因正在于它们伤害、破坏了历史真实的假定性,甚至某些情节、场面、细节、人物被观众用“雷”(虚假得荒谬)来进行讽刺。可以说,离开了历史真实的土壤,一切从中生长的东西都不过是花拳绣腿、塑料花草。这种虚假的历史创作倾向,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的创作。

  在这方面,《决胜时刻》提供了一种新的制作理念。无论是对环境、道具、服装、空间的精雕细刻,还是在表演风格上的尽可能日常化、生活化,影片都试图努力还原历史感。双清别墅的空间、溪口蒋宅、和谈会场、剧院、政协会议······每一个空间、场面都尽可能地呈现出其历史特点,不人为地去制造华丽的奇观场面,不矫情地创作煽情段落,即便是那些反特段落,也不故意渲染追杀、搏斗场面,体现了电影制作追求历史真实感的自觉倾向。当影片最后使用四分钟开国大典纪录素材的时候,我们并不觉得虚构影像与纪实影像的不匹配,观众甚至还不太习惯纪录影像被过度修复后略显平面化的画面效果。

  显然,一些国外优秀历史片对《决胜时刻》的制作产生了积极影响。如在片名上就有相似性的《至暗时刻》,其历史质感的营造可以说在《决胜时刻》中得到了积极回应。虽然由于制作周期、投入成本等方面的差异,《决胜时刻》在某些方面的精制性、细腻性还有提升空间,但这种用尊重历史的态度去营造历史质感的追求,对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创作有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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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的创作走势

  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历史悠久、硕果累累。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大多采用传统的戏剧性叙事方式,从《南征北战》到《西安事变》,出现了许多代表性作品;思想解放运动之后,从《小花》到《今夜星光灿烂》,则受苏联电影和当时人道主义思潮影响,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从戏剧化走向了诗意化,更着重于写人情和人性,甚至发展为反战主题;而1989年的《开国大典》和《大决战》等一系列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的出现,则创造了一种全景式、立体化的叙述方式,确立了文献电影的创作模式;进入新世纪以后,《建国大业》为代表的影片,则用一种片段化、细节化的叙述,开拓了一种场景化创作形态······这些影片共同推动了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的创新发展。

  《决胜时刻》在某种程度上是这些创作模式的集大成。反特线索的戏剧性,任弼时拉小提琴和田二乔护旗牺牲的诗意化,国共两党高层的片段化,政治、军事、反特、家庭、亲情、爱情多线的立体感,可以说都是对过去不同阶段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模式的继承。但在本片中,所有这些不同的创作手段又都共同汇聚在对人物的塑造上。创作者努力在造型、心理、性格、语言表达、行为动作甚至面部微表情上,找到每个人物可识别的“唯一性”。无论是历史上有名有姓的大人物,还是创作出来的虚构人物,这种形形色色人物的“唯一性”,使得影片中的历史场面有了人的鲜活性和生动性。对历史人物的想象,使得本片在继承过往革命历史题材经验的同时,获得了艺术上新的突破。

  当然,也正是因为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经验之大成,影片也出现了一些风格不统一的痕迹。例如,反特的戏剧性线索的不够完整;两位年轻人的爱情故事缺乏新意带来人物形象的单薄;领袖人物的性格特征还是留于表层性,客观上使得人物缺乏更结实的时代力量,也缺乏心理和行为的深刻动机。如何使戏剧性、诗意化、文献性、以人为本有机、完整地融为一体,或者在某个向度上更加单纯,有所为有所不为,应该说还是一个需要继续探索的创作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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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面,《决胜时刻》用了最大的努力去还原历史的真实感,去想象历史人物的情感方式和性格的“这一个”,使得本片在《开国大典》《建国大业》等同类题材电影之后,取得了新的艺术突破;另一方面,创作者仍然在献礼大框架的制约下很难更深刻地去洞察在经过惨烈的血雨腥风之后即将迎来新世界的一代伟人复杂的内心世界,影片对中国后来的历史走向和变化也未能提供更丰富的历史哲思。革命历史题材电影未来的突破,更在于如何用美学的方式去真正理解和表达历史人物的深刻性、复杂性、时代的制约性和个人命运感。中华民族可歌可泣、艰苦卓绝的历史,期待更多的真正史诗性电影的出现。

 

  (作者:尹鸿,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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